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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事變"難辭其咎


  —-"七七事變"亦稱"盧溝橋
  事變",它是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開始,是日本軍國主義要徹底滅亡中國,將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的重要標志和顯著信號,為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又一罪證。
  戰后,日本右翼分子一直處心積慮地洗刷日本軍國主義挑起盧溝橋事變的罪惡行徑,而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責任推到中國頭上,用心何其毒也!
  日本右翼分子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不惜血本,興師動眾,登法庭、寫文章、出書刊、拍電影,真是卑鄙手段無所不用,必欲把發動全面戰爭的責任從日本軍國主義的肩頭卸下來,硬要按到中國人民頭上,為此制造了种种說法,無不令人嗤之以鼻!
  日本右翼勢力首先指使"七七事變"時的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的旅團長河邊正三、日軍北平特務机關顧問櫻井德太郎,按蓄謀已久的計謀,展開進攻。
  粗壯墩實的橋本群首先登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以"盧溝橋事變"前線部隊參謀長身份,指天發誓說"七七事變"是中國部隊第二十九軍發動的:中國第二十九軍士兵看到日軍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感到十分恐怖,便鳴槍射擊,導致了盧溝橋事件。
  中國檢察官倪征噢見橋本群把盧溝橋事件推到二十九軍頭上,就義正嚴詞反問道:“從位置判斷,這一射擊不是靠近日軍的地位發出的嗎?"時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气憤地走上證人席,日方人員曉得王冷齋的厲害,倒抽一口冷气。
  只見王冷齋以當事人身份證明,槍聲來自宛平東方,而宛平城東門外正是日軍演習地區,中方在那里根本沒有駐軍。
  王冷齋當時奉北平市長秦德純之命前去交涉,才搞清日軍中隊長清水听到槍聲馬上集合部隊,親率6個偵察兵到龍王廟去抓中國軍隊俘虜,看到有几個中國士兵在站崗,清水不敢下手,便借口有一名士兵失蹤,向中國哨兵詢問,哨兵回答說沒有看見。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二十九軍哨兵沒有向日軍開槍,否則日軍怎能在二十九軍陣地前沿自由行動呢?
  王冷齋弄清了事實,當即感慨万千寫詩一首,在小序中寫得明明白白:民國二十六年7月7日之夜,近11時,槍聲忽作于宛平城外,后查知為日兵所發。
  一聲刁斗動孤城,報道強鄰夜攻兵。
  月黑星沉煙霧起,時當七夕近三更。
  王冷齋在東京法庭吟罷他的《盧溝橋抗戰紀事詩·一聲刁斗》,振振有辭質問:“盧溝橋事變分明是日軍挑起,你為什么要推到二十九軍身上?你還有何證据?“橋本群被王冷齋駁得無言以對,紅著臉走下證人席。
  日本辯護團副團長清瀨一郎見初戰受挫,忙把第二個證人河邊正三推上證人席。
  這河邊正三是挑起盧溝橋事變的日本侵略軍旅團長,他的部隊是當時駐守盧溝橋附近地區的唯一旅團。他學著王冷齋的樣子,也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胡說盧溝橋事變是馮玉祥挑起的。
  河邊正三此言一出,全法庭人員都感到惊奇。審判長韋勃連連搖頭,問他有何根据?河邊正三信誓旦旦說,馮玉祥當時正處于反對蔣介石失敗后的失意之中,想利用華北局勢緊張之机掌握實權,因而在盧溝橋制造事件,從中漁利。
  王冷齋對馮玉祥將軍1935年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并親任總司令抗日,素怀敬仰之心,特別贊成馮玉祥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主張。見河邊正三栽贓于老將軍,怒不可遏,質問河邊正三有何根据,河邊正三支吾其詞,王冷齋嚴肅揭發說:“證人河邊正三,我們在宛平打過交道,曾較量過几個回合,你還記得嗎?"河邊正三不敢回答。王冷齋講起河邊正三曾指揮日軍炮擊宛平城,將專員公署等地全部轟毀,王冷齋等于十几分鐘前遷出才幸免遭難。等槍炮聲停下來之后,河邊正三派人送信來,邀請王冷齋出城談判,要求中方軍隊退出城外,否則將以大炮攻城,被王冷齋嚴詞拒絕。7月9日,河邊正三又要求允許他率領日軍徒手幕僚進入宛平城慰勞,王冷齋知道又是日寇搶占宛平城的詭計,再次婉言謝絕。……河邊正三見王冷齋把自己親自指揮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的罪行公諸東京法庭,頓覺狼狽不堪,害怕追究自己的戰犯責任,忙灰溜溜走下證人席。
  清瀨一郎見再次受挫,就冷笑一聲,拿出最毒辣的一招儿,指使櫻井走上證人席,指控中國共產党制造了"七·七事變"。
  櫻井的指控有极大的欺騙性,頓時使東京法庭大嘩,對中共有期見的西方人士更相信此說,審判長韋勃要證人提供證据。
  櫻井是日寇駐北平机關特務,他煞有介事編造理由說:“中國共產党挑起盧溝橋事變的第一個根据,是'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表了《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中共主張如此激烈的對日即時開戰論,就是中共挑起盧溝橋事實的有力證据。"王冷齋聲明自己不是共產党,但對中共一直站在反帝抗日斗爭的最前列,素怀敬佩之情,還做過這樣的贊頌詩:延安奮臂起高呼,合力前驅原執殳。
  億万人心同激憤,山河保障定無虞。
  王冷齋辛辣地諷刺說:“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中共號召國人團結御侮,抗日堅決,你把抗日先鋒說成是'七七事變'的罪魁禍首,真是离奇得可笑!"王冷齋的話引起法庭人員的同聲譏笑,櫻井臉皮比城牆還厚,又無恥地大放厥詞:“我的第二個根据,是1937年7月13日左右,中共指使清華大學學生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擴大事態,挑起爭端!"時任北平市長的秦德純、宛平專員王冷齋等當事人,都證明7月7日夜里盧溝橋附近的槍聲是實彈射擊聲,不是鞭炮聲。
  這時,又有一個日本人走上證人席,他就是"七七事變"時在北平特務机關任少佐的茂川秀和。他良心發現,為中國共產党大鳴不平說:“為了擴大兩軍沖突,指使部下鳴放鞭炮的人是我!"茂川秀和語音未落,"七七事變"時在北平的美國駐華武官也出庭作證說:“我認為7月的第一周,日軍在宛平附近進行的夜間演習,是有意識的挑釁行為。……日軍大部隊從滿洲向万里長城以南地區移動,是日軍攻擊宛平縣城后20小時開始的。這一事實暗示,宛平事件是日本為發動對中國不宣而戰的第二階段戰爭進行了周密准備的行動。"中國檢察官向東京法庭提交一份證明文件:是侵華日軍第一聯隊《盧溝橋附近戰斗詳報》,它明确記載,7月7日夜,中隊長清水听到"不明射擊"之后,立即集合部隊,"得知一名日本士兵不在,決定斷然懲罰(中國軍隊)"。日軍大隊長一木清直接到日本士兵失蹤報告,決定借此向中國部隊挑釁,公然要進宛平城搜索。
  王冷齋質問櫻井說:“我奉命与日方交涉時,你也在場,我當時說:'夜間宛平城門已經關閉,日兵在城外演習,怎么能在城內失蹤?就是退一步說,果有日兵失蹤之事,也絕和我方無關,是否仿效當年南京日本領事藏本英明自行隱匿的故伎,企圖做要挾的借口'?爭論結果,決定雙方派員聯合調查,你櫻井也是調查人員之一,豈知一到宛平,你們就自知理虧,不辭而別逃之夭夭,我怒發沖冠,憤而作詩以紀之:消息傳來待折沖,當時尚冀息狼烽。
  誰知一勺揚波起,故道夷兵忽失蹤。
  請張為幻本無根,慣技由來不足論。
  茂本當年原自匿,詰他松井欲無言。
  燃犀一照已分明,容忍都因在弭爭。
  得寸翻教思進尺,更憑強力气開城。
  “證人櫻井,你也是當年'七七事變'的見證人,請你在法庭上講几句真話!”櫻井被羞得無地自容,夾著尾巴要逃,邊走邊喃喃自語:“記不清了,記不清了。……“中國檢察官又從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發現了作為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的下述發言:“日本對華外交方針与過去無异,但不擬強行對華親善。
  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渦中,縱想實現日中親善,也難望取得成效。日本對此,雖深為不滿,但看來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別無他途。"事實證明,日本內閣一致同意外相廣田的意見,決定向中國派兵,由此更證明廣田弘毅是發動"七七事變"、推行全面侵華戰爭的主謀之一。
  中國公訴人揭露廣田弘毅為占領全中國,委托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提出同中國談判的"和平條件",壓中國放棄抵抗,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廣田還以外相身份發表誘降談話稱:“友邦中國,今日實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國能了解日本力求東亞和平之重要觀點,則中國自能免除今日之慘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1938年之時,能与友邦中國開始新的和平,解決一切問題,則中日大局,即可展開一新局面。"廣田弘毅認為蔣介石政權處于极困難境地,"可以說一推就垮了",不等蔣介石做出最后答复,就推動日本近衛政府堵死和談道路,擴大侵華戰爭,企圖一舉滅亡中國。其后也一直以重臣身分參与日本侵略戰爭的策划和執行。
  東京法庭認為廣田弘毅利用他在內閣的重要職權,瘋狂擴軍備戰,發動侵華戰爭,積极推行向東南亞的擴張政策和對蘇聯的侵略政策,對人類和平与安全犯下滔天大罪,因而判處其絞刑。
  廣田弘毅听到宣判他絞刑,兩肩一聳,做出似有意外之感的動作,既而頹廢地低頭走出法庭,等候上絞刑架之日。
  ▲"九·一八"事變由日本挑起日本軍國主義當局一面開動宣傳机器,竭力否認"田中奏折",一面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侵華步驟,加快了發動侵華戰爭的步伐。
  為試探我國政府特別是東北行政長官張學良的態度,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在我國東北相繼挑起了"万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寶山事件"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挑釁事件。1931年4月,吉林省長春縣万寶山鎮漢奸郝永德以長農稻田公司名義向三姓堡農民租借土地500□(5000畝),未經長春縣縣政府批准,擅自將500□土地轉租給流落到東北的朝鮮人李永勳。
  不久,日本人又召集了210人組成稻植公司,仍由郝永德帶領,在万寶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壩,不僅無理占用中國農民土地400多畝,而且蓄謀淹掉長春縣數千頃農田。
  中國農民孫永清等出于生計,向長春縣政府請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實為朝鮮人)開挖水渠。長春縣公安局派警察前往制止,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也派出日本警察前去干涉。后來經中日雙方協商,決定在問題解決前中止施工,但日方故意違約施工,并派60名警察攜槍蓄意制造事端。
  7月1日,400名中國農民舉著寫有"迫不得已,實行正當防御手段"的大白旗,拿著鐵鍬將堤防掘毀,把水路填平。
  日本警察突然開槍射擊,挑起沖突,第二天又出動60名警察強行挖渠,并制造"朝鮮人被中國人襲擊殘殺"的謠言,在朝鮮各地掀起大規模排華狂風,一周內即有僑民109人被殺,160人受傷,財產損失無數。這就是"万寶山事件"。
  當時,蔣介石正在江西圍剿紅軍,接到"万寶山事件"的報告,他在日記中寫道:“日人如此蠻橫,吾國亦不成國矣!"他指示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方提出嚴正抗議。7月7日,中國外交部向日本駐華代辦重光葵提出抗議,要求"立即制止朝鮮的暴行,保留要求賠償權,并保證嗣后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日本接到中國的嚴重抗議后,內閣當天就進行研究,決定對華采取強硬方針。日本外相幣原顛倒黑白,稱"万寶山事件"是"侵犯帝國權益的事件",公然向中國發出戰爭威脅說:“我方對此終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方堅持這种態度,日本將不得不考慮改變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權問題上的立常倘若類似不幸事件的發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日本政府自將采取正當的隨机措施,其結果必將產生极為嚴重的問題,中方必須慎重處理,否則后果嚴重!"在中日交涉中,中國代表王正廷指出,日本支持朝鮮農民在万寶山租田開渠,違反了中日有關約定,不能予以承認,而日本軍警公然在中國領土上行使武力,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更是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為,中國為此提出嚴重抗議。
  日本代表重光葵竟稱,日本在華軍警有保護日本和朝鮮僑民的權利,對排華事件不負法律責任,拒絕向中國賠償損失,反要中國取締反抗日本侵略和抵制日貨的活動。
  7月13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接到報告:“上海及國內各地民眾集會,對日本造成'万寶山事件'及煽動朝鮮排華,准備對日經濟絕交。"這時,美國駐華公使要蔣介石對日妥協,并設法引誘日本把矛頭指向蘇聯。蔣介石也認為,"如果意气用事,反而正為日本挑釁所乘",主張"吾當慎之處之",因此通令全國"不得加害日本僑民",以平息事態。
  在中日交涉"万寶山事件"期間,上海、青島等地又陸續發生一些中日沖突,而"中村事件"便是這些沖突中的一個突出事件。
  所謂"中村事件"是東北軍因擊斃日本間諜軍官中村震太郎而引起的事件。
  1931年7月,日本軍部派長男、森糾和中村震太郎三個大尉帶人在東北進行間諜活動。中村等四人在竊取我中東鐵路西部的軍事情報后,繼續騎馬在洮南興安區刺探軍情,被我東北軍興安屯墾軍三團扣留。
  當時屯墾軍三團團長關玉衡去外防巡查,由團副董昆吾代理團長職務。
  董昆吾派人將四名間諜提來審問。為首的人臉上長滿絡腮胡須,腳蹬短筒皮靴,胸前挂著望遠鏡,自稱是日本人,大模大樣取出一張名片,上印"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和中村震太郎字樣。從他們身上搜出所繪東北興安岭、索倫山一帶軍事地形圖、指北針和南部式手槍等物,由此斷定中村等是日本間諜。
  董昆吾第二天向團長關玉衡建議說:“現在我國是弱國,并無外交可言,我們若將中村等解送沈陽,日寇必將他們及其所攜帶的調查筆記、地圖等全部索回,并且還要我方賠禮道歉,其結果徒惹得許多麻煩,毫無益處。按照國際法,外國軍事間諜可以處以死刑,故無論如何,不能將他們釋放,唯一辦法是將他們秘密處死。"關團長派人去提中村四人時,不料日本間諜乘机逃跑,屯墾團衛兵馬上追擊,在追擊途中四人均被擊斃。關玉衡怕引起國際交涉即命士兵將中村等尸体燒毀。
  關玉衡沒有想到,中村等人在進入洮南前已在海拉爾向日本領事館打了電報。日本駐洮南領事接到中村等人的電報后,計算到洮南的時間已過了20多天,還不見中村等到達,于是,領事館便派人沿著中村所走的路線向北尋找。在佘公府得到蒙人告密,說在洮南一個當其中發現東北軍看守士兵摘下的中村的手表。日方就把它作為中村被殺的鐵證。日本駐沈陽特務机關長土肥原賢二化裝到佘公館調查,查明了中村被殺的真相。
  這一下,日本更找到了侵略中國的借口。從8月17日起,在日本報紙上以聳人听聞的筆調,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誣陷中方無理慘殺日本軍官,百般擴大事端。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奉命向中國東北伐理長官榮臻提出嚴重抗議。
  榮臻答應將此事件請示在北平的張學良處理,并嚴正指出:中方在未查清事實真相之前,對日本報紙的無端指責不能接受。
  張學良經与蔣介石商量,于9月6日自北京致電遼宁省主席臧式毅。榮臻指示說:“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极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當時日本陸相、參謀本部和內閣召開的外務、陸軍、海軍三省課長會議,均叫嚷用武力解決滿蒙諸問題。日本軍部更主張讓關東軍出面解決"中村事件",反對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些情況使正在江西剿共的蔣介石惶恐不安。
  日本駐沈陽特務机關長土肥原的講話,更使蔣介石膽戰心惊:“我們早定种种方策,這層此刻不便明言,唯有此點,我們須十分明白,就是'中村事件',不能說陸軍一方面,簡直可當作全日本的事件,決不取姑息手段,非徹底、干淨地解決不可!"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的私下談話更為露骨。他說:“除憑軍部實力解決之外,別無途徑!"這時,陳果夫拿著日本飛机在東北散發的傳單,跑到南昌行營,交給蔣介石。傳單上寫著:“擊滅暴戾東北政權!”“借此机會永久确保日本帝國在滿蒙既得之特殊權益!"陳果夫還向蔣介石報告說:“据可靠情報,關東軍海城炮兵隊連日夤夜偷運大炮,藏在沈陽守備隊中;關東軍鬼鬼祟祟在滿漢鐵路沿線偷窺北大營動靜;關東軍士兵公然在北大營周圍尋釁;關東軍新任總司令本庄繁加緊巡視滿鐵沿線;關東軍駐在滿鐵附屬地內的軍眷正開掘水井,种种跡象都表明日本正在做戰爭准備。”“'中村事件'誤事啊!"蔣介石摸著腦門說:“關東軍乃'皇軍之花',戰斗力极強,別說中國軍隊,美國兵也討不了便宜!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与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斗!告訴張學良,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不力避沖突,戰則必敗,日本就要中國割地賠款,東北將万劫不复。"蔣介石說著,又把秘書長楊永泰找來,讓他筆錄發給張學良的密電:“漢卿: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在東北如何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吾兄万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中正銑机櫻”
  這就是聞名一時的"銑電"。
  楊永泰在旁媚說:“我替總司令代擬的對日辦法有上、中、下三策:如果日本進攻東北,我方還擊是下策;我方且戰且退為中策;全面不抵抗為上策!總司令圈定的正是上策!"楊永泰剛說完,蔣介石又吩咐楊永泰說:“你再給國民党東北顧問趙欣伯發一個電報,告訴趙欣伯:如果出了事,他可以向關東軍總部去電話,告訴日本人:'奉蔣主席之命決不抵抗,希望皇軍停止射擊!'你提出上、中、下三策,我這個是上策中的上策。"9月11日深夜,蔣介石由武漢乘專車來到石家庄,把張學良召來,企圖借日本人之手搞垮張學良的實力。
  蔣介石嚴令張學良說:“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張學良義憤填膺地質問說:“万一東三省淪陷,被日本人侵占,我將以何臉面去見關外的三千万父老?我又有何理由回答全國人民的質詢?"蔣介石像哄小孩一般連蒙帶騙道:“我是一國主席,責任當然由我來負!我早已考慮成熟,我們可以提請國聯出面,主持正義。日本人敢于和我們逞強,可也得看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臉色。我們可以通過外交途徑,把日本搶到手的東西,再要回來。”“這可靠嗎?”“當然可靠!我們的老祖宗,是最擅長運用以夷制夷的嘛!
  總之,滿洲這盤棋由我來下,你絕對服從中央就是。"日本軍國主義通過"万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摸到了中國對日本的軟弱態度;又通過各种情報机构,把蔣介石和中國高級將領的情況、戰略步驟以及軍事部署,了解得一清二楚。
  日本侵略者把一切准備停當后,就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全面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了!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陽北部柳條湖一帶,一輪彎月斜挂天際,虫聲啁啾,分外寂靜,天空顯得那么宁靜。……突然,日軍鐵道守備隊的河本末守工兵中尉率領一小隊日本士兵,用槍逼著抓來的几名中國百姓,來到南滿鐵路柳條湖附近的鐵路上,逼他們換上東北軍軍裝,又將事先准備好的黃色炸藥安放在長春至大連的鐵路單側軌道上,10點20分撳動爆炸開關,只听轟然一聲巨響,一段鐵軌被炸斷。日軍不由分說,向剛剛換上東北軍軍裝的中國旗民開槍射擊,河本末守命人立即拍照。就這樣,便制造了中國軍隊破坏南滿鐵路的假現常按照日本軍部策划的陰謀,埋伏在柳條湖以北四公里外的日本獨立守備隊四個中隊,听到破坏鐵路的爆炸聲,立刻嚎叫著向北大營扑去。与此同時,事先從日本運來的兩門榴彈重炮對准北大營猛烈開炮,關東軍第二師團步兵第二十九聯隊也凶猛地向沈陽城垣發動進攻。……剎時間,沈陽城槍聲四起,大炮轟鳴,由日本人一手挑起的一場侵略戰爭就打響了。
  那時,我東北軍部分主力雖隨張學良進關,但仍有18万人,由著名將領王以哲率領的第七步兵旅,很有戰斗力,而日本關東軍不過兩万余人,因此,當時如若奮力抵抗,決不會讓日寇的陰謀順利得逞。
  步兵第七旅官兵見日寇猖狂發動進攻,都持槍實彈,狂呼若雷,群請一戰。但長官卻根据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不准擅自行動,那愛國官兵義憤填膺,抱槍痛哭,揮拳擊壁,痛不欲生。王以哲命令部隊退出營房,齊集營前大操場待命。
  日寇見此獸性大發,用机槍猛烈掃射,當場亡中國官兵近千名。愛國官兵忍無可忍,這才毅然開槍還擊,殺出一條血路撤出沈陽。第七步兵旅一撤,沈陽便在9月19日凌晨被日寇占領。
  日寇占領沈陽的當天,又占領營口、鞍山、鐵岭、撫順、遼陽、長春等18座城市,關東軍司令本庄繁移駐沈陽,誣稱中國軍隊破坏南滿鐵路,狂叫永遠占領東北。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和宋美齡在江西南昌,部署對紅軍進行新的"圍剿"。
  當日深夜,當蔣氏夫婦做完祈禱,准備更衣入睡時,接到了日本發動沈陽事變的電報。
  蔣介石閱讀了電報疑慮忡忡地向宋美齡說:“夫人,日本人入侵滿洲的槍聲未打響的時候,我希冀能早一天听到;如今這槍聲真的打響了,我又覺得它似乎來得早了些,因為有些事情還沒有准備好。"當晚,蔣介石匆忙召集謀士研究對策。會后蔣介石馬上下達不抵抗命令,還決定設立特种外交委員會,任命戴季陶為委員長,宋子文為副委員長,顧維鈞為秘書長,任命陳立夫、孔祥熙、丁惟汾、于右任、顏惠慶、李石曾、羅文干等人為委員。為撈取政治實惠,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身份,指示外交部對日本提出"文明抗議"。
  9月19日,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指出日本軍隊突然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占領沈陽城,實為蔑視《非戰公約》,破坏和平;聲明中國軍隊并無抵抗還擊,日本軍隊卻繼續攻擊,故意破坏和平,其責任須由日本政府負責;要求日本政府迅速電令關東軍從占領區域及時撤退,恢复事變前原狀,并聲明保留正當賠款之要求提出權。
  9月20、23日,中國政府又接連向日本政府發出第二、三次抗議照會,譴責日本政府忽視中國抗議,使侵略事態日益擴大,嚴重破坏東亞和平,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一切侵略行動。
  但日本政府對中國聲明不做正式答复,只于9月24日發表《日本對于滿洲事變的第一次政府聲明》,以賊喊捉賊的伎倆,胡說"9月18日夜半,在奉天附近的一部分中國軍隊破坏了南滿鐵路的路軌,襲擊了日方守備隊,以致發生沖突“,竟稱日本"認為有必要先發制人,以鏟除危險的根源"。
  蔣介石還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國際聯盟上。
  那時候,國際聯盟正在日內瓦召開理事會會議,中國于9月14日當選為非常任理事國。
  “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南京政府外交部通令中國駐外各使領館說:“仰向駐在國政府切實接洽并探詢其態度,迅速電部為要。"并指示中國代表施肇基將東北事件報告國聯,請其主持公道。
  9月21日,中國外交部指示出席國聯理事會的中國代表施肇基,根据國際聯盟盟約第十一條的規定向國聯提出如下照會。
  “秘書長閣下:
  茲遵本國政府訓令,請貴秘書長注意后開事實,并請根据國聯盟約第十一條,由貴秘書長立即召集行政院會議,以便采用明敏有效之方法,俾國際和气得以保持。查9月19日會議時,中日代表已將滿洲之嚴重情勢,報告于行政院。中國代表并已聲明,据當時所得之消息,此次事變之造成,中國方面絕不負其咎。9月19日之后,中國代表又接本國政府電告,得悉情勢之發展,較第一次報告者更為嚴重,并稱:日本正式軍隊于9月18日夜10時,無故向沈陽及其附近之中國軍隊轟擊,同時將兵工厂營房炸坏,火藥庫焚毀,并將長春、寬城子及其他地方的中國軍隊解除武裝,嗣复占据沈陽、安東及其他各城。各地的公共机關均經強占,各交通路線亦被日軍奪据。我國軍隊及人民因遵守本國政府命令,并未抵抗,以免任何可使情勢擴大之舉動。
  中國為國際聯合會會員之一,鑒于上述事實,認為所生之情勢,國聯殊有依据盟約第十一條之規定,采取行動之必要。故本代表奉本國政府訓令,請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條所賦予之權利,立采步驟,阻止情勢之擴大,而危害各國間的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狀,決定中國應得賠償之性質与數額。中國政府對于行政院之任何建議及國際聯合會對于本案之任何決議,均愿完全遵行,合并聲明。"蔣介石為對付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振振有辭地鼓吹:“余主張以日本侵占東三省事實,先行提出國際聯盟与簽訂《非戰公約》各國。此時惟有訴諸公理。……忍耐至于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最后之行動。"蔣介石把向國聯的申訴吹得天花亂墜:“此為一外交之轉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中國應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日本為在國聯大會上擺脫困難處境,大肆對美、英、法、德、意等常任理事國展開外交活動,鼓動西方列強采取綏靖政策。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日本國各駐外大使紛紛出動,到處游說。日本駐美大使出源胜次立即奉命去見美國務卿史汀生,以蘇聯的共產主義威脅為借口,向美國說:“蘇俄是日、美兩國的共同敵人,日本占領滿洲的作戰計划,就是日本參謀本部擬定的日軍對蘇作戰總計划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史汀生對此极為贊成,但因日本發動侵略東北的戰爭,威脅了美國的在華利益,便以強硬語調指出:“日本要把東北變為自己的獨占殖民地,這是公然以武力破坏凡爾賽-華盛頓体系的重大行動,破坏了列強在遠東的均勢,美國政府決不能置之不理。”“尊敬的國務卿,帝國政府為了對付布爾什維克,提議与貴國達成一項秘密諒解,不知閣下意向如何?”“什么秘密諒解?”“只要美國不插手滿洲事變,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什么事都好商量。"史汀生為借用日本力量削弱蘇聯,經過討价還价,最終微微一笑道:“胡佛總統認為,假如日本人公開對我們說,不能再遵守華盛頓協定了,請給日本机會以在中國恢复秩序,美國是不會提出异議的!”“國務卿的意思是……。……““美國對日本所提條件可予以同意,只附加一點:日本的軍事占領應限于錦州以北,不可再往南進。"日本与美國做成私下交易后,又命出席國聯會議的代表芳澤謙吉,去做在國聯理事會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英、法兩國的工作。
  芳澤謙吉深知當時西方列強正處于嚴重的經濟危机之中,英、法兩國都疲于應付國內問題,又希望日本能成為反蘇憲兵,因此日本便向英、法保證:日本進攻中國東北只是想"充當遠東的防共憲兵,防止共產主義在遠東蔓延"。
  在9月22日舉行的國聯行政院會議上,中國代表施肇基在提交大會的申訴中,既不指控日本為侵略者,也不要求對日本進行制裁,只要求各國阻止形勢惡化,恢复"九一八"事變前的狀態。
  日本代表芳澤謙吉气焰囂張,倒打一耙稱:“据日本所獲情報,此項發動,或如所稱之'偶然事變',乃因中國軍隊毀坏沈陽附近日本鐵路所致。因之,日本軍隊之行為以及占据數處村庄,皆為防衛之性質。"芳澤謙吉還顛倒黑白、混淆視听說:“此次事變顯為一种地方事件,日本政府已明令日本軍隊司令官采取必要步驟,阻止扰亂之擴大。余向國聯行政院保證,日本政府并無擴大情勢,或對中華民國開戰之意。余确信此次糾紛,定可由中、日兩國政府直接交涉,達于和平之解決。如干涉過早,結果必不堪設想,徒足鼓起日本已激昂之輿情,有礙和平之解決。“中國代表施肇基提出,為驗證中、日兩國誰的報告屬實,可由國聯派出調查團到東北視察。西方各國因与日本私下搞了卑鄙交易,就由美國出面反對說:“這种行動足以刺激日本國民的情緒,反使自由主義者陷于不利的地位。"由于美、英等列強推行綏靖主義,此次會議僅通過對理事會主席、法國外長白里安的授權:“一、緊急通知中、日兩國政府,要求雙方都不采取足以使事態惡化和防礙和平解決的任何行動;二、商同中、日兩國代表,尋求适當解決辦法,可使兩國立即撤兵,而不危及兩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9月30日,國聯理事會又通過相似決議。但侵華日軍對國聯決議置之不理。日軍气焰更為囂張,10月8日開始轟炸東北行政中心錦州,這使英、美等國態度開始發生變化,理事會主席、法國外長白里安提出一項決議草案,要求日軍在11月16日前撤退到滿鐵區域之內。
  對此,日本政府為了應付被動局面,芳澤謙吉堅持要求進行日、中兩國直接談判,聲稱日本已确定解決日、中問題的五項基本原則。英、法代表追問其主要內容,芳澤廉吉卻拒不回答。英、法等國代表揶揄芳澤說:“對于內容都不能說明的原則,實在無法贊成。"這時,全國范圍的抗日運動風起云涌,青年學生紛紛到南京請愿,外交部長王正廷因沒有出來親自接見,愛國學生沖入外交部,把王正廷打得頭破血流。蔣介石見勢不妙,一面發表告同胞書,號召速作抵抗外侮之准備,一面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牢守錦州,并任命馬占山為代理黑龍江省政府主席,抵抗日軍,不得越過嫩江鐵橋。
  于是,馬占山率領抗日健儿与日軍展開激戰,日寇傷亡慘重。關東軍司令本庄繁見久攻不克,便在11月12日向馬占山發出通牒:本官對于貴主席要求左記之件:一、馬占山主席應下野;二、黑龍江省軍可由齊齊哈爾撤退;三、日本軍之一部為洮昂線安全保證起見,應向洮昂線昂昂溪車站出進。本回答于11月12日夜12時以前,望即提出。
  日寇极其惡毒,當天下通牒,必須當天回答。馬占山是個愛國將領,對日寇這一套,慷慨通電自衛說:日本圖謀北滿,野心暴露,舉世睽睽,無庸諱言。此次借口修理江橋,大舉進攻,我軍力圖自衛,只可相与周旋。連日激戰,晝攻夜襲,恣意殘殺,致我死傷枕藉,卒以受迫過甚,退保三間房大小新庄一帶筑壘堅守。顧日軍武器精良,胜我百倍,明知江省聯絡斷絕,呼援不應,僅以一隅之兵力,焉能抵抗日人一國之大軍?所差堪自恃者,凡我前方將士,莫不深知大義,慷慨激昂,大有期吞河岳,敵愾同仇之勢。兼之占山受國家依畀之深,人民寄托之重。……除已誓率前方將士,一致決死相拚,并將最近情況電向國聯聲請設法制止,靜候世界各國公理之解決外,惟懇全國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感慨之至!
  日寇見馬占山不投降,便出動飛机、重炮展開猛攻;但馬占山所屬各部与敵寇肉搏,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由于實力相差懸殊,最后于11月中旬不得不退出黑龍江。
  11月16日,國聯理事會會議由日內瓦移至巴黎舉行。會議形式發生重要變化,重要活動大都改在幕后進行。美駐法大使道威斯居住的巴黎麗姿飯店,成了幕后活動的舞台。他根据國務卿史汀生的指示,提出"同時撤軍"方案:日軍撤至滿鐵地區,中國軍隊撤至山海關。
  對如此偏袒日本的方案,日本政府不但不准備撤軍,反而將其用作擴大侵略的借口。
  12月3日,在中國新任外長顧維鈞与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的"禮節性會晤”中,擅長辯論的顧維鈞反唇相譏道:“如果日軍后撤,中國可向國聯保證,中國軍隊決不進入日軍撤退區,請日軍安心后撤。"重光葵被駁得理屈辭窮,狼狽不堪,顧維鈞便乘胜追擊道:“若國聯竟請中國軍隊自本國領土以內撤退,這真是天大的怪事,全中國均將深為駭异!再說中國在錦州并無集中軍隊或增派援軍之事實,日軍若不進攻,華軍亦必不去尋釁。"与蔣介石和國民党的不抵抗主義相反,中國共產党于9月20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地號召全國軍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立刻撤退占領東三省的陸海空軍!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在全國人民的反日怒潮中,國民党內部矛盾激化,蔣介石只得玩弄權術,12月15日被其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等所兼各職,再次下野,返回奉化老家"隱居"。日寇乘机對錦州發起攻擊,1932年1月2日占領錦州,又揮兵直扑山海關,整個東北至此全部淪入日軍鐵蹄之下。
  美國對日本移兵南下触犯了它在華利益,大為不滿,美國務卿史汀生振振有辭地質問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說:“你在日本陸軍大臣及參謀總長的同意之下,曾向本人保證,日軍不再向錦州方面推進,現在日軍已南移,這顯然有違保證。"幣原喜重郎還未來得及回答,就因若槻禮次郎內閣的垮台而宣告幣原外交的結束。于是,美國務卿史汀生1月7日向中、日兩國政府發出內容相同的照會。這是一篇千古奇文:“最近錦州方面的軍事行動,已將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華民國在南滿最后存留的行政權破坏無遺。美國政府鑒于目前情勢及其自身權利義務,不承認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為合法。凡是以損害美國的條約權利及其在華公民,損害中國的主權和獨立或領土和行政的完整,或者損害通稱為'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的任何新情況,美國不能也不予以承認。"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不承認主義",亦稱"史汀生主義”。
  美國政府怕人們不理解,接著又進一步發表聲明解釋稱:“第一,美國根本不想干涉日本在滿洲的以條約為根据的合法權利;第二,美國并不想干涉日本對任何事件的解決,只要這些事件不損害合眾國的利益。"在美國等國的縱容下,日本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不久便發動了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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