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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錄之六 傳習錄上 先生于《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于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 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余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据？‘作’字卻与‘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于‘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說相戾。 ”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离卻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极，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歎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于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請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請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請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請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于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后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后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后去种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几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于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极；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极。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謬，所以雖在圣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于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与宗賢、惟賢往复辯論，未能決，以問于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与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斷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么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与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即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于《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据，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圣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与吾說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后能無失，尚与天為二，此便是圣賢之別。至于‘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与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響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听言動，即視听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現處用功。如發現于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現于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現于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現于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現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于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听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胜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后，《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几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胜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愛曰：“如《三填》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气益開，文采日胜，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复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与《五經》事体終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 《五經》 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异？”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將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于《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本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秦之郊廟，奏之鄉党，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溢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其后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后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圣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扰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旁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种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傍縱要种此嘉谷，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圣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后世著述，是又將圣人所畫，摹仿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圣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圣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示天下，皆圣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万世，亦圣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如何？”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圣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宁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里。凡圣人所說，雖极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里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洁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洁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會點言志，夫子許之。圣人之意可見矣。” 問：“宁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當其宁靜時，亦只是气宁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靜不宁靜。若靠那宁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宁靜；以宁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晰說來，卻似耍的事，圣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人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儿，亦善譬。嬰儿在母腹時，只是純气，有何知識？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后儒不明格物之說，見圣人天不知無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葉，葉而后花實。初种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极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体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体，這心体即所謂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万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 “晦庵先生曰： ‘人之所以為學者，心与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体。” 問：“‘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亂，然后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余’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圣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听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 “仁、 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教，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于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燦然。”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听著，才有一念萌動，即与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廊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時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异。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听。圣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于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瞶豈不感動底豫。蒯瞶既還，輒乃致國請戮，瞶已見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于父。瞶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于是集命于輒，使之复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瞶為太公，借物致養，而始退复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煉。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于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体，必須調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圣人強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体，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書畫；《易》之變，是值其盡；《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气，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气合聚發生處。圣人則不消說夜气。”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人為存。若論本体，元是無出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人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离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見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處，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為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為异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于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圣人之學。圣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曰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可豈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早死！”問：“如何卻有《續經》 之非？ ”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齊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气、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气，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喜怒哀樂，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廊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眾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為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后，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中心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后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圣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個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天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后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現，私欲亦終不自現。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体，不可執著。卻拘滯于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尋求，見得自己心体，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亙古亙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体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体，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夔之樂，稷之种，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后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体正者能之。” “与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气象如何复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游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聰也。圣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于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气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謂，非极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气在其中，無暴其气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乃偽也。圣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万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問：“伊川謂不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气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所謂認气定時做中，故令只于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体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体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后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后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于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体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气象？ ” 曰：“如明鏡然，全体瑩徹，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時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复纖毫留滯，而此心全体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圣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圣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后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体，圣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圣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為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為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与告子异。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欲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動。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复其心之本体。” “万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即万象森然。沖漠無脫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于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其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后世之學，其极至，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 “格物于動處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為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扰扰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万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為一体’，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体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個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后漸漸至于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個發端處；惟其有個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后發干，發干然后生枝生葉，然后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干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個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干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卻是仁理從里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与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于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 侃問： “持志如心痛， 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語，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向。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死死守著，恐于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為何而學？學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听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請求亦只是体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 ” 一友敘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說与晦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嘗异也。若其余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圣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圣者安在？”先生曰：“圣人之所以為圣，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万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圣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于万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圣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圣人；猶一兩之金比之万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學者學圣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煉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煉愈難；人之气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圣人。以為圣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圣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万鎰精金，不務鍛煉成色，求無愧于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万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复有金矣。”時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于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于吾事’，又謂‘此与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复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气之動。不動于气，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异？”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于气。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于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气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气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憤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体當。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為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為累于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于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為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气机，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緩，雖千變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与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万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体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气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為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為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与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于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兩喻圣人之分量，以鍛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万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圣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万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圣，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盡同得？！后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么，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体，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体用。動靜時也，即体而用言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謂体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体，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齊，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种根何枝葉之可得？体用一源，体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与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圣人歎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种樹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气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見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諭万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個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与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 兩句合說一件。 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离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极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胜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后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体？”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自圣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憤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体。所以說‘有所忿憤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里面体當自家心体，常要鑒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于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后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体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功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离，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 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天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更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于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為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個意見，便有過當處。‘為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于陽虎，此便見圣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 不知緣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為得個軀殼的己，不曾為個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离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著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听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為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為著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听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听言動，須由汝心。這視听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于目；汝心之听，發竅于耳；汝心之言，發竅于口；汝心之動，發竅于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听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听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听，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体，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個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為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后居夷三載，見得圣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圣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圣人之學。先生曰：“已与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气象。先生曰：“啞子吃苦瓜，与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圣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于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圣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圣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圣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于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后能不違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則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靠顏淵為邦之問，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体圣人；其于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于防范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達佞人。蓋顏子是個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輅，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個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為邦’，便把做天下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后誠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于此不察，直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极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里補個敬字，那里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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