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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隱居大漠已經整整50年了。在莫高窟建窟1600年的歷史上，還沒有哪一位高僧比他在這里修煉得更長久，獻身得更徹底。他就是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80高齡的段文杰先生——國際公認的敦煌學的開拓者，繼張大千、常書鴻之后敦煌事業的第二代傳人。几十年來，這位著名的敦煌學家青燈素箋，孜孜矻矻，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研究敦煌藝術的著作，為世人解開了一個又一個神秘的石窟之謎。他為此也獻出了自己一生最寶貴的東西：青春，健康，愛情。在蘭州，當我告訴敦煌舞蹈專家許琪，我准備采訪段文杰先生，請她先給段先牛打個招呼時，這位女士神色緊張地說，“要去赶快去！他已經患了癌症，正在蘭州住院。遲了就來不及了。”我立馬赶到省人民醫院的高干病房，段先生已經不在了。急急地去問大夫，大夫回答說：“走了。” “走了？”我嚇出了一身汗。 “回敦煌去了。” “他不是有病嗎？為什么要出院？” 大夫笑了：“你沒有見過段院長吧？”我點點頭。 “段院長的病只有在敦煌的沙漠里才能治好。” 我于是赶到了敦煌。 出現在我面前的段文杰先生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重病老人。他面容清懼，精神矍鑠，講起話來聲音洪亮，中气很足，一談就是好几個小時。我暗自納悶：他不是患了癌症嗎？段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笑說：“不要緊的，已經動了手術，問題不大了。起碼還可以在洞子里再打坐十年。”哦，好一個圣僧！ 段先生說：“比起常書鴻先生來，我的經歷算不得奇特，我就不談了吧。” 我說：“常先生畢竟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而您几乎沒有過過正常人的生活。” 段院長的神色暗淡下來了。過了好一陣，緩緩地講起了自己的敦煌夢。 1945年冬季，在蘭州滴水成冰的居民小巷里，經常可以看到一位衣衫單薄的文靜青年擔著兩只水桶，操著地道的四川腔沿街叫賣： “賣水嘍——大娘大嬸大嫂子，干淨的黃河水，快來買喲！” 當時的蘭州人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在凜冽的寒風中縮著肩膀，手腳凍得紅腫的賣水青年，日后竟然成了蜚聲世界的敦煌學權威。 段文杰來到蘭州好長時間了。年初的時候，這位國立重慶藝術專科學校的高材生，排著長隊購票參觀了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一位作家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有時候，決定人的一生道路的，往往就是那么一步。就是這一步，從此改變了段文杰的人生軌跡。也就是這一步，使得段文杰在大漠里整整隱居了50年，過了一生堪稱標准苦行僧的生活。他在大千先生臨摹的敦煌壁畫前蜘躇徘徊了整整兩天，一种頓悟——一种宗教式的大徹大悟浸透了他的全身。他斷然辭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辭別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邀約了三位同學，踏上了張大千開辟的西行之路。千辛万苦到了蘭州，碰見了剛從敦煌來的董希文。董希文滿臉疲憊地告訴他們：敦煌藝術研究所已經撤銷，人都走光了，他自己也要回老家去。 “常書鴻先生呢？” “他也要回重慶。” 段文杰一屁股跌坐在黃土上。他的一腔熱血，滿腹火焰，都被這兜頭而來的涼水澆滅了。三位同學离他而去。段文杰沒有走。不到黃河心不甘，他要在蘭州見常書鴻一面，他要听听常書鴻咋說。兩個月后，常書鴻拖儿帶女，万般疲倦地來到了蘭州。听了段文杰的敘述，常書鴻感慨地說：“就是為了你的這片誠心，我也要到重慶去奔走呼吁。”段文杰說：“我等你，常先生。”常書鴻說：“你不要等，千万不要等。重慶之行，禍福難測，人家要是不同意恢复呢？你等到几時？”段文杰說：“要等要等我要等，哪怕海枯石爛呢！”常書鴻歎了口气：“唉，又是一個唐玄奘！” 他在蘭州打小工、畫畫、賣水，等了一年多。那一年，在蘭州白塔山和黃河岸邊的貧民窟里，經常可以看到翹首東望的段文杰。他的誠心終于感動了上帝。第二年胡天飛雪的時候，常書鴻帶著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恢复的消息，也帶著新招募的各路人馬，乘坐一輛破爛汽車，喜气洋洋地從重慶來到了蘭州。見到衣衫襤褸，形銷骨立的段文杰，常書鴻的眼里涌出了淚光：“怎么，你還在這里等著？” “我相信你會回來的。”段文杰赧然一笑，跳上了西行的汽車。 從那一刻起，他到敦煌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50年來，他沒有离開過敦煌這片圣土，也沒有一天放下過自己心愛的工作——包括那漫長的20年非人生活。他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畫的臨摹；后半生則傾盡心血從事敦煌學的研究。國內外許多敦煌學專家甚至包括沈從文先生的歷代服飾研究，都得力于段文杰的功業。几十年來，他精心臨摹了各個洞窟不同時期的壁畫340余幅。他為壁畫臨摹定下了三條原則：一要客觀忠實地再現原作面貌，不得隨意增添刪除；二是重在傳神，在精細繪制的基礎卜突出原作的總体神韻；三是繪畫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所臨摹的胎炙人口的《都督夫人禮佛圖》，就充分体現了這种精神。這幅巨型壁畫是典型的盛唐作品，無論從构圖、敷色、形象、動態，還是筆墨線條來看，都出自十分杰出的畫師之手。然而由于漫長歲月的侵蝕，以及西夏抹泥重修的破坏，畫中人物面部動態和衣飾用色，已經模糊難辨了。過去曾經有過兩幅臨本，但在關鍵之處都有隨意增刪之嫌。為恢复原作面貌，段文杰做了大量供養人畫像調查，查閱了大量唐代歷史資料，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實驗練習。經過四個多月的辛勤勞動，終于完成了這幅等身巨像复原臨本。1958年，《都督夫人禮佛圖》以及段文杰和他的伙伴們臨摹的上百幅敦煌壁畫在東京展出。這是舉世聞名的敦煌壁畫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東京轟動了，觀者如堵。好佛的日本人對夢幻般的敦煌壁畫，特別是段文杰的《都督夫人禮佛圖》給予了极高的評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知道了敦煌，也迷上了敦煌。從此，日本列島源源不斷地赴敦煌朝圣禮佛的旅游活動便開始了。 就在這次赴日展出中，一件看似不經意的事情改變了段文杰的道路。日本著名的中國服飾史專家原田叔人觀看了多姿多彩的敦煌壁畫之后，脫口歎道：“看來，我的《唐代服飾》需要改寫了！”然后用不解的目光望著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領導，“這么丰富的資料，你們為什么不研究？”說著，無限感慨地搖了搖頭，“可惜呀，真可惜！” 包含著几許惋惜，也包含著輕蔑和譏諷的話語，像一千支鋼針扎進段文杰的心窩。他感到一陣陣刺痛。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敦煌人，他覺得羞愧，覺得無地自容。是啊，我們為什么不研究？！ 他開始研究敦煌壁畫中的人物服飾。敦煌壁畫，浩如煙海，歲月悠悠，天上人間，竟是老虎吃月亮，一時無從下口了。那就用最笨的辦法，從最難處下手。他先通讀了一遍二十四史，特別是精研了其中的《輿服志》。接著又閱讀了大量的服飾史論文，并從他人文章的參考書目中順藤摸瓜，逐步摸清了中國古代的服飾資料。為此，他花費了將近兩年的時間，翻閱了上百种資料，摘錄了數千張卡片。在此基礎上，他將敦煌壁畫中的人物服飾納入歷史發展体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寫出了洋洋數十万言的《敦煌服飾》一書，在這部著作里，段文杰以大量的壁畫史料為例，說明歷代服飾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更新不斷發展變化的，所謂“麗服靚裝，隨時改變”。而敦煌地處西北邊陲，歷史上漢民族和羌、氏、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雜居共處，早期壁畫中的衣冠服飾也就“胡風國俗，雜相揉亂”，漢裝胡服同時并存，我們似乎可以把這种現象視作中華民族融合的雛形。到了唐代，敦煌壁畫中的服飾就更加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了。唐王朝銳意改革，經濟文化都很發達，民族關系也非常和睦。這個時期的服飾不僅在繼承前代“法服”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統一的服制，而且大量地吸收了少數民族和外國的衣冠服飾，出現了許多花樣翻新的時裝。 隋唐壁畫中的婦女服飾最具特色。既有傳統的漢式禮服，也有吸收了西域各族和外國的衣冠服飾后創造出來的新裝。層出不窮的“時世妝”將唐代婦女裝扮得异常亮麗。 就在段文杰如痴如醉地徜徉在歷代服飾的海洋之中時，命運和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在一夜之間成了罪人。他太突出了，也太執著了。無論是繪畫，還是研究，他都走在了前面。他使得許多人黯然失色。他的成就將別人湮沒了！而為了敦煌藝術，他又敢于給任何一位領導提意見——哪怕你是老虎的屁股。 一些人在鉚足了勁儿等待著。天賜的良机終于到來了：反右運動開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報了上去，他即將被事業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強者難進“右派”的深淵。但是上面沒有在他的材料上簽字。他除了關于敦煌藝術的意見之外，几乎沒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論——因為他的心里只裝著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來，低能儿們就另謀良策。恰好有人揭發了他的一樁令人發噱的“隱私”：有位廚師的老婆在幫段文杰洗衣服時，從褲兜里發現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當作工資發給他的，一直在褲兜里裝著。他一心扑在藝術上，竟忘了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四周張著一雙雙警惕的目光。這一“反常”現象立即反饋到運動領導小組。太及時了！不容多辯，“勾引良家婦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頂現成的“坏分子”帽子戴在了段文杰的頭上。取消了副研究員的資格，工資降到40元，內部控制使用，不准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得段文杰痛不欲生。大地沉沉，呼天不應。他一度想到了用死來抗爭。但當他看到那些“左派”們臉上煥發出抑制不住的春色時，他忽然決定不死了。他要用令他們眼紅、令他們忌恨的成績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宁可讓人嫉妒，也不愿讓人可怜。于是他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繼續在敦煌學的崎嶇山路上艱難跋涉。 段文杰的研究再一次被迫中斷了。由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背信棄義和三年自然災害”，敦煌文物研究所職工的口糧下降到了每月十几斤。也就是每天半斤雜糧，而且几乎沒有什么副食。正值中年，又在進行著繁重的腦力勞動，這樣一點點熱量如何維持得住？他感到頭暈眼花，体弱乏力，動輒一身身地出虛汗。為了研究考證一個問題，他常常往返于各個洞窟之間，腳下就像踩著一團團棉花。有時摔倒了，半天爬不起來，就躺在沙地上思考。遠遠地看上去，就像是一具木乃伊。 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召喚，妻子龍時英帶著儿子從四川來到了敦煌。這完全是一段20世紀孟姜女尋夫的佳話。結婚不到一年，段文杰就告別妻子，奔赴心中的圣地，從此面壁一十二載，比達摩祖師還多了兩年。解放前的那些年頭，山高水遠，道路阻斷，加之經常領不到工資，段文杰縱有万种柔情，也無法回家探望妻儿老小。解放了，條件好些了，他又一頭扎進工作里面。敦煌的藝術家們告訴我，段文杰先生是一個“怪人”：為了藝術，為了事業，他可以完全徹底地犧牲自己，包括家庭和愛情。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殉道者。就像是一匹負重遠行的戰馬，翻過了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走過了一個驛站又一個驛站：目標永遠在前頭。他總是覺著時間不夠用，總是感到任務沒有完。心里老是默念著：等臨完了這批壁畫，我就回家，等搞出了這個課題，我就回家。但是敦煌的壁畫是那樣多，492個洞子，20多公里長的畫廊，能夠臨完嗎？1600年燦爛輝煌的歷史文物，什么時候研究到頭？然而段文杰不想這些，他只是埋頭耕耘，因為他是一頭立足于中華大地的黃牛。 為了舉家團聚，更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龍時英毅然辭去了小學教師的工作，領著年幼的孩子，一步一顛，從花團錦簇的天府之國來到“黃河遠上白云間”的荒涼世界，和分离十余載的丈夫相會了。 女人的胸膛是世界上最寬闊的海洋。內心孤苦寂寞無依的段文杰，從妻子如水的柔情中得到了溫暖和安慰。她用自己的雙唇舔干了丈夫滴血的心靈。多么善良的女人！盡管下車伊始，“好心”的人們就告訴她，她的丈夫是個控制使用的“分子”，要她和他划清界限。但她只是模棱兩可地笑了笑。她才不管那么多呢！她只認得他是她男人——這就夠了！每天晚飯之后，一家三口人手牽手，排成寬寬的橫列，大搖大擺地在窟區的街面上散步，用四川方言高聲地談笑，讓每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對革命群眾示威？對了，龜儿子們，有點這意思！ 丈夫的耳朵都餓干了。勤勞的四川女人抓養了一窩兔子。每次殺了兔子，她把兩只大腿和胸脯上的肉留給丈夫，剩下的肉讓孩子吃，自己卻只喝一點兔湯。一段時間之后，段文杰的耳朵輪儿變紅了，臉上也有了血色。于是研究工作又開始了。 他接著研究敦煌壁畫中五代以后的服飾。 一想起段文杰先生的《敦煌服飾》，這部博大精深光照后世的著作，竟然是在戴著“罪人”的帽子，頂著難耐的饑餓，在一雙雙虎視眈眈的目光逼視下寫成的，我就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這部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國古代服飾的研究內容，填補了世界服飾史研究方面的許多空白。解放后一直致力于歷代服飾研究的沈從文先生就從段文杰的研究里獲得了不少幫助。應該這樣說：段文杰先生的《敦煌服飾》，實際是一部色彩斑斕的中國1600多年民族社會的文明史！ “文革”開始后，更大的厄運降臨到了段文杰的頭上。他被作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殘渣余孽”，從職工隊伍里清除了。這個凶狠的打擊，使得龍時英的神經徹底崩潰了。她患上了狂想型精神分裂症。而段文杰則在敦煌縣一個偏野荒村里當起了貨真价實的農民。 落實政策后，段文杰含淚掩埋了痛苦离世的妻子，又開始了更加系統更加全面的敦煌學研究。關于敦煌藝術的形成，歷來有兩种觀點，即“西來說”和“東來說”。西來說認為敦煌藝術來源于印度和西域文化，東來說則認為敦煌藝術來源于中原地帶。段文杰認為這兩种觀點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即忽略了敦煌藝術本土產生的條件。他尋根究底，從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結合文物考古和歷史文獻，以及敦煌藝術所處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和藝術自身變化特征進行研究，旗幟鮮明地指出：正是敦煌自身的地域因素造成了產生敦煌藝術的沃土。魏晉文化傳統、佛教前沿地區龜茲藝術及涼州文化，都從不同方面澆灌了敦煌藝術。而北魏晚期開始的中原文化藝術，則以主要潮流影響了敦煌藝術，最終使敦煌藝術完成了中原風格、西域風格和地方風格的融合。敦煌藝術所強烈体現出來的民族風格，是整個民族藝術形成的長河中的一個環節。它是民族意識、民族審美理想陶冶下，民族繪畫創作方法、語言、技法熔鑄之集大成。 段文杰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國內外敦煌學界的重視和肯定，是敦煌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成果。 關于敦煌壁畫的歷史价值，一种流行的看法認為：敦煌壁畫是佛教藝術，是表現虛幻的极樂世界的，因而現實意義不大。段文杰悉心研究后指出：敦煌壁畫因為“寫佛”，在創作上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古代畫匠的杰出才華和非凡的想象力，采取了“以人寫佛”和佛的世俗化的表現手法，因而与現實生活有了十分密切的聯系。敦煌壁畫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了中世紀我國各民族的階級關系、工農生產、商旅貿易、大小戰爭、中西交往、官僚制度、音樂舞蹈、建筑歷史、民俗民風、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面的生活風貌，堪稱一部形象化的百科全書。特別是大量供養人畫像和場面宏大的“出行圖”，真實可信地記載了各個造窟時代河西地區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奴仆婢女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以及他們所進行的重大的社會活動，簡直就是一面封建社會的鏡子。 段文杰還通過他的專題論文《早期的敦煌壁畫》、《初唐敦煌壁畫》和《盛唐敦煌壁畫》等，從全新的角度探討了敦煌壁畫的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他著重指出，敦煌壁畫繼承了現實与想象結合的創作方法，形成了線描造型、夸張變形、想象相合、散點透視、裝飾构圖、隨色寫類、以形寫神等獨特的表現技巧，創造了單幅畫、組畫、連環畫、屏風畫、“胡粉涂壁，紫青界之”、“清起形貌，置其官爵姓名”、“左圖右史”等表現形式。在此基礎上接納了傳自西域的外來佛教題材，以佛經為依据，以現實生活為素材，經過“万類由心”的營构過程，創造了神人結合的形象和宗教幻想境界，形成了敦煌壁畫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風貌。敦煌石窟藝術雖然是佛教的產物，卻不是佛教的圖解，而是宗教題材的藝術創作。從較為單純的北涼風格起，直至盛唐壁畫的完美，敦煌壁畫完成了從佛教到人，從圣壇到世俗的軌跡。惟其如此，才將虛幻的天堂和喧鬧的人世巧妙地合而為一了。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建為敦煌藝術研究院，段文杰先生擔任院長。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段文杰和他的同事們向爭奪敦煌學研究領導地位的世界級競賽發起了沖刺。從那時算起，已經十余年過去了。這是敦煌最為輝煌的十年，也是敦煌人最值得驕傲的十年。在這期間，他們推出了《敦煌莫高窟內容錄》、《莫高窟供養人題記》、《莫高窟窟前遺址清理報告》等敦煌學研究領域的第一手專研資料，編輯出版了第一部《敦煌研究文集》，創辦了大型學術刊物《敦煌研究》。全院同仁在海內外發表高質量的敦煌學論文500多篇，出版研究文集十余部，出版專題大型畫集十余冊，系列大型畫集五套。而段文杰本人更是寶刀不老，寫出了《敦煌壁畫概述》、《敦煌早期壁畫的風格特點和藝術成就》、《試論敦煌壁畫的傳神藝術》、《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彩塑藝術》、《晚期的莫高窟藝術》、《道教題材是如何進入佛教石窟的》等數十篇蜚聲敦煌學界的壓卷之作，出版了30万字的《敦煌石窟藝術論集》，成為我國敦煌學研究的名副其實的帶頭人。 1990年10月，盛況空前的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敦煌莫高窟隆重舉行。來自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印度、韓國、匈牙利、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我國大陸和台灣、香港地區的200多名專家學者出席了這次盛會。會議由段文杰先生主持。會上發布的97篇學術論文，我國學者就占了74篇。這次學術討論會在石窟內容探討、佛教思想研究、敦煌文學分析、社會經濟文書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經變的深入剖析、音樂古諳的破譯、民族風格和宗教藝術關系的探討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使敦煌學研究提高到了哲學和美學的高層次、高品位上。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召開，以及我國學者一系列研究文集的出版，標志著敦煌學終于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中國。日本著名的敦煌學家池田溫教授感慨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敦煌藝術研究院已經成為現今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敦煌學研究中心！” 會議結束后，段文杰抱著外國學者奉獻給他的一束束鮮花，悄然來到了龍時英的墳上。他將鮮花插到妻子的墳頭上，閉上了淚水盈眶的眼睛。晚風挾帶寒意，浸透了老人瘦弱的身体，他迎著火紅的夕陽走下沙崗。在他的前面，是一條長長的山路。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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