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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風而去


  當我告訴鄰居們房子已經賣掉了的時候,几乎每一家左鄰右舍甚至鎮上的朋友都愣了一下。几家鎮上的商店曾經好意提供他們的櫥窗叫我去放置售屋的牌子,這件事還沒來得及辦,牌子倒有三家人自己替我用油漆整整齊齊的以美術字做了出來——都用不上,就已賣了。
  當那個買好房子的璜看見報上還在刊登“售屋廣告”時,气急敗坏的又赶了來,他急得很,因為我沒有收定金,還可以反悔的。
  “求求你拿點定金去吧!余款等到過戶的手續一辦好就給你。你不收我們不能睡覺,天天處在緊張狀態里,比當年向米可求婚的時候還要焦慮。ECHO,你做做好事吧!”璜和米可以前沒有和我交往過,他們不清楚我的個性。為了使他們放心,我們私底下寫了一張契約,拿了象征性的一點定金,就這樣,璜和米可放放心心的去了葡萄牙度假。而我,趁著還有一個多月,正好也在家中度個假,同時開始收拾這滿坑滿谷的家了。
  “你到底賣了多少錢?”班琪問我。那時我正在她家中吃午飯。
  “七百万西幣啦!”我說著不真實的話,臉上神色都不變。“那太吃虧了,誰叫你那么急。比本錢少了一半。”班琪很不以為然的說。
  如果她知道我是五百六十万就賣掉的,可能手上那鍋熱湯都要掉到地上去了。所以,為著怕她燙到腳不好,我說了謊話。
  那几天長途電話一直響,爸爸說:“恭喜!恭喜!好能干的孩子,那么大一幢美屋,你將它只合一百六十万台幣不到就脫手了。想得開!想得開!做人嘛,這個樣子才叫豁達呀!”
  馬德里的朋友听說我低价賣了房,就來罵對方,說買方太狠,又說賣方的我太急。
  “話可不是那么說,人家年輕夫婦沒有錢,我也是挑人賣的。想想看,買方那么愛种植,家給了他們將來會有多么好看,你們不要罵嘛!我是千肯万肯的。”
  “那你家具全部給他們啦?”鄰居甘蒂在我家東張西望,一副想搶東西的樣子。
  “好啦!我去過璜和米可的家——那幢租來的小公寓,他們沒有什么東西,留下來給他們也算做好事。”“這個維納斯的石——像——?”甘蒂用手一指,另一只手就往口過去咬指甲。
  “給你。”我笑著把她啃指甲的手拍的一打。
  “我不是來討東西的,你曉得,你的裝飾一向是我的美夢,我向你買。”
  “我家的,都是無价之寶,你買不起,只有收得起。送你還來不及呢,還說什么价錢,不叫朋友了。”我笑著把她拉到石像邊,她不肯收。
  台灣的朋友打電話來,說:“把你的東西統統海運回來,運費由我來付,東西就算我的了,你千万不要亂送人。”台灣的朋友不容易明白,在西班牙,我也有生死之交,這次离別,總得留些物品給朋友當紀念,再說,愛我的人太多太多,東西哪里夠分呢?
  那個晚上,甘蒂的大男孩子、女儿和我三個人,抱著愛神維納斯的石像、掮著一只一百二十年前的一個黑鐵箱,箱內放了好大一個手提收錄音机、一個雙人粗棉吊床、一整套老式瓷器加上一塊撒哈拉大挂氈,將它們裝滿了一車子,小孩子跟著車跑,我慢慢往下一條街開,就送東西去了。“出來抱女人呀!莫得斯多——”我叫喚著甘蒂先生的名字,聲音在夜風里吹得好遠好嘹亮。
  甘蒂看見那只老箱子,激動得把手一捂臉,快哭出來了。她想這只海盜式的老箱子想了好多年。以前,我怎么也不肯給她。
  “ECHO,你瘋了。”甘蒂叫起來。
  “沒有瘋,你當我也死啦!遺產、遺產——”說著我咯咯的笑,跑上去抱住她的腰。
  “一天到晚死呀死呀的,快別亂說了。”
  都歎了口气,凝望著我最心愛的女友,想到丈夫出事的那個晚上,當時她飛車沉著臉跟先生赶來時的表情,我很想再說一次感謝的話,可是說不出來。
  “放下了東西,如果不留下來吃晚飯就快走,我受不了你。”甘蒂說著就眼濕,眼濕了就罵人。
  我笑著又親了一下她,跑到她廚房里拿了一個面包,撈了一條香腸,上車就走。
  回到家里,四周望了一望,除了家具之外光是書籍,就占了整整九個大大小小的書架,西班牙文的只有十分之二,其它全是中文的。當年,這些書怎么來的都不能去想,那是爸爸和兩個弟弟加上朋友們數十趟郵局的辛苦,才飄洋過海來的。
  除了書籍,還有那么多、那么多珍品,我舍得下嗎?它們太大了,帶著回台灣才叫想不開,“媽的,當做死了。”我啃一口面包夾香腸,對著這個藝術之家罵了一句粗話,打開冰箱,對著瓶子喝它一大口葡萄酒,然后坐在沙發上發呆。
  夜深了,電話又響,我去接,那邊是木匠拉蒙。“有沒有事情要幫忙?”他說。
  “有,明天晚上來一次,運木材的那輛車子開來,把我的摩托車拿走,免得別人先來討去了。”
  “你要賣給我?”“什么人賣給你?送啦!”“那我不要。”“不要算了。要不要?快講!”“好啦!”
  車是荷西的,當時爸爸媽媽去加納利群島——摩托車是我一向不肯買的東西,怕他騎了去玩命。結果荷西跟爸爸告狀,爸爸寵他,就得了一輛車,岳父和半子一有了車,兩個人就去飛馳,頑皮得媽媽和我好擔心。車子騎了不到一個月,荷西永遠走了。后來我一個人住,也去存心玩命,騎了好多次都沒出事。這一回,是拉蒙接下了手。
  第二天深夜,拉蒙來了,在車房里,我幫他推摩托車,將車橫擺在他的小貨車里。這時,突然看見了車房內放雜物的大長柜子,我打開來一扇櫥門,一看里面的東西,快速把門砰一聲關上,人去靠在門上。
  “拉蒙——”我喊木匠,在車房黯淡的燈光下,我用手敲敲身后的門。
  “這個柜子里的東西,我不能看,你過來——”說著我讓開了,站得遠遠的。
  門開了,拉蒙手上握著的,是一把陰森森的射魚槍——荷西死時最后一刻握著的東西。
  “我到客廳去,你,把里面一切的東西都清掉,我說‘一切的潛水用器’,你不必跟我來講再見,理清楚了,把門帶上,我們再打電話。今天晚上,不必叫我來看你拿走了什么”“這批潛水器材好貴的,你要送給我?”
  “你神經是不是?木頭木腦不曉得我的心是不是?不跟你講話——”說著我奔過大院子跑到客廳去。我坐在黑暗里,听見拉蒙來敲玻璃門,我不能理他。
  “陳姐姐,來——親——一——個——。”
  街那邊的南施用中文狂喊著向我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她拚命的跑,兩個人都喊著中文,在街上,擁抱著,像西班牙人一樣的親著臉頰,拉著手又叫又跳。
  南施是我親愛的中國妹妹,她跟著父母多年前就來到了島上,經營著一家港口名气好大的中國餐館。南施新婚不到一個月,嫁給了小強;那個寫得一手好字、畫得一手好畫,又酷愛歷史的中國同胞,可惜我沒能赶上他們的婚禮。“那你現在是什么太太了?”我大喊。
  “鐘太太呀!可是大家還是叫我南施。”
  我們拉著手跑到南施父母的餐館里去,張媽媽見了我也是緊緊的擁抱著。在這個小島上,中國同胞大半經營餐旅業,大家情感很親密,不是一盤散沙。
  “南燕呢?”問起南施的妹妹,才知南燕正去了台灣,參加救國團的夏令營去了。
  “三年沒有消息,想死你了,都不來信。”張媽媽笑得那么慈愛,像极了我的母親。我纏在她身上不肯坐下來。“房子賣了。”我親一下張媽媽。才說。
  “那你回台灣去就不回來了。”南施一面給我倒茶水一面說。
  “不回來對你最好,‘所有的書’——中文的,都給你。”知道南施是個書痴,笑著睇了她一眼。
  南施當然知道我的藏書。以前,她太有分寸,要借也不敢借的,這一回我說中文書是她的了,她掐住小強的手臂像要把小強掐斷手一樣欣喜若狂。
  “那么多書——全是我的了?”南施做夢似的恍惚一笑。我為著她的快樂,自己也樂得眼眶發熱。
  張伯伯說:“那怎么好,那怎么好?太貴重了,太貴重了——”
  我看著這可親可敬的一家人,想到他們身在海外那么多年,尚且如此看重中國的書籍,那种渴慕之心,使我恨不能再有更多的書留下來送給他們。
  那天中午,當然在張伯伯的餐館午飯,張伯伯說這一頓不算數,下一次要拿大海碗的魚翅給我當面條來吃個夠。
  城內的朋友不止中國同胞,我的女友法蒂瑪,接受了全部的西班牙文的書籍和一些小瓶小碗加上許許多多荷西自己做框的圖畫。
  “你不難過嗎?書上還有荷西的字跡?”法蒂瑪摸摸書,用著她那含悲的大眼睛凝望著我。
  我不能回答,拿了一支煙出來,卻點不著火柴,法蒂瑪拍一下用她的打火机點好一支煙遞上來。我們對笑了一笑,然后不說話,就坐在向海的咖啡座上,看落日往海里跌進去。“想你們,怎么老不在家?回來時無論多晚都來按我的門鈴,等著。ECHO。”
  把這張字條塞進十九號鄰居的門縫里,怕海風吹掉,又用膠帶橫貼了一道。
  我住二十一號。
  我的緊鄰,島上最大的“郵政銀行”的總經理夫婦是极有愛心的一對朋友,他們愛音樂,更愛書籍。家,是在布置上跟我最相近的,我們不止感情好,古文化上最最談得來的也是他們。假日他們絕對不應酬的,常常三個人深談到天亮,才依依不舍的各自去睡。這一趟回來總也找不著人,才留了條子。
  那個留了字條的黃昏,瑪利路斯把我的門鈴按得好像救火車,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鎖門,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著:“快來!克里斯多巴在開香檳等你。”
  一步跨進去,那個男主人克里斯多巴的香檳酒塞好像配音似的,波一下給彈到天花板上去。
  我們兩家都是兩層樓的房子,親近的朋友來了總是坐樓下起居室,這回當然不例外。
  “對不起,我們不喜歡寫——信。”舉杯時三個人一起叫著,笑出滿腔的幸福。他們沒有孩子,結婚快二十年了,一樣開開心心的。
  談到深夜四點多,談到我的走。談到這個很對的選擇,他們真心替我歡喜著。
  “記不記得那一年我新寡?晚上九點多停電了,才一停,你們就來拍門,一定拉我出去吃館子,不肯我一個人在家守著黑?”我問。
  “那是應該的,還提這些做什么?”瑪利路斯立刻把話撥開去。
  “我欠你們很多,真的;如果不是你們,還有甘蒂一家,那第一年我會瘋掉。”
  “好啦!你自己討人喜歡就不講了?天下孀婦那么多,我們又不是專門安慰人的机构——。”瑪利路斯笑起來,抽了一張化妝紙遞過來,我也笑了,笑著笑著又去擤鼻涕。“我走了,先別關門,馬上就回來——”我看了看鐘,一下子抽身跑了。
  再跑到他們家去的時候,身上斜背了好長一個奈及利亞的大木琴,兩手夾了三個半人高的達荷美的羊皮鼓,走不到門口就喊:“快來接呀——抬不動了,克里斯多巴——”
  他們夫婦跑出來接,克里斯多上是個樂器狂,他們家里有鋼琴、電子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笛子、喇叭,還有一支黑管加薩克斯風。
  “這些樂器都給你們。”我喊著。
  “我們保管?”“不是,是給你們,永遠給的。”
  “買好不好?”“不好。”“送的?”“對!”“我們就是沒有鼓。”克里斯多巴眼睛發出了喜悅的閃光,將一個鼓往雙腳里一夾,有板有眼的拍打起來。“謝了!”瑪利路斯上來親我一下,我去親克里斯多巴一下,他把臉湊過來給我親,手里還是砰砰的敲。“晚安!”我喊著。“晚安!明天再來講話。”他們喊著。我跑了几步,回到家中去,那邊的鼓聲好似傳遞著消息似的在叫我:“明天見!明天見!”
  沒有睡多久,清早的門鈴響了三下,我披了晨衣在夏日微涼的早晨去開門,門口站著的是我以前幫忙打掃的婦人露西亞。
  “呀——”我輕叫了起來,把臉頰湊上去給她親吻。露西亞并不老,可是因為生了十一個孩子,牙齒都掉了。
  當初并沒有請人打掃的念頭,因我太愛清洁,別人無論如何做都比不上我自己,可是因為同情這位上門來苦求的露西亞,才分了一天給她,每星期來一次。她亂掃的,成績不好。每來一次,我就得分一千字的稿費付給她。“太太,听說你房子賣了,有沒有不要的東西送給我?”
  我沉吟了一下,想到她那么多成長中的女儿,笑著讓她進來,拿出好多個大型的垃圾筒塑膠袋,就打開了衣柜。“盡量拿,什么都可以拿,我去換衣服。不要擔心包包太多,我開車送你回去。”說完了我去浴室換掉睡衣,走出來時,看見露西亞手中正拿了一件荷西跟我結婚當天穿的那件襯衫。
  我想了几秒鐘,想到露西亞還有好几個男孩子,就沒有再猶豫,反而幫她打起包裹來。
  “床單呢?窗帘呢?桌布呢?”她問。
  “那不行,講好是留給新買主的,露西亞你也夠了吧?”我看著九大包衣物,差不多到人腰部那么高的九大包,就不再理她了。
  “那鞋子呢?”她又問。
  “鞋子給甘蒂的女儿奧爾加,不是你的。”
  她還在屋內東張西望,我一不忍心將熨斗、燙衣架和一堆舊鍋給了她,外加一套水桶和几把掃帚。
  “好啦!沒有啦!走吧,我送你和這批東西回去。”
  我們開去了西班牙政府免費分配給貧戶的公寓。那個水准,很气人,比得上台北那些高价的名門大廈。露西亞還是有情的人,告別時我向她說不必見面了,她堅持在我走前要帶了先生和孩子再去看我一次,說時她眼睛一眨一眨的,浮出了淚水。她的先生,在失業。
  送完了露西亞,我回家,拿了銅船燈、羅盤、船的模型、一大塊沙漠玫瑰石和一塊荷西潛水訓練班的銅浮雕去了鎮上的中央銀行。
  那儿,我們沙漠時的好朋友卡美洛在做副經理。他的親哥哥,在另一個离島“蘭沙略得”做中央銀行分行的總經理。這兩兄弟,跟荷西親如手足,更胜手足,荷西的東西,留給了他們。
  “好。嫂嫂,我們收下了。”
  當卡美洛喊我嫂嫂時,我把他的襯衫用力一拉,也不管是在銀行里。一霎間,熱鬧的銀行突然靜如死寂。“快回去,我叫哥哥打電話給你。”
  我點點頭,向他要了一點錢,他也不向我討支票,跑到錢柜里去拿了一束出來,說要离開時再去算帳,這种事也只有對我,也只有這种小鎮銀行,才做得出來。沒有人講一句話。
  “那你坐飛机過來几天嘛!孩子都在想你,你忘了你是孩子的教母了?”卡美洛的哥哥在一個分机講,他的太太在另一個分机講,小孩子搶電話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不來——。”
  想到荷西的葬禮,想到事發時那一對從不同的島上赶了去的兄弟,想到那第一把土拍一下撒落在荷西棺木上去時那兩個兄弟哭倒在彼此身上的回憶,我終于第一次淚如雨下,在電話中不能成聲。
  “不能相見,不能。再見了,以后我不會常常寫信。”“ECHO,照片,荷西的放大照片,還有你的,寄來。”我挂下了電話,洗了一把臉,躺在床上大喘了一口气。那時候電話鈴又響了。
  “ECHO,你只來了一次就不見了,過來吃個午飯吧,我煮了意大利面條,來呀——。”
  是我的瑞士鄰居,坐輪椅的尼各拉斯打來的。他是我親愛的瑞士弟弟達足埃的爸爸,婚娶四次,這一回,他又离了婚,一個人住在島上。
  去的時候,我將家中所有的彩陶瓶子都包好了才去,一共十九個。
  “這些瓶子,你下個月回瑞士時帶去給達尼埃和歌妮,他們說,一九八七年結婚。這里還有一條全新的沙漠挂氈,算做結婚禮物。尼各拉斯,你不能賴,一定替我帶去喔。”“他們明年結婚,我們干什么不一起明年結婚呢?ECHO,我愛了你好多年,你一直裝糊涂?”
  “你醉了。”我卷了一叉子面條往口里送。
  “沒有醉,你難道還不明白我嗎?”尼各拉斯把輪椅往我這邊推,作勢上來要抱我。
  “好啦你!給不給人安心吃飯!”我凶了他一句,他就哭倒在桌子邊。
  那一天,好像是個哭喪日。大家哭來哭去的,真是人生如戲啊!
  “那你什么時候有空呢?”我問班琪。
  “忙的是你呀!等你來吃個飯,總是不來,朋友呀,比我們土生土長的還要多——。”她在電話里笑著說。“我不是講吃飯的事情,我在講過入你名下的東西,要去辦了,免得夾在房子過戶時一起忙,我們先去弄清楚比較好。”“什么東西?”
  “汽車呀!”
  電話那邊沉默了好一會儿,我知道班琪家只有一輛汽車,他們夫婦都做事,東奔西跑的就差另一輛車子,而他們買不起,因為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蓋房子上去了。
  “ECHO,那我謝了。你的車跑了還不到四万公里,新新的,還可以賣個好价錢。”
  “新是因為我不在的時候你保管得好,當然給你了。”“我——”“你不用講什么了,只講明天早上十點鐘有沒有空?”“有。”“那就好了嘛!先過給你,讓我開到我走的那一天,好不好?保險費我上星期又替車子去付了一年。”“ECHO,我不會講話,可是我保證你,一旦你老了,還是一個人的時候,你來跟我們一起住,讓孩子們來照顧你。”“什么老了,這次別离,就算死一場,不必再講老不老這种話了。”
  “我還是要講,你老了,我們養你——。”
  我拍一下把電話挂掉了。
  處理完了最大的東西,看看這個家,還是滿的,我為著買房子的璜和米可感到欣慰,畢竟還是留下了好多家具給他們,而且是一批极有品味的家具。
  那個下午,送電報的彼得洛的大儿子來,推走了我的腳踏車。二十三號的瑞典鄰居,接受了我全部古典錄音帶。至于對門的英國老太太,在晚風里,我將手織的一條黑色大披風,圍上了她瘦弱的肩。
  在那個深夜里,我開始整理每一個抽屜,將文件、照片、信件和水電費收据單整理清楚。要帶回台灣的只有照片、少數文件,以及小件的兩三樣物品。雖說如此,還是弄到天方亮了才現出一個頭緒來。
  我將不可能帶走的大批信件抱到車房去,那儿,另有十六個紙盒的信件等著人去處理。將它們全部推上車,開到海灘邊最大的垃圾箱里去丟掉,垃圾箱很深,丟到最后,風吹起了几張信紙,我追了上去,想拾回它們,免得弄髒了如洗的海灘。
  而風吹得那么不疾不徐,我奔跑在清晨的沙地上,看那些不知寫著什么事情的信紙,如同海鷗一樣的越飛越遠,終于在晨曦里失去了蹤跡。
  我迎著朝陽站在大海的面前,對自己說:如果時光不能倒流,就讓這一切,隨風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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