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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戰胜利租界取消，杜月笙在國民党政府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媒介作用已不复存在，這樣，他因失去帝國主義勢力的直接庇護，而在國民党那里身价大跌。 繼1945年9月初，杜月笙本回到上海就遭到其原先的門生、身兼多項要職的上海頭號接收大員吳給謝的攻擊后，到9月底，吳紹海又四處放風，在其控制的報紙上放出清除政治垃圾的風聲，給杜月笙以難看。10月，吳又斷然拒絕由杜月笙和 CC派雙重推荐的陸京士任社會局副局長， 同時又指定周英才、陳培德、周學湘、孫以艾、熊華超為工人運動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与杜月笙、陸京士爭奪對黃色工會的控制權。 同月，宣鐵吾來滬就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也公開對報界宣稱，“上海是貪官和流氓集中的地方，警察局將集中全力，予以整頓打擊。凡青洪幫中人物，本人一律不見，一律不用，”給了杜月笙又一個下馬威。 面對這一連串的打擊，杜月笙決心反擊一下，他把突破口選在了吳紹澍的身上。 這吳給越到底是什么人，還得從前面說起。 1945年8月23日，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的吳紹澍到上海赴任，當他們車隊駛過市中心時，馬路兩旁人頭濟濟，人們紛紛向他招手致意，還有一些人“碑哩啪啦”地燃放鞭炮歡還按。吳紹澍神采飛揚，高興得向窗外頻頻招手。 吳紹澍曾向杜月笙投過門生貼子，他地道道是杜月笙的徒弟。 抗日戰爭時期，吳紹澍除在杜月笙為首的上海統一委員會任職外，是上海三青團的首腦，并兼任國民党上海市主委火監察院江蘇監察使。日本人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版《邵閂新聞》的頭版頭條，日本軍方曾刊登通緝令，重金懸賞捉拿吳紹澍，報紙上還印著他清晰的正面頭部照片。國民党重慶當局對吳紹澍的成績頗有贊詞，特別引人注目的是，1945年5月，他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往重慶，出席國民党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吳紹澍即被國民党中央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社會局局長、上海政治特派員和軍事特派員，加上原來的國民党上海党部主委、三青團支團部干事長的兩個官銜，吳紹澍一共身居五職，可謂紅得發紫。 吳紹澍到了上海，決心打出“建設正義的新上海”的旗幟，他要效法蔣經國在江西的作為干一番事業。所以，他首先拿青幫總頭子杜月笙開刀，除上述那些行為之外，他還向杜月笙要回了門生貼子，用火燒了。 然而，正當吳紹澍躊躇滿志，准備大顯神通的時候，一場大禍降臨到他身上。 那晚，吳紹澍應邀赴宴。宴會上，作為貴賓的吳紹澍受到了熱烈的款待。宴散后，他打道回府，坐汽車回安福路他的寓所鶴園。 汽車駛到鶴園門口，“嘀嘀”響了兩聲喇叭，鶴園的門馬上被打開了。汽車亮著車燈，車輪慢慢地向里面轉去。 就在這時，安福路上駛過來一輛汽車，它在吳紹澍汽車后剎車，車窗里同時伸出五支手槍，對准吳紹澍射擊，子彈雨點般稠密。一陣掃射后，刺客得胜回朝，坐著汽車飛馳而去，轉眼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中。 按理，吳紹澍必死無疑，可他卻安然無恙地鑽出汽車。原來，他坐的是美國產的卡迪萊克防彈保險車。這車是他從周佛海的公館里“接收”過來的。 吳紹澍察看了一下汽車，只見汽車兩側和尾部都有彈孔。 “好險哪！”他心有余悸地說道。 吳紹澍踏進家門，馬上打電話給警察局局長宣鐵吾。他把遭受襲擊的情況簡單地說了一下，提高聲音說：“一定要迅速破案！” “我立刻就來！”宣鐵吾在電話里說。 不一會儿，宣鐵吾坐車赶來了，吳紹澍的親信毛子佩等人也應召而來。大多數人都認為刺客是杜月笙派來的，可手里又沒有證据。 “為了不打草惊蛇，我認為，”宣鐵吾說，“我們應當嚴密封鎖消息，這樣有利于偵查破案。” “這么大的一樁刺殺大案，能保密嗎？”有人不相信地反問。 “就照我們警察局長的話辦，”吳紹澍說，“務必早日破案。” 吳紹澍料定刺客不達目的是不會罷休的，于是第二天，他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乘火車前往南京，他又坐上飛往重慶的飛机。 宣鐵吾真把這大案封鎖得滴水不漏。上海灘號稱無孔木人的眾多記者，居然對此一無所知。 新聞是封鎖了，可案子并沒有被偵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吳紹澍很快被罷官了。 且說吳紹澍當上副市長后由于刀子太快，受到了諸多政敵的明槍暗箭，告御狀的也不少。盡管許多小報告是夸大其辭，甚至是無中生有，可是蔣介石卻漸漸有些相信了。 使吳紹澍丟官的導火線，是在1946年春節前的一次迎新春聚會上。當時，吳紹澍從重慶剛回來，雖說案子沒破，但他不能不為党國效力。 這次聚會的人主要是工商界人士，是在麗都飯店的大廳里。 吳紹澍正在致開幕詞，突然不知從什么地方涌到台上十几個年青女子，她們有的抱著三四歲、四五歲不等的孩子，有的挺著大肚子，一看就知道怀孕有六七個月了。 “你們要干什么？”旁邊的工作人員高聲喝道。 “干什么？”一個丹鳳眼的美麗女郎說，“帶孩子找爸爸。” “簡直是胡鬧，這里哪有他們的爸爸。”工作人員正要上前驅赶那些女郎，只見女郎們怀中抱著的孩子都已下到地上。七八個，一起跑上前，抱住笑紹勃的腿，高呼： “爸爸！” “爸爸！” 還有個孩子說：“爸爸，你這么長時間不去，我都沒有錢買泡泡糖了。” 吳紹澍被這突入其來的場面弄愣住了，很久，才結結巴巴地說；“你們都是誰，我不認識你們？” “不認識？你當然不認識，你死皮賴臉地把我們搞到手后，見肚子大了，就跑了，你當然不認識。但姓吳的，今天請你睜開眼看看，這些孩子到底像不像你？”一個女郎上前，指著他鼻子這樣說。 下面亂起來，很多人盯著那些孩子的臉看一會，又盯著吳紹澍的臉看一會，有些人干脆站起身，伸長了脖子。 吳紹澍看了看那些孩子，說： “他們一點都不像我！把他們給我轟出去。” “誰要是把我們碰流產了，他吃不掉兜著走。” 工作人員見這陣勢，都嚇得退到一旁。 這時，一個挺著肚子的女郎上前，指著吳紹澍說： “姓吳的，把收我的金條還給我。鬼子剛投降，你就跑到我家，要了十根大條子說是保證沒有事。十根大條子給了你，你還硬要我陪你睡。現在倒好，條子你拿去了，我肚子也讓你搞大了，但是，我家的人呢，還是讓你抓去了！” 這時，下面的人才發現，這個女人原來是淪陷時期偽子虛銀行董事長吳名人的七姨太。 大廳里越鬧越凶，兩個多小時后這幫女人才被哄走，而聯歡會也不歡而散。 第二天，上海的十几家報紙報道了這件事。很多記者還去采訪了那些女郎，她們有的是淪陷時期的舞女，有的是漢奸的姨太太，都自稱吳紹澍曾与她們有過不同尋常的關系。 很快，對立面又把這些情況報告給了蔣介石。 吳紹澍知道，這些全是杜月笙极其手下搗的鬼，但卻也來不及調查了。他又气又惱，坐了飛机直奔重慶向蔣介石申訴。可是，他看到的是蔣介石的冷面孔，蔣介石要罷他的官了。 1946年2月，春節剛過，吳紹澍副市長和社會局長的烏紗帽被摘掉。 到了下半年，國民党中央規定，一人不能同時兼任党國職務。陳立夫找到吳紹澍，請他在市党部主任委員和三青團干事間擇一而任。吳給趙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市党部，其時，他想出任漢口市長，因而對党、團都沒有什么興趣。結果，由于最高當局沒有點頭，漢口市市長一聯也就沒有當成。 這年10月，蔣介石為了扭轉國民党在國內漸趨被動之勢，下達了三青團和國民党合并的命令。各級職位一般是党正團副。吳給趙不愿居人之下，于是讓出了坐了多年的三青團干事長的交椅。就這樣，吳紹澍成了一介乎民了。 再接著，國民党軍隊在戰場上連吃敗仗，軍政要員們憂心忡忡，誰也不再去理會一介平民吳紹澍的案子了。而吳紹澍呢，當然清楚自己不是杜月笙的對手，乖乖地夾著尾巴做人了，哪里還能去問那起刺殺的真象？ 星轉斗移，很快二十三年過去了。吳紹澍的心腹朋友毛子佩被抓進提籃橋的上海監獄。在關押期間，毛子佩認識了“難友”吳永清。兩人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有次閒聊，無意中談到1945年吳紹澍被刺之迷，談到刺客不知是誰。 吳永清說：“刺客是我。” 毛子佩大吃一惊：“你開玩笑。” 吳永清一本正經地說：“确實是我干的。” 原來，吳永清的上峰就是杜月笙的大弟子陸京士。 且說，抗日戰爭胜利后，蔣介石大批裁撤非摘系部隊，致使大批官兵流落社會，至1945年10月15日止，全國編余軍官已高達161660余人。在上海、蘇州、杭州等地被編余下來的退役、轉業的軍官，都加入了當地的在鄉軍官會。這些人，給本已十分龐大的游民隊伍增添了新的成員。幫會的頭子們便紛紛以各种手段，招募這些編余軍官投到自己的旗幟下。 陸京士從重慶回上海后，經過与杜月笙相商，在戴笠的支持下，以軍委員上海工運特派員的身份搞了一批槍枝彈藥，在上海成立“工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積极招募失業工人和編余軍官參加。 陸京士利用這些人，專門培養了一批殺手。 原先，陸京士和吳紹澍同為杜月笙的弟子。關系倒也挺不錯。等到吳滿樹當和副市長和社會局局長，陸京士在CC系和杜月笙的雙重推荐下欲當社會局副局長，以為十拿九穩，卻沒料到，竟遭到吳紹滿的拒絕。 所以，陸京士開始和吳紹澍勢不兩立起來。 開始，陸京士指使抗戰期間失業的大批工人，輪番到市党部和社會局請愿，要求工作，又別有用心地支持在職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和失業工人的請愿相呼應，故意給身任國民党市党部主委、副市長兼社會局局長的吳滿樹施加壓力，爭奪對黃色工會的領導權。 上述行為短期內沒有奏效，陸京士就命令吳永清等人行刺吳紹澍。 搞垮了吳紹澍，杜月笙的心情又變得開朗起來了。他開始重新整頓恒社，花了八百兩黃金，買下了霞飛路上的一座敵產住宅，做為恒社俱樂部，把在上海的國民党中央委員、市党部委員，市政府中廳、局、區長，統統拉入恒社，造成了一种興旺發達的局面。 1945年底，上海地方行政區一級的選舉中，三十一個區的區長，几乎被杜月笙的親友恒社社員囊括一空，連他的三儿子杜維恒也撈到個區長當當。而且，在抗戰胜利后第一屆市參議員選舉中，社門親信在一百八十一個議席中占据了五十多了。黃振世、金九林、金廷蘇、顧竹軒、陳培德等也選入了該屆參議會。 緊接著，杜月笙又倚仗戴笠作后台，接收了《新聞報》，控制了《新聞報》的董事會。 杜月笙主持的中國通商銀行除將上海分行及所屬滬區各支行公告處處業后，仍將總行遷滬治事，同時先行恢复京、甫、杭、錫、津各分支行，并酌量撤并內地行處，再說通商口岸逐次复業。杜月笙還派人去沙市紗厂、華丰面粉厂、大達大通輪船公司等企業重整舊業，并在江陰与人聯營福澄公司紗厂、創辦菜丰一厂二厂。 1946年1月，杜月笙、范紹增還向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為董事長兼總經理的楊子建業公司投資，成為該公司大股東之一。 這樣一來，杜月笙在上海又抖了起來。雖然戰后上海的租界已不复存在，但上海的資本家們仍把杜月笙當作“通天”人物，乞求其保護。所以，杜月笙在戰后除擔任《新聞報》常務理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紗市紗厂、榮丰紗厂、西安利泰紡織厂、江陰福澄公司、大達輪船公司董事長外，又兼任中國紡織公司、華商電气公司、浦東商業銀行、華安人壽保險公司、中華民國机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全國輪船業公會、全國面粉公會理事長，并續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 在恒社社員的全力支持下，杜月笙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獲得各式頭銜共七十個，其中有董事長三十四個，理事長十個，常務董事三個，董事九個，會長二個，副會長一個，校董二個，常務理事一個，理事二個，代表、參議員、常務監察、籌備主任、創辦人、副主任委員各一個。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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