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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祖父榮祿

  醇賢親王有四位“福晉”,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時,遺下三子一女,最長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親載灃,那年八歲,承襲了王爵。我的兩個叔父,五歲的載洵和三歲的載濤,同時晉封為公爵。我家從此又開始蒙受著新的“恩光福祿”。然而,醇王府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祿,比過去的几十年摻和著更多的中國人民的苦難与恥辱,也同樣的和慈禧這個名字不能分開。
  1即是滿語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貴婦的意義(一說即漢語“夫人”的音譯),清朝制度對親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為“福晉”,側室封為“側福晉”。
  一件大事是慈禧給我父親母親指婚。這次的“恩光”也可以說是戊戌政變和庚子事件的一件產物。首先,這是對于戊戌政變中給她立下大功的忠臣榮祿的恩典。我外祖父榮祿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間做過戶部銀庫員外郎,因為貪污几乎被肅順殺了頭。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擺脫了這次厄運,又花錢買得候補道員的銜。這种做法就是清末廣泛推行的“捐班”,是与“科舉”同樣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營(使用火器的皇家軍隊),榮祿被派去當差,做過翼長和總兵,經過一番累遷,由大學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過總管內務府大臣,光緒初年,升到工部尚書。后來因為被告發貪污受賄,革職降級調出北京。甲午戰爭這年,恭親王出辦軍務,榮祿借進京為慈禧太后祝壽的机會,鑽營到恭親王身邊,得到了恭親王的信賴。甲午戰后他推荐袁世凱練新軍時,已經當上了兵部尚書。他這時已遠比從前老練,善于看准關節,特別肯在總管太監李蓮英跟前花銀子,因此漸漸改變了慈禧太后對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寢工程雨損的差使。這個工程先經一個大臣檢查過,報稱修繕費需銀三十万。据說這位大臣因為工程原由醇親王奕囗生前監工督辦,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質量,所以損毀情形也報得不太嚴重。但榮祿另是一個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損毀程度夸張了一番,修繕費報了一百五十万兩。結果太后把那位大臣罵了一通,對已死的醇親王的忠心也發生了疑問,而對榮祿卻有了進一步的賞識。
  榮祿有了李蓮英這個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會討好太后,常被召進宮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對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緒母子不和的內情,也深知這場不和對自己前途的關系,當然他更愿意在這場內江中給慈禧出主意。在光緒皇帝發出變法維新的各种上諭時,那些被罷黜和擔心被擠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給慈禧安排好計策。當時有人把皇帝太后身邊這兩派勢力稱為帝党和后党。榮祿是當權派后党的頭腦,翁同和是沒有實權的帝党的頭腦。維新派之能夠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和對康有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計策,先強逼著光緒叫他的老師翁同和退休回了家。据說,翁同和行前榮祿還握著他的手揮淚問他:“您怎么把皇帝給得罪了?”翁同和离開北京不多天,榮祿就走馬上任,做了文淵閣大學士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輔,統轄近畿三軍。榮祿得到了這個職位后,本想接著用六部九卿聯名上疏的辦法,廢掉光緒,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戰敗之后,當權派受到各方指責,有人很怕這一舉動會引起民憤,不敢附議,只得作罷。但是榮祿的愿望終于在戊戌政變時乘机達到了。這件事的經過,据說是這樣:先是榮祿定計要在太后和光緒在天津檢閱新軍時實行政變。光緒知道了這個消息,秘密通知維新派設法營救。維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統轄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身上,結果反而斷送了光緒。在舉國以談維新為時髦的時候,袁世凱曾參加過維新人士的團体“強學會”,翁同和革職返鄉路過天津時,袁世凱還向他表示過同情,并且申述了對皇帝的無限忠誠。因此,維新派對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議光緒加以籠絡。光緒召見了他,破格升他為兵部侍郎,專司練兵事務,然后維新派譚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說出了維新派的計划:在慈禧和光緒閱兵時,實行兵諫,誅殺榮祿,軟禁慈禧,擁戴光緒。袁世凱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擔,說:“殺榮祿像殺一條狗似的那么容易!”譚嗣同有意試探地說:“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邊告發了,也有榮華富貴。”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凱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譚嗣同,當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榮祿作了全盤報告。榮祿得訊,連忙乘火車北上,在丰台下車直奔頤和園,告訴了慈禧。結果,光緒被幽禁,譚嗣同等六位維新派人士被殺,康有為逃到日本,百日維新曇花一現,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啟超說的,是“身兼將相,權傾舉朝”。《清史稿》里也說是“得太后信杖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細巨,常待一言決焉”。
  1譚嗣同(1865—1893),字复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是清末維新運動的思想家之一,忿中日戰爭失敗,在測陽創“算學社”著“仁學”,后又組織“南學會”辦“湘報”,成為維新運動的領袖之一。他被袁世凱出賣后遇害,一同遇害的還有維新派的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舊史稱為六君子。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又利用洋人殺義和團的一場大災難中,榮祿對慈禧太后的忠誠,有了進一步表現。慈禧在政變后曾散布過光緒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緒。這個陰謀不料被人發覺了,后來鬧到洋人出面要給光緒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讓洋人看了病。此計不成,她又想出先為同治立嗣再除光緒的辦法。她選的皇儲是端王載漪的儿子溥人雋,根据榮祿的主意,到元旦這天,請各國公使來道賀,以示對這件舉動的支持。可是李鴻章的這次外交沒辦成功,公使們拒絕了。這件事情現在人們已經很清楚了,不是公使們對慈禧的為人有什么不滿,而是英法美日各國公使不喜歡那些親近帝俄的后党勢力過分得勢。當然,慈禧太后從上台那天起就沒敢惹過洋人。洋人殺了中國百姓,搶了中國的財寶,這些問題對她還不大,但洋人保護了康有為,又反對廢光緒和立皇儲,直接表示反對她的統治,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榮祿勸告她,無論如何不能惹惱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關于溥人雋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顯。《清史稿》里有這樣一段記載:“患外人為梗,用榮祿言,改稱大阿哥。”慈禧听從了榮祿的意見,可是溥人雋的父親載漪因為想讓儿子當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剛毅、徐桐等人給慈禧出了另一個主意,利用反對洋人的義和團,給洋人壓力,以收兩敗俱傷之效。義和團的問題,這時是清廷最頭痛的問題。在洋人教會的欺凌壓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護,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聯合鎮壓,因此自發地爆發了武裝斗爭,各地都辦起了義和團,提出滅洋口號。義和團經過不斷的斗爭,這時已形成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軍隊鎮壓,都被他們打得丟盔曳甲。對團民是“剿”是“撫”,成了慈禧舉棋不定的問題。載漪和大學士剛毅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張“撫”,先利用它把干涉廢立的洋人赶出去再說。兵部尚書徐用儀和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堅決反對這种辦法,認為利用團民去反對洋人必定大禍臨門,所以主張“剿”。兩派意見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經甄別的緊急情報讓慈禧下了決心。這個情報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釋為想逼慈禧歸政于光緒。慈禧大怒,立刻下詔“宣撫”團民,下令進攻東交民巷使館和兵營,發出內帑賞給團民,懸出賞格買洋人的腦袋。為了表示決心,她把主“剿”的徐用儀、立山、聯元等人砍了頭。后來,東交民巷沒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卻先后失守,聯軍打向北京來了。慈禧這時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連天中派人到東交民巷去聯絡。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為了進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對的原來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撫”的剛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殺了頭。在這一場翻云覆雨中,榮祿盡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渦。他順從地看慈禧的顏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時,他也給慈禧准備著“后路”。他承旨調遣軍隊進攻東交民巷外國兵營,卻又不給軍隊發炮彈,而且暗地還給外國兵營送水果,表示慰問。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計負責議和的李鴻章和奕劻,在談判中掌握一條原則: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讓慈禧歸政,一切條件都可答應。就這樣,簽訂了賠款連利息近十億兩億、讓外國軍隊駐兵京城的辛丑條約。榮祿辦了這件事,到了西安,“寵禮有加,賞黃馬褂。雙眼花翎紫貂,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轉文華殿大學士”——除了《清史稿》里這些記載外,另外值得一說的,就是西太后為榮祿的女儿“指婚”,嫁与醇親王載灃為福晉。
  1黃馬褂是皇帝騎馬時穿的黃色外衣,“賞穿黃馬褂”是清朝皇帝賞給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2花翎是清朝皇帝賞給有功的臣工的禮帽上的裝飾品。皇族和高級官員賞孔雀翎,低級官員賞鶡翎(俗稱老鴰翎,因是藍色的又稱藍翎)。皇帝賞臣工戴的花翎又依据官階高低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別。
  3商代以來歷朝一般都設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作為國君輔弼之官,設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作為輔導太子之官。但后來一般都是大官加銜,以示恩寵,而無實權。明清兩季亦以朝臣兼任,純屬虛銜。
  關于我父母親這段姻緣,后來听到家里的老人們說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來政變以后,西太后對醇王府頗為猜疑。据說在我祖父園寢(墓地)上有棵白果樹,長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誰在太后面前說,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墳地上有棵白果樹,“白”和“王”連起來不就是個“皇”字嗎?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樹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實不僅是白果樹,更重要的是洋人對于光緒和光緒兄弟的興趣。庚子事件前,她就覺得可怕的洋人有點傾心于光緒,對她卻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聯軍統帥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國為克林德公使被殺事道歉。父親到德國后,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對光緒兄弟的重視,這是比維新派康有為更叫她擔心的一件事。為消除這個隱患,她終于想出了辦法,就是把榮祿和醇王府撮合成為親家。西太后就是這樣一個人,凡是她感到對自己有一絲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細加以考慮和果斷處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還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嘗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她考慮一切的根据。就這樣,我父親于光緒二十七年在德國賠了禮回來,在開封迎上回京的鑾駕,奏复了一番在德國受到的种种“禮遇”,十一月隨駕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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