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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巨子劉國鈞


  1887年春天,劉國鈞出生在江蘇靖江縣祠堂鎮的一個讀書人家。他的父親是一個窮秀才,一直考不上舉人,只好在家鄉當私塾先生,教書糊口,家中經常是顧得上吃顧不上穿。劉國鈞7歲那年,正當青黃不接的春天,家中又揭不開鍋了。父親再也承受不住貧困的沉重壓力,精神崩潰,成了瘋子,連書也教不成了。養家糊口的重擔落到了母親肩上。母親是個好強的女人,她要小國鈞照顧好父親,就到外面給人家當佣人去了。
  父親的精神病時好時坏,清醒的時候也知道煮點東西吃。一旦發作起來,小國鈞便嚇得只好逃到街上去。7歲的小國鈞已經懂得了生活的艱辛,他也學著鄰居的樣子,用一條白布帶扎在短褂上,販點水果、酒釀在街頭叫賣,掙一點錢幫助母親。母親不忍心讓這么小的孩子就背負起生活的重擔,在鄰居的資助下,把小國鈞送進了私塾。可是一年沒讀完,小國鈞就因為饑餓不得不丟開了書本。
  1900年,14歲的小國鈞被送到縣城一家釀酒的糟坊去當學徒,他實在忍受不了那繁重的勞動和惡劣的環境,終于逃回家中。按照當時的規矩,學徒3年,是不允許半途中斷的。糟坊主人追到他家中要人,嚇得他躲在舅母家不敢出門。還是鄰居趙大叔同情他的處境,推荐他到常州奔牛鎮上的劉吉升京貨店當學徒,并且借10塊銀元給他做路費,劉國鈞才得以開始新的生活。
  奔牛鎮地處滬宁鐵路線上,南臨太湖,北靠長江,中貫運河,交通便利,商業也就相當發達。劉國鈞一心想好好學習做生意的本領,將來能多掙點錢養活父母,可是這家京貨店因為經營不善,第二年就倒閉了。幸虧老板沒有忘記勤勞能干的劉國鈞,特意將他介紹到元泰京貨店去當學徒。劉國鈞起早貪黑地為老板干活,也學到了不少做生意的經驗。轉眼間3年過去了,劉國鈞學徒滿師,老板正式錄用他做店員。劉國鈞能憑自己的雙手掙錢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積攢起10塊銀元,買了一份禮物,回到家鄉去感謝趙大叔的恩情。然后,他便將在外鄉做佣人的母親接回家,對父親說:“現在我能夠掙錢養家了。”鄰居們都羡慕地夸獎他:“國鈞真是個孝子啊!”
  劉國鈞20歲那年,和同鄉鞠秀成了親。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劉國鈞的志气也更大了,他決心自己開一家京貨店。經過這几年的磨煉,他已經逐漸掌握了京貨店的經營訣竅,与常州等地的批發商也有了較深的交往;他善于觀察和揣摩顧客的心理,進的貨總能很快銷出去……這都證明他完全有獨立開店的能力。但是,開店得有一大筆本錢才行,從哪里去找這樣一大筆錢呢?
  他決心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攢這筆錢。
  當時還是清朝,男人也流著一根長辮子。劉國鈞注意到,江南人總喜歡用五彩的辯須扎辮子,他靈机一動,便買了絲線回家,讓母親和妻子編織成扎辮子的須帶,由他帶到奔牛鎮去賣。這項生意本小利大,一年下來,劉國鈞淨賺200銀元。与此同時,他替元泰京貨店到常州等地進貨,批發商們為了拉生意,私下答應按進貨金額付給劉國鈞一定比例的回扣,一年下來也有200銀元。他与朋友們在一起搭了個銀會,他中獎又得了200銀元。劉國鈞就像母雞孵小雞一樣,硬是一點一滴地積攢起了600銀元。
  1909年,雄心勃勃的劉國鈞与一姓華的同鄉合伙開了一家和丰京貨店。他看准了當時染色布的利潤大,就設了一個土染坊,從外地買進白坯布,自己加工染成青布和黑布出售。由于品种多、花色全,生意越做越大。在全鎮7家京貨店中,和丰京貨店后來居上,成了最大的一家。可是那個華老板,卻迷上了鴉片和賭博,為了還賭債,他硬要把自己那份股金讓給劉國鈞。這樣一來,兩個老板成了一個老板,生意做得更加順手。劉國鈞于脆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奔牛鎮,生活上方便了,生意上也多了幫手。
  轉眼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了。上海、南京一帶炮火連天,常州局勢也很不穩定。奔牛鎮上人心惶惶,許多店舖關起門不敢再做生意。劉國鈞的父母也提心吊膽,問儿子要不要停業。劉國鈞仔細盤算著:几年來好不容易掙起的這一點家業,万一毀于炮火,當然很可惜;但眼前的情況,戰爭畢竟還沒有打到奔牛鎮,這時候誰敢冒風險,誰就可能賺大錢!
  他決心冒一回險。他和家里人將500塊銀元埋在地下作為后路,然后照常開店營業。一時間全鎮的生意,都集中到了“和丰”一家店里。到了冬天,常州的批發商害怕戰亂,也將部分存貨寄存到劉國鈞的店里。同樣因為怕打仗,不少農民紛紛把子女的婚嫁日期提前了,可是到處買不到做嫁妝的衣料,最后都找到劉國鈞的店里來。“和丰”的布匹銷售一空,劉國鈞又去勸說常州的批發商,要他們將存貨折价賣給“和丰”。批發商要現錢,買布的農民只有稻子,劉國鈞只得以“和丰”店作抵押,先把貨弄到手,待賣掉稻子再還錢。當時秋收剛過,糧賤銀貴,一擔稻子只能賣到一兩半銀子;可到了第二年春天,糧价漲到每擔三兩銀子!劉國鈞順利地賣掉了稻子,還掉了貨款,還從中賺到了巨大的差价。到年底一算,“和丰”店的淨利高達5000銀元!劉國鈞又買下了一家倒閉的京貨店,改名為同李京貨店。到1914年,赤手空拳進奔牛鎮的劉國鈞,已經擁有兩家京貨店,成了一方聞名的富戶了。
  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西方帝國主義顧不上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使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一個發展的机會。江浙一帶更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中心。原本就從事布匹印染的劉國鈞,看准了這是個千載難逢的良机,毅然棄商從工,請結義兄弟蔣盤發邀集常州工商界人士,集資9万銀元,組成大綸紡織公司,由蔣盤發擔任經理,劉國鈞任協理。辦事穩重的劉國鈞,雖然手中有資本3万銀元,但只投資了1万,留下了万一失敗的退路。
  1916年,大綸紡織厂開工投產了。新辦的工厂,技術力量薄弱,碰到難題就無法解決。劉國鈞決定親自到上海去,設法學習一些新技術回來。可是,上海的紡織厂雖多,卻都十分保守,根本不允許別人進厂學習。上下班的工人,都穿著厂里統一的“號衣”。劉國鈞急中生智,找到了英國商人開的怡和紗厂的一個工人,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要借他的號衣用。那個工人同劉國鈞談得很投机,便答應下來。第二天,劉國鈞就穿上號衣,代替那個工人進厂上班。他一邊同別的工人一樣操作,一邊偷學技術,一雙眼睛一刻都沒有停過。沒過几天,這個勤勞好學的工人就引起了英國職員的注意。兩個英國職員叫住劉國鈞,一查問,發現他不是本厂工人,便要把他抓走。幸虧周圍的中國工人幫忙,劉國鈞才能趁亂翻牆逃走。然而那個借號衣給劉國鈞的工人,卻被英國商人打得遍体鱗傷。劉國鈞知道后,立即為受傷的工人聯系醫院,并承擔了全部醫藥費。這位工人傷好后,基于愛國熱情,就主動邀集另一位技術工人,利用星期天赶到常州,幫助大綸厂解決技術難題。
  由于劉國鈞管理有方,大綸紡織厂投產當年就盈利,第二年盈利過万,第三年的發展勢頭更好。可是常州一批股東,這時不但不感激劉國鈞這個有功之臣,反而想排擠掉他這個外鄉人。劉國鈞憤而辭職,收回自己的1万元投資,只將盈利部分留在大綸厂作為股金。朋友們都為劉國鈞抱不平,劉國鈞卻說:“我在大綸厂學到了一套辦厂的本領,投資又如數收回,等于一文學費沒花,這是我平生最便宜的一筆交易。”
  1918年,精明強于的劉國鈞決意獨資辦厂。他購買了80台布机,自己任經理,讓母親管理搖紗,讓妻子管理布机兼燒飯,一家人齊上陣,辦起了“廣益布厂”。雖然設備落后,資本微薄,但他狠抓設備的保養和維修,努力提高工人的生產技術和產品質量,第一年就盈利3000銀元。到1923年,他憑廣益布厂積累的利潤,創辦了廣益二厂。它是當時常州最大的染織厂。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外國資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市場,使我國的民族工商業再次面臨嚴峻的局面。為了确保廣益厂的生存和發展,劉國鈞一面努力學習國內外同行的經驗,一面加強對國內外市場行情的了解,以決定工厂的經營方向。1924年,劉國鈞和友人一起,專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發展工商業的經驗。他發現,日本工厂的优勢在于成本低,而降低成本的關鍵在于科學管理和精簡工序。回國后,劉國鈞綜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果斷地決定改變“廣益”的生產方向,由原來生產斜紋布和白平布,改為生產藍布、絨布、貢呢、嗶嘰等色布,避開与其它厂的重复。与此同時,他又大力進行技術改造,淘汰舊設備,采用先進工藝,減少工序,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潤。“廣益”生產的各种布,在南京舉辦的中華國貨展覽會上一舉奪得优等獎,使一些資金雄厚的紡織厂也不得不佩服。劉國鈞所采用的產品商標也很有意思,一個叫“蝶球”,圖案是大小蝴蝶飛舞在地球之上,寓意是“無敵于天下”,因為上海話“蝴蝶”与“無敵”發音相近;另一個叫“征東”,圖案上薛仁貴橫刀立馬,寓意是“征服東洋貨”,顯示了劉國鈞要同洋貨一比高低的志向。這兩种商品的質量都很好,不僅在國內市場站住了腳,而且還銷往國外。
  劉國鈞的廣益厂蒸蒸日上,赶走了劉國鈞的大綸厂卻江河日下,几年來連續虧損。負責人喪失信心,不得不出賣產權。
  劉國鈞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机會。經過談判,大綸的出讓价商定為40万銀元。當時大給的股東,都想早點擺脫這個倒霉的厂,見有人肯出錢接收,紛紛要把股本提走。可是劉國鈞一個人也拿不出這樣一筆巨款,他先在大綸的原股東中做工作,使一些賠了錢不甘心的股東,決心同劉國鈞一起再搏一搏,沒有退股;接著又招募到一批新股東。這樣他成功地接下了這個厂,改名為大成織染股份有限公司,劉國鈞自任經理。
  可是這個半死不活的厂,資金缺乏,机器殘舊,一時難以投入生產。劉國鈞想,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事情做好,沒有好的設備是不行的。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向上海銀行貸款40万銀元,大刀闊斧地整修設備。該修的修,該換的換,該拆的拆,半年時間用去了20万。股東們紛紛議論,認為開銷這樣大,將來收不回,豈不是大家又要賠錢?有的人就來對劉國鈞的辦厂方針進行干涉。劉國鈞信心十足地對股東們說:“諸位不必擔心,資金不夠,可以從我的廣益厂周轉。誰害怕投資虧損,可以不算入股,算存款在大成,到時候本息照付,決不賴賬!”股東們見劉國鈞這樣有把握,又想到他經營廣益厂确實有一套,才算放了心。
  有了好設備,還要有好的操作人員。過去大綸厂虧損嚴重,就是因為產品質量不過關。大成開工以后,又出現了棉紗質量不合格的問題。劉國鈞非常焦急,日夜在車間里摸情況,卻找不到改進的辦法。于是,他不惜重金,禮聘國內著名的紡織專家陸紹云工程師進厂。他將陸紹云的年薪定為5000銀元。而當時一擔米才值三四元,等于陸紹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擔米,有人覺得付的代价太高了。劉國鈞卻說:“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個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個庸人。像陸總這樣的專家,一個人就抵得上我們所有的人。”
  陸紹云果然沒有讓劉國鈞失望,在他的指導下,棉紗質量很快就達到標准。工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產量不斷上升,生產走上了正軌,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銀元;第二年又大獲厚利,除了發放股息、紅利外,還淨余50為銀元。股東們一致同意將這些錢全部作為投資,公司的資本猛增到100万銀元!
  劉國鈞從經營“廣益”的時候起,就認識到人才的重要,他常說:“既懂經營管理,又懂技術,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術,是二等人才;懂技術不懂管理,是三等人才。”并且以此為標准,量才錄用。因此,他很重視人才的培養。隨著“大成”的發展,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員工,分別加以培訓。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年千余名,開辦養成工班,培養擋車工;小學畢業生百余名,開辦藝徒班,培養机工;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開辦練習生班,培養初級管理人員。所有的學員全部是考試錄取,不徇私情。學員一律住在厂里,白天跟班實習,晚上讀書,學習紡織、數學、繪圖、外語、語文、算術、机械維修等知識。這些人后來都成了厂里的骨干。劉國鈞還規定,練習生班可以自由報考,优秀的畢業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國留學,因此有效地調動了廣大青年學文化、鑽技術的勁頭。劉國鈞雖花費了不少投資,但工人提高技術為工厂所帶來的收益,是難以統計的。當時人們都贊歎劉國鈞有遠見。
  為了集中精力發展大成,1932年劉國鈞向股東大會提出,把自己獨立經營的“廣益”和“大成”合并,免得自己再心挂兩頭。“廣益”是劉國鈞的“聚寶盆”,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淨利潤,劉國鈞肯這樣做,股東們當然非常高興。這樣,“大成”共擁有紗錠2万余枚,線錠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設備齊全,資本140万元,職工達2500人,年產值450多万元。一個年年虧損的企業,到劉國鈞手中,短短3年中,就發生了這樣神奇的變化!劉國鈞常常以這樣一句話鞭策自己:“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他就是以這樣腳踏實地的精神,不斷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標。到1936年,大成公司的資本增加到了400万銀元。劉國鈞在事業上的興旺發達,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的重視,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曾贊歎道:“像大成這樣,8年增長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業中實在是一個罕見的奇跡!”他認為,如果不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發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發展成与日本紡織業相抗衡的強大對手。
  劉國鈞辦工厂的訣竅,是著名的“三個一點點”:“質量好一點點,成本低一點點,价格高一點點。”他在點點滴滴上下功夫,絕不放過經營管理中的任何一個環節。為了提高產品質量,他十分重視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將日本紡織業作為自己赶超的對象。1932年和1934年,他兩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當初在上海怡和紗厂那樣,親自偷學絲絨和燈芯絨的生產竅門,終于開創了民族資本工業中成功生產絲絨和燈芯絨的先例。同時,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勞動積极性。他深知先進的管理方法對企業發展的作用,所以堅決廢除了傳統的封建工頭制度,聘請專家管理工厂,建立了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開管理會議,每次都請各厂厂長和工程師參加,鼓勵大家反映問題,發表意見,集思廣益,使整個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協調起來。
  劉國鈞在他作的厂歌中寫道:“提倡國貨,對外競爭,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權利,富國利民。”在對工人工作嚴格要求的同時,劉國鈞也能關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資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養工人以厂為家、以厂為榮的思想。他建造職工宿舍,辦起職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學,工人看病免費,職工子女上學可以領到補貼;厂里還舉辦青年集体婚禮,甚至購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為亡故職工舉行追悼會,將對企業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紀念;每逢年節,劉國鈞都要宴請職工,并挨桌給大家敬酒……在當時的企業中,像這樣對職工的生老病死都給予關心的,确是鳳毛麟角!劉國鈞常對工人說:“我們厂就是個社會,進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所以當時的大成公司,對工人确實很有吸引力。
  1936年,劉國鈞正好50歲,這年清明,他回老家掃墓,并應邀對全鎮父老和學校師生發表演說。家鄉的老年人還記得劉國鈞當年流落街頭賣水果、酒釀的情景,如今他卻成了全國聞名的大富翁、大企業家!天真的學生們問劉國鈞最大的快樂是什么,劉國鈞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辦厂。辦厂是我最大的愛好,我一有錢就想著要再多辦一個厂!”
               (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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