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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熊希齡名流內閣


  民國2年五六月間,國民党尚未發動二次革命,北京政局很沉悶,趙秉鈞的內閣看來是一個過渡,有一天袁的心腹楊士琦和楊度談到袁世凱的政治趨向,楊士琦說:
  “辛亥年南方鬧革命時,項城不便直接取政權于清朝,當時最好的妙著是利用同盟會和革命軍的力量來推翻清朝。清朝推翻了,項城和同盟會的合作關系就發生了問題,項城一定要排斥同盟會而獨霸天下的,据我看,這個時期必然就要到來。同盟會雖然改為國民党,而且好像聲勢很大,可是項城絕不容許他日益坐大的,等到國民党被他鏟除后,他必然要廢止內閣制的《臨時約法》,而代之以總統制的新憲法,到了那個時候,他在政治方向上的選擇,只有兩條路,或是維新,或是守舊。維新就要起用新人物來行新政,守舊則要把從前的舊官僚找出一個來,同時恢复一切舊制度。晰子,你是項城夾袋中新人才的魁首,將來前程遠大,必須早為之計。”
  這兩楊(楊士琦和楊度)都是袁的重要干部,楊士琦和袁的關系很深,他的哥哥就是清末繼袁之后做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楊士驤,而他本人追隨袁很久,因此對袁的政治作風和企圖自然最了解。不過,他仍還不能算徹底明了袁的真心,他以為袁是新舊時代交替中的人物,可以新,也可以舊;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其實袁是徹頭徹尾的舊人物,溫故而不知新,他只是會利用新人物,偽裝懂得新事物。
  楊度听了楊士琦的這番政治風向的分析,心中暗暗歡喜,竟然也以為自己不久就入閣拜相了。
  二次革命爆發后,公然傳出楊度或楊士琦組閣的消息。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袁卻秘密地派吳芨孫到青島去迎接徐世昌。徐世昌是袁的知交老友,清末他出將入相,辛亥首義,他是策動袁東山再起的主要人物,可是清帝退位后,他便去青島歸隱,他的言行和政治立場,完全是守舊的。他在青島鬧過這么一個笑話,德國膠州總督假青島大學歡宴他,青島大學的客廳非常堂皇,舖了厚厚的地毯,這位徐世昌公然把一口又濃又厚的痰吐在地毯上,使主人和陪客大惊失色,有人把這事寫在桃花夢小說上,青島人傳為笑話。
  袁的做法給楊士琦猜中了,不過他不是用新人物而是用舊官僚,邀徐世昌就是一個好證明。徐對袁的邀請當然很動心,不過他還要保持前清遺老的身份,因此不好意思馬上答應,做出一個欲迎還拒的姿態。在袁來說,由專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專制,似乎不能變得太快,因此他對于徐不即來,也不勉強。于是他暫時放棄邀徐組閣。而改邀溫和派的熊希齡組閣。
  熊希齡是進步党党員,可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党魁。他在唐紹儀內閣中擔任過財政部長,和黃興大打筆墨官司,卸職財長后,外調熱河都統,那是民國元年12月12日發表的。他在熱河,發生了熱河行宮盜寶案,使他被株連在這件案子中,頗受嫌疑,這正給袁一個好机會,因為袁平生最喜歡用有弱點的人,拿了他的把柄,就不怕這人不听話。袁的御人術中,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熊在熱河接到袁的來電,請他返北京組閣,他竟自高身价,三番兩次力辭,最后一電這么說:“今日以淺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鮮恥之社會,雖有孔子复生,無從為力,擬俟邊局稍定,即歸營社會實業之事,不愿与聞政治,并望總統致此世于郅治,齡得享共和幸福……”云云。袁复電則說:“……縱不能如孔子之期月已可;亦當念孟子之舍我其誰,想公弘毅,當韙是言。余雖不能冥忘世事。但若孤立無助,我將先公歸田……公即不忍,望來京一行,計議大局。”于是熊才在半推半就中入京。未入京前,他的組閣大命已發表,且得國會同意。
  民國2年7月31日袁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這時候,南北戰爭還在進行,南京還在爭奪戰中,廣東、湖南、福建、四川都在鬧獨立。在北京,國民党雖然仍是國會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經是有名無實,發生不了大作用。袁這時提出以進步党的熊希齡組閣,在國民党議員看來,進步党的內閣比軍閥內閣好些,而進步党在國會中是第二大党,因此國會投票表決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的時候,自然非常順利地獲得通過。
  熊本人被總統提名,和被國會同意,雖然极為順利,可是他的內閣卻很難產,閣員名單遲遲不能決定,這是由于人選和職位的安排非常困難,這些困難不是來自國會,而是來自袁世凱。熊既然接受了組閣大命,就希望組成一個全國的第一流的“人才內閣”,想把全國的“大名流”都网羅在新閣中,足以一新耳目。在熊的心目中,所謂的人才和名流,當然是屬于進步党或從前的君主立憲派。熊的想法和袁的打算是不相符的。袁對于內閣中的財政、陸軍、外交、內政、交通几部的人事決不放手,早有安排,只留下教育、司法、農商三個部給熊支配。這三個部都是冷衙門,在袁与同盟會合作時期,他曾把這些衙門分配給同盟會,民元第一個袁政府的內閣,蔡元培是教育總長、王寵惠是司法總長、宋教仁是農林總長,如今把同盟會換成進步党,在袁看來,進步党手無寸鐵,決非當年同盟會和后來的國民党可比,配給三個部,代价已算很高了。
  熊希齡組閣后,楊度拜相的希望落空。熊希齡和梁啟超、楊度之間有一段不尋常的關系。清朝末年,熊希齡以道員記名,隨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當時的憲政報告几篇大文章,就是熊去請楊度和梁啟超執筆的,他們三人自那時便已訂交。在隨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之前,熊是在湘撫陳寶箴下面作事,陳很器重熊。皮鹿門在湘南講學時,熊親自搖鈴召集听眾,時人戲撰一聯曰:“鹿皮講學,熊掌搖鈴。”由于他是陳寶箴的紅員,又有人戲撰一聯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曉得什么東西?”熊從湘撫的紅員又屈身為体操教習,又由教習而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法的隨員,最后以“清才碩望”拜命組閣。他的內閣以名流內閣相號召。他沒有忘卻當年和他合作,捉刀寫考察憲政的楊度,他們是同鄉,又是老友,何況楊度也的确是才高北斗,名滿天下。因此他向袁報告,想延攬楊度入閣,袁說:“我無所謂,你去和晰子商量商量。”熊找到楊,楊表示欲為交通總長,這使熊頗感為難,因為交通部乃是梁士詒的禁臠。梁士詒當時是總統府秘書長,又以財政部次長代理部務,他不入閣,因為他任總統府秘書長地位尤為重要,他是交通系的領袖,交通方面的一切事權,他都不會放松的。楊度想當交通總長,熊知道很難通過,可是又無法拒絕,乃向袁報告,袁和梁士詒商量,梁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晰子對交通是門外漢”。楊的交通總長便落空了。
  熊知道梁士詒否決了楊度的交通總長,想起多年老友之情,很是過意不去,乃再訪楊,欲以教育總長相屈,他期期艾艾地說:“請晰子幫幫我的忙,屈就教育總長如何?”楊很干脆,只是應聲答了一句:“我嗎,我是幫忙不幫閒!”這是一句雙關語,因為當年寫考察憲政報告,楊度是幫了熊希齡一個大忙。熊當年為五大臣隨員的工作就是寫考察報告,可是熊自知對各國憲政知道得太少,只好請楊度和梁啟超捉刀。梁因為是維新派,如果說出名字來,在清政府不會通過,所以只說楊度一人。熊當年的這一個工作,對他日后事業關系极大,楊既然對熊有這件事的幫忙,現在熊拜命組閣,竟想以冷豬肉相酬,楊所以才用冷語答复熊。楊薄總長一席而不為,并不是不想一過總長的官癮,而是想留此身以待更好的時机做更大的官,因此,教育總長這個閒曹對楊來說是不屑一顧的。自這次組閣后,楊度和梁士詒便种下了极不愉快的關系。他們是清末經濟特科的老同年,同為袁的兩大智囊,可是卻完全不合作。
  熊希齡的名流內閣,雖然難產,總要呱呱落地的。
  財政總長袁本來屬意周自齊。周自齊字子廙,山東單縣人,副貢出身,生長于廣東,因此和粵系財閥接近,梁士詒很支持他。由于梁啟超一直要當財政總長,而袁又不肯給梁,于是財政總長一職只好由熊希齡以國務總理兼任。
  陸軍總長仍由段祺瑞回任,軍事方面袁仍然把全國陸軍大權交給最親信的老部下。
  海軍總長仍派劉冠雄,在發表任命前,劉曾上了一個報告給袁,要求袁用劉的老師嚴复為海軍總長,自己為次長,袁卻批了:“斷不准行。”
  外交總長由孫寶琦出任,孫并不想干外交,可是因為孫和法國駐華公使很友善,當時中俄交涉正由法使調停,因事擇人,孫乃出長外交。
  交通總長既不給楊度,而周自齊的財政總長干不到,乃順理成章地把周自齊送到交通總長位子上。
  內務總長是朱啟鈐。朱啟鈐字桂莘,貴州紫江縣人,曾拜徐世昌為義父。
  司法總長是梁啟超,他勉強接受。
  教育總長由汪大燮出任。汪字伯棠,浙江杭縣人,是君主立憲派,汪在前清大官中算是一個干員,縝密勤慎。熊組閣前,他由日本返國,熊一再邀請他出山,他提出條件必須与梁啟超和張謇一同入閣,他認為要犧牲大家一塊犧牲還想得過,否則自己已做過十多年官僚,今日何必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農商總長請張謇是极其适當的人選。
  民國2年9月11日,熊希齡的“名流內閣”,又稱“人才內閣”終告組成。
  袁世凱于9月4日發布命令,准外交總長陸徵祥、財政總長周學熙、司法總長許世英、農林總長陳振先、交通總長朱啟鈐辭職。
  11日,特任孫寶琦為外交總長、朱啟鈐為內務總長、梁啟超為司法總長、汪大燮為教育總長、段祺瑞為陸軍總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張謇為工商總長、周自齊為交通總長、熊希齡兼財政總長、張謇兼農林總長。
  在組閣的籌議期間,財政困難達于极點,為財政問題連開几次會議,北方八省均有代表參加,由會長梁士詒主持。當時,梁士詒既是交通系首腦,在財政方面亦緊握大權。熊兼財政總長后,梁才解除了財政次長的職務。
  熊內閣仍然短命,于民國2年9月11日成立,3年2月
  12日改組,熊下台,由孫寶琦代理。
  前面曾一再談過,民國初年政府最大問題是財政,具体一點說,這時的中國,談不上財政,只有借債。一個政客在政治上的勢力,就看他借錢的能力,能向外人舉債,便表示他在本國政治上有勢力。
  熊希齡是袁世凱任總統后的首任財政總長,迨他組閣后,又以國務總理之尊兼任財長,可是這位財政專家卻困于財政。
  當民國2年歲末和民國3年歲初之間的舊歷年,需用的支出共為770万元,如照預計,向京奉、京漢兩路商借250万元,收江西、浙江、陝西、山東、江蘇、河南各省國稅所解款,每省多則40万,少則15万,根据各省呈報,總額有240万元,兩項合共500万元,其余尚差之300余万元,則以即將發行之六厘八厘公債略為通融,勉強便可渡過難關。但實際情形呢?各省解款到京,合計僅110万元,不到預期的半數,另加五國銀團年底預墊借75万兩(折合約100万元),收入和支出相差甚巨。至于京奉、京漢線的收入,交通部聲稱將以供給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險費,不肯通融。于是這位長袖善舞的鳳凰總理,便不免捉襟見肘了。
  年關已屆,腊鼓頻催,熊總理大有王小二過年之苦。在這万難時期,交通系首領梁士詒露了一手,他在除夕的前三天,捧了500万元銀票呈給袁,請袁親手交給熊。這一手使得第一流財政家的熊希齡大為丟人,据說熊接錢時面紅耳赤,不胜難堪。
  熊自上台那一天起,就因為財政總長人選問題与袁意見相左,袁雖允熊自兼財長,可是交通系的首領梁士詒卻在財政上常給熊下不了台,加上各省軍閥都气勢洶洶地向國務院索討軍餉,熊簡直無法應付,曾建議大舉裁兵,節省財政開支,全國陸軍以甘師為限。這建議被陸軍總長段祺瑞堅決反對,甚至在國務會議席上拍案大罵,使熊极為難堪。
  熊不只受交通系和軍方的夾棍,還得罪了法制局派以及財政部的舊派系。財政部的舊派系和熊搞不攏,紛紛投入交通系。熊和北洋軍系的人又毫無往還,其在政壇上完全孤立無援,僅賴進步党的梁啟超、張謇和汪大燮,而這三位名流,在當時的政局中已起不了作用。
  熊是個鄉土觀念很重的人,他和湖南都督譚延闓私交极厚,二次革命時,他力主不對湖南用兵。譚延闓离開湖南后,他更強調勿派兵入湘,這一主張和北洋軍系的人完全相反,据說熊在組閣前曾向國民党的某要人表示,決不派一兵一卒赴湘,因此不肯自食其言。譚延闓在二次革命失敗后入京听候處分時,熊使不出力量幫他的忙,他知道譚的湘督一席要撤換時,建議調云南都督蔡鍔督湘。蔡不僅是湖南人,又是進步党領袖梁啟超的得意門生,熊向袁保證蔡是擁護“中央”的,并強調國民党在湖南的力量已經消滅,就沒有派“中央軍”到湖南的必要,因“中央軍”到湖南,只能引起湖南人的排外感,有害于湖南而無利于“中央”。熊這番努力完全為了鄉梓,他知道北洋軍的紀律很坏,所以竭力阻止北洋軍入湘,他的努力當然是失敗。
  据說袁曾答應熊,派蔡鍔督湘,可是結果卻派了湯薌銘為湖南都督,調蔡鍔入京暗中監視,熊內心的不舒服,可以想見。湯薌銘督湘后,在湖南大興党獄,殺人如麻,北洋軍這時已把湖南當作他們的征服地,燒殺淫擄,無所不為,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旅京的湖南同鄉,經常向熊控訴北洋軍無法無天的暴行,要求熊以國務總理的地位,替3000万湖南人請命,可是熊能有何作為呢?
  由于這些蛛絲馬跡,因此這時的北京,盛傳總統和總理不睦之說。不過總統府內的人士則力稱毫無其事,當時政壇紅人梁士詒曾語人說:外邊老是傳說內閣要垮台,這是從何說起,內閣剛上台還沒有唱戲,如何便倒?梁的話自不是由衷之言,不過熊、梁雖然暗中勾心斗角,可是梁毫無問鼎總理之打算,只不過梁這時對于財政极有影響力,在這方面,熊、梁是有沖突的。
  熊雖然已經四面楚歌,可是還在勉強掙扎。民國3年
  (1914年)初,北京報紙竟把去年熊在熱河都統任內,牽連熱河行宮盜寶案刊出,堂堂國務總理公然和盜寶案有關,報紙毫不留情面,自然是有人主使的。熊看了很生气,曾函請內務部轉知檢察廳查究其事,警察廳將原信照轉到地方檢察廳,地方檢察廳竟在信上批了“飭具訴狀,原件卻回”八個字,這對于現任國務總理是完全不給顏面,除了袁的授意,如何會這么做呢?
  民國3年2月7日,熊請辭職,辭職書有云:“籌維鮮效,擘理多疏,任重才輕,心余力絀……恐誤國事于無形,致愆尤之叢集。……”袁批准熊辭去財政總長兼職。熊再于2月12日上書懇辭總理,辭職書云:“竊希齡猥以才力竭蹶,貽誤國是,懇請退避賢路,乃蒙鈞諭优嘉,僅准免其兼任,希齡自顧何人,敢再瀆請。惟是泛水之舟,操舵者既無駕駛能力,必須易人,乃可渡登彼岸。時局艱危,無以异此。倘自知其力不能胜,而复勉強支持,將恐載胥及溺,補救為難。希齡一身不足惜,其如國事何?謹再陳情,伏乞俯如所請,另簡賢員,提任國務,俾得少免咎戾,曲荷保全,無任感悚待命之至。”袁乃予以批准,原批云:“据呈已悉,該總理兼任艱巨,夙矢精勤,前者陳請辭職,特許免兼財政,以節賢勞,至于任重鈞衡,方冀情深維系,乃仍申前請,彌切去思,念時局之多艱,思得賢而共理,再三慰留,并命國務員合辭敦勸,維舟楫共濟之忱,深切金玉彌育之感,既執祛之莫遂,悵回轡以無從,勉順所陳,准免國務總理本官。此時高引,諒有幸于遂初,他日訐謨,愿無忘于辰告。此批。”袁在熊第二次辭職書予以批准后,派孫寶琦代理。
  熊希齡于民國2年9月11日組閣成立,到民國3年2月
  12日變卸,時間還不到半年,受夠了气,吃夠了苦。隨熊去職的是汪大燮、梁啟超、張謇。袁既准許這几位名流去職,同是又想以一些空名義來羈縻他們,于是發表熊希齡為全國煤油督辦,張謇為全國水利局總裁,梁啟超為全國幣制局總裁。孫寶琦代理國務總理是看管內閣,以周自齊調署財政總長,朱啟鈐兼代交通總長,章宗祥代理司法總長,嚴修代理教育總長。
  國務院秘書長陳漢第于熊辭職前,曾憤然對新聞記者說:“總理已壽終正寢,而我輩尚不能不親視含殮。”由于這句話傳出很多枝節,有家報紙刊載熊希齡對人說:我已病死,看不到抬棺材出門。這意思是說總統制已決定,副署于總統制等于是棺材出門。
  熊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讀者試一回憶,當民國2年秋季,袁要熊出而組閣時熊是多么意气昂揚,那時候袁是要這些名流政客和進步党為他裝點門面,在國會中作袁的友党,幫助袁對付國民党,選舉袁為正式大總統,推翻《約法》,解散國民党,解散國會。這些事一一完成后,名流內閣變成了袁的贅瘤,進步党也失去作為工具的地位,連黎元洪都要押解來京軟禁,熊希齡算得什么,在這個時候,他不辭職也非下台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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