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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藍大王陳玉書


  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香港景泰藍商人陳玉書就是一個例子。陳玉書是靠經營景泰藍發家的,他至今還占有香港50%的景泰藍市場,而且同時經營貿易、地產、工業、娛樂業。
  陳玉書的父母都是華僑,他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亞。19歲那年,他出于對祖國歷史的熱愛,回到中國求學,以优异的成績考進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1964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學當教師。但沒有多久,便發生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他這樣有海外關系的人都不免受到沖擊。他受不了那种人格的傷害,被迫放棄了自己熱愛的職業,在朋友的幫助下,于1972年去了香港。
  剛到香港,他一無所有,還要養活妻子和女儿,只能靠打短二維持生計。干的是苦力活不說,還經常找不到活做。有一次,正當他失去工作的時候,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經濟能力無法再撫養一個孩子,只好找醫生給妻子做人工流產。可是,他連醫療費用都支付不起,四處奔走找朋友幫忙,好不容易才湊齊那筆款子。日后,他回憶起那段生活說:“那真是殘酷的人生。”
  陳玉書人生的轉折是一個偶然的机會。有一次,他又失業了,為了不讓家里人知道這個坏消息,早上,他仍假裝去上班,實際上是出去尋找工作。他在外面轉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也沒找到工作。他不敢回家,在街上漫無目的地徘徊,走到維多利亞公園門口,因為無處可去,想到里面坐下來歇一會儿。他看見一位婦女帶著一個孩子在蕩秋千,那秋千總也蕩不起來,便走上前去幫助推了一把。那位婦女從秋千架上下來后便跟他談了一會儿,得知他沒有工作,很同情他的遭遇。
  這個婦女的丈夫是印尼駐香港領事館的高級官員,他給陳玉書謀取了一個給印尼華商辦理簽證充當中介入的机會,一下就讓他賺了5万港元。在70年代,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有了這筆錢,陳玉書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當然是不行的,應該趁著有點本錢,做點生意。他辦了一個“香港繁榮發展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大陸產品的轉口貿易。雖然規模尚小,但他發現自己還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經過一兩年的努力,公司逐漸發展壯大。
  陳玉書并不滿足,他決定大膽開辟台灣市場。他与別人合伙購進了一大批台灣產的滌綸布,准備將這批貨銷往大陸。如果成功,一定能賺一大筆錢,公司也將邁上一個新台階。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結台灣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腳,結果他花40万元買來的竟是一堆賣不掉的積壓商品。這次上當几乎使他傾家蕩產,也使他深刻地認識到商海是多么凶險。吃一塹,長一智,此后陳玉書做生意就很小心,沒有再上過騙子的當。
  經此打擊,陳玉書并沒有垂頭喪气,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縮營業規模,穩住公司;另一方面積极收集信息,以圖重整旗鼓。
  1979年,大陸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港台商人紛紛進入大陸市場發展業務。陳玉書也來到北京,經過一番考察,他決定經銷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藍產品。他第一批購進了价值5万港元的貨,運回香港后,很快便銷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訂購了30万港元貨,同樣很快就賣光。以后,他又多次訂貨,每次都是數十万元。這樣,他就成為香港較大的景泰藍經銷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為全球性經濟衰退,香港市場對景泰藍的需求量減少。陳玉書訂的貨比較多,一時難以售出,形成積壓,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擺脫這個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紛紛收縮業務、拋售存貨的時候,他卻來個反其道而行之,一連開了4家新店,在報紙、電視上大做廣告。對他來說,這簡直是一場賭博,他把大部分銷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時,陳玉書認識到,由于傳統的景泰藍產品花色品种單一,功能只限于觀賞,已滿足不了顧客的需要,改革產品是當務之急。為此,他頻繁地往來于北京与香港之間,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趨向通報給生產厂家,并指導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在景泰藍市場不景气的情況下,他的“繁榮”公司銷售量不但沒有下降,相反還逐年增加。
  1982年,陳玉書又作出一個惊人之舉:由于世界經濟持續蕭條,北京工藝品公司積壓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幣的景泰藍產品,急于清倉處理。但在市場不景气的情況下,港商誰也不敢圖這個便宜。陳玉書卻獨具慧眼,看好這個机會。他認為,景泰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世界經濟不景气也不會長期繼續下去。一旦經濟回升,人們對藝術品的需求就會增加,景泰藍還會成為搶手貨。他想,若買下這批貨,就等于擁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藍庫存。思考再三后,他決定,訂下這批貨!
  按照他當時的經濟力量,根本就拿不出這筆錢,唯一的辦法只有向銀行借貸。而銀行家們都不傻,他們知道景泰藍行業不景气,擔心貸款放出去收不回來。陳玉書跑了許多家銀行,只有少數几家同意貸款,但提出的條件非常苛刻。陳玉書咬了咬牙,接受了對方的條件,將所有的家產抵押出去,這才湊足了所需貨款。他知道,如果這筆買賣失敗,他又將身無分文。
  貨運到香港,他理所當然地打出“景泰藍大王”的金字招牌,號稱“數量最多,品种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竊笑:看他怎么拋掉這個大包袱!陳玉書心里也懸著,他外表裝得坦然,心里卻像火燒一樣。現在他是負債經營,每拖一天,貸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這時,忽然一個好消息傳來:新加坡准備舉辦中國景泰藍展覽。得到這個消息后,陳玉書心花怒放,他立即帶著所有的樣品赶赴新加坡。展覽會一開幕,參觀訂貨的人就源源不斷。這次机會,掃清了陳玉書登上“景泰藍大王”寶座的一切障礙,他的公司營業額頓時擴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經沒有人能与之匹敵了。他的公司營業額占了香港景泰藍市場的一半以上。
  陳玉書從實際經營中認識到,景泰藍產品必須跟上時代的潮流,朝“實用化、日用化”方向發展,不斷推陳出新,才能保持其銷售旺勢。他組織北京生產厂家的技術人員成功地研制了脫胎景泰藍。它制作簡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燈、壁挂等日用裝飾品。他還親自設計了景泰藍手表、景泰藍鋼筆、景泰藍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這些新產品一上市,大批訂貨單雪片般地飛來。他銷售的景泰藍產品不僅暢銷東南亞,還打入了歐美市場,隨著市場的不斷開辟,陳玉書在商界的地位也越來越穩固。
  可是,他并不滿足于只做“景泰藍大王”,又雄心勃勃地向地產業、娛樂業邁出了步伐,并在這些領域也顯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對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紛紛外遷,導致地產大跌,尤其是豪華住宅,几乎無人問津。
  陳玉書的想法卻与別人不同,他認為地產永遠是向上漲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暫時現象。尤其在香港更是這樣。現在人心浮動,房地產价格已經落到最低點,此時買進是不會錯的。果然,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后,香港市面穩定了,房地產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飛机,直線回升,狂漲不已。陳玉書又打了一個大胜仗。
  在這种情況下,有人勸他趁此机會赶快拋出。陳玉書說:“我的事業永遠立足于香港,我對香港充滿信心,香港經濟發達,交通方便,是國際金融中心,它不會因變化而阻礙發展。”他不愿做房地產投机商。現在,他在地產上的投資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產越多,信譽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聲也就越來越響。他擔任了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咨委、香港鐘表業第7屆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聯合會名譽會長。
  陳玉書事業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眼光要遠,項目要大。眼光遠,就是善于分析形勢,不為眼前的困難所迷惑;項目大,是指項目應有一定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他認為自己的發跡在于三個机會: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藝品公司清倉的机會;二是几經努力申請到了貸款;三是通過新加坡景泰藍展覽會打響了牌子。他將三個階段比作“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和“淮海戰役”。他笑著說:“香港許多富豪,都是這樣依靠大的戰役起家的。”
  陳玉書做生意賺了錢,但他忘不了,他是依靠北京工藝品生產厂家,依靠祖國的傳統工藝而致富的,他對祖國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間的遭遇而減淡。他与北京手表厂共同投資50万美元組建景泰藍鐘表公司,生產各种景泰藍工藝手表和挂鐘;与北京首飾公司合作生產各种景泰藍首飾。他還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資興建酒店、卡拉OK廳以及高級住宅。他不僅對香港充滿了信心,對大陸的改革開放也信心十足。
  他說:“人的生命是短暫的,應將有限的生命用來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近年來,他向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款80万港元,向宋慶齡基金會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它的捐助,他總共向大陸同胞捐獻了1600万港元。他的義舉,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好評,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
               (孫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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