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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組閣


  民國7年3月18日北軍攻占岳州,捷訊到達北京,馮國璋仍想貫徹他的和平主張:“北軍對南的軍事行動以岳州為止”。他認為岳州既已收复,北洋派的聲威得到恢复,而桂系又愿意談和,則何必一定要勞師動眾,對南用兵。他的主張正在擬成命令尚未發出時,3月19日接到了督軍們的聯名電報,這通電報以曹錕為首,包括長江三督在內,共有15省三特區的北洋軍閥們,他們要求段祺瑞再起組閣,內云:“錕等互相約定,我公复任揆席,則同人誓當一致,共扶危局,否則亦惟從公高蹈,不問世事,全國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馮接到這個電報,簡直像接到哀的美敦書一樣,沒奈何只好再請段勉應眾命,以北洋團体為重,接受組閣大命。段仍表示“無意于此”;馮則指天誓日地表示愿与段同生死,共患難。并且自動承認五個條件:(一)參陸辦公處仍然遷回國務院,以靳云鵬為主任以代師景云。(二)國務院決議,總統保證不擅改一字。(三)閣員由總理選擇,不必征求總統同意。(四)公府秘書長由總理推荐。(五)中央(指總統)致各省的電報,須由院方核發。
  3月23日大總統令准署國務總理王士珍辭職,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24日派張志潭為國務院秘書長。25日參陸辦公處遷回國務院。27日令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28日令改海軍總司令為特任,以藍建樞為總司令。29日令陸徵祥复任外交總長,錢能訓為內務總長,段芝貴為陸軍總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傅增湘為教育總長,朱深為司法總長,田文烈為農商總長,曹汝霖為交通總長兼署財政總長,吳鼎昌為財政次長。4月4日晉授曹錕勳一位,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授予張敬堯一等文虎章,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授予吳佩孚勳三位,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犒賞攻克岳州和長沙的將士各30万元。另以6万元賑濟湘災。
  新任參陸辦公處主任靳云鵬和徐樹錚、吳光新、傅良佐四人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剛,四大金剛中以徐樹錚最能呼風喚雨。新任國務院秘書長張志潭字遠伯,是徐樹錚很賞識的人,徐原來做國務院秘書長時,張是秘書,一切大小事徐都和張商量,徐曾告張國淦說:“遠伯才气高,我希望他將來可以接替我。”段這次組閣后,徐樹錚是扭轉局勢的大功臣,所以重要人事都是徐的安排。不過徐樹錚后來卻和張志潭鬧翻。
  段第三度复任總理,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通令各省,稱北軍為“國軍”,南軍為“敵軍”,不許再用北軍、南軍字樣。這表示段要把武力政策進行到底。而段的寵臣徐樹錚得意洋洋地到北京來祝賀新內閣時,也公開表示“不打到廣州決不罷兵”。
  段确定了對四川、湖南、廣東三省進兵的第三期作戰計划:(一)湖南戰場仍以直軍為主力,俟湘東之“敵”肅清,即抽調張怀芝的第二路為進攻廣東主力,同時令江西的“國軍”向南雄推進,福建的“國軍”向潮汕推進,會合廣東境內龍濟光軍四路進攻。(二)以奉軍為進攻四川主力,分為兩路,一路由鄂西入川東,一路由陝南入川北,會合陝軍和劉存厚的川軍進攻。
  同時電前線將士予以嘉獎,電云:
  “据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總司令湖南督軍張敬堯等,迭次電稱:‘各軍自三月十八日克复岳州后,節節進攻,分途收复平江湘陰兩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進窺長沙,逆軍處處死抗,經我軍協力痛擊,星夜追逐,逆勢不支,遂于二十六日將長沙省城完全克复’等語。此次各軍激于義憤,忠勇奮發,由岳州取長沙,曾不數日,力下堅城。該總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將士忍饑轉戰,嘉慰之余,尤深軫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兵,著先行呈明,分別呈請优獎,仍即督飭各軍,乘胜收复縣邑,以奠全湘。所有地方被難人民,流离蕩析,并著查明,妥為撫恤。用副國家綏輯勞徠之至意。此令。”
  段對于北軍在湖南戰場的胜利,認為武力統一指日可以實現,而北軍一定可以擊敗南軍。其實這時劉存厚在四川已不能立定,龍濟光在廣東也節節失敗,可是段完全不在意。
  段內閣這次組織后,馮國璋是完全低頭了,就是主和的實力分子長江三督也不敢唱反調。這時政局中的大紅人是徐樹錚,李純也竭力拉攏徐,江西督軍陳光遠公開表示接受第三期作戰計划。到此時期,直系已完全屈服于皖系。
  段論功行賞。徐樹錚應居首功,于是他到了北京,不僅段內閣的人事他有決定大權,對南軍事也由他主持,同時他還包辦了新國會的選舉。4月7日另一皖系大將倪嗣沖來到北京,极力主張以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選舉權,即日進行總統選舉。可是徐樹錚認為新國會在三四個月內就要成立,由新國會選舉總統是合法的,因此不必提早總統選舉,而且提早總統選舉是不合法。
  徐樹錚這時策划的新國會就是后來著名的安福國會。
  自段祺瑞第三度組閣后,徐樹錚就成為那時期的政壇寵儿。他也躊躇滿志,以段閣后台自居。有人說當時的北京政府,一切軍國大計都在段手中,而段則一切取決于徐,他簡直是內閣中的內閣,總理下面的總理。
  段祺瑞剛愎,可是他卻寵信徐樹錚。小徐才气高卻不成熟,他做任何事都使人側目,段的政治麻煩多數出在小徐身上。這一時期,小徐极力排斥直系,這是段所樂見的。可是他也不容段系中有其他的紅人,靳云鵬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剛,靳云鵬當了參陸辦公處主任,小徐是不高興的,于是他專門和靳作對,靳只得請假不辦公,軍事大權便落到小徐的手中。國務院秘書長張志潭本是他推荐的,不知怎的他也不滿意張,張也只得辭職。段的文武兩大幕僚都和小徐鬧翻,其不能容人,于此可見。奇怪的是,段也不能容人,可是卻容一個飛揚跋扈的徐樹錚。
  徐樹錚迫走靳云鵬后,段系內部便起了分化。
  這時候,徐樹錚想做直隸督軍,他想把曹錕再升一級,升曹為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調湖北督軍為江蘇督軍,這樣既解決了李純,又打擊了直系,更為自己開了一條路,實在是“一石二鳥”的如意算盤。他認為曹錕由一省督軍上升為兩省的巡閱使,又仍掌一省督軍,應該會心滿意足的,如果曹錕同意,自己的直隸督軍便垂手可得。不料這個消息傳出后,曹錕大為光火,認為這是明升暗降,故意調虎离山,因此4月4日打了一通電報給北京政府,請辭兩湖宣撫使,在未獲批准前先請假一個月,以便到信陽雞公山養痾。當時北洋軍人常用辭職或養病來威脅政府;与曹的行動配合的,是前線總司令吳佩孚亦致電北京,稱因所部作戰疲勞,請將全軍調回直隸休息。這是表示吳部隨時可以撤軍北返。
  曹錕是主戰派的第一號大將,湖南的捷訊剛好挽回了北洋派威信,而吳部又是湖南戰場上的主力,如果曹錕真的倦勤,吳部真的撤回,則段祺瑞武力平南的政策就功敗垂成,付諸流水。因此,徐樹錚這一遭碰了大釘子。段為了解釋誤會,特要徐樹錚親自跑到漢口來向曹錕道歉,勸阻曹錕不要辭職或請假,也勸曹令吳佩孚不要從戰場上撤退。
  徐樹錚在漢口同時部署了新的作戰計划,他打算把調往四川作戰的奉軍改調到湖南戰場上,用以監視直軍,以防直軍作戰不力或撤退。
  段原來部署的第三期作戰計划是西戰場与南戰場雙管齊下,現在徐則把西戰場推遲一下,集中全力解決南戰場。徐這計划段沒有完全同意。
  段祺瑞三度組閣前,一切有利的情勢都傾向于他,可是等他上台后,情況就兩樣了,皖系和主戰派的軍閥擁護他是自有打算的,希望因為作戰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軍火,同時因為作戰而各自可以截留國稅,買馬招兵。奉軍入關前劫奪了一批軍火,段上台不久,第三批從日本運來的軍火又在塘沽被奉軍劫收。
  如果照第三期的北軍對南作戰計划,一個月打下湖南,三個月平定兩廣,至多半年內就可以完成全國武力統一。可是天下事就是那么不如人愿,在湖南作戰的直軍,于占領長沙后,借口餉械不敷,進兵緩慢。
  段鑒于前方軍事進行不如理想,而主戰派內部又不和睦,乃決定自己“南巡”到漢口召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會議,會議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厭戰气氛,積极地打仗,同時要消滅主戰派內部的裂痕,尤其是直皖兩系的裂痕,從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團結,以便部署對西南五省的全面進攻。因為北京的政治形勢已成一面倒,新國會召集后,總統即將改選,今后段將是北洋派唯一的領袖,所以更有必要先進行大團結工作。
  段在國務會議上提出南巡計划,全体閣員都加反對,他們的反對也是有理由的,不久之前馮國璋以總統之尊曾往“南巡”,使得人心惶惶,如今總理又要南巡,豈不更增政局的不安,加深了時局的复雜性。
  段不顧閣員的反對,決定南巡,先發電給李純、陳光遠、張敬堯、張怀芝到漢口參加這個會議。
  4月20日段由京漢鐵路南行,21日經過鄭州,河南督軍趙倜登車隨行。22日抵漢口,本當在大智門車站下車,但是為了到劉園訪問曹錕方便起見,改在循禮門下車。從循禮門到劉園的曹錕司令部,沿途軍警林立,斷絕交通,禁止臨街偷望,真是十步一崗,五步一警。武漢人民第一次看到內閣總理的威風場面。
  可是,段所召集的督軍會議卻异常冷落,被邀請參加會議的四個督軍,沒有一個前來漢口參加。李純和陳光遠是主和的直系,心中有所顧忌,自然不敢赴會;而主戰的張怀芝和張敬堯也托詞“軍情緊急”而不与會。原來張怀芝和曹錕有了隔閡。曹錕駐節漢口時,《順天時報》說他曾在青樓中選到一位姨太太,張怀芝是曹錕把兄,就去電責曹不應“軍中行樂”。曹大為光火,認為張根据“無稽之言”破坏他的名譽,從此便和張斷絕往來。至于張敬堯則不敢离開長沙,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人喜歡,臥榻之旁又有他人鼾睡,吳佩孚有戰功又有人緣,如果他离開長沙,吳佩孚可能會取他的督軍位子,所以也不敢前赴漢口。
  段覺得張怀芝是第二路軍統帥,如不与會,漢口的督軍會議勢必流產,所以一定要張來,并命他接到電報立刻動身。24日張怀芝到了漢口,段在曹錕和張怀芝之間作了調人,張向曹道歉了事。
  段祺瑞在漢口主持的軍事會議,參加者有曹錕、張怀芝、王占元、趙倜四個督軍,徐樹錚當然也參加,其他各省江蘇、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陝西、奉天督軍則派代表出席。
  段在會議上說明團結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貫徹對南作戰方針的決定,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戰計划,發交有關各省按照計划執行。關于總統問題,主戰派內部存在不同的兩种意見:一种是主張以臨時參議院代行選舉權,選舉總統;一种主張迅速召集新國會以便如期進行總統的選舉。段決定采取后一种辦法。
  曹錕和王占元聯合請求恢复陳光遠的原官,撤銷王汝賢、范國璋二人的處分,對馮玉祥不究既往。這樣一來,漢口的督軍會議變成了對直系的緩和態度。這是因為曹錕態度大變。天下事就是如此奇怪,曹錕以直系的一分子,忽然轉變為督軍團盟主和主戰派領袖,段祺瑞再起組閣,他是重要的一分子,現在他表示要對直系和好,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團結的要求,因此漢口會議便促成皖系對直系和善的決定。
  漢口軍事會議結束后,曹錕、張怀芝、倪嗣沖于4月26日聯合電請政府迅速召集新國會。北京國務院于5月4日通電否認要以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的一切職權。
  為了真的表示對直系的寬大,以達到北洋派大團結的目的,段又電約倪嗣沖、盧永祥兩人先到南京等候。25日晚段由漢口動身,乘楚材軍艦東下,因馬力開得太足,撞沉了招商局的江寬號,溺死乘客近千人,楚材號負傷停駛,段換乘護送艦楚泰號鼓掉疾馳而去。26日在九江和陳光遠見面。27日到南京和李純見面。并且在李、倪、盧三人間做和事佬。27日晚由津浦路北返,28日回到北京。
  段在南巡期間,全國掀起了反對中日密約的浪潮。原來段在任參戰督辦時,以參戰為名和日本洽商借款,名義上是編練參戰軍,實際是拿日本借款進行個人建軍工作,并以一部分作為征南戰費和籌備新國會之用,這些交涉不要說馮國璋不知道,連北京外交部也不知道。段組閣后,日本更提出四項條件:(一)共同出兵西伯利亞,由日軍指揮華軍。(二)發行軍用票。(三)臨時管理中國交通、軍械、實業、經濟、教育、外交。(四)合組運輸大同盟。日方要中國嚴守秘密。3月24日中日雙方交換照會,消息當然關不住,于是全國便掀起了反對中日秘密外交以及反對繼續用兵的高潮。段在武漢也受到壓迫,武漢各團体和商會都派代表直接請愿停止內爭,段自然不予接見。段的苦惱是剛好壓制了直系主和,可是全國性的反戰,使他“武力統一”的政策又受到打擊。因此他的南巡,毫無成績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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