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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剿共”已經得手，正在得意之時，忽有急電：“福建的19路軍叛變了！”蔣介石大惊，擊掌頓足，舉止失措，夜不成寐，哀傷地說：“中正誠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亂，遭茲奇變，至可痛心。” 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軍事部署，除命令西路軍、南路軍仍按原定計划“剿共”外，從主力北路軍中抽調9個師，從宁滬杭地區抽調2個師，共11師組成第二、四、五路軍，由第二路軍總指揮蔣鼎文統率，分由江西、浙江進入福建。命毛邦初為空軍指揮官，集中飛机于建甌，轟炸福州，并將駐南京的兩個炮團運到建甌。海軍軍艦也調到福建海面，蔣介石親飛閩北建毆坐鎮，直接指揮這場戰爭。 19路軍在福建，背靠大海無處可走，面向革命根据地，進退兩難。原來蔣介石將19路軍調往福建前線“剿共”，目的是以19路軍消滅紅軍或假紅軍之手消滅19路軍，以使兩敗俱傷，一箭雙雕，坐收漁人之利。蔣光鼐、蔡廷鍇等也知“剿共”難以取胜，但他們從保存實力出發，妄想排除共產党和紅軍勢力出閩西，在福建搞一個“模范省”，聯絡兩廣，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勢，因而率19路軍在漳州、廈門登陸立足后，糾集土著軍閥部隊和反動民團，采取步步為營的戰略行動，不斷進犯，蚕食閩西革命根据地和閩西游擊區，先后侵占龍岩、連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紅軍東方軍入閩后，連續消滅區壽年、毛維壽、譚啟秀部5個團。蔣光鼐、蔡廷鍇深深感到，如不進攻紅軍，則必被蔣介石消滅，如果進攻紅軍，亦必被紅軍消滅。 此時，原19路軍老官長陳銘樞旅歐歸國，經香港回福建，爾后去廣州与兩廣領袖聚首，磋商進一步反蔣抗日計划。初步擬定成立西南國防政府，与南京蔣、汪中央對壘，并設想以1933年10月10日“雙十節”那天作為新政權成立的日子。計划擬出后，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積极，唯廣東陳濟棠因對閩方抱有戒心、堅持不為所動，致使這個計划流產。 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在困境下，受共產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響，決定把其原來的“反并反蔣抗日”的方針，改變為“聯共抗日反蔣”的方針，并派代表陳公培（共產党上海發起組成員，后脫党）去見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來的電示同陳公培會談，贊揚了19路軍抗日反蔣的行動，批評了他們來福建“剿共”的錯誤，同時對蔣、蔡等響應共產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歡迎，請他們再派代表到瑞金談判。從此，紅軍同19路軍進入休戰狀態。 陳銘樞、蔡廷鍇等再派陳公培和徐名鴻帶著給毛澤東、朱德的信到瑞金談判。中央決定周恩來、葉劍英負責這次談判，并決定潘漢年与徐名鴻商談。毛澤東、朱德多次接見陳公培、徐名鴻。10月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蘇維埃中央政府并決定派潘漢年為常駐福州代表、黃火青為秘書。 19路軍領導人在与紅軍的合作關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顧之憂，于是開始籌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反蔣反日力量，決定于11月20日發動事變。 李宗仁不滿于閩方聯共，致電福建：“切勿采取任何過激措施，徒給叛党賣國賊以口實，而陷自身于孤立無援的地位。”李宗仁雖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廣西与紅軍也有“防而不擊，互不侵扰”的“君子協定”，但不愿与共產党合作。李知閩變勢在必行，為補救計，李急電廣東胡漢民、陳濟棠：“不如合粵、桂、閩，在粵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鋌而走險，如何？”廣東方面對此未有回答。 蔣介石已獲閩方情報，即邀請蔡廷鍇至廬山會晤，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閩誘勸陳銘樞，均告失敗。蔣又派專机持親筆函來福州接蔡廷鍇往南昌，被蔡將飛机和飛行員扣留。 11月20日，閩變爆發，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選出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黃琪翔、方振武、蔣光鼐、蔡廷鍇、徐謙、何公敢、李章達、余心清等政府委員，公推李濟深為主席。廢除南京國民政府年號，改用公歷，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廢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紅下籃，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政府下設三會兩部一院一局。李濟深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將福建綏靖公署撤銷，改組為人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部，保存19路軍番號，將該路軍擴為1、2、3、4、5軍，總司令由蔡廷鍇兼任。又成立了“生產人民党”，以示与國民党完全脫离，由陳銘樞任總書記，發表了打倒蔣之國民政府的宣言。 閩變發動后，閩、粵、桂3省聯盟出現了深刻的危机，陳濟棠接受了蔣介石150万元重款后，以西南執行部名義發出對閩變“絕不苟同”的通電。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開聲明：“奉行‘抗日剿共，親仁善鄰’八字，決不隨便附和人家。” 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閩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盡管如此，當蔣介石出動大軍、飛机、海軍對閩大舉討伐，狂轟濫炸時，李宗仁聯合胡漢民、陳濟棠通電責蔣，給閩方道義上的支持。李、白還致電蔡廷鍇，建議他集結軍力，固守閩西南若干据點，依靠兩廣為后方，待机發展。 蔣介石調走了9個師，使他煞費經營之封鎖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這是紅軍反“圍剿”的极好時机。毛澤東立即提出：以主力紅軍突破敵人的堡壘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這不僅能粉碎蔣軍向江西根据地的進攻，且能援助閩方新政權。毛澤東風趣地比方說：“這是和敵人換防。敵人要到中央根据地來，我們讓他，我們到江、浙一帶去打游擊，重新開辟一塊革命根据地。這樣一來，不但敵人的碉堡戰術、敵人所建立的堡壘封鎖線，統統失去作用；而且將迫使敵人不得不同紅軍打運動戰，紅軍就可以發揮所長，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毛澤東的這個作戰計划是英明的，蔣介石几乎是傾全國之兵力出動進行第五次“圍剿”，后方空虛，并已無兵可調，連守衛兵力也不敷調配，南京一帶重要城市的防務，只是依靠憲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團隊維持。紅軍一旦突破封鎖圈，突進到敵人后方，完全可以開展胜利的游擊活動。 彭德怀也提出類似建議。他發了一個電報給周恩來轉博古，建議留5軍團守衛中央根据地，集中1、3軍團和7、9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持19路軍，推動抗日戰爭，打破第五次“圍剿”。 毛澤東、彭德怀的建議，正擊中蔣介石的要害，蔣最大的擔心，就是怕紅軍由閩北進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那么必使蔣介石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國政局的變化。 但是，博古、項英等中央領導人和李德拒絕采取毛澤東和彭德怀的建議，并斥之為：“脫离中央蘇區根据地的冒險主義。”他們還認為，紅軍轉向蔣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幫助了19路軍，是喪失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博古曾請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該不該与蔡廷鍇聯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時，應朝他臉上啐唾沫。” 毛澤東寫給中央的信，全無音訊，十分著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葉坪，陳述自己的意見，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蔣光鼐、蔡廷鍇都是坏蛋，打過我們，我們不能同他們聯合。” 毛澤東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見，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處分。 周恩來、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軍委建議，紅軍應乘机伏擊，痛殲入閩之蔣軍。蔣介石怕紅軍和19路軍配合作戰，命令陳誠、李默庵等以7個師的兵力向東山、得胜關集中，以与入閩蔣軍相呼應，并截斷紅軍入閩通路。周、朱聯名向中央建議：“立刻調1軍團及14師，准備會同3、5、9軍團主力，甚至3軍團主力一部，于東山、得胜關間与敵決戰。”這一建議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絕。李德將主力紅軍西調，去進攻永丰地區敵人的堡壘線。 周恩來、朱德對李德、博古、項英誤失良机，憤慨致電博古、項英，要求：“給我們部署与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机。” 這個電報触怒了博古、李德、項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統一前后方指揮為名，向中央局提出撤銷紅軍總司令部和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將前方總部撤回后方，并入軍委。中央局作出了相應的決定。1934年1月4日，周恩來、朱德被從前線召回瑞金，失去了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 蔣介石除以大軍圍攻19路軍外，又用高官厚祿收買19路軍軍官，他竭力收買蔡廷鍇未果后，又向其下屬軍官下手。 結果19路軍5個軍長，除第5軍軍長譚啟秀力戰外，其余各軍軍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等都做了倒戈將軍，舉兵投降了蔣介石。福建政府孤立無援，又有內變。1934年1月15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龍岩亦失守。1月底，蔣光鼐、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分別逃至香港，蔡廷鍇不久亦逃港，福建事變乃宣告徹底失敗。 蔡廷鍇等為保存19路軍的部分實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廣西成立一個團，安插在閩變失敗后离散的19路軍官兵。該團表面上屬桂軍，但軍餉由蔡廷鍇以原19路軍存下的公積金支付。這支武裝力量，是為嗣后兩廣“六·一”事變時，蔡廷鍇等人入桂重新組織19路軍的基礎。 蔣介石鎮壓了福建事變后，即將進攻福建的部隊組成東路軍，任命蔣鼎文為東路軍總指揮。回過頭來協同其他部隊重新開始對中央蘇區進攻，他采取的新戰術，不是長驅直入，而是“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一邊前進，一邊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動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區和主力所在地進逼。 中共臨時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討論和研究了形勢与任務、蘇維埃運動与任務等問題，補選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改選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秦邦憲）、王明（陳紹禹）、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項英、陳云、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康生、毛澤東等12人。政治局候補委員為：劉少奇、關向應、鄧發、凱丰。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 与此同時，中華蘇維埃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此時，張聞天對博古的一些錯誤做法不滿，同他發生過爭吵。博古把張聞天安排在人民委員會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澤東在政府的權力（毛澤東原來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又把策略問題上与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張聞天從党的領導圈赶出去。 六屆五中全會，“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鼎盛狀態。它不但對革命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左”的估計，夸大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成分，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的政策，在組織上進一步對領導机构的宗派主義改造，而且在軍事上仍然強調進攻路線，接受了李德反對堡壘主義的“短促突擊”戰術，提出“為奪取新的蘇區与中心城市而斗爭”的口號，使紅軍由運動戰轉變為陣地戰。 會后，博古、李德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抗，推行“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實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針。在雙方兵力和武器裝備懸殊的條件下，自1月下旬至3月底，紅軍進行的許多戰役、戰斗都遭到失敗。 4月中旬，蔣軍集中了11個師分兩路，分別沿撫河西岸和河東岸，進攻廣昌采用梯次配備，河東受阻時河西推進，河西受阻時河東推進的戰法，交替筑壘推進，企圖從北面打開中央蘇區的大門。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調集紅軍主力堅守廣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線直接指揮，提出“像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廣昌”、“為保衛廣昌而戰”、“胜利或者死亡”等口號。他們組織野戰司令部，司令員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顧作霖代總政治部主任。紅軍主力1、3、9軍團9個師堅守廣昌，實行以集中對集中，以主力對主力，以堡壘對保壘的陣地戰，結合所謂的“短促突擊”，同优勢兵力和武器裝備的敵人決戰，蔣軍用飛机輪番轟炸，用大炮猛烈轟擊。 蔣介石集歷次對付紅軍的經驗，擔心紅軍又轉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紅軍主力死守廣昌，蔣介石大喜過望，自問：“匪共怎么變得如此愚蠢？”令大軍攻擊勿怠，激戰18晝夜，雙方死傷甚眾。蔣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留守在瑞金的周恩來于4月27日致電博古、李德，建議紅軍撤离。此時，撫河東西岸敵人同時向廣昌發起總攻。紅軍反擊未能奏效，不得不于當晚撤出廣昌，向廣昌以西以南轉移。28日，蔣軍進占廣昌，中央蘇區的北大門果被蔣軍打開。 紅軍在廣昌保衛戰中傷亡達5500余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A5。蔣軍也有重大傷亡。蔣軍自廣昌戰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囂張，相繼又占領了建宁和古龍岡以北的銀龍下等地，中央蘇區進一步縮小。 7月上旬，蔣介石集中了31個師的兵力，從6個方向開始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發動新的進攻，并且相互聯絡通報，謹防紅軍主力轉移。博古、李德命令紅軍分兵把口，處處設防，形成“6路分兵”，節節抵抗的陣地戰。這正中蔣介石下怀，紅軍兵少，分而為六，則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蔣介石得悉紅軍如此布陣，興奮不已，知自己已穩操胜券了，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匪共處處犯兵家之忌，得不敗乎？” 紅軍在高虎□、万年亭戰斗中，雖然殺傷蔣軍三四千人，自己的傷亡也很慘重，被迫后退。8月31日，廣昌的驛前失陷。至此，中央蘇區的東線和北線都被蔣軍突破，西線和南線也更加困難。中央蘇區的70個縣，只剩下6個了。 9月，蔣軍進逼興國、宁都、石城、長汀、會昌。毛澤東此時獻上一計：打破“圍剿”還有最后一線希望，即蔣軍主力向湖南中部前進，調江西的蔣軍到湖南中部而殲滅之。博古說：“毛同志又來他的游擊主義了。”遂不用，依舊分兵把守各地。 蔣介石認為紅軍已成瓮中之鱉，忍不住長噓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戰，到此已接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廬山開辦了訓練團。從7月至9月，先后辦了3期，每期仍為3周。這次的中心內容仍然是反共，但著重進行精神教育，即所謂的“軍人魂”教育。因為共軍即將被消滅，所以不再是滿嘴的反共詞句，而是從更高的角度開展精神教育。蔣介石說：“本團長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們全國的高級和中級官長到此訓練，就是要將這個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軍人的道理，傳授于大家。” 蔣介石在這次訓練中，先后作了29個講話。其主要內容是：（1）鼓吹軍人要有一個靈魂。這個靈魂便是蔣記的三民主義，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2）鼓吹“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一個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4）將過去自私自利、貪污卑劣、驕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詐、奪權奪利之一切頹風惡習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動，一掃而空。蔣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軍隊的面貌，使官兵能結成一体來為他賣命。 這次訓練果有效果，如第18軍各師，軍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軍官無論職級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間扎一小皮帶，身著布質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吃大鍋飯。這不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動不已，打起仗來能效命沙場，同時減少軍官在戰場上的目標，以避免遭到紅軍的阻擊。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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