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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明月几時有”


  “到底指誰呢?”——同一個問題,在八指頭陀死在法源寺后兩年,一九一五年,中華民國四年,又被提起了。
  這一年是令中國人痛苦的一年,因為中國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華民國,遭遇了空前的劫難——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居然做總統做得不滿足,要當起皇帝來了。全國上下,一片勸進之聲。
  梁啟超感到很可恥,他在天津家里,偷偷會見了從北京來的神秘人物,這人物不是別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時務學堂教書時的十六歲學生——改名蔡鍔、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鍔在戊戌政變以后,到日本讀書,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師梁啟超的門下。不過,他另一位老師譚嗣同的死難意義,卻引出了他跟梁啟超不同的解釋。在老師梁啟超、太老師康有為的解釋里,譚嗣同是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隨死者,繼續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与人為善的方式在內;但在蔡鍔的解釋里,譚嗣同是為了證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譚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們覺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歲那年,在義和團動亂發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師唐才常等十九個人,從日本偷偷回到中國,准備舉事。但是,他們失敗了。查辦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張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師,他審問時想開脫他的學生,故意跟左右說:這個人不像唐才常呀!會不會抓錯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卻高聲叫道:失敗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豈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殺了。臨死前吟詩一首,最后兩句是:“剩有頭顱酬故友,無真面目見群魔。”——他終于在“故友”譚嗣同死后不到兩年,也跟著犧牲了。
  唐才常在被圍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燒掉了同志名冊,使官方無法株連,蔡鍔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參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動。
  蔡鍔進了日本士官學校,成績优异,畢業后口到中國,加入清廷的軍事陣營,密謀革命,這時他二十三歲。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發生。發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區的領導人。這時他二十九歲。兩個月后,中華民國成立了。
  中國人的中華民國雖然成立了,但是中國人的皇帝思想并沒退去。中華民國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動就展開了——戊戌政變時出賣譚嗣同的袁世凱操縱民意,想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由他做皇帝。這時候,梁啟超、蔡鍔他們再也忍不住了,他們要在眾神默默、全國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奮起力爭,為中國人爭人格、為中華民國爭命脈。這种努力是艱苦的,首先他們就得先從袁世凱偵伺下的北京、天津脫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鍔從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啟超,他們談到了脫身的計划。
  “十七年前,”梁啟超說,“我和你的譚老師在北京談到离去和留下的問題。十七年過去了,我們又發生這一問題了。依我看來,目前的發展情況,該是你先离開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舉義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凱就特別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來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鍔猶豫著,“如果我先走了,老師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會影響我們基本的夙愿。記得你譚老師十六年前的獄中題壁詩吧?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

  第四句寫出了去留之間,大家肝膽相照,昆侖為中國發祥地。‘兩昆侖’指做兩位堂堂的中國人,不論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當年譚老師以程嬰和公孫杵臼期勉老師和他自己,‘去留肝膽兩昆侖’自是專指老師和他兩人而言。”蔡鍔補上一句。
  “把‘兩昆侖’解釋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應起來,固然相當,但我后來看到譚老師《石菊影廬筆識》中‘學篇’第五十六則,有這樣的文字:‘友人鄒沉帆撰西征紀程,謂希瑪納雅山即昆侖,精确可信。希瑪納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為昆侖奴,亦一證也。’這段文字,是譚老師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對‘昆侖’的詮釋。這樣看來,譚老師所謂的‘兩昆侖’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羅升。這兩個人,在譚老師死后,一個去湖北向譚老師的父親報信;一個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這樣解釋,未免狹窄了一點,不過探討譚老師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從小雖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親的感情,卻深得很。事發后,九門提督查抄來的文件中,有許多他父親寫來因反對他參与變法維新,而表示不滿或斷絕關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沒有株連到他父親,其實這些家書都是譚老師為了開脫自己父親而捏造的。當時他遲遲不肯逃走,要留下來學他父親筆跡捏造家書,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譚老師出事時,大家還聯合瞞他父親,說譚老師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個朋友寫信不小心,泄漏了,他父親听到消息,兩手抵住書桌、兩眼默默垂淚,再也沒說一句話。關于譚老師從容就義,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釋:或說他為了對支持變法維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說他為了提醒大家要繼續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證實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救他父親而死……每种解釋,其實都可以成立。”
  “老師你相信哪一种?”蔡鍔問。
  “我相信譚老師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從佛法中看破生死,進而要殺身成仁,以完正果,則是最根本的。我認為從大目標看來,他想要用一死證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有賴于大家去革命;但從眼前的較小的目標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實在有鼓勵大刀王五他們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內。我們不要忽略了譚老師性格中的俠義成分。在他的俠義性格里,看到光緒皇帝受了漢族影響,甘愿犧牲一切,去救中國,因而換得如此下場,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還要救皇上,他自己沒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們去冒大險,于是他又對大刀王五他們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對自己干的事自己會付出一條命來負責,這是很光明磊落的。從這种目標來看,‘兩昆侖’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說法,反倒近似。有的說王五和胡七是昆侖派劍俠;有的說唐朝小說《昆侖奴傳》有‘昆侖奴’摩勒、宋朝《太平廣記》也有陶帆和他‘昆侖奴’摩訶,都用昆侖表達俠義的行事,所以‘兩昆侖’指的,是劍俠們救皇上的事。那首詩最后寫他自己這邊,從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動,托付給劍俠們了。照這樣路子解釋下去,可能‘兩昆侖’中,一個是指譚嗣同自己,一個是指王五。他們之間的關系,也變成去者与留者的關系。當年公孫杵臼說:‘立孤与死孰難?’扶養孤儿長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個難做?程嬰說:‘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說:他們姓趙的一家對你好。你就勉強擔任難的一部分吧,由我擔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我想,譚老師經過思考,認為以他的身分与處境,适合扮演公孫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來的許多事,交給王五他們去辦。譚老師獄中題壁詩的最好解釋,大概朝這一方向才比較妥貼。”
  蔡鍔點了點頭。但他有一個疑惑,不能解決:
  “不過,照老師為譚老師印出的《仁學》里,明明有他‘沖決网羅’的立論,他認為欲致人類于大同,非得先‘沖決网羅’不可。他說:‘初當沖決利祿之网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据若詞章之网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网羅、次沖決君主之网羅、次沖決倫常之网羅、次沖決天之网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网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网羅。’又說:‘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又說:‘君主之禍,無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說:‘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复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又說:‘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未也。民之与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与未,更無相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況又有滿漢种族之見,奴役天下者乎?,……由這些話看來,譚老師明明是有非君之見的、甚至有滿漢之見的,但他卻在得君行道的短暫机會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壯行動。老師說譚老師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為光緒皇帝一死的悲壯,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個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關于譚老師殉難的解釋,在五花八門之中,卻以這說法更令人惊心動魄了。老師以為呢?”
  梁啟超坐在書桌旁,點著頭,又用食指輕杵著頭。他的頭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給人明亮睿智的感覺。在小學生蔡鍔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著一股交情与默契。
  “關于‘死事’与‘死君’的問題,在譚老師最后見我一面時,我們曾討論過。譚老師基本上,是反對清朝的、反對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們看到他贊揚太平天國的革命,說洪秀全、楊秀清他們‘苦于君官、鋌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又贊揚法國大革命,說‘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滿反帝言行,我們早在時務學堂時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這樣對立的轉變,乍看起來,的确難以解釋,而會被自然解釋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細看去,我認為光緒皇帝在他眼中,已經不是狹義的‘君’了,而是廣義的‘事’了,光緒象征著的是中華民族沒有畛域之分,華夷共處、滿漢一家;光緒象征的是變法維新、改革腐敗政治的誠意;光緒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漢、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犧牲救國救民;光緒象征的不是一個通常的皇帝,而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個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在譚老師眼中,光緒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業共患難的朋友。他們之間已不是君臣,而同是偉大的中國人。正如譚老師書中所說的‘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譚老師因此患難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實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則皆民也’的立場,他也不要單獨丟下光緒在北京。當然,這也只是原因之一。剛才我說過,每种解釋,其實都可以成立,你所認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譚老師絕不是狹義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對皇帝的。在這一點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聯手貫徹他的思想了。古人說:‘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譚老師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為我們中國人奮斗的目標,留下了南針与血證,他現身說法,為中國人留下偉大人格的榜樣,叫我們去怀念、長想。這也正是他跟我們的因緣……”梁啟超說著,淚光已經閃出來了。
  蔡鍔點了點頭,“老師說得對,眼看就是干千万万中國人,頌王莽功德、上勸進表了;眼看袁世凱就當上皇帝了,這成什么話!全世界看中國人是什么東西呢?中國人全是沒骨气沒人格的了,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讓人把中國人看扁!”梁啟超接過去,用力他說,“你我就分頭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頭做我們的學問;事情失敗,准備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國!”
  就這樣的,蔡鍔從梁啟超家里,化裝逃往日本,轉到他可以影響的云南,宣告起義,反對帝制;梁啟超在半個月后也伺机潛往上海,轉道廣西、廣東,游說響應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達成了廷續民國命脈的目的。可是,起義者本人,卻付了相對的代价,“洪憲皇帝”袁世凱在六月羞憤而死,活了五十八歲。蔡鍔在五個月后,也積勞而亡,他死在日本醫院里,只活了三十五歲。
  在梁啟超、蔡鍔師生二人聯手行動的同時,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也加入了。康有為在云南起義時,一面秘密寫信給蔡鍔,叫他設法收复四川;一面變賣房地,以為資助。梁啟超高興他老師也參与這一行動,但是,當他發現康老師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凱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鍔死后,康有為以太老師的身分,寫了一對挽聯,內容是:

  微君之躬,今為洪憲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聞鼓鼙之聲來。

  “聞鼓鼙而思良將”,這是康有為的滿腔心事。但是,他沒有良將,他只是光身一人。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灰心,他仍要為中國設計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國,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變成了時髦的口號。孫中山在南京做了臨時大總統,向北京提出了和議條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統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軍政大權落到袁世凱的手里,經過暗盤的談判,孫中山把總統讓出來,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了臨時大總統。中國這么大的國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這樣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國交給孫中山,固然可慮;交給袁世凱,豈不也半斤八兩嗎?
  從帝國轉到了民國,中國在形式上有了些進步。留了三百年的辮于,給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陰歷,給陽了;國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給改成了五色旗;稱呼也不“大人”、“老爺”了,給改成“總長”、“先生”了;舊有的官制,也一一給改成新名目了……
  不過,這些進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對小腳,可是有人還在纏;政府反對鴉片,可是有人還在抽;政府反對刑求,可是有人還在打;政府反對買賣人口,可是有人還在買來賣去……民國呵,它离名義的帝國業已遙遠,它离實質的帝國卻還那么接近。它在許多方面,只是帝國的代名詞!
  有一點倒是真的遙遠了,那就是全國上下對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來,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穩定國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國到了、皇帝倒了。強梁者進步到不要別人做皇帝了,卻沒進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個。
  康有為早就看出這种危机,他在新舊交替的當口,大聲疾呼,做救亡之論。可是,在眾口一聲并且這一聲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沒有人肯登、也沒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歲的年紀,卻已投閒置散。他的心情是蒼茫的。他四十歲以前,守舊者說他維新;他五十多歲以后,維新者又說他守舊。并且這种說法,早就開始了。他五十多歲時發生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為出局之時。當年別人守舊,他搞維新,大家還附和他;可是當別人排滿,他卻保皇;別人革命,他卻“反革命”;別人共和,他卻君主立憲的時候,他就顯得太不合時宜了。別人只能知道第一階段的他,卻不能知道第二階段的他。不過,康有為卻是不肯怀憂喪志的,沒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華民國成立那年,就創辦了《不忍》雜志。這雜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寫的,每本約七八万字,他用一個人的力量,大聲疾呼,要喚醒別人。不過,二十年前,他喚醒的對象,是一個皇帝;二十年后,他喚醒的對象,卻是千千万万的眾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喚醒,可是皇帝救國有心無力;而眾生呢,卻根本喚不醒他們,他們千千万万,只是夢游的患者。結果呢,有心無力的,變成了康有為自己。但是,難道他從此就停止了么?不會的,還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們,來救亡圖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際,他亡命在日本,就寫信給革命党領袖人物黃興——就是當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譚嗣同接走的黃軫,也就是黃克強,提醒他中國是几千年的君主國,驟然變成共和國是會惹出麻煩的,不如學英國學日本,以立憲的君主國,來長保琠w。他認為這种“虛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虛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這种迂闊的意見,誰又听得進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預言的革命會給中國帶來麻煩,好像說中了。他決心再把中國給調回頭來。現在,有一個做虛君的人選,也相當合适,那就是被廢除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溥儀的缺點在他是滿族人,但优勢也正在他是滿族人。滿族統治中國,已經有兩百六十八年的歷史了。這一歷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穩定性。溥儀是光緒皇帝的繼承人,他的年號是宣統,宣統不到三年,中華民國就成立了,溥儀變成了遜帝,溥儀手下的王公大臣變成了遺老。遺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頑固分子”,他們無日不想复辟,把現在扭成過去,但是,他們手無寸鐵,無能為力。正巧有一個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的張勳,是頑固專家,他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軍隊都保留了辮子不剪,號稱“辮子軍”,有意恢复舊王朝。遂在袁世凱死后一年之日,擁立宣統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權。在這幕活劇里,康有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長。可是,曇花一現十三天,段祺瑞在馬厂誓師而上的部隊,就把“辮子軍”打垮了。宣統皇帝逃到英國公使館尋求政治庇護、張勳逃到荷蘭公使館、康有為逃到美國公使館。
  美國公使禮遇康有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寫書作詩,苦撐待變。在整個的复辟失敗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無法光复舊朝,因為他早就有心理准備,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敗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這些共事的清廷遺老,因為他也早有心理准備,知道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號大弟子梁啟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馬厂誓師的真正軍師,不是別人,正是梁啟超。梁啟超在反對复辟的通電中,公開指斥“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顯然已經直接攻擊到康老師頭上來了。康有為躲在美國公使館,對梁啟超的“當仁不讓于師”,非常惱怒。他寫詩說:

  鴟梟食母獍食父,
  刑天舞戚虎守關,
  逢蒙彎弓專射羿,
  坐看日落淚潸潸。

  在詩中,從動物到神話,凡是顯示出忘恩負義例子的,都被他選進詩里。在詩槁最后,他還寫下十三個字——“此次討逆軍發難于梁賊啟超也!”可見他內心的苦痛。他最心愛的學生也离他而去了,這個世界,更孤單了。
  不過,在孤單中,也有對話的聲音存在,那就是美國公使館中的一名精通華語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過來陪他聊天,兩人談得也蠻投机。有一次,史迪威問到复辟的事。
  “有人說你康先生這次參加复辟,是‘迷戀紅頂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經意的帶進主題。
  “你以為我康有為那么沒出息、那么反動嗎?你就錯了。”康有為有點激動,“對君主政治,我其實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來的‘圣君’,不過是大桀小桀;所謂‘賢臣’,只是助桀為虐。這些遺老辮帥,根本不知政治為何物,我參加复辟,志在實現‘虛君共和’的理想而來,不是參加這些人的丑劇而來,你不要認錯了人!”
  “‘虛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變法時,搞得是‘虛君共和’么?”
  “那時候不是。那時候我希望光緒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實權,是‘開明專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傾向‘君主立憲’認為君權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華民國的形式,我主張我們采行英國式的‘虛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張是進化的,淺人看來,我是保皇党,其實我保的皇,絕非這些遺老辮帥保的皇。我認為清朝兩百六十八年的統一基礎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國,從過去亨利第八的絕對君權,到今天喬治五世的‘虛君共和’,都有皇帝擺在那里,英國不論怎么耍花樣、怎么改變政体,它都聰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虛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實質上已經一變再變,甚至變到了虛有其名、空殼子,又何必這么麻煩,千方百計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國,豈不更好?”
  “不然。你別忘了,中國是有皇帝的國家,已經几千年了,這個傳統你必須重視,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視的一种。我在外國十六年,八次去英國、七次去法國、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國住了三年,所過三十一國、行經六十万里,雖不敢說盡知真相,但是一直細心考察,所以我的結論,不是虛空的,而是落實的。我深信中國當學英國,要挾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誰為天子,只要有傳統象征作用的,都可以。從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遜帝,我都贊成。目前衍圣公只有兩歲,宣統比較合适。所以我參加了复辟。我參加,是希望大家搞‘虛君共和’的,沒想到遺老辮帥們沒見識。我提議的定國號為中華帝國、行虛君共和制、召開國民大會、融化滿漢嗆域、親貴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諱等開明民主措施,他們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國、大清門、大清銀行等等,妄想恢复舊王朝的統治,大家爭權奪利,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點著頭、點著頭,他顯然被康有為說服了。他站起來,又為康有為敬了茶。
  “康先生的見解遠大、立身正大,我們美國人都了解,這也就是我們公使館愿意出面政治庇護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國人對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夠,這倒是很遺憾的。這真是中國的難題。”
  康有為冷笑了一下,“難題也不單是中國的吧?你們美國又何嘗不然?你們開國時的先知和功臣湯瑪斯。潘恩,在把美國帶入新境界以后,還不是要离開美國,到法國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國,因為反對暴力革命,還被關在牢里,美國總統雖把他救回美國,但他的后半生,卻在被美國人漠視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們美國人對自己的先知和功臣,還不是一樣!”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說:“那穌說先知總不在自己鄉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不過,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獨特的結构,他們對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許有令人惊訝的肯定,也許不要等上一百年。試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國罪的要犯,可是你卻能逍遙法外,大家除了責怪你康有為老朽昏庸不合時代潮流外,對你并沒有什么惡意,這种和稀泥的態度,正是中國人的一大特色。現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國政府商量,閉一只眼,放你南下,這在外國是辦不到的啊!法國大革命時湯瑪斯·潘恩為了保護下台的皇帝,都要被關起來;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過不了了之。中國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們也不過分迫害他啊……”“你看著吧!”康有為打斷他的話,“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會看到中國的劇變。我想我是中國最后一個僅存的先知,最后一個被群眾放過、被暴民放過、被政党放過的先知。原因無他,他們認為我早已不屬于他們的時代,他們放過我,一如他們放過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著看吧,這點殘存的寬大將來也愈來愈少了。民國、民國,民猶是也、國猶是也,將來的麻煩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陽、是落日,那么民國卻是夕陽落日后黑夜,將來的麻煩可多著呢……”說到這里,廉有為抬起頭來,眼望著窗外,“四十年來,我所預言的,無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無一不敗。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國的今天,也從中國的今天遠看到四十年后,雖然四十年后,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這一對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國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嗎?他死前遺命把他頭顱懸在城門口,要看自己國家的滅亡。”
  “康先生還是不要太悲觀了!”史迪威站了起來,“即使民國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輪明月,時常會照亮它。”
  “是嗎?”康有為笑了一下,也站起來,“不談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為他題几個字,我要去揮毫了。中國的毛筆字真有用,當你想逃避一下現實,它可是最好的寶貝。”
  “人家說康先生的書法,民國第一。康先生光憑毛筆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贊美著。
  “不是民國第一,是中國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筆字在民國站一席地。在眾生嗷嗷待哺、國事魚爛河決的時候,靠毛筆字是可恥的。不過,談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許我得靠賣字來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華民國變成了最偉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寫毛筆字!”
  在笑聲中,兩人分了手。
  三天以后,在美國公使館躲了半年以后,美國公使終于跟中國政府取得默契,用專車把康有為送到天津去。康有為臨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沒有封起。史迪威打開一看,赫然寫著雄渾的五個大字:

<<明月几時有>>
  下有小字寫著:

{{木堂先生屬}}
                   康有為

  史迪威頓然一惊,然后搖了搖頭,停住了,過了一會,他把臉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來,冬天走了。”他心里想著,“他該走了,北京的冬天,對他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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