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二○一、臨城劫車案


  吳佩孚志在以武力統一中國,他已先后擊敗了民國初年中國兩支最大的武裝力量——皖系和奉系。皖系經他擊敗后已無力重整旗鼓,奉系則已悄悄回到關外,不敢過問中原的大政了。吳佩孚認為皖系、奉系已沒有再起的可能,剩下來只是西南問題,而他對西南也不斷在培植他的軍力,幫助他們去打擊反吳的力量。他在洛陽練兵,虎視中原。
  可是,對他最大的諷刺,是在他肘腋之下的河南,竟也土匪縱橫,搶劫公行。早在11年6月間,洛陽就發生了一個大綁案,洛陽中學被匪擄去校長和學生41人,后來雖被軍隊追回,但在洛陽城內卻公然發現土匪的榜貼,土匪用惊人的語气宣稱下一次一定要綁“吳大將軍”的票。
  河南土匪分為兩大股:一股匪的匪首綽號“老洋人”,他名叫張慶,其根据地在寶丰;一股匪首出身是個學生,名叫李明盛,其根据地在魯山。這兩股匪軍合起來人數超過兩万。他們大多是前豫督趙倜和他的兄弟趙杰留下來的殘兵敗將。
  11年10月和11月間,這兩股匪竟大舉活動,接連攻陷了河南的十多縣,出榜安民,政府軍僅能保守交通線不使其中斷。
  “老洋人”張慶不但膽敢向吳佩孚挑戰,叫他繳出軍餉100万元,否則親自出馬与他一決雌雄,而且還擄走英、法、意、瑞(瑞典)五國教士和男女商人20余名,引起了五國公使于11年11月16日的嚴重交涉。
  吳佩孚從沒有把河南境內的土匪放在眼里,可是由于“老洋人”捕去了真洋人,他可光火了,乃下令派靳云鶚為河南剿匪總司令,叫靳只許“剿”,不許”撫”,以免助長土匪擄人勒贖的風气。不料靳云鶚不爭气,連打了几場敗仗。吳佩孚面對這些不堪一擊的土匪,也只好改剿為撫,先后收編了張慶和李明盛兩部。
  11月,又發生了一件惊人的擄案,青島商會會長隨石卿被匪擄去,直接向其家人勒贖,家人不敢倚賴官軍,赶緊答應了綁匪的勒索,備款贖回,這使得威震華夏的吳大帥為之大失面子。
  曹錕是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是副使,這三省是直系的地盤,應該說是直系控制力最強的地區,可是事實證明,在這些地區中,不止是窮鄉僻壤,就是通都大邑都有土匪橫行無忌,直系兵力所能控制的只有“點”和“線”,甚至線也不能完全控制,更不幸的,是到了12年5月間,發生了轟動國際的臨城劫車案。
  臨城劫車案,是一件轟動中外的大新聞,提起臨城劫車案,就會使人聯想到孫美瑤,而當時中外各報,也的确無不載明孫美瑤是抱犢崮的首領。其實當時匪方的實際當家人,并不是孫美瑤,而是他的叔父孫桂枝,一般綠林好漢稱為老當家的。
  孫家原來不是土匪,是山東滕縣一帶的有名富戶。當時全國各地,災禍頻仍,民不聊生,到處鬧匪,山東尤甚。當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響亮的口號,叫做“兔子不吃窩邊草!”那就是凡在匪窩左近的居民,他們概不打劫。話雖如此,到了“生意”清淡,缺穿少吃的時候,也還要把念頭轉到鄰居頭上,但態度比較客气,并不動武,名曰“借糧”。孫家既是有名富戶,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糧之理,他家也只好照借如儀。可是在官府方面,卻認為借糧与匪,那是一項大罪,必須嚴辦。他們雖無力剿匪,卻有力剿民。抓住了富戶,豈有輕饒。而官兵每次出動剿匪,總是以清查戶口為名,來一次細致周密的洗劫,直待腰包都塞滿了,才殺几個無辜的赤貧百姓,“奏凱而歸”。所以老百姓恨兵遠過于匪,宁被土匪劫掠,也不愿被官兵搜查。孫家歷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夠了,未免忍耐不住,孫美瑤的大哥孫美珠便大發牢騷,認為与其這樣,還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來,上山造反。在他來說,這原是气忿之言,并不真想動手,不料年輕膽大的孫美瑤听了,便立刻放起火來,把自己家園燒得一干二淨,于是孫氏一家,只得硬著頭皮,上了抱犢崮。
  孫氏兄弟直接拉扯起來的隊伍,不過四五百人,但山內原有几股土匪,后來也跟他們合流了,公推孫美珠為首領;出外行劫時,各小股仍多單獨行動,由原來的頭子率領,其中實力較強的有郭琪才、周天倫、褚思振等,每股少則二三百人,多則五六百人,全部合起來,對外號稱4000余眾,其實3000還不足,有一半以上的人還是沒有槍的。孫美珠名義上是大寨主,卻不能令出必行;倒是他的叔父孫桂枝,可以在山上說一是一,使大家拱手听命。
  孫桂枝當時大約50上下年紀,長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揚,衣衫也很破舊,十足像個耕田佬。有人說他設過私塾,坐過館,是個老夫子,因此他思慮周密,計謀百出。實際上他還曾闖過江湖,入過幫會,与黑白兩道中人都有交往,所以是個內外場都很來得的老手。抱犢崮上,從孫美珠、孫美瑤兄弟起,直到最下面的小嘍羅,對他都唯命是從,絕非僅為他年長而已。
  民11年7月,孫美珠在嶧縣附近西集地方,被當時山東的第六混成旅旅長兼兗州鎮守使何鋒鈺派隊擒獲,立即槍決,還把他的腦袋砍下來,挂在津浦鐵路的臨城車站上,號令示眾。孫美瑤接充大寨主之后,厲兵秣馬,蓄心要報親兄之仇,只因孫桂枝力主慎重,因而沒有馬上發動。
  孫美瑤有個堂兄叫孫美松,也在附近落草,為官兵所圍,已近一年,形勢十分危急,屢次派人來要求孫美瑤發兵解圍。
  老成持重的孫桂枝不主張輕舉妄動,但孫美瑤等都沉不住气了。商議好久,才由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截劫火車,擄掠肉票(特別是番票),以達到一方面壓迫官方接受條件,解孫美松之圍;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騙取一批軍火和餉款。孫桂枝看到山里的情況确實很窘,再要兄弟們束緊褲帶,死守不動,很可能會使大家灰心,失望,鬧到散伙,因而也就不再反對,同意大干一番。
  民國12年5月6日凌晨2點半,津浦路北行車經過离臨城站約三公里的沙溝山時,司机在彌漫斜月下,發現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嘯聲赶不走他們,于是來個緊急煞車。由于駛行速度過高,車子一時停不下來,走到長約數十丈的拆去了接軌針子的鐵軌上,前面机車、郵車、三等客車一齊出軌傾覆。接著就是一陣槍聲,隨著槍聲就出現了1000多名腦后垂辮的土匪,蜂涌前來,跳到臥車上打劫財物,綁架乘客。
  這列車上載有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中外記者和外國旅客多名。除英僑羅斯門睡在頭等臥車中企圖抵抗,被匪徒當場開槍擊斃外,共被綁走外國旅客19人(《密勒士評論報》主筆鮑威爾也在其內),以及中國旅客100余人。
  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嚇坏了。各國公使怕傷了僑民生命,堅決反對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總統黎元洪想辦法。5月7、8兩日,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抗議,上海美僑電請美國總統哈定迅速營救被擄西僑,北京美國駐軍要求采取直接行動,美國國防部長台維士公然向國務卿許士建議出兵中國。日本雖然并沒有僑民被擄,但是日本報紙也幸災樂禍地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
  5月9日,五國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內將全体被俘外僑救出,否則每隔24小時,須加賠款若干。北京政府為此慌了手腳,把一切政務都停頓了下來,集中全力討論營救外僑問題。
  被擄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犢崮山麓。抱犢崮是山東嶧縣的轄境。以前張敬堯做蘇、魯、豫、皖四省邊境剿匪督辦時,不剿而撫,于是匪變為兵。張敬堯在湖南失敗后,兵又變為匪,加上張勳、張文生失敗后,留下來的殘兵敗將,大部散在魯南山區,所以鄒、滕、嶧三縣多年來一直是土匪橫行的地區。
  孫美瑤得手之后,便照著孫桂枝的主意,先把四個外國女客釋放,同時教她們向官方轉達三個條件:一是迅速將圍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三是補充軍火。綁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犢崮之圍,收編他們為國軍,并不是要贖款。從山上送下來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評論報》記者鮑威爾所寫的,勸告政府軍勿攻山,須求和平解決。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簽了名。
  信上說:“被難旅客,除華人外,有屬英、美、法、意、墨諸國之僑民數十人,警告官兵,勿追擊太急,致不利于被擄者之生命。”
  由于外交團堅決主張派人和土匪講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從北京、濟南、徐州各處赶到棗庄來跟孫美瑤談判的大員,計有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通總長吳毓麟、曹錕代表楊以德、徐海鎮守使陳調元、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等,真是冠蓋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嚇呆了。此外上海總商會、記者公會以及滕縣、嶧縣的士紳等等也絡繹而來。有關各國駐濟南的領事等,也擺出了“洋大人”的架勢,跑來督促進行。
  孫美瑤沒料到事情會鬧得這么大,不免有些慌張,他底下那些小頭目如郭琪才、周天倫等則意見紛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張适可而止,不宜鬧得太過分;有的則看准了政府害怕外國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張趁此机會大大地撈一票。全虧孫桂枝以老當家身份,從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條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綁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顧。至于向官方提談判條件,當然更非他出場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隱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別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沒有注意到他。直到后來談判到了一定階段,匪方答應先釋放一批中外肉票時,才發現匪方所出的釋放證上,都由孫桂枝一人簽名蓋章,有個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為沒有這張釋放證,竟被臨時攔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實際的首領是孫桂枝。
  圍山的官軍有一年半沒有領到軍餉,只好經常把軍火賣給土匪,田中玉了解這种情勢,怕官軍靠不住,所以特從濟南調來自己可以信賴的軍隊1500人,用以自衛。
  官匪開始進行和談時,官方找到嶧縣紳士李麟閣等上山接洽,楊以德找到張敬堯舊部郭泰胜充當官匪之間的調人。山上土匪非常愛戴張敬堯,因此北京有人建議起用張勳、張敬堯辦理招撫事宜。
  北京政府和綁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談判,是在12年5月15日,談判地點是中興煤礦公司,官方是由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長熊炳琦親自出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個條件:
  (一)政府軍解除包圍,撤回原防;
  (二)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
  (三)補充軍火。
  官方認為除了第三條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釋放外俘。雙方准備簽字時,匪方要求外國人和鄒縣、滕縣、嶧縣三縣士紳一同簽字擔保官方履行條約。原來匪方鑒于以往官方曾有過背盟殺降的事情,民國8年旅長唐天喜以釋放肉票,不究既往為條件,收編一支匪軍,后來匪首17人全部被殺,因此他們深怀戒心。這個補充條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談判成功后,交通總長吳毓麟“義憤填膺”,自告奮勇愿意入山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接著山東省長熊炳琦也愿“附驥尾”,偕同上山。消息傳到北京,黎元洪馬上打電嘉獎吳、熊的忠勇,勸他們提早回到北京。吳景濂、張紹曾、王承斌也有電報勸他們不要“投井救人”。其實吳毓麟到棗庄來是看熱鬧的,他每天坐在“花車”上玩雀牌,根本未過問任何事情,只揀了一個好時間打出那個漂亮的電報,當他接到北京“勸阻”的電報后,就“滿載盛譽”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下令政府軍解圍撤退,并委孫美瑤為招撫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卻變了卦,孫美瑤當著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稱建國自治軍總司令,否認官匪所簽訂的和平條件,宣稱必須政府軍完全撤退,并接濟山中糧食后,他召集山中領袖舉行會議,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條件。
  孫美瑤的變卦是因為看准了官方還會讓步,認為這筆買賣可以大撈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簽訂的官匪和約。這一來,使北京公使團大為吃惊,接連照會外交部阻止政府軍改撫為剿,還叫北京政府責成曹錕轉令山東當局和平了結,以免傷及外俘。
  官匪繼續談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條件,如要求任命張敬堯為山東督軍,改編匪軍為兩師,划滕縣、鄒縣、嶧縣為他們的勢力范圍,政府軍撤出百里外,蘇、魯、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須一律予以收編以及六國提供保證等。
  匪方條件越提越苛,官匪談判便無法達成協議,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各方的怨責交集于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談不攏,12年5月21日,山東督軍田中玉到北京述職,堅決主張改撫為剿,內閣總理張紹曾也主張“剿”,擬派馮玉祥為剿匪督辦。可是這個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團擔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強烈表示反對,曹錕也大不以為然,力持异議。田中玉乃親赴保定謁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艱苦,外強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過是表面的恐嚇,實際則是“明剿暗撫”,恫嚇匪方放棄過苛的條件。
  官匪談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強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歐戰時期得過勇士勳章的法國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證回山,派他攜帶新條件下山接洽,限政府軍于22日下午6時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電報叫他回來,他卻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訝,外國人竟也不講信用,何況這個外國人還是一個馳名的“勇士”!
  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將西俘三名移置山頂洞穴內。原來抱犢崮在地形上像個倒挂葫蘆,山頂上大約有兩英畝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狹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兩旁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樁,攀附而上的必須緊抓木樁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淵的危險。根据當地的傳說,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飼養,因此有“抱犢”之名。山頂周圍掘有壕溝,中間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虜,還有三個蓄水池和不計其數的大小缸,用以蓄積雨水。地穴內收容中國俘虜多名,被俘時間有長達三年以上的,他們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樣。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數十名,年齡自五歲至八歲不等,匪方視同廢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為惡劣,一個個都像皮包骨頭的活骷髏。
  當這些消息在報上傳出后,才激起全國朝野的憤怒,一致譴責北京政府對本國肉票的痛苦遭遇視若無睹,卻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國肉票,真是毫無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頂,是用繩索吊上山的,其中63歲的英國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紀最大,他是因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國大陸來“旅行療養”,現在被懸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發作得更厲害,幸而這時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郵,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從山下取得接濟,斯密士的安眠藥可以寄來,所以勉強還可應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頭食物、香煙、水果、報紙、雜志,匪方都全部轉交西俘。
  西俘還有言論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評論報》首先發表了鮑威爾的“匪窟通信”,描寫俘囚生活和山中風景,但是有一件事鮑威爾避而不談,那是當土匪把他和另一個西俘押解到巢云觀時,曾令他們向神佛磕頭,旁邊有人撞鐘擊鼓,他們都做了。
  由于政府軍態度日益強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鮑威爾宣誓下山,限于24小時內回返,并派匪兵兩人為隨。
  鮑威爾帶了匪方三個條件:
  (一)發給匪軍六個月的軍餉;
  (二)收編匪軍1万人;
  (三)以張敬堯為山東督軍。
  官方拒絕了匪方這三個條件,鮑威爾遵守誓言,于當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棗庄來,命令政府軍加強合圍,并派飛机繞山投下傳單,匪情更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書求和外,又派鮑威爾攜帶兩個比較讓步的條件下山,這兩個條件是:
  (一)政府軍解圍撤退;
  (二)收編以二旅為限。
  官方提出了兩個反條件:
  (一)先釋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編匪軍以有槍者為限。
  5月31日匪方將已經移送山頂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來,并且首先釋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這位為了醫療失眠病而到中國旅行治療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頓時成為新聞人物,他發表了一封通訊,敘述他被擄的感想,他認為這次被擄是他一生中最可寶貴的經驗,但是他又鄭而重之地說他不愿再遇到這种歷險的經驗,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賭。他本來旅程中還有東北沒有走完,可是當他听說張作霖也是“紅胡子”出身的時候,他就堅決地表示要結束在中國大陸的“旅行治療”,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國去了。
  官匪雙方所以不易談攏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條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則擔心放了人,官方會把條件推翻。這是一個結,如果無法解開,一切白費。美國人安德臣倒很聰明,已看透了這一點,便想出了一個雙方互提保證書的辦法,征得田中玉和孫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證官方絕對履行收編條件,并赦免各匪過去所犯一切罪行;孫桂枝保證匪方在受編后一定恪遵軍紀,效忠國家。但簽字之后,匪方仍有顧慮,覺得一張紙能有多大用處呢?官方真要翻臉不認帳,這張紙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繼續一天天地拖著,遲遲不肯把肉票放出。
  臨城劫車案惊動了中外,無意間使陳調元出了名。陳調元是徐海鎮守使,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山東境內,原不干他的事,后來因為田中玉等顢頂無能,事情久延不決,曹錕要齊燮元派人去幫忙,齊才派了這員大將去。那時陳調元年紀還比較輕,人也沒有長得像后來那樣肥胖,性格爽朗,頭腦靈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慣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們的心理。他到棗庄之后,和孫桂枝、周天倫等几個匪首一談,便立刻得到了他們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間不能談得攏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個真正愿意“入地獄”的官員。陳調元到了臨城,看到這是個關鍵問題,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當然贊成,匪方也同意了,陳便帶了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美國人安德臣、嶧滕兩縣士紳及上海總商會代表孫壽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當然不說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說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華票下山。
  陳調元到臨城去的時候是帶著兩個旅同去的(准備協助山東官軍進行圍剿之用),如果匪方釋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臉,要向抱犢崮進攻,他那兩個旅為了他的安全,就會用武力制止。反過來,若是匪方既不釋放肉票,又不讓他下山的話,他那兩個旅就會首先全力進攻,這一點孫桂枝是不能不顧慮到的。所以盡管別人上山是件險事,他卻完全不用擔心。
  陳到了山上,孫美瑤等看他態度和平,一句話一個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飯就吃,毫無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樣,因此大家對他都親熱得了不得。當天下午,便讓溫世珍和安德臣兩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張華票送出山去。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僵局就此打開。
  孫桂枝、孫美瑤叔侄把陳調元等十几人讓進一座臨時搭蓋的大席棚去設宴款待,實際就是留著作抵押。
  陳調元在席上舉杯暢飲,坦然不疑,看到孫美瑤兩眼有些紅腫,便問是不是病了,孫美瑤說是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個夜晚的緣故。陳調元立即從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鏡來送給他,一面拍著他的肩膊說:“帶上吧,這樣會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應該格外保重!”孫美瑤從出娘胎來沒有人這樣關心過他,當然把他當作好人了。
  陳調元自己原帶著兩個衛兵,田中玉派的一個旅長吳長垣也有一個衛兵,都帶有匣子炮。當晚臨睡之前,足智多謀的老匪首孫桂枝忽然賠著笑臉向陳調元說:
  “鎮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們這儿到處派崗哨,決不會出什么事……倒是,你們帶來的几位弟兄沒事最好別出去,免得發生誤會……”
  他的話才停,陳調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衛兵:“把家伙卸下來,交給老當家的,准沒錯。”
  孫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陳調元的机警。
  陳調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紳他也竭力拉攏,顯得非常熱情。他拿出一本日記簿來,請各人簽名,說是難得這樣聚在一處,而且還一起上山辦這樣尷尬事,可算患難之交。大家也都覺得這位鎮守使既有魄力,又沒有架子,真是一個難得的將領。
  陳調元上山時,官方先送了2000套軍服給匪方,并運送糧食接濟匪區,這顯示雙方已极接近。加上陳調元的籠絡,遂使震動全世界的臨城劫車綁票案,逐漸煙消云散。
  田中玉看見和談已經成功,問題接近解決,于是乃先行回省,派軍務幫辦、第五師師長鄭士琦在棗庄辦理善后問題。鄭士琦接辦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團曾有一個決議,是由各國駐華武官組織一個委員會,分往中國各鐵路線調查擄案情況,北京政府允許他們自由前往,并令有關人員予以協助。
  12年6月1日,各國武官團到了棗庄,鄭士琦沒有到火車站歡迎這些“洋大人”,使得他們大為光火。鄭士琦請這些外賓午宴,他們竟集体不去,鄭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來賠了許多不是,道歉說好話,最后這些“洋大人”才勉強接受,大模大樣地前往參加宴會。
  當天,他們讓中國軍官帶路,乘馬前往山區偵察路徑,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番做作,根本偵察不出一個名堂來,因為這個時候,土匪已經表示就撫,西俘都已釋放。
  6月2日,孫美瑤隨同陳調元下山,和鄭士琦簽訂了和平條約,當天陳調元又陪孫回山進行點驗事宜,點驗結果,全部匪軍實數只有3000人,有槍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無論男女老幼,一律給以免死證,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繳械遣散,個人財物准其攜帶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釋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場轟動世界的劫車綁票案,從開始到結束,歷時37天。
  匪軍于6月27日正式改編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孫美瑤當了旅長,周天松、郭天才為團長,指定郭里集為這一旅的防地,孫桂枝當了旅部的軍需長。
  本來孫美瑤曾經提出要殺何鋒鈺(山東第六混成旅旅長兼兗州鎮守使),替兄報仇,同時外交團也要求北京政府懲處山東負責的長官,于是活該倒霉的何鋒鈺受到了撤職查辦的處分,這是6月25日的事。
  孫美瑤干了一場轟動世界的綁票,他只做了六個月的旅長,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兗州鎮守使張培榮,在中興煤礦公司擺下了鴻門宴,把孫美瑤、孫美松都騙了去,一聲暗號,當場把孫氏兄弟打死,其部隊解散的解散,改編的改編。
  不過臨城匪徒的幕后人孫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帶了一批殘部,在魯南山區流竄,官方始終對他沒有辦法。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