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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屠殺東南亞人民的劊子手


  —-日本侵略軍不僅屠殺中國人
  民,也侵略占領東南亞、給東南亞各國
  人民帶來戰爭災難,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
  按照日本右翼分子的強盜邏輯,日本侵略東南亞"有功",亞洲國家人民應該感謝率領日本侵略軍占領東南亞、揮動屠刀屠殺東南亞國家人民、奸淫東南亞婦女的日本強盜了,這是對日本侵略東南亞歷史的肆意歪曲。日本甲級戰犯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不僅在中國,在東南亞也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
  ▲武藤章罪責難逃
  審判屠殺中國和東南亞人民的劊子手武藤章,是東京軍事法庭的又一場大較量。
  武藤章1892年12月生于日本熊本縣,陸軍大學畢業后曾任教育總監部課員、參謀本部第二部第四班班長、軍務局軍事課員、關東軍參謀,參謀本部課長,職位一直升遷緩慢,后來他找到了竅門儿:在中國東北大開殺戒,便很快爬了上去。
  中國公訴人倪征噢首先指控武藤章曾到綏遠策划陰謀,武藤章說自己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關東軍參謀,不可能在綏遠興風作浪。中國公訴人揭露武藤章是破坏綏遠抗戰的罪魁禍首。武藤章受命調查綏遠形勢,他見日本關東軍操縱的德王傀儡軍隊已發展到兩軍8個師,外加一個警衛師、一個炮兵團、一個憲兵隊,与傅作義的第35師緊張對峙,他便向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做了緊急報告,植田謙吉當即命令武藤章和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到綏遠活動。
  板垣征四郎和武藤章到達綏遠,在省政府會見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挑撥傅作義和國民党政府的關系,答應幫助傅作義發展自己的勢力,對抗國民党政府。武藤章气勢洶洶施加壓力,要傅作義勾結德國投降日本。
  傅作義正告武藤章說:“華北是中國的領土,絕不許任何人出來搞一個獨立局面;內蒙和綏遠都是中國的領土,不允許任何人分割獨立,也不允許任何人來侵占蹂躪!"板垣征四郎和武藤章見無空子可鑽,离間陰謀可恥破產,第二天便掃興而去。
  中國公訴人指控武藤章是"七七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好戰分子,武藤章說他只是參謀本部第三(作戰)課課長,官小位低,無足輕重。
  倪征噢引用參謀本部第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對當時的情況回憶駁斥武藤章的謊言,河邊虎四郎回憶稱:“在看過7月8日(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的電報后,柴山兼四郎軍務課長來電話說,'發生麻煩事情了,。……'這是他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武藤章第三課長則与此相反,認為此時即使動用武力,也要解決華北滿蒙問題,心情上有很大差別。"倪征噢又引用日本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的日記揭露武藤章的戰爭狂人罪行:“東京中央部异常惊慌,但又不能不感到這是應該出現的情況終于到來了。在盧溝橋事件爆發之初。……在一片混亂中,只有參謀本部第三課和陸軍省軍事課在事務工作方面穩步采取對應措施。這兩課的課長都認為事態不容樂觀,對此,除訴諸實力外別無對策。只有增強日本在華北的兵力,根据情況,不失時机給予一些。他們的想法,是認為只有如此才能收拾局面。在此种想法的基礎上,該兩課長對緊急派出以3個師團和18個航空中隊為骨干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見。"1937年7月8日,武藤章擬定的參謀本部作戰課時局處理方案內容如下:“力求事變限定于平津地區,并迅速确保該地區,這是以謀求平安定為方針。……中國方面若對我軍采取挑釁態度,則應向中國駐屯軍增派必要之兵力,將与我敵對的中國軍隊逐出平津一帶。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針為准則。"日本政府根据武藤章等人的建議,決定向華北增派3個師團和航空兵團。
  日本軍部對武藤章要使平津、內蒙成為緩沖地帶的意見极為重視,在一份文件中特意表揚他說:“武藤章作戰課課長是1937年3月就任的。在此以前任關東軍第二課長,是綏遠事件等一系列對華強硬政策的執行者。他主張為對蘇戰備,應鞏固背后的華北、蒙疆,同石原莞爾第一部長的觀點完全相反。他在實行能力方面較石原部長有過之而無不及。"武藤章建議將華北戰火擴大到華中,積极參預日本進攻上海的陰謀策划,為此需要增派兵力。1937年8月20日,日本參謀本部批准了武藤章的意見,決定從日本國內抽調4個師團參加侵華戰爭,使日寇侵華兵力達到11個師團。
  武藤章侵略野心惡性膨脹,又召集參謀本部第二課長、陸軍省軍事課長、軍令部第一課長、海軍省軍務課長舉行"懇談會",要求在華北給中國軍隊決定性打擊,進入保定一線,在華中攻占上海。
  武藤章的戰爭計划得到參謀本部的賞識,破例讓這個中級軍官到皇宮晉謁裕仁天皇,奏請增派第9、第13、第101師團及台灣守備隊進攻上海,再派后備步兵4個大隊到上海助戰。
  武藤章受到裕仁天皇接見,气焰更加囂張。1937年9月起草《戰爭指導綱要》,首次正式提出設立大本營,裕仁天皇接受他的意見,1937年11月18日以昭和12年軍令第一號公布了大本營令,統一指揮對外侵略戰爭。
  大本營成立后,武藤章又賣力推動統帥部下令進行侵占石家庄的作戰,還起草進攻山東的作戰計划上奏裕仁天皇,請求派精銳兵團在海州登陸,沿隴海線進攻,造成夾擊山東并攻擊南京的態勢。1937年10月中旬,武藤章主持參謀本部第三課,研究把戰火擴大到華南沿海作戰問題,制定出《華南作戰綱要》,決定在進行華南作戰之后再進攻南京。
  日本軍部見武藤章對進行上海、南京作戰有發瘋般的勁頭,便任命他作為松井石根的幫手,提拔他當華中派遣軍副參謀長。
  武藤章受寵若惊,迫不及待地從日本赶赴上海戰常當時松井石根有病在蘇州休養,武藤章更賣力地協助方面軍司令官朝香宮于1937年12月12日攻陷南京。
  12月17日,華中方面軍為慶祝日軍占領南京,在一片血泊中舉行入城式,武藤章緊跟著騎大白馬的松井石根乘汽車抵達南京中山門外,又陪同松井石根,自中山門至中國國民政府官邸,檢閱列于兩旁的侵略部隊。
  當時松井病尚未痊愈,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又臀部受傷,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宮鳩彥便把武藤章視為"天皇心腹集團"成員,指令他負責侵華日軍在南京地區的宿營安排。
  殺人狂武藤章根本不去安排日軍部隊在南京找地方宿營,卻宣布南京城外的宿營地不足,日軍官兵可以在南京隨意選擇宿營地。
  這一聲令下,猶如打開了野獸的牢籠,几十万日本侵略軍就像几十万頭窮凶极惡的三頭六臂怪獸,公然沖向金陵石頭城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殺,看到女人就強奸,看到財物就搶奪,導致几十万中國人被殺,武藤章的一道命令直接促成了舉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殺!
  在東京法庭上,中國公訴人倪征噢控訴武藤章作為日寇侵華華中派遣軍的副參謀長,參与了南京及其附近由松井所屬部隊犯下的駭人听聞的暴行,犯下了發動戰爭和屠殺無辜平民罪。
  武藤章急得摘下眼鏡在空中胡亂飛舞為自己辯解說,我只不過是松井石根手下的一個軍官,居于沒有指揮權的下屬地位,自然不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華中派遣軍在南京地區的暴行。
  中國公訴人倪征噢以充分的證据指出,武藤章當時已是華中派遣軍副參謀長,根本不是毫無權力的下屬軍官,他下達的侵華日軍可以在南京隨地宿營的命令就是證明。
  在中國公訴人的猛烈追擊下,武藤章啞口無言,倪征噢乘胜追擊:'你作為華中派遣軍副參謀長,為什么要下達促使南京大屠殺駭人事件發生的命令,要讓野獸一般的日軍隨便在南京為非作歹?"武藤章在被告席上連聲冷笑,以無恥的態度嘲弄公訴人對他的指控,擺出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大佐的勁頭儿,找了一個荒誕不經的借口為自己辯解說:“我下達帝國陸軍在南京隨便宿營的理由,是說在南京城外長江畔的部隊營地由于缺乏用水而不敷使用。因而當大批日軍搬進南京城的時候,他們賴以生存的水,大部分是經日軍自己過濾和煮沸的,再由苦力們開船從長江上給日軍官兵送到南京城里去。"為揭穿武藤章的謊言,中國公訴人倪征噢質問這是怎么造成的,武藤章繼續編造謊言說:“南京市供水厂在12月9日被一顆炸彈擊中,我急忙派第六野戰衛生部隊和第八野戰工程兵部隊去搶修,直到1938年1月7日,即帝國陸軍占領南京三周之后,才開始供水。這些情況都有据可查,不是我武藤章在這里胡編亂造。"韋勃庭長适時站出來講話,指出武藤章所說的情況根本不能成為日本侵略者對南京進行血腥屠殺的理由。
  武藤章的日本辯護律師本尚一、美國辯護律師柯爾岡怕武藤章頂不住中國公訴人和東京審判法庭的猛列攻勢,忙命中島今朝吾出庭為武藤章開脫罪責。
  中島今朝吾暗想,我和朝香宮指揮的日軍第16師團是進攻南京的主力部隊,我也是南京大屠殺的罪魁之一,按理說我在南京大屠殺中的罪惡比武藤章大,武藤章被作為甲級戰犯押來受審,我卻陰差陽錯站在證人台上,看來要活命就不能開罪于美國佬,于是就含糊其詞地為他和武藤章辯解說:“審判長閣下,我和武藤章被告都有怠忽管轄的錯誤……"韋勃庭長見中島今朝吾故意為武藤章辯解,就進一步追問武藤章為什么下令讓侵華日軍在南京肆意屠殺。
  中島無力地辯解說:“僅有14個秘密警察協助武藤章維持治安,我們兩人都沒有能力維持治安,不能挽狂瀾于既倒。"中國公訴人倪證噢當即駁斥中島今朝吾的謬論說:“武藤章作為華中派遣軍副參謀長,你作為南京警備總司令,都有權維護南京的社會秩序,制止侵華日軍官兵的屠殺、奸淫暴行,特別是證人中島今朝吾,剛剛离開東京秘密警察總監的最高領導職位,你隨時可以使用飛机運送日本將領于日本和南京之間,你采取制止日軍暴行的措施完全有可能,也來得及,為什么卻遲遲不見你的行動?西方觀察家還親眼看到,你和武藤章手下的秘密警察,在指導日軍官兵搶劫,甚至為闖入民宅強奸南京婦女的日本官兵擔任警戒,請問這是什么行為?"當時在南京的西方基督教青年會成員菲奇、馮·福肯豪森將軍,當時在南京的傳教師和醫生紛紛走上證人席,揭露武藤章屠殺南京人民的罪行,中島害怕追究自己的罪行,才不得不揭露武藤章參加了南京大屠殺,承認南京浩劫從1937年12月14日武藤章進入南京開始,一直持續了6周之久!
  中島今朝吾見中國檢察官和法官對他怒目而視,不由膽戰心惊,又說松井石根來到南京后對中島和武藤章嚴厲訓斥,命令他們把所有不必要留在城里的日軍部隊撤出南京,命令武藤章負責安排部隊宿營,但武藤章始終未能在南京城外為侵華日軍找到足夠的膳宿設施,任憑日寇官兵在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做。
  接著,中國公訴人倪征噢控訴武藤章是屠殺華北人民的劊子手:1938年7月31日,被陸軍省次官東條英机看中,要他轉任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運用南京大屠殺的經驗,挽救侵華日軍在華北的失敗。
  武藤章殺气騰騰來到華北,馬上參与指揮日寇對晉察冀邊區的"掃蕩"圍攻作戰,對晉察冀邊區百姓血腥屠殺,接著又指揮日軍對冀中進行五次大"掃蕩",使華北白骨遍野,血流成河,他靠著對中國人民的大屠殺,升任大本營軍部軍務局長,授予少將軍銜。又以舉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簡稱"關特演")"名義,調動關東軍部隊,准備對蘇聯開戰。
  美國公訴人基南控訴武藤章是推動日本向美英開戰的元凶。武藤章辯解說他只是陸軍省的一個小小軍務局長,連個內閣大臣也沒撈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要冤枉了他。
  基南引用大量文件,證明日本大本營在偷襲珍珠港前的半年多時間里,召開過几十次會議討論對美開戰問題,武藤章每次都到會鼓吹對美開戰,參与制定《關于促進南方施策的方案》,催首相東條英机早下決斷。
  武藤章仍矢口抵賴,基南連聲冷笑,又把他的"王牌證人"田中隆吉請出來作證。
  “昭和16年(1941年)11月25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曾對日本發出最后通牒。4天后的同月29日,武藤章局長就斷然拒絕說:'假如日本接受這項要求,那日本必將成為赤貧而毀滅,所以無論如何也要出之一戰'。"田中隆吉瞪一眼對他怒目而視的武藤章,又說:“挑起太平洋戰爭的12月8,當東條首相兼陸相發表訓話時,軍務局長武藤章竟大發宏論,稱贊東條英机是英雄。在第二天的大本營會議上,武藤章又發言說,'派來栖三郎大使和客輪龍山丸去美國,只是發動戰爭前夕的一种偽裝'。"首席檢查官基南對他的"王牌證人"在法庭上的表現相當滿意,向他點點頭以示鼓勵,又問道:“武藤章這個軍務局長為什么能有這么大的作用?請回答。"田中隆吉受到基南的鼓勵,勁頭更足,忙從他的龐雜"武器庫“里找出法庭上最需要的東西,滔滔不絕地講下去:“至于說到武藤章軍務局長為什么具有如此實力,東條大將曾這樣說過,'我對軍務局長武藤章工作上相當器重,因為軍務局能和德國在歐洲的活動呼應,這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有极大幫助,而武藤章局長一向就以這种目標為作業方針'。當年因德、意、日三國同盟問題而使米內光政內閣垮台時,陸相□俊六很有感慨地說,'這完全是武藤章搞的,米內被自己養的狗咬了手,所以米內光政總辭職并非出于自己本意'。"檢察長基南對田中隆吉的證詞极感興趣,問道:“當被告東條擔任陸軍大臣時,誰是他的心腹謀士?"田中隆吉心頭掠過一道陰影,暗想東條那時的心腹就是我和武藤章,后來在對美作戰問題上才跟東條鬧翻,為与東條划清界限,田中隆吉提高聲調緊張地回答說:“東條的心腹謀士是武藤章,那時他正擔任軍務局長。其實,武藤章何止是東條的心腹,簡直就是他的大腦。這也就是說,東條只是一張唱片,而武藤章才是操縱唱机的人。"1942年以后,武藤章升任近衛師團、第二師團中將師團長、侵菲日軍參謀長,又犯下屠殺東南亞人民和盟軍戰俘的罪行。武藤曾下達這樣的命令:“當敵方侵入時,須注意勿失爆炸和焚燒的机會,當屠殺菲律賓人時,應盡可能將其聚集在一塊地方,以節省炸藥和勞力。"武藤章的美國辯護律師柯爾岡急忙用戰爭中的混亂局面為武藤章的屠殺罪行開脫:“在菲律賓的美國軍隊在裝備、運輸和戰斗威力方面對敵占有很大优勢,推進速度惊人,日本軍隊被分割成一股一股。
  這些股日軍几乎彼此完全孤立,山下司令官的作用已化為烏有。實現統一指揮已經完全不可能了。……山下也好,被告武藤章也好,不僅不能把自己的贊同意見發出去,就連他們的情況也了解不到了。即使武藤章盡了一切可能,也是無法制止暴行的。這在小林修次郎和其他證人在一般辯論階段的證言中都有反映。“為給武藤章辯護,美國律師特意把當時的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搬出來作證,柯爾岡在法庭更趾高气揚地說:“為了證實我們的觀點,我們提供曾在菲律賓群島日軍司令部工作過的證人。此外,為證實當時的情況确實混亂,還將提供馬歇爾將軍的報告節錄。這個報告說明,被告武藤章已無能力去改變在馬尼拉發生的事件。“馬歇爾不僅把美國關于緬甸和菲律賓戰局進程的絕密報告的抄件發往東京軍事法庭,本人也親自來東京做證,這使武藤章大受鼓舞,對在東南亞的罪行硬說毫不知情:“我接到擔任第14方面軍參謀長的任命后,1944年离開棉蘭前往菲律賓群島。我未曾從軍事行政管理机關方面和當地居民方面听到對本師團的不滿的意見。"檢察方面据理駁斥,武藤章自知理虧,眉頭一皺又打出另一張王牌,他從德國納粹主義分子在紐倫堡法庭的詭辯受到啟發,又舞動三寸不爛之舌說:“如果說有暴行,那只不過是對游擊隊非法活動的回答,而且戰俘和被拘禁人員由山下將軍督管,非我管轄范圍。"中國公訴人以确鑿證据駁武藤章的謊言說:“1942年4月20日,武藤章被任命為日本駐北蘇門答腊帝國近衛軍司令官。……凡是由其軍隊占領的地區,就都有最殘酷的暴行發生,武藤章對此負有責任。戰俘和被拘禁人員遭受的是饑餓、有病有傷不予醫治、刑訊拷打和任意殺戮,而對待平民百姓則采取滅絕政策。"東京法庭審判書嚴肅指出:“1944年10月,武藤章被任命為菲律賓群島山下將軍的參謀長,他任此職直至投降。他的地位与南京大屠殺時期大不相同,他是能夠左右政策的。他在菲律賓任參謀長期間,日本軍隊正在對平民搞大批殺害、刑訊和其他暴行活動,對待戰俘和被拘禁人員則是用饑餓、刑訊折磨他們,或把他們殺掉。武藤章對此等令人發指的違反戰爭法規的行為負有責任。我們不能接受辯護方關于他對這些事件一無所知的說法,那是完全不可思議的。"日本投降后,經中國軍方提出強烈要求,盟軍以戰犯嫌疑罪名逮捕武藤章并押回東京,被東京國際法庭判處絞刑,武藤章一下惊呆了,既而強作微笑,故作行注目禮之態,走出法庭。
  在行刑途中武藤章交給牧師花山信胜博士一首訣別俳句:霜夜時,橫下鐵心,出門去。
  1948年12月23日0時11分30秒,法醫宣布暴虐中國和菲律賓的武藤章絕气斃命。
  ▲木村欠下筆筆血債
  原侵華日軍將領、侵緬日軍司令官木村兵太郎陸軍大將,是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7個甲級戰犯之一,對他的審判充滿惊心動魄的斗爭。
  木村兵太郎是日本法西斯軍部刻意培養的青年將校,1935年3月任整備局統制課課長。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在國民党正面戰場上進展順利,攻占了武漢、廣州等大平國土;与國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國共產党率領八路軍、新四軍浴血抗戰,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等一系列胜利,開辟敵后戰場,建立了大平抗日根据地,成為日本侵略者极為頭痛的問題。
  武漢失陷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發生戰略性變化,由軍事進攻為主轉變為政治攻勢為主,侵華日軍的軍事作戰重點也發生重大變化,由國民党戰場逐漸移向解放區。
  山東區抗日根据地,是最令日寇膽戰心惊的重要地區。
  1937年10月日軍攻占德州后,中共山東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山東各地舉行武裝起義,党中央又先后派肖華、張經武、羅榮桓率八路軍一一五師開進山東,建立了魯中、魯南、濱海、膠東、渤海等根据地,面積包括河北、江蘇部分地區,西北与晉察冀邊區相鄰,西邊与晉冀魯豫邊區相連,南方与華中抗日根据地連接,成為銜接華北、華中兩大平解放區的樞紐,戰略地位极為重要,活像插向日寇心髒的一把尖刀。
  華北日軍司令部惊呼:“中共勢力是華北治安肅正最堅韌的敵人,共產党勢力在山東的擴張更為劇烈。為此,加強情報搜集,确立排除中共勢力的對策,是刻不容緩的任務。"為鎮壓山東抗日勢力,日本軍部特別于1939年3月把刻意培養的中堅將官木村兵太郎晉升為陸軍中將,同時升任第三十二師團的師團長,編入第十二軍。駐兵山東兗州,伺机展開"掃蕩"。
  木村兵太郎停止日寇對國民党正面戰場于學忠第五十一軍的進攻,將主要兵力轉移到敵后,專門對付八路軍。
  1939年4月14日,木村兵太郎率8000余名日寇,由鄒縣、滕縣、棗庄、臨沂等地出動,分路向抱犢崮山區進行"掃蕩",企圖尋殲八路軍一一五師主力,摧毀魯南抗日根据地。他气勢洶洶地下令:“這次作戰的目的,与過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根据地,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毀;飯碗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初次与木村兵太郎交戰,先避開日寇主力,集中兵力進攻鄆城西北的樊壩。木村兵太郎找不到一一五師主力,就對抗日人民凶殘屠殺。從1939年4月21日起,又指揮三十二師團主力和獨立混成第十旅團,在魯西地區進行多次"掃蕩",被八路軍殲滅500余人。
  1939年5月,木村率第三十二師團接替第一一一師團在濟南地區的作戰任務。根据華北日軍第二期肅正作戰計划,木村師團采取分散兵力、積极"討伐”的方針進行"掃蕩"作戰,遭到八路軍一一五師沉重打擊,傷亡慘重。
  木村兵太郎抓不到八路軍,便抓了2000多名百姓關進濟南扎營街西北角的新華院集中營,先把"俘虜"的衣服剝光,每人抽200CC血供侵華日軍醫院用,然后把中國百姓關進又黑又臭的禁閉室,三天不給飯吃。木村兵太郎命令日軍白天押著關進集中營的人去做苦工,稍有怠慢,就揮起皮鞭毒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或放開凶惡的狼狗,把人拉出來讓狼狗撕咬,或注射氯化汞溶液、錳酸鉀和石炭酸,把中國人殺死。
  發現逃跑者,就用鐵絲穿透手心,在樹上吊死,或用刺刀逼著他們自己挖好坑,再用刺刀刺死埋掉。
  木村兵太郎還在新華院設有"特別病洞",生病的人被丟進洞中,一天只送兩次稀飯,病人大都在洞中被老鼠咬死。中國公訴人的血淚控訴,激欺人們的強烈憤恨。
  中國公訴人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揭露木村兵太郎狡猾地收買叛徒,1939年5月在泰(西)肥(城)地區包圍一一五師師部的罪行。羅榮桓在极端不利條件下率部頑強抗擊,在一天的戰斗中殲滅日軍1300人,然后分散突圍,轉移到東平以東地區,木村兵太郎惱羞成怒,又大肆屠殺中國人出气。
  徐州會戰后,八路軍与國民党軍隊六七万人進駐泰山山脈,嚴陣以待。木村兵太郎率領日軍于1939年6月4日突破泰山險阻,先后攻占莒縣、沂水、大店、河陽鎮等地,逐步壓縮包圍圈。木村兵太郎以為這次可以全殲八路軍主力,豈知一一五師在羅榮桓指揮下早已巧妙跳出重圍。
  1939年8月2日,羅榮桓命特務營在梁山地區前集庄設伏,殲滅木村部日軍600余人,取得梁山殲滅戰的胜利。
  木村兵太郎气急敗坏,8月4日率領5000名日寇,40多輛裝甲車,對魯西抗日根据地進行瘋狂的報复性"掃蕩",企圖將一一五師主力一口吃掉。羅榮桓指揮抗日健儿化整為零,利用青紗帳巧妙地与木村兵太郎周旋,伺机伏擊小股日軍,木村兵太郎無可奈何,不得不停止對魯西的"掃蕩",而拿屠殺無辜百姓出气。
  1940年春天,木村兵太郎指揮日軍和偽軍与八路軍一一五師在抱犢崮山區展開激戰,木村兵太郎丟失郯城,白彥,被殲滅800余人,木村兵太郎又集中日偽軍8000余人,向抱犢崮發動"合圍掃蕩",又被八路軍消滅2200余人。木村兵太郎气急敗坏,又大肆屠殺山東無辜民眾。
  日本軍部見木村兵太郎敢于凶殘殺害中國百姓,1940年10月將調任關東軍參謀長。
  木村一上任,就指揮關東軍對東邊道(今通化、延邊地區)進行討伐,又制定了《西南地區肅正工作實施要綱》,以武力鎮壓東北西南地區人民,殺害居民1500多人。
  1940年12月,木村下令在哈爾濱設立"治安工作指導部",大搞白色恐怖,僅在四撮房、敖木台、黑家窩舖就槍殺我抗日人員130多人,在肇原三江口將19個居民用鐵絲穿在一起,投入冰窟里凍死,又進行大逮捕,使數以千計的中國百姓喪生。
  木村兵太郎促使關東軍和日寇侵華方面軍達成協議,讓侵略華北的日軍以"軍事討伐"、"治安肅正"為名,采取各种方式強抓中國百姓,再用悶罐車運到東北,每年至少向東北運10万勞工,一部分被劫往日本,死在异國他鄉。
  木村兵太郎命關東軍把從關內抓來的勞工送到吉林省遼源礦區太信方家柜煤礦,四周圍有兩道鐵絲网,中間夾著一道高壓電网,最里面又是一道一丈高的土牆。礦工在日本人的皮鞭下挖煤,無數礦工被活活折磨死,或被煤礦塌方、煤其中毒、瓦斯爆炸致死,死了就被扔進方家柜"万人坑"。這個"万人坑"從1941年開始埋人,一年零八個月就填滿了,木村兵太郎調离關東軍前,還命人在方家柜"万人坑"旁修建煉人爐,有的礦工未死就被扔進煉人爐里燒掉。木村兵太郎推行"人肉開采政策",使上万個中國礦工悲慘喪生!
  中國公訴人還控訴了木村兵太郎積极參与對蘇聯實施突然襲擊的陰謀活動,進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實際准備。
  作為關東軍參謀長,他命關東軍從各地抓來几十万勞工,在中蘇邊境地區修筑"北邊防御工程",規定修建三線部署的、綜合性的大型軍事基地。木村兵太郎命關東軍工兵部隊監督施工,許多工人在施工中被折磨而死,其余工人在工程完工后也被秘密處死。
  中國公訴人引用《台安縣志》記載的資料,控訴木村兵太郎1941年命關東軍從台安縣強征勞工1372人,在搶修軍事工程中被折磨死800多人。
  法庭上的木村兵太郎情知他欠中國人民的血債太多,急得滿頭大汗,摘下眼鏡擦擦眼鏡七上的汗水,突然想起了逃脫之計:“審判長,指揮我作戰的十二軍軍長尾高龜藏都無罪釋放,卻把我拖上法庭,這太不公道了吧--再說我1941年4月10日就奉召返回國內,任陸軍省次官,1943年3月31日調任陸軍省軍事參議官兼任兵器行政本部部長,從此就离開了中國戰場!"本村兵太郎正自以為得計,美國公訴人基南又控訴他作為陸軍省次官,作為日本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机的幫凶,致力于策划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陰謀活動。木村兵太郎深知麥克阿瑟和美國人最恨偷襲珍珠港的主謀者,才被基南一發炮彈打啞,不敢肆意妄為了。
  中國公訴人還控訴木村兵太郎1944年8月30日就任日寇侵略緬甸方面司令官后,与中國遠征軍和英、美聯軍作戰,又犯下的累累罪行。
  美國公訴人基南還控訴說,木村為掃除日本軍人的崇拜英美思想,提高日本法西斯官兵的大和民族优越感,以陸軍省次官名義命令日本軍隊,把在馬來西亞戰役中俘虜的1000余名美英戰俘押解到朝鮮,動員5万日本人、12万朝鮮人上街圍觀,讓英美俘虜當街示眾,命日本人不停地向示眾隊伍扔石子,大肆羞辱。
  中國公訴人向哲浚控訴說,"木村兵太郎有意放縱部下屠殺民眾。他一到仰光,緬甸首都附近就發生了慘無人道的暴行。木村把司令部移到毛淡棉,那里又馬上變為日軍的屠常距离木村司令部10公里的一個地方叫卡拉岡,木村到那里不到一周,卡拉岡的居民就被他手下官兵全部殺光。"向哲浚質問說,"日本早已是1907年《海牙陸戰公約》和1929年《日內瓦戰俘公約》的簽署國。你為何公然違背《日內瓦戰俘公約》的明文規定,即俘虜應受合乎人道的待遇和保證?“木村兵太郎趾高气揚說:“我們日本皇軍將士最崇尚武士道精神,宁肯剖腹自盡也不投降,認為為天皇陛下而死是最大的光榮,認為投降乃恥辱之舉,是最可恥的事情!"中、美公訴人嚴厲駁斥木村兵太郎的蠻橫狡辯,指出在侵略戰爭期間木村兵太郎擔任陸軍省次官3年之久,無論如何難逃違反戰爭法規之罪責。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木村在仰光參加了聯合國軍舉行的受降儀式,代表日本政府、日軍緬甸方面軍在投降書上簽字蓋章,然后根据中國、美國、英國、緬甸的強烈要求,將木村兵太郎作為甲級戰犯逮捕,押回東京交給遠東軍事法庭審判。
  經兩年多艱苦審判,東京法庭判處木村兵太郎絞刑。木村兵太郎以標准的立正姿態听完判決,然后轉身退出法庭,步伐雖大,卻掩飾不住他慌亂頹唐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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