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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人類文化一旦存在，必將對后來發生的歷史事件不斷產生影響，甚至在該文化消亡之后，其影響仍然發生著作用。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歷久不衰的影響證明了這一論點。不過，已消亡了的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是間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國文明出現于公元前兩千紀中葉，另一個文明——印度文明也許是在同一時代摧毀并取代了長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遷徙的廢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經消失，不過，至今仍有兩部分居民代表著与它同時存在過的敘利亞文明（包括該詞地理意義上范圍最廣闊的所有地區），他們就是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 猶太人不僅僅存活下來，而且，他們象中國人和印度人一樣，也創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學，据信，這一文學最古老的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紀時即已被用文字記錄下來了。迄今為止，在研究猶大和以色列、乃至整個敘利亞文明的宗教、社會、政治歷史時，這部猶太文學大全仍是我們所能找到的內容最為丰富，也最為人所熟知的資料來源。獨立于猶太人權威著作（用基督教術語來講，就是《舊約》）的證据最近已被考古學家發掘出來了。雖然它頗具啟發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內容支离破碎。相對而言，這部權威著作更詳盡，而且是綜合性的。沒有它們，研究敘利亞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會在暗中摸索。不過，如果人們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這個必不可少的資料來源就會導致錯誤。這是因為，這部著作僅僅是從敘利亞文明中兩個社區的角度來敘述事件發展的，而且，還因為這些有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舊約》最古老的版本問世那一天起，猶太人的宗教經歷了許多變化，在日積月累之中，這些變化已成為革命性的。《舊約》被一版再版地校定著，以适應這樣一种理論，即宗教中發生的變化并非別出心裁，而是對原始信仰与實踐的复歸。 因此，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這部文獻對猶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鄰國人民（這一點更是不容置疑的）的敘述并不真實。通過仔細考察猶太人權威著作的“內部證据”，并將它与數量雖不大，卻隨考古學發掘的進展而仍有增長的證据相對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這一敘述。對于那些已經消亡了的社區來講，這個依然存在，而且壟斷了敘述這一段故事權力（雖然故事本身的內容很值得爭議）的社區，自然占有不可動搖的优勢，因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區沒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關于同一段歷史的只言片語。如果能夠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獻，無疑它們必然會与猶太人的文獻大相徑庭。 我們現有的這些文獻堅持的几個觀點，連當初在敘利亞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猶太人也難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猶太教的正統信徒和它的兩個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信徒才會堅持這些觀點。第一個觀點認為，猶太人的神极耶和華不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個觀點認為，耶和華選中以色列人作為他的特殊意義上的子民，他通過与以色列人訂立一個或一系列契約而确認了這一選擇。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亞伯拉罕時代（也許是公元前18世紀）起，便一直單一信奉耶和華了。雖然直到摩西時代（也許是公元前13世紀）耶和華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給他們。 如果一個歷史學家不是猶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統信徒，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用這些觀點來解釋敘利亞文明史或人類与宇宙的歷史。不過，非正統派的歷史學家也要將《舊約》作為研究敘利亞文明史的主要資料來源。對這一階段歷史的敘述，不論是正統派的，還是非正統派的，都會引起爭議。這是最不幸的一點，因為敘利亞歷史的這一階段將對几乎占人類半數的人群的歷史產生深刻的影響。 對于這段將由非正統派歷史學家講述的敘利亞文明史來說，這一段防止誤解的說明是個必不可少的前言，因為他不能接受傳統的正統觀念，他必須盡量客觀地觀察事件的進程，他還要試著在不進行爭論的情況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遷徙中，敘利亞与小亞細亞、愛琴海地區一樣，也經歷了一場浩劫。在那里，物質上蒙受到的毀滅性損失和人口組成成份的變化是同樣災難性的。不過，在同時受到同一災難的襲擊之后，敘利亞比另外兩個地區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遷徙的沖擊之前，文明已在敘利亞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時為止，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對敘利亞的滲透已經歷了將近2000年的時間，這兩种外來影響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倫尼亞基本失去活力之前，敘利亞創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壓抑。不過，甚至在約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東部地區大動蕩開始之前，敘利亞已經開始顯示出自身的創造力，它已邁出了發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這批字母歷經种种變遷，到目前為止，已成為除東亞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島西部埃及礦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現了草体的所謂“西奈文書”。在敘利亞南部也發現了同樣筆体的銘文。假設這种文書是字母文字并是閃米特語，人們試著識讀了這些文字。不過，尚沒有一种識讀方法得到公認。如果的确能證明這种文字屬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許還能證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處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門使用的南閃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書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啟發，在公元前14世紀的前三分之一時間內，在靠近敘利亞海岸北端的烏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們的語言寫下了自己的作品，他們用的是選自蘇美爾－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庫存里的一些字組成的字母。經過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遷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嘗試也蕩然無存。用后來再次發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寫出了人們已知最早的銘文，它或許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紀，不過現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這种字母。經過第二次發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啟發，不少字母的名稱和原型都能反映出這一點。如同前一批流產了的字母一樣，腓尼基人在創造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時，從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過，這兩次，他們都是用一組借來的字代表一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閃米特語中所有的輔音音素。 我們可以看到，正是操閃米特語的民族發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著閃米特語的民族保持了他們獨立于蘇美爾和法老埃及這兩种古典文明的文化，雖然他們曾一度被蘇美爾和法老埃及征服過。最早能夠識文斷字的操閃米特語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使他們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蘇美爾字体并按蘇美爾人的方式運用之。不過，對蘇美爾語言結构來講，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閃米特語一個詞的詞根要包括一組三個輔音，通過加飾前綴和后綴插入或省略元音產生的各种變型，仍保持了其特點和排列順序。閃米特語的語言結构要求發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個輔音字母，其總數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發音組的小范圍內。 我們不知道住在卡爾邁勒山的舊石器時代穴居人講什么語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建造者講什么語言，不過在敘利亞，沒有任何痕跡能表明在閃米特語流行之前，這里還曾使用過別的語言。不講閃米特語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紀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紀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難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講閃米特語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紀末的講阿莫里特語的、在公元前13世紀講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的民族）所抵銷了。敘利亞閃米特語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語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語并非閃米特語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語是非迦南語的閃米特語族中其他語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來的希伯來人（摩押人、亞捫人、以色列人、猶太人、埃多姆人）都講起了迦南語，雖然追根溯源，希伯來人最初可能是講一种与阿拉米語很接近的閃米特語。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遷徙中進入敘利亞的。只有在敘利亞中、北部和美索不達米亞定居的阿拉米人對迦南語十分反感。他們很快就開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銘文約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們并不用它書寫迦南語，而是用這些字母麥達他們自己的阿拉米語，盡管這些字母本來是被發明出來書寫迦南語的。 這樣，在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遷徙之后，在敘利亞產生的文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為表達各地的閃米特語族中的各种語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約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間，土生土長的迦南語仍保持了它的統治地位。敘利亞文明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紀最后几個世紀之前，敘利亞已成為一個農業國，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敘利亞土地上安居下來，便很快成為農業勞動者。現在認為，猶太人每年的禮拜儀式是為了紀念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實的和傳說的事件），不過，最初，這些節日有著慶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農業社區勞動生活的痕跡。 從根本上講，農業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經濟性的活動，農業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農作物和家畜丰收丰產，人丁興旺。人類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數農業社區中，刺激興旺發達的一個良方就是和諧的性魔術。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紀，敘利亞還在搞這种魔術。敘利亞和地中海東部各國共有的農業宗教的另一种表達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節死去、在來年作物萌發時复生的神祗的神話和儀式。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蘇美爾和阿卡德被稱為坦木茲，在小亞細亞被稱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稱為俄賽里斯，在敘利亞被稱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紀的烏加里特被稱為巴力（亦為“主”的意思），關于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話肯定有著共同的源流，因為這几個地區對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這一點絕非巧合。 在時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戰爭始終是奉獻人類犧牲的主要形式。自從發明了飛机以來，軍事行動的犧牲品已不再僅限于戰死疆場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過，不合邏輯的是，許多戰功赫赫的武將居然對和平時期以平民作為犧牲品感到震惊。這些犧牲品要么是國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過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長子，虔信者希望貢奉這种最高級的犧牲，從而迫使神祗滿足他的一個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從未存在過這种非軍事的、以平民作犧牲的方式。在蘇美爾，自烏爾第一王朝之后，屠殺國王奴仆的行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紀的舊大陸，只有敘利亞及其海外拓殖地舉行將孩子活活燒死的貢奉儀式。大約在公元前850年，當摩押人的國都被敵人的聯軍圍困時，國王梅沙奉獻了一個儿子。大約公元前735年，在同樣情況下，猶太國王亞哈斯將其子活活燒死以奉獻給耶和華。他的一個繼承人瑪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過同樣的事。 在這1000年中，敘利亞和地中海東部一些國家共有的另一個宗教現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詞“那比”的轉譯，意為“宣道者”，而不是預言者，雖然先知傳達的消息可能既是預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亂、癲狂的狀態下施行的。在敘利亞，有關這方面最早的記錄是大約公元前1600年一個埃及使節文·阿曼在比布魯斯的見聞。當比布魯斯國王貢奉了一個犧牲之后，國王的一個仆人開始痙攣，他在這种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下發出了一條命令，為文·阿曼的命運帶來了新的轉机。在公元前11世紀末，以色列的掃羅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亂的先知，他終生未能擺脫這個事件給他心靈帶來的創傷。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亂癲狂的痙攣時時發作。 無獨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敘利亞出現的這种現象。皮西亞的先知与比布魯斯國王身邊的先知一樣，他們在德爾斐發出預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類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樂的伴奏下東搖西擺，胡言亂語。曾對掃羅產生影響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敘利亞与愛琴海地區這种心理現象，也許共同來源于小亞細亞中部地區。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時代，一群賽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親和妻子）的狂熱信徒在音樂的伴奏下，迷亂地“發出預言”9在公元2世紀，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預言；在伊斯蘭教時代，有米列維托缽僧作預言，自公元13世紀起，他們一直在科尼亞活動，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為止。 當敘利亞于公元前15世紀被并入埃及帝國時，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許多小公園。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為民族大遷徙的第一個結果是，敘利亞在外族統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統一被打破了。這時，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沖破了。敘利亞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狀態，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圖特摩斯三世統治以前的狀態還要糟。民族大遷徙中在敘利亞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個主權城邦國家；以色列人占領了高地，當地各個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華的共同信仰而聯合起來，在地理上，它們又被仍保持獨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飛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區，古老的腓尼基諸城邦國家相對平安無事，在黎巴嫩山脈的屏衛下，它們未受入侵者的侵襲。那時，山上的森林還未被砍伐殆盡。在敘利亞北部，赫梯難民建立了几個相互獨立的地方公國，當小亞細亞的赫梯帝國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統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見，敘利亞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為開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紀，當移民定居下來之后，曾兩度試圖自南端對敘利亞進行政治統一，均以失敗告終。 在公元前11世紀，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們裝備精良，5個城邦國家協同作戰。不過，由于人力不夠，他們很難制服占領區的以色列人，因此，他們試圖從精神上和物質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裝。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華的象征，也是他們篤信的該神力量的物質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動的箱柜（“約柜”），這是以色列人歷史上游牧階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這個柜子，并把它帶出以色列，可是，當它被運到家鄉后，卻在各個城市引起了劇烈的動亂。菲利士人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領土。菲利士人從物質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裝的辦法是，不許他們擁有鐵匠。他們允許以色列人保留金屬制造的農具（如果不允許以色列人使用金屬農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質土壤上耕作，他們便無法從這里征收以農產品為形式的賦稅），不過，他們強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開的鐵匠舖重新打制農具，以保證在以色列沒有鐵匠將農具改制成武器。對此，以色列諸部落的反應是：統一在一個國王——使雅憫支派的掃羅的指揮之下。對以色列人來講，這是個有爭議的政治革新，的确，統一之后，他們并未立即獲得解放。掃羅在戰斗中倒下了。后來，一支游擊隊的猶大支派領袖大衛，領導眾人打敗了菲利士人，并將他們逐出了以色列的領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亞述國王提革拉－帕拉薩三世占領了菲利士提亞之時，菲利士人才最終喪失了獨立，不過，他們早已失去了將敘利亞統一在其政權之下的机會。 猶大支派的人們在大衛領導下，暫時得以將整個南敘利亞（菲利士提亞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遠至前黎巴嫩山脈最北端的內陸，即大馬士革以北地區都統一在他們的統治之下。大衛對菲利士人取得的決定性胜利，為他贏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誠（以色列人在同意掃羅為王時，也就是默認了在政治上統一于一個王朝之下）。大衛對菲利士人的胜利也為他贏得了提爾的友誼（那些腓尼基人從來不喜歡他們的南方移民鄰居菲利士人）。大衛征服了猶大人的同族希伯來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亞們人。他還征服了兩個阿拉米人的公國大馬士革和佐巴，這使他又得到了北敘利亞最靠南方的一個由赫梯難民建立的哈馬公國的友誼。 大衛能夠把王國傳給儿子所羅門，父子二人的統治時期約從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過，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國一樣，猶大王國也只是曇花一現。猶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衛所建立的功業。在所羅門生前，埃多姆和大馬士革已相繼起義。所羅門死后，非猶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脫离了猶大王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以色列王國雖然比猶大王國強大，但也尚未強大到足以阻止亞捫人和摩押人恢复獨立的程度。結果，除猶大本土外，大衛和所羅門王國碩果僅存的、其猶大王國王位繼承人能夠保留的唯－－塊領土就是使雅憫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狹長地帶，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衛生前占領了該城，并定都于此。 大衛創建帝國所獲的一個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區的猶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這些地區都處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間，在此之前一直保持著各自的政治獨立。在這些地區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猶大國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經濟上最有价值的則是埃斯德賴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國的經濟心髒地區。也許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時，那些生活在敘利亞內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戰斗，或許他們僅僅是被大衛建立的軍事強國所壓服，無論如何，大衛吞并這部分迦南人的領土、与獨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國家构成緩和，為猶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項工作。從公元前10世紀起，以色列和猶太在敘利亞新型的后民族大遷徙社會中實現了徹底的合作，而今這一社會已變得与眾不同。 菲利士人和猶大人的帝國都不過是過眼煙云；与此同時，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經濟成就卻是歷久不衰的。當菲利士人和猶大人在為帝國興衰而奮斗時，腓尼基人則正致力于字母系統的發明。由于生產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藝品，他們還發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經商藝術，其風格頗具埃及色彩。提爾國王希蘭在工藝、技術上向所羅門提供了援助，這正是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廟宇所需要的。兩位國王還在印度洋上合作開辟了一條海上商路，它以所羅門在亞喀巴灣頂端的港口為基地。此時，阿拉伯人已經馴養了駱駝，這一時間晚于希伯來人和阿拉米人進入敘利亞的年代，不過騎駱駝的游牧民族沖出阿拉伯、侵襲敘利亞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紀初期。馴養了駱駝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鄰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令人生畏。不過，正是馴養駱駝這一業績使人們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斷擴展了敘利亞文明的范圍，使它越過了阿拉伯，一直到達半島最南端富饒的高地。 希蘭和所羅門開辟通過紅海進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從而使也門在文化上并入敘利亞一事成為定局。我們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訪問過所羅門，不過即使這個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實，敘利亞和也門似乎仍是從公元前10世紀開始發展相互間關系的。顯然，紅海在長達2000年中一直作為埃及內海之后，它又成為敘利亞的內海。 所羅門王國的分裂并未使后繼諸國之間停止貿易往來。以色列王國和大馬士革王國相互競爭，他們經常因外約旦的爭議地區開戰。這些戰爭都不是決定性的，胜利經常在雙方間易位，戰胜一方得到的獎賞便是在對方領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貿關系。當大馬士革占上風時，它強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馬利亞為大馬士革商人划出一個區域，后來，當以色列打敗大馬士革時，它也強迫大馬士革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個區域。不過，所羅門王國分裂之后，從提爾到亞喀巴灣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這或許正是腓尼基人從地中海西部地區為海上擴張而尋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紀末葉，以色列人和猶大人都開始創作書面文學作品，作品按迦南語的發音用腓尼基字母寫成。猶太人的文獻包括一大批种類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話、禮拜儀式、世俗詩歌、歷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語錄。關于大衛和所羅門行止的歷史記述，顯然是以几乎是隨時寫下的官方記錄為基礎的，先知的言論則可能是由其門徒筆錄下來的，而非他本人親自寫成。像《以賽亞書》這樣一部聲望很高的箴言錄，或許后來由許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斷加入新的內容。《托拉》的歷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實際上是以色列人和猶太人的早期文學作品。不過，即使在先知言論的真實記錄（基本是本人親自寫的）中，也有許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學的內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見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話源于蘇美爾，如洪水的故事。它們是通過阿卡德人和迦南人傳來的，所謂《摩西法典》，其實是蘇美爾－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為止，人們已經發現了巴比倫、亞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倫人的法律是由漢穆拉比編纂的法典。在烏加里特文書中發現的公元前14世紀的腓尼基文學作品可以證明，《詩篇》頗具迦南人贊美詩的古風，《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該篇中再現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門內莫普的教誨》。這部《教誨》也許是受了更早一些時候同一類型埃及文學作品的影響，在公元前14世紀寫出的。我們還可以猜測，是腓尼基人把這些埃及箴言傳給以色列人的。邊界基列１的以色列軍隊中策動了一場嘩變，以反對亞哈的儿子納蘭國王。以利沙派他的一個門徒為一位地方長官耶戶施徐油禮，使之成為國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戶赶到耶斯列，約蘭國王正在那里養傷。耶戶殺死了約蘭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別和已故國王亞哈家族的全体成員以及他的親信，同時罹難的還有一些來訪的猶大支派大衛家族的成員和所有信奉西頓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戶“清洗”亞哈家族一事，證明了敘利亞先知的力量。對國王來說，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們的癲洗被看作是領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個敬先知如神的國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進。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憚于采取政治行動。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動起義之前，已在大馬士革策動了一場革命。關于敘利亞先知最早的記載中（即大約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魯斯的見聞），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亞哈和耶洗別雖然用公共開支供養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華的先知們俯首稱臣。一個敘利亞君王對于每個活著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權一事，總是沒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紀，除去耶洗別事件中的西頓先知外，比布魯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猶大先知，對于這些人，我們几乎一無所知。這是我們在研究敘利亞文明史時一個令人遺憾的學術上的斷裂。在公元前11世紀以后，在以色列、猶太以外的敘利亞其他社區中；肯定仍然還有先知在活動。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鄉的神抵∼樣，可以跨越政治邊界。雖然以利亞反對西頓先知在以色列活動，他本人卻在西頓的領土扎勒法活動。邊界基列的以色列軍隊中策動了一場嘩變，以反對亞哈的儿子納蘭國王。以利沙派他的一個門徒為一位地方長官耶戶施涂油禮，使之成為國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戶赶到耶斯列，約蘭國王正在那里養傷。耶戶殺死了約蘭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別和已故國王亞哈家族的全体成員以及他的親信，同時罹難的還有一些來訪的猶大支派大衛家族的成員和所有信奉西頓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戶“清洗”亞哈家族一事，證明了敘利亞先知的力量。對國王來說，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們的癲狂被看作是領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個敬先知如神的國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憚于采取政治行動。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動起義之前，已在大馬士革策動了一場革命。關于敘利亞先知最早的記載中（即大約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魯斯的見聞），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亞哈和耶洗別雖然用公共開支供養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華的先知們俯首稱臣。一個敘利亞君王對于每個活著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權一事，總是沒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紀，除去耶洗別事件中的西頓先知外，比布魯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猶大先知，對于這些人，我們几乎一無所知。這是我們在研究敘利亞文明史時一個令人遺憾的學術上的斷裂。在公元前11世紀以后，在以色列、猶太以外的敘利亞其他社區中；肯定仍然還有先知在活動。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鄉的神祗一樣，可以跨越政治邊界。雖然以利亞反對西頓先知在以色列活動，他本人卻在西頓的領土扎勒法活動。以利沙還有權進入大馬士革。阿摩司則是一個在以色列活動的猶大先知。 顯然，以利亞和亞哈之間的問題是宗教問題。在以色列，耶和華是否不僅對外國神祗有优先權，而且還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過，公元前8世紀先知的著作表明，在這些宗教招牌下出現了經濟、社會問題。敘利亞世界各國之間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關系日益活躍，其后果之一便是對敘利亞各國國內生活帶來了壓力与考驗，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社會上都是“落后”的。在這類國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國，當地的統治集團力圖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業對農業占优勢，財富的權力對習慣的權力占优勢。結果是，在以色列這類國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數的窮人的財產分配，引起了一個几乎是革命性的變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這一點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躍在公元前8世紀上半葉。 到阿摩司活動的時代，腓尼基人第二個成就更激化了敘利亞世界的社會危机。在公元前11世紀，腓尼基人已發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間，亞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開始与撒了島、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開始在地中海西側盆地的南岸開發拓殖地。這個經濟成果也許已給腓尼基各國招來了社會麻煩。阿摩司的著作則證明了以色列社會的大動亂。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會弊端也許正是以利亞反抗亞哈和耶洗別的原因之一，或許意味深長的是，以利亞的家鄉是外約旦——這一地區的游牧習俗尚未完全被定居農業所壓倒。在公元前9世紀，每一個蒂什比特人都會為耶斯列和撒馬里亞感到震惊，更不用說提爾和西頓了。 以色列、猶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關宗教、國內社會正義、國際關系的著作中，這3個問題是一個問題衍生出來的几個方面。光陰荏苒，物換星移。難道我們應當使自己听任于這個我們所無法改變的令人痛苦的事實嗎？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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