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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審判日(1)

1

  法院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講一段關于德國人的故事。曾就鮑曼一事質詢過戈林的檢察官西奧多·芬斯特馬赫爾,開始同一個戴著非洲軍團帽的退伍兵交談。這個退伍兵是數以千計的流落街頭的失業者之一。他揮著手跨過一片廢墟,感歎著眼前的景象是多么可恥——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對一個全無軍事意義的城市實行轟炸,實在毫無必要。芬斯特馬赫爾問他,重建紐倫堡需要多長時間?老兵回答道:“噢,十年,或許二十年,但有元首這樣的人,五年就行。”
   
2

  9月2日,星期一,法官們會晤,開始就判決問題進行最后的討論。詹姆斯·羅向法官們簡要介紹了他制定的保安措施。在法官們商議時,電話線將要切斷。所有廢紙,多余的筆記或未使用過的文件副本都要裝在特定的袋子里燒掉。為了在此緊張時期保護法官們,沃森將軍的辦公室正給他們安排几輛防彈轎車。羅講完,勞倫斯爵士提醒他的同事們注意他們的最終職責,并大聲宣讀憲章的第二十七條:“將給被告定罪,判以死刑或被确認為公正的其他刑罰”。
  法官們總是被國際軍事法庭這种工具的某些弱點所纏磨著。他們的司法權所依据的原則是否高于強權即真理這一概念?美國人有什么權利對一個在波蘭犯下罪行的德國人作出判斷呢?如果問題是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為什么只有德國人受審?對德國的盟友意大利人中間的戰犯怎么辦?或者就此而論,德國的敵人,現在德國人的審判者所犯的罪行又該如何?更麻煩的是,又怎么看待法律是在事實和行動相吻合之后編造出來的這一論點呢?即便現在,過了所有這些月份,法官們仍企盼确保合法性。
  為了使法官們在“追溯既往”的問題上良心得以安然自在,羅与其同事艾德里安·“粗坯”·費舍爾查遍了各种檔案。比德爾給同事們念了一份他的助手們為他准備的案情摘要。他們回顧了1899年第一個《海牙公約》,指出軍事法庭曾經審判和懲處過違犯戰爭法規的個人。然而,這些協議并沒有把這种“違犯定義為“犯罪”,也沒有規定實施或建立法庭來審判罪犯或确定刑罰。迄今還沒有人對這些審判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軍事法庭從開庭以來,僅對在意大利的德國將領安頓·多斯勒,對殺害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的六個德國公民,對達豪的党衛軍士兵和在馬爾美地殺害美軍士兵的凶手給予懲罰。國際軍事法庭不就是對這些先例進行了最高層的延伸嗎?
  約翰·帕克提出一個關于各國司法代表在定罪時的角色問題。他們是否又要成為國際軍事法庭的多余人物?勞倫斯爵士已經同其他几位主審官磋商過了,決定所有八名法官都要參加試投票,但最后表決時只由四位主審法官參与。尼基欽科再次提出四票中有兩票就足以定罪,但被否決,四票中須有三票贊成才可以定罪。
  假如伯頓·安德勒斯在二十八年的軍旅生涯中學到了什么東西的話,那就是懶散的部隊是容易惹事的部隊。因此,他允准將操場旁邊的体育館撥給二十七步兵團的籃球聯隊使用。安德勒斯還從他的熟人凱利和吉爾伯特那里得到了足夠的情報,他得給C牢區那些憂心忡忡的囚犯們找點什么事干,因為勞倫斯爵士已告訴他作出判決需要一個月。他于是擬定一個社交時間。空著的三十二號牢房給改成了一個俱樂部,備上紙牌、棋盤和其他游戲。每個犯人可主辦兩次社交聚會,邀請三個其他囚犯參加。這意味著德國人共有四十二次机會可以外出,享受一下難得的正常交往。社交時間立見成效。連施特賴歇爾,卡爾登勃魯納和呆板的弗里克都受到邀請。但是,安德勒斯注意到他們從不沾手那些游藝,他們攀談著,沒完沒了地交談。
  在法官們討論的初期,亨利·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提出一個問題。如判死刑,對軍人囚犯,是否會考慮用行刑隊執行槍決?尼基欽科反對。子彈是体面的對手而不是屠夫的結局。至少這一次,俄國人占了上風。法庭決定,死刑必須以絞刑方式執行。隨著最后一條基本條例的确定,法官們開始就判決投票了。
  比德爾的秘書多蘿西·歐文斯,花費在給戈林的判決書打字的時間,比法官們作出判決的時間還長。但是,赫斯的案子更复雜一些,他是不是個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他顯然不是。醫學專家作出的結論說,赫斯能夠明辨是非,并了解他的行為的后果。法官們還得面對另一樁怪事。赫斯顯然是納粹台面人物之一,他曾幫助希特勒形成歪曲的哲學,他至少是德國生存空間概念的共同發明者,希特勒這一概念是旨在擴展德國的生存空間而進行侵略的理論基礎。他在頒布紐倫堡法上曾發生作用。在納粹王朝中,他排在戈林之后,居第三。然而,不管多么狂熱而俠義,赫斯确曾發起過一次和平使命,他在英國的監獄中度過了大部分戰爭時期。在比德爾看來,關鍵的問題是赫斯為什么要去蘇格蘭。如果誠心希望和平,對那件事就應予以沖淡,假如這是為使英國退出戰爭和促成蘇聯的失敗而使用的一個奸計,那么,他在侵略陰謀中就扮演了另一個角色。
  勞倫斯爵士看看尼基欽科。這個俄國人已經把他本國的立場講得很明白了。蘇聯要魯道夫·赫斯的腦袋。那家伙的蘇格蘭的冒險之行顯然是打算孤立蘇聯,以便消滅之。勞倫斯認為,尼基欽科將對所有罪狀合計裁定,因此判處赫斯死刑。然而,投票時尼基欽科卻猶豫了。他的初衷,确是贊成死刑。但考慮到就要出現的僵局,他擔心其他人可能也會在寬容的基礎上尋求妥協,他說,他重新審議了被告,他將不投判死刑的票,但可以支持無期徒刑。他的決定震惊了他的同事們。比德爾變得喜歡尼基欽科了,把他當做一個有趣的具有感染力的朋友。但這种不顧莫斯科要求的立場,顯示了高度的勇气。他們進行了表決。
  他們將怎樣審理里賓特洛甫這個沒骨頭的傳送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人的罪行呢?法庭書記員的備忘錄對他最惡劣的行為作了概述。他知道等待猶太人的命運是什么,他命令在德國的盟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任職的大使們加快把猶太人流放到東方。他還极力主張把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交給執行私刑的暴徒。對于里賓特洛甫表示的唯—一點同情,是承認他不中用。當他們投票時,諾曼·伯基特爵士指出:“這個人的生命動力已被中斷了。”
  在討論的第一周,司法大廈的大廳里回蕩著一种不和諧的聲音,那是孩子們的笑鬧聲。安德勒斯上校最后認定,准許被告的家人來探視是安全的。法官們同意了,并且要求軍方提供旅行許可證,安排交通運輸,以及在法庭的一個特別餐廳讓探視者用餐。
  埃瑪·斯瓦本蘭德是一名管理探視者中心的美國文職雇員,她輕便地走動,將被告和他們的妻儿安置在一起。她很佩服上校允許探視,但對于他堅持保有鐵絲网之事頗覺失望。他是堅決不答應,規定不許接触,不許接吻,不許握手。武器和自盡的工具就是這樣傳送的。
  一個長著和她父親一樣的寬臉盤,瘦腿的小姑娘站在椅子上,背誦著她母親為這一探視場合教給她的詩句和歌。赫爾曼·戈林已將近一年半沒見到他的妻子和女儿埃達了。他妻子埃米昔日很活潑愉快,如今看起來憔悴得如同她穿的那件褪色的舊印花衣了,雙眼還不安地朝探視室四周的衛兵們瞟了一眼。她不停地絞著手帕,而小埃達則嘟囔著,問道:“爸爸,當你回家時,你會不會像人家所說的那樣,在浴缸里把你的勳章全都戴上?我希望看見所有這些勳章都給泡在肥皂沫里。”
  漢斯·弗蘭克怀著矛盾的心情等著家人。布麗吉曾經寫信告訴他一家人的窘迫生活,以及孩子們在街上乞討。當她告訴他們可以去看父親的時候,大女儿西格里特回答說:“噢,他們還沒槍斃他嗎?”弗蘭克的妻子,他從前的波蘭皇后,在戰時体態丰滿而時髦,只是為他和莉莉·高私通才感到心煩意亂。眼前向他走來的這個女人卻是容顏消瘦,一副不動聲色的面孔,衣著破舊,他的几個孩子也局促不安地靠過來。
  雅爾馬·沙赫特像他在被告席上一樣,坐姿筆挺,神情冷漠,但是帶著老人的滿意的微笑,因為老人知道他使觀眾感到惊奇。他妻子是個藝術方面的專家,比他小三十歲,确實婀娜多姿。他的兩個干淨俐落的金發女儿,一個四歲,一個五歲,正朝著他微笑。
  羅森堡和妻子談著話,他女儿則在過道等著。亨利·格雷克牧師試圖跟她在那里說話。女孩子十三歲,顯出早熟的秀麗。格雷克問她愿不愿意同他一起祈禱,那姑娘卻回答說:“別給我做那無聊的禱告。”格雷克給嚇了一跳。又問他還能為她做些什么,她說:“當然,給我來支煙怎么樣?”
  探視結束的時間到了,哭哭啼啼的埃米·戈林挨近埃瑪·斯瓦本蘭德。她問:“你覺得法庭會把我丈夫送到一個像厄爾巴那樣的島上去嗎?或許我可以在那儿和他相會。”
  回到監牢里,無人探視的被告們還等著。俄國人宣稱他們找不著住在柏林蘇軍占領區內的雷德爾太太。赫斯拒不見探視者。他曾告訴安德勒斯上校說:“我正受到非法監禁,我不想我的家人在這种受辱的狀況下見我。”凱特爾說他業已名譽掃地,因而沒有臉見妻子。
  在法官考慮對威廉·凱特爾的共謀罪指控時,伯基特指出他們正面臨一個疑難。一個像凱特爾那樣的軍事机器人能被視為与希特勒一起策划編造侵略戰爭的共謀者嗎?凱特爾的答辯詞是軍人的職責是服從命令。他几乎承認他不作任何思考。比德爾翻閱他那份法庭規章。規章第八條規定,遵循上級命令不是一個正當答辯。“不過在減刑方面可予以考慮。”他們就凱特爾的問題進行表決。
  進行猜測在斯坦因城堡已經成為著魔的游戲,記者們聚集在酒吧周圍,認為“命令就是命令”的答辯上將不會為這位為德軍參謀總長脫罪;不管凱特爾的奴才相多么重,他還是要被判決有罪的。然而,他們認為,十足的軍人約德爾卻不會被判處有罪。
  法官們很快就把卡爾登勃魯納解決了。集中于起訴罪狀的第一條上的論据,是此人的地位是否重要到能与希特勒共謀發動一場戰爭?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提出一個更為棘手的案例。他直到最后供述,還繼續擁護他曾協助產生的國家社會主義哲學。他還盜竊歐陸的藝術品來充實希特勒和戈林的個人收藏,但不是為他自己。他的辯護律師證明羅森堡譴責過發生在東方的暴行,而他不過是那里名義上的統治者。其實,羅森堡曾辯解說,他試圖以人道方式從事惡魔的工作。法官們的使命是,确定他在那固有的矛盾中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羅森堡是個無賴和蠢貨,比德爾相信這一點,但這是不是就要付出一個人生命的代价?9月10日,對羅森堡的定罪和執行死刑的投票表決為二比一。比德爾握有決定的一票,他告訴別人他必須把問題留到以后再說。
  他們發覺漢斯·弗蘭克异乎尋常地悲慘。他有文化素養,有才華,但達成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良心換取富貴和權力——接著便失去一切。他的悔恨看起來很真誠。這個克拉科夫的机會主義者成了紐倫堡的忏悔者,他几乎是欣喜若狂地沉浸在忏悔中,即使他最后的供述本還可以顯得更加痛悔些。寬大為怀的力量出現在法官席上,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提議饒弗蘭克一命,比德爾欣然同意。尼基欽科堅持處以絞刑。基于對勞倫斯爵士的影響,比德爾再次發現他點一下頭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存。
  泰克斯·惠利斯伸著身子探進鐵窗,与赫爾曼·戈林聊起天來,牢房看守則站在一旁。戈林祝賀惠利斯最近被升為中尉。行李間里有戈林的兩個衣箱,一個小旅行包和一個帽盒。作為今日的監獄分區值班軍官,惠利斯握有行李間的鑰匙。戈林把送給惠利斯的第三件禮物從行李中取了出來,那是一副漂亮的灰手套。
  眼看著這种輕松友愛的情景,一等兵威廉·格倫尼惶惑不解。格倫尼在護送戈林去教堂做禮拜的第一個星期天,高興地坐在前排挨著戈林,那帝國元勳卻惡毒地瞪了他一眼,以致格倫尼只得溜到教堂后邊去坐了。從此以后,每次只要有戈林在場,他就感覺到此人令人煩惱不安的凝視。格倫尼平時是個趾高气揚的戰士,對于自己竟被這個囚犯所恐嚇頗為惱火。他尤為煩惱的是,為了搞到一整套被告們的親筆簽名,就差戈林一人的簽名了。赫斯不算數,因他不給任何人簽名。隨著審判接近尾聲,這些簽名的价值就像賣方市場的貨物一樣在不斷往上漲。完整的一套大概可賣得二百美元。大多數被告都同意以此換几支香煙,施特賴歇爾則要了一盒口香糖。
  一天早上,格倫尼鼓足勇气,准備好一張紙和筆,從一個方形窗口扔給戈林,他說:“赫爾曼,我要你的簽名。”戈林又給了他冷冰冰的一眼,但還是抓起筆潦草地簽上自己的名字。他把紙扔還給格倫尼,說道:“五十年后,那將是無价之寶。”年輕的格倫尼從來沒有在赫爾曼·戈林身上看到一點點丑態或傻態。
  搞陰謀是一种束縛。尼基欽科說,這就是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給他的教訓。因此,施特賴歇爾在起訴理由第一條,即陰謀發動侵略上,第四條理由即違反人遭罪上,都是有罪的。施特賴歇爾從一開始就与希特勒并肩前進。他的种族仇恨的代表作《沖鋒隊員》周刊,告訴數以几百万計的德國人憎恨并且殺死猶太人不僅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施特賴歇爾像其他國家生產鬧鐘那樣為普通德國人進行大屠殺提供原動力。俄國人尼基欽科爭辯說,《沖鋒隊員》周刊為通向奧斯維辛舖平了道路。庭長勞倫斯接受了尼基欽科的基本原理。比德爾一直傾听著,直到听不下去才開了口。他說:“僅僅因為施特賴歇爾是希特勒的朋友或者是個地方長官或納粹党就判處像施特賴歇爾這樣誘殺猶太人的小人物有罪,是荒謬可笑的。”他們在這里要決定法律要點,而不是給一個人判罪,因為判罪十分符合夸張了的共謀罪概念。
  瓦爾特·丰克的案子也很快處理掉了,該繼續審議雅爾馬·沙赫特的案件了。比德爾利用此机會來證明他与杰克遜意見相左并不是出于個人的考慮。他知道杰克遜迫切地要把沙赫特作為幫助希特勒上台的工業金融家階層的代表定罪。比德爾站在尼基欽科一邊,贊成按起訴理由第一條給沙赫特定罪。然而,正如勞倫斯一樣,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則想要宣告沙赫特無罪。約翰·帕克并不具有決定權的一票,但提出一條打破僵局的辦法。他說法官們應當考慮沙赫特的職業。“沙赫特是個銀行家,因此是個有身分的人。”
  詹姆斯·羅与語言處處長阿爾弗雷德·斯蒂爾海軍中校制定出一种制度,要把定罪的秘密一直保持到判決的那一天。他們在附近的菲爾特接管了一個原德軍軍營。斯蒂爾招聘了譯員、打字員以及其他志愿人員,并為這些志愿者單獨建了餐廳和宿舍。不允許打電話。文件是打亂順序交給打字員的,被告的判決欄空著,等到最后一瞬間才填上。一個美國步兵團日夜守衛在營地外面。
  阿圖爾·塞斯一英夸特的最佳辯護就是他是個不露面的匿名者。但他還是要在拼湊陰謀中占有一個位置,他既作為一個策划將自己的祖國拱手交給德國的奧地利人,又是作為一個給荷蘭帶來极大災難的占領當局的沙皇。對他的投票進展很快。
  在海軍事務上,弗朗西斯·比德爾愿意遵從詹姆斯·羅的親身經驗,而不是他自己的推理。羅建議開釋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此人冷漠無情——鐵杆的納粹,瘋狂的反猶太分子,希特勒精心挑選的繼承人——對他只能根据他的行為,而不是他的個性或政策作出判斷。顯然,那道不許打撈沉船上毫無防備的幸存者的命令听起來是殘忍的;然而克蘭茨比勒要比他自己了解的更加正确些。羅解釋說,美國海軍作戰時与德國艦隊并無二致,并且同他一起服役的美國人在海戰中比德國人還要冷酷無情。如果這位海軍元帥被判有罪,那么戈林所一直在談論的一切將得到進一步的确認:“我們懲罰鄧尼茨不是因為他發動戰爭,而是因為他輸掉了戰爭。”在法庭辯論鄧尼茨一案時,這些論點在比德爾心目中記憶猶新。
  至于那道“拉孔尼亞命令”,當時那些無依無靠的幸存者向救生艇靠過去,而德軍潛艦卻無情地向他們掃射,又怎樣呢?帕克法官問道。比德爾指出,犯罪者埃克上尉已經被處決了。而且鄧尼茨從未下達射殺幸存者的命令,他只是下令不得救援他們。但又怎么看待鄧尼茨愿意役使希姆萊的集中營一万二千個奴隸去建造艦只呢?還有他批准“突擊隊命令”的通過呢?尼基欽科問道。現在他們立足于牢固的基礎了,難道不是嗎?勞倫斯爵士促使他們去投票。很快便有兩票要求定罪。比德爾又一次發現自己可以起決定作用。
  在他們著手處理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案件時,尼基欽科爭辯說,把“希特勒青年團”一事忘掉,讓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維也納總督席拉赫”上。對于一個將六万多猶太人送去大屠殺的人,除了讓他死外,還能有別的什么懲罰?勞倫斯爵士還補充道,席拉赫是個惡棍,為了報复賴因哈特·海德里希被暗殺,他竟想要轟炸一個英國文化中心。勞倫斯也贊成判死刑。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卻反對,說這太過分了,二十年足矣。比德爾同意。勞倫斯爵士決定,將重新考慮此案,以后再投票表決。
  尼基欽科帶頭攻擊海軍元帥雷德爾,這是俄國人懸賞捉拿的人物。由于蘇聯其他起作用的人,漢斯·弗里奇的水平實在太低,而且有可能獲釋,所以尼基欽科想要處這位海軍元帥死刑。對于一個年逾古稀的人來說,難道無期徒刑還不夠嚴厲嗎?勞倫斯爵士問。“二十年。”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說。“不行。”尼基欽科則堅持。當希特勒宣布他要發動戰爭的決定時,雷德爾參加了這個霍斯巴赫會議,但他仍繼續擔任德國海軍總司令。他談及榮譽,卻將臭名昭著的“突擊隊命令”應用到被俘的軍人身上,這些人后來都被處決。要么是尼基欽科少將要走下坡路,要么是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法官要崛起了,勞倫斯爵士觀察到,或者他們處于僵持局面。
  從第三軍團司令部送來的情報報告使安德勒斯上校感到震惊。他指示副手泰克少校在9月13日星期五那天早晨9點把全体第六八五0國家保安隊集中在操場。
  安德勒斯開始說,不知怎的,一种認為他們已度過最困難的時期的想法傳播開來,這是絕對錯誤的。從此刻起一直到判決的執行,他們正進入他們的使命的最敏感階段。他念了一段第三軍團的報告:“某些人員已做出明确的努力,來策划某种措施,即要么使一部分法庭前的被告獲得自由,要么以其他方式确保他們逃避他們的所作所為應得的下場。”他警告,有人在越獄時身亡,不光是囚犯。在被告還沒有走出這一監獄或被帶出之前,第六八五O國家保安隊就絲毫不能松懈。
  約德爾案在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腦中又引起那個疑問。軍人能發起戰爭還是僅僅作戰?對命令是怀疑還是只得服從?再者,如果最后他們發現約德爾有罪并判以最高刑罰,那么是用行刑隊還是絞繩?勞倫斯爵士指出,那是已經決定了的。他們對凱特爾和約德爾必須一視同仁,若判死刑,方法是執行絞刑。
  在審議紹克爾之案時,諾曼·伯基特爵士認為,此人當然是個粗野之徒,但一個人因缺乏教養就處絞刑嗎?斯佩爾的命運引發了一場更為激烈的辯論。斯佩爾使弗朗西斯·比德爾深深不安。他給大家念了一段費舍爾給他准備的分析報告:“紹克爾從不負責任何重大決策的制定,但總是被用來執行諸如戈林和斯佩爾那樣有權勢的人已決定了的政策”,而且斯佩爾“在貫徹一項使五百万人變成奴隸勞工和使無數人死亡的計划方面”表現得“十分殘酷和無情”。斯佩爾總是超越紹克爾。費舍爾的報告繼續寫道:“在招募勞工時所使用之暴力主要是滿足斯佩爾對勞工的大量需求。”比德爾把報告放在一邊,他主意已定,對斯佩爾必須處以死刑。尼基欽科立即同意。只需一票了。
  勞倫斯爵士感到難堪。怎么看證据表明斯佩爾反對希特勒進行焦土政策的瘋狂行為,他甚至考慮暗殺這位暴君?對于他在最后答辯中顯示的明顯的悔恨、誠實和智慧又如何呢?尼基欽科辯解說,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他們必須考慮的只是起訴書所述的斯佩爾犯下的罪行。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認為,對斯佩爾應判十五年徒刑。又一個僵局。勞倫斯爵士裁定,他們明日再投票表決。
  几位委任人讓各國司法代表來決定漢斯·弗里奇的命運。沃爾奇科夫中校認為,宣傳曾經是納粹的主要武器,弗里奇在德國電台無線電中大力宣傳,帶來致命的結果。他的“种族主義唾沫”,他對于俄國人和斯拉夫人“劣等人”的蔑視,已造成了數以百万計的蘇聯戰俘和平民的死亡。帕克法官注意到,沃爾奇科夫的語言修辭很美,但他的法律薄弱。帕克指出:“阿道夫·希特勒不會跟漢斯·弗里奇浪費哪怕五分鐘的時間。他在此受審是因為約瑟夫·戈培爾死了。”比德爾贊成這一說法。沃爾奇科夫气得漲紅了臉,他問,那可鄙的施特賴歇爾与弗里奇有何區別,除了弗里奇較為文雅點以外,兩人都擁護种族仇恨。他們對弗里奇進行投票表決。
  比德爾難以入睡。在過去的几個月中,他很高興地行使了比他的同事們高出一等的知識權威。但現在,尤其在弗蘭克、斯佩爾和羅森堡的判決上,他的能說善辯決定著誰生誰死。他仍為斯佩爾之案煩惱,此人如此濫用其天賦与才智,确實令人吃惊。比德爾大概可以說服勞倫斯投下致命的一票,如果他決定這樣做的話。他難道不會這么做嗎?比德爾反复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時分,方才打定主意,終于入睡了.
  對那些延期判決的案子在9月26日星期四進行最后一次投票。不日即可做出判決。
  星期五,有四名陌生的軍官住進了紐倫堡大飯店,他們是:美國陸軍准將羅伊·V·里卡德,英國埃德蒙·佩頓·沃爾什准將,蘇聯喬治亞·馬爾可夫少將,以及法國皮埃爾·墨里爾准將。他們組成扣押戰犯四方調查委員會,來到紐倫堡安排并監督行刑。
   
3

  羅伯特·杰克遜于9月18日返回紐倫堡。陪同他的有羅伯特·斯托里上校,他想看看最后的落幕,還有他的華盛頓聯絡官查爾斯·霍斯基。這位美國首席檢察官陷入了一大堆令人頭痛的公務之中。記者們抱怨只有集中在一起才能報導死刑的執行情況。剛剛到達的四方調查委員會不想在宣布判決時坐在來賓席上,而要求就席審判室。這引起杰克遜的注意,好像讓坐在法庭的劊子手拉緊了續索。他決定,調查委員會和其他來賓一起坐在來賓席上。
  勞倫斯爵士召來安德勒斯上校重新檢查一下他為審判日制定的特別戒備措施。安德勒斯解釋說,最后一次家人探視將安排在9月28日,其后親友們就得离開紐倫堡。9月30日宣布判決時,安德勒斯將在電梯兩旁布置兩名衛兵拿著擔架和緊身衣以防万一被告變得狂暴起來,地下室還有一名大夫,來賓席上也安排有一名醫生与一名護士。犯人們回牢房后,他打算對牢房作出新的部署:第三排,是判有期徒刑的;第二排,判無期徒刑的;第一排,判死刑的。
  勞倫斯法官在審判日那無不想讓囚犯們在去吃午飯的路上路過兩旁呆望的人群。安德勒斯明了這一點。他將犯人用電梯送回地下室用餐。而且,勞倫斯要求在對這些人作出判決時不得把照相机帶進法庭。他警告說,這將是一個文明的場辦。
  待在新聞室酒吧中的記者們還在為判決打賭。最后的記錄表明,四位記者預計沙赫特被判死刑,十一位預計斯佩爾被判死刑,三十二位預計卡爾登勃魯納被判死刑,而在過去几小時,對于約德爾生存的可能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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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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