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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伊斯蘭教國家的擴張(633-750年)


  當穆罕默德去世之時,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國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問。阿拉伯人從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樣的結論,這一結論与君士坦丁一世從自己在312年的股利中得出的結論也毫無二致。無論是在公元4世紀或7世紀,在印度以西的舊大陸文明中心,尚不存在無神論者,盡管當時或許有极少數有神論者關于上帝或諸神以及自然和行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但他們對伊斯蘭教要他們履行的責任(如禮拜和施舍及完納天課)卻感到厭煩。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麥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島地區引起了一場范圍很廣的反叛,反叛的領導人都是當地的男女先知,他們聲稱已為自己的人民贏得了安拉的恩惠。
  這場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麥加的聯合部隊成功地扑滅了。耶斯里卜人盡力要保住自己的綠洲成為帝國首都的特權。耶斯里卜憑借著它成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獲得了這一特權。那些沒有遷徙到麥地那的麥加人,盡力要維護麥加經濟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覲活動,而且穆罕默德已將它們納入到伊斯蘭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來氏人戰敗。633年古來氏人就像他們的先行者巴爾米拉人在260年時的行為一樣,證明自己能夠胜任不熟悉的領域——領導政府、指揮戰爭和進行外交,正如他們能夠胜任自己祖先的商業活動一樣。633年保住了伊斯蘭教有伊斯蘭教國家的古來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強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蘭教國家最能干的軍事將領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領導伊斯蘭教國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繼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這樣,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發(哈里發意為“繼承者”)艾卜伯克爾沒有為反叛者們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選擇,麥加和麥地那的聯合部隊可能還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島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張,或者是根据伊斯蘭教國家非正式的執政委員會(艾卜伯克爾即由該委員會選舉的)的建議,艾卜伯克爾邀請反叛者調轉武器,在伊斯蘭教國家的領導下,進攻毗鄰阿拉伯半島的兩個北方帝國。這兩個帝國已精疲力盡地從604-628年羅馬-波斯的殊死戰爭中脫身,它們很容易成為整個阿拉伯半島聯合部隊攻擊下的捕獲物;盡管這兩個帝國在自己的臣民看來經濟上已經破產,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們仍然是一件可觀的戰利品。艾卜伯克爾在這方面從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點。他向人們提供瓜分掠奪物的机會而謀求人們的效忠,而被貧窮困扰的阿拉伯人對掠奪有著難以滿足的欲望。這种威逼与利誘的結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從反叛轉到對外征服。
  伊斯蘭國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圍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從東羅馬帝國手中征服了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杰濟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們從波斯帝國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將東北部的梅爾夫都包括在內的整個伊朗。653年亞美尼亞人和格魯吉亞人(前羅馬和前波斯帝國的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臣民)在优惠的條件下向伊斯蘭教國家投降。從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從東羅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間,他們繼續擴張,滅掉了西哥特王國,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們征服了西哥特統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盧殘余的領地。与此同時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達到木爾坦。
  在661至671年期間,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烏茲別克),該地曾經是厭噠匈奴從波斯帝國搶奪來的領土的一部分。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它使伊斯蘭教國家橫跨在經烏滸河-藥殺水流域中印陸路交通線上。706-715年,阿拉伯人進一步征服了河間地帶,該地曾是遭厭噠帝國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國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間地帶他們恢复了進攻。他們象在西北非一樣堅持了下來。739-741年他們最終征服了整個河間地帶。但在另外4條戰線上,他們受到無法克服的阻擊。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亞細亞方面未能擴大他們對敘利亞征服的成果。741年他們在阿馬努斯山一線停頓下來。阿馬努斯的“馬爾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來是“反叛者”,但對于東羅馬帝國來說,他們卻是忠誠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獲得一個暫時的立腳點,他們此后曾將自己的邊疆越過阿馬努斯山,推進到托羅斯山脈,但是他們從未在這條線以外獲得永久性的立足點。第五位哈里發穆阿威葉一世(661-680年在位)認識到,為了征服小亞細亞和消滅東羅馬帝國,阿拉伯人必須占領君士坦丁堡;要占領君士坦丁堡,他們必須要從東羅馬人手中奪得地中海的制海權。669年穆阿維葉建立了一支艦隊,674-678年他的軍隊從海陸兩路包圍了君士坦丁堡;但這次圍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場災難。東羅馬的艦隊裝備了噴火器(“希腊火炮”)和發射這种火器的裝置,由一位流亡的敘利亞技師負責操縱。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也同樣是一場災難性的失敗。732年阿拉伯人進攻高盧失敗。在到達盧瓦爾河之前,他們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們在征服伏爾加河与頓河之間的哈扎爾的游牧帝國時再次遭到失敗。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這樣達到了其极限,但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圍廣闊,其原因与汪達爾人和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動完全一樣。這些入侵者攻擊的都是軍事上已經虛弱的帝國,但這些帝國的交通网又完好無損,使得入侵者可從中獲利。阿拉伯人在7世紀的征服抵銷了亞歷山大于公元前4世紀在同一地區征服活動的影響。阿拉伯人結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區的优勢地位。這一地位到633年為止已經維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東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一性論基督徒的立場。這些人并不對統治者的變更感到遺憾;薩珊波斯,帝國統治下的聶斯脫利教派對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誠。信奉瑣羅亞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棄了維護其政治獨立地位的戰斗,盡管他們是波斯帝國的統治民族,瑣羅亞斯德教又是他們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爾人對征服東羅馬帝國屬地的阿拉伯人友好親善。柏柏爾人曾經是多納圖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們与羅馬帝國的統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東羅馬帝國和卡爾西頓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亞細亞,阿拉伯人受到了頑強抵抗,并始終被阻擋在外。在河間地帶,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礙(雖然只是暫時性的),那里的居民當時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亞歷山大在河間地帶也曾遭到過頑強的抵抗。在呼羅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當地的伊朗居民對阿拉伯人以禮相待,就与他們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被亞歷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處的情形一樣。在所有時代,毗鄰歐亞平原的廣闊世界邊疆地區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著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還得益于《古蘭經》的一條訓戒。該訓戒宣稱如果“有經人”服從伊斯蘭政府,同意交納一筆附加稅,他們將得到寬大和保護。這一訓戒的好處從猶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瑣羅亞斯德教徒,最后還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將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稅收的工作交給現有的當地稅務官掌管。在先前薩珊王朝的版圖上,這些稅務官叫德赫坎(鄉紳)。這些官員們用希腊文或缽羅缽文書寫的帳簿,一直保存到哈里發阿布杜勒·馬立克統治時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馬立克把它們改成阿拉伯語,他的繼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終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語,先前科普特語一直是与希腊語并用的。但是當地的稅務官員,雖然現在他們必須要在工作中說阿拉伯語,卻獲准保留了職位,他們并沒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衛伊斯蘭國家屬地的阿拉伯人駐軍分布在各個兵站,有些兵站位于邊境,有些兵站則在阿拉伯半島和新月沃地南部邊緣的交界處。大多數兵站都是新設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雖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蘭教帝國史上的最初階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間的社會接触很少,伊斯蘭教的傳播遠遠落后于伊斯蘭教國家版圖的擴張。在阿拉伯半島,伊斯蘭教是強制性的義務,而在各個屬地,改宗伊斯蘭教不僅沒有強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勵。
  駐守在各個屬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駐軍并沒有傳教士的熱情。他們對待自己宗教的態度很像繼承西羅馬帝國的日耳曼國家中的阿里烏派基督教大師的態度。他們把宗教當作一种民族標志來佩戴,用來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瑣羅亞斯德教居民區別開來。對于伊斯蘭帝國的臣民來說,改宗伊斯蘭教在經濟上頗有吸引力,是可能獲得穆斯林“統治集團”相對优惠的納稅人地位的一种途徑。但是正是由于這种地位的稅賦較輕,伊斯蘭的財政部反對人們改宗伊斯蘭教,而且在發生改宗之后,仍力圖宣布它在納稅方面的作用無效。747-750年的內戰,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對自己權力的維護:他們要求享有与生來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這場內戰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發的倭馬亞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這次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來自位于伊拉克庫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義最先是在呼羅珊爆發的。在呼羅珊地區,改宗者人數特別多,他們与當地阿拉伯士兵一定居者的社會融合已達到异乎尋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對反叛的鼓動作出響應的呼羅珊人卻不是當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當地的阿拉伯人。這些阿拉伯人對在倭馬亞人統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憤憤不平。
  747-750年內戰的表面問題是王朝的更替,它實際上是一場爭論中的偶然事件,這場爭論的焦點就是作為伊斯蘭教國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繼承問題。穆罕默德本人沒有儿子,也沒有指定任何繼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稱自己是合法的繼承人,因為他和妻子法蒂瑪是穆罕默德最近的親屬。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張為人接受,那伊斯蘭教的哈里發職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權。這和耶穌死后猶太人基督教社團的領導權成為家族事務一樣,當時接任社團領導的是耶穌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穌的親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的職責是由一個非正式的指導委員會承擔的。在選舉穆罕默德的政治繼承人之時,該委員會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連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時,阿里獲得了任命,但結果卻證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剎殺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遺產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寬恕的古來氏敵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葉一世所奪取。
  穆阿威葉一世的母親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結發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樣,她也是麥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葉与穆罕默德并不沾親帶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認為是血統相同。穆阿威葉在同齡的古來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個。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對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孫)都慘死于暴力。穆阿威葉建立了一個王朝,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達、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統治。但是倭馬亞王朝從未成功地贏得對其合法性無可爭議的承認。
  因而,在伊斯蘭教國家的政治結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現了一個裂縫。這一裂縫從未合攏過。最熱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馬亞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誠于阿里及其繼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這一時期同樣遭到挫折,情況与阿里在其短暫而又不幸的哈里發任期(656-661)內沒有什么兩樣。有“屠夫”之稱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庫法成功地被承認為哈里發,取代了敘利亞的最后一任倭馬亞哈里發邁爾万二世。与倭馬亞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員,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碼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馬亞家族的阿布·蘇富揚及其子穆阿威葉一樣,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蘭教的麥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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