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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那剛一降生似乎就已衰老，而在滅亡的時候反倒顯著更漂亮的北平，那因為事事都有些特色，而什么事也顯不出奇特的北平，又看見一樁奇事。 北平人，正象別處的中國人，只會吵鬧，而不懂得什么叫嚴肅。 北平人，不論是看著王公大人的，行列有兩三里長的，執事樂器有几百件的，大殯，還是看著一把紙錢，四個杠夫的簡單的出喪，他們只會看熱鬧，而不會哀悼。 北平人，不論是看著一個綠臉的大王打跑一個白臉的大王，還是八國聯軍把皇帝赶出去，都只會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會落真的眼淚。 今天，北平可是——也許是第一次吧——看見了嚴肅的，悲哀的，含淚的，大游行。 新民會的勢力還小，辦事的人也還不多，他們沒能發動北平的各界都來參加。參加游行的几乎都是學生。 學生，不管他們學了什么，不管他們怎樣會服從，不管他們怎么幼稚，年輕，他們知道個前人所不知道的“國家”。低著頭，含著淚，把小的紙旗倒提著，他們排著隊，象送父母的喪似的，由各處向天安門進行。假若日本人也有點幽默感，他們必會咂摸出一點諷刺的味道，而申斥新民會——為什么單教學生們來作無聲的慶祝呢？ 瑞宣接到學校的通知，細細的看過，細細的撕碎，他准備辭職。 瑞丰沒等大哥起來，便已梳洗完畢，走出家門。一方面，他愿早早的到學校里，好多幫藍東陽的忙；另一方面，他似乎也有點故意躲避著大哥的意思。 他极大膽的穿上了一套中山裝！自從日本人一進城，中山裝便与三民主義被大家藏起去，正象革命軍在武漢胜利的時候，北平人——包括一些旗人在內——便迎時當令的把發辮卷藏在帽子里那樣。瑞丰是最識時務的人。他不但把他的那套藏青嗶嘰的中山裝脫下來，而且藏在箱子的最深處。可是，今天他須領隊。他怎想怎不合适，假若穿著大衫去的話。他冒著汗從箱子底上把那套中山裝找出來，大膽的穿上。他想：領隊的必須穿短裝，恐怕連日本人也能看清他之穿中山裝是只為了“裝”，而絕對与革命無關。假若日本人能這樣原諒了中山裝，他便是中山裝的功臣，而又有一片牛好向朋友們吹了。 穿著中山裝，他走到了葫蘆肚的那片空地。他開始喊嗓子：立——正，齊步——走……。他不知道今天是否由他喊口令，可是有備無患，他須喊一喊試試。他的嗓音很尖很干，連他自己都覺得不甚好听。可是他并不灰心，還用力的喊叫；只要努力，沒有不成的事，他對自己說。 到了學校，東陽先生還沒起來。 學生也還沒有一個。 瑞丰，在這所几乎是空的學校里，感到有點不大得勁儿。他愛熱鬧，可是這里极安靜；他要表演表演他的口令，露一露中山裝，可是等了半天，還不見一個人。他開始怀疑自己的舉動——答應領隊，和穿中山裝——是否聰明？直到此刻，他才想到，這是為日本人辦事，而日本人，据說，是不大好伺候的。哼，帶著學生去見日本人！學生若是一群小猴，日本人至少也是老虎呀！這樣一想，他開始害了怕；他打算乘藍東陽還沒有起來，就赶緊回家，脫了中山裝，還藏在箱子底儿上。不知怎的，他今天忽然這樣怕起日本人來；好象是直覺的，他感到日本人是最可怕的，最不講情理的，又象人，又象走獸的東西。他永遠不和現實為敵。亡國就是亡國，他須在亡了國的時候設法去吃，喝，玩，与看熱鬧。自從日本人一進城，他便承認了日本是征服者。他覺得只要一這樣的承認，他便可以和日本人和和气气的住在一處——憑他的聰明，他或者還能占日本人一點小便宜呢！奇怪，今天他忽然怕起日本人來。假若不幸（他閉上眼亂想），在學生都到了天安門的時候，而日本人開了机關槍呢？象一滴冰水落在脊背上那樣，他顫抖了一下。他，為了吃喝玩樂，真愿投降給日本人；可是，連他也忽然的怕起來。 學生，慢慢的，三三兩兩的來到。瑞丰開始放棄了胡思亂想；只要有人在他眼前轉動，他便能因不寂寞而感到安全。 在平日，他不大和學生們親近。他是職員，他知道學生對職員不象對教員那么恭敬，所以他以為和學生們隔离得遠一些也許更能維持自己的尊嚴。今天，他可是決定和學生們打招呼。 學生們對他都很冷淡。起初，他還以為這是平日与他們少聯絡的關系；及至學生差不多都來齊，而每個人臉上都是那么憂郁，不快活，他才又感到點不安。他還是沒想到學生是為慶祝保定陷落而羞愧，沉默；他又想起那個“万一學生都到了天安門，而日本人開了机關槍呢？”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大家不笑不鬧，他便覺得要有什么禍事發生。他找了藍先生去。藍先生剛醒，而還沒有起床的決心；閉著眼，享受著第一支香煙。看到了煙，瑞丰才敢問：“醒啦？藍先生！” 藍先生最討厭人家扰他的早睡和早上吸第一支煙時的小盹儿。他沒出聲，雖然听清楚了瑞丰的話。 瑞丰又試著說了聲：“學生們都到得差不多了。” 藍東陽發了怒：“到齊了就走吧，緊著吵我干嗎呢？”“校長沒來，先生只來了一位，怎能走呢？” “不走就不走！”藍先生狠命的吸了一口煙，把煙頭摔在地上，把腦袋又鑽到被子里面去。 瑞丰楞在了那里，倒好象發楞有什么作用似的。雖然他無聊，無知，他卻沒有完全丟掉北平人的愛面子。雖然巴結藍先生是關系著他的前途，他可是不能忍受這樣的沒禮貌。他愿意作真奴隸，而被呼為先生；虛偽是文化的必要的粉飾！他想放手不管游行這回事了，他的臉面不能就這么隨便的丟掉！可是，他又不愿就這么干巴巴的和藍先生斷絕了關系；一個北平人是不妨為維持臉面而丟一點臉面的。他想，他應當平心靜气的等藍先生完全醒清楚了再說。假如藍先生在完全清醒了之后，而改變了態度，事情就該從新另想一番了。 正在瑞丰這么遲疑不決的當儿，藍先生的頭又從那張永遠沒有拆洗過的被子里鑽了出來。為赶走困倦，他那一向會扯動的鼻眼象都長了腿儿似的，在滿臉上亂跑，看著很可笑，又很可怕。鼻眼扯動了一大陣，他忽然的下了床。他用不著穿襪子什么的，因為都穿著呢；他的睡衣也就是“醒衣”。他的服裝，白天与夜間的不同只在大衫与被子上；白天不蓋被，夜間不穿大衫，其余的都晝夜不分。 下了床，他披上了長袍，又點上一支煙。香煙點好，他感覺得生活恰好与昨晚就寢時聯接到一塊——吸著煙就寢，吸著煙起床，中間并無空隙，所以用不著刷牙漱口洗臉等等麻煩。 沒有和瑞丰作任何的商議，藍先生發了話：“集合！”“這么早就出發嗎？”瑞丰問。 “早一點晚一點有什么關系呢！有詩感的那一秒鐘便是永生，沒有詩的世紀等于零！”東陽得意的背誦著由雜志上拾來的話。 “點名不點？” “當然點名！我好懲辦那偷懶不來的！” “要打校旗？” “當然！” “誰喊口令？” “當然是你了！你想起什么，作就是了！不必一一的問！”東陽的脾气，在吃早點以前，是特別坏的。 “不等一等校長？” “等他干嗎？”東陽右眼的黑眼珠猛的向上一吊，嚇了瑞丰一跳。“他來，這件事也得由我主持！我，在，新，民，會，里！”這末几個字是一個一個由他口中象小豆子似的蹦出來的，每蹦出一個字，他的右手大指便在自己的胸上戳一下。他時常作出這個樣子，而且喜歡這個樣子，他管這叫作“斗爭的姿態”。 瑞丰有點摸不清頭腦了，心中很不安。不錯，他的确是喜歡熱鬧，愛多事，可是他不愿獨當一面的去負責任，他的膽子并不大。立在那里，他希望藍先生同他一道到操場去集合學生。他不敢獨自去。可是，藍先生仿佛把事情一總全交給了瑞丰；對著唇間的煙屁股，他又點著了一支煙；深深的呼了一口，他把自己摔倒在床上，閉上了眼。 瑞丰雖然不大敢獨自去集合學生，可也不敢緊自麻煩藍先生。看藍先生閉上了眼，他覺得只好乖乖的走出去，不便再說什么。事實上，藍東陽的成功，就是因為有象瑞丰這樣的人甘心給他墊腰。藍先生并沒有什么才气——不論是文學的，還是辦事的。在他沒有主意的時候，他會發脾气，而瑞丰這樣的人偏偏會把這樣的發脾气解釋成有本事的人都脾气不好。在他的几年社會經驗中，藍先生沒有學會了別的，而只學到：對地位高的人要拚命諂媚——無論怎樣不喜歡捧的人也到底是喜歡捧！對地位相同和地位低的人要盡量的發脾气，無理取鬧的發脾气。地位相同的人，假若因不惹閒气而躲避著他，他便在精神上取得了上風。對比他地位低的人，就更用不著說，他的脾气會使他的地位特別的凸出，倒好象他天生的應當是太子或皇帝似的。 瑞丰把校旗和點名簿都找出來。几次，他想拿著點名冊子到操場去；几次，他又把它們放下。事前，他絕對沒有想到領隊出去會是這么困難。現在，他忽然的感覺到好多好多足以使他脊骨上發涼的事——假若他拿著校旗到操場去而被學生打罵一頓呢！假若到了天安門而日本人開了机關槍呢！他的小干腦袋上出了汗。 他又找了藍先生去。話是很難編造得精巧周到的，特別是在頭上出著汗的時候。可是他不能不把話說出來了，即使話中有揭露自己的軟弱的地方。 藍先生听到瑞丰不肯獨自到操場去的話，又發了一陣脾气。他自己也不愿意去，所以想用脾气強迫著瑞丰獨自把事辦了。等瑞丰真的把學生領走，他想，他再偷偷的隨在隊伍后邊，有事呢就溜開，沒事呢就跟著。到了天安門，也還是這樣，天下太平呢，他便帶出大會干事的綢條，去規規矩矩的向台上的日本人鞠躬；見風頭不順呢，他便輕手躡腳的躲開。假若詩歌是狡猾卑鄙的結晶，藍東陽便真可以算作一個大詩人了。 瑞丰很堅決，無論如何也不獨自去集合，領隊。他的膽子小，不敢和藍先生發脾气。但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他不惜拿出近乎發气的樣子來。 結果，在打了集合的鈴以后，藍先生拿著點名冊，瑞丰拿著校旗，又找上已經來到的那一位先生，一同到操場去。兩位工友抱著各色的小紙旗，跟在后面。 瑞丰的中山裝好象有好几十斤重似的，他覺得非常的壓得慌。一進操場，他預料學生們必定哈哈的笑他；即使不笑出聲來，他們也必會偷偷的唧唧咕咕。 出他意料之外，學生三三兩兩的在操場的各處立著，几乎都低著頭，沒有任何的聲響。他們好象都害著什么病。瑞丰找不出別的原因，只好抬頭看了看天，陰天會使人沒有精神。可是，天上的藍色象寶石似的發著光，連一縷白云都看不到。他更慌了，不曉得學生們憋著什么坏胎，他赶快把校旗——還卷著呢——斜倚在牆根上。 見瑞丰們進來，學生開始往一處集攏，排成了兩行。大家還都低著頭，一聲不出。 藍先生，本來嘴唇有點發顫，見學生這樣老實，馬上放寬了點心，也就馬上想拿出點威風來。這位詩人的眼是一向只看表面，而根本連想也沒想到過人的軀殼里還有一顆心的。今天，看到學生都一聲不出，他以為是大家全怕他呢。腋下夾著那几本點名冊子，向左歪著臉，好教向上吊著的那只眼能對准了大家，他發著威說：“用不著點名，誰沒來我都知道！一定開除！日本友軍在城里，你們要是不和友軍合作，就是自討無趣！友軍能夠對你們很客气，也能夠十分的嚴厲！你們要看清楚！為不參加游行而被開除的，我必報告給日本方面，日本方面就必再通知北平所有的學校，永遠不收容他。這還不算，日本方面還要把他看成亂党，不一定什么時候就抓到監牢里去！听明白沒有？”藍先生的眼角糊著一灘黃的膏子，所以不住的眨眼；此刻，他一面等著學生回答，一面把黃糊子用手指挖下來，抹在袍襟上。 學生還沒出聲。沉默有時候就是抵抗。 藍先生一點沒感到難堪，回頭囑咐兩位工友把各色的小旗分給每個學生一面。無語的，不得已的，大家把小旗接過去。旗子散完，藍先生告訴瑞丰：“出發！” 瑞丰跑了兩步，把校旗拿過來，打開。那是一面長方的，比天上的藍色稍深一點的藍綢旗。沒有鑲邊，沒有綴穗，這是面素淨而大方的旗子；正當中有一行用白緞子剪刻的字。 校旗展開，學生都自動的立正，把頭抬起來。大家好象是表示：教我們去就夠了，似乎不必再教代表著全校的旗幟去受污辱吧！這點沒有明說出來的意思馬上表面化了——瑞丰把旗子交給排頭，排頭沒有搖頭，也沒有出聲，而只堅決的不肯接受。這是個十五歲而發育得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臉的，誠實得有點傻气的，學生。他的眼角窩著一顆很大的淚，腮上漲得通紅，很困難的呼吸著，雙手用力的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強迫他拿那杆藍旗，他會拚命！ 瑞丰看出來胖學生的不好惹，赶緊把旗子向胖子背后的人遞，也同樣的遇到拒絕。瑞丰僵在了那里，心中有點气而不敢發作。好象有一股電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极快的大家都知道了兩個排頭的舉動。照舊的不出聲，大家一致的把臉板起來，表示誰也不肯接受校旗。瑞丰的小眼珠由排頭溜到排尾，看出來在那些死板板的臉孔下都藏著一股怒气；假若有人不識時務的去戳弄，那股怒气會象炸彈似的炸開，把他与藍東陽都炸得粉碎。他木在那里。那而校旗象有毒似的他不愿意拿著，而別人也不愿意接過去。 藍先生偏著點臉，也看清自己在此刻万不可以發威。他告訴一位工友：“你去打旗！兩塊錢的酒錢！” 這是個已快五十歲的工友。在這里，他已一气服務過十五年。在職務上，他不過是工友。在維持學校的風紀上，他的功勞實在不亞于一位盡心的訓導員。以他服務多年的資格，他對教員与學生往往敢說出使他們愧悔的忠言。他的忠告，有時候足以調解了兩三個人的糾紛，有時候甚至于把一場風潮從暗中扑滅。大家都敬愛他，他也愛這個學校——校長，教員，學生，都年年有變動，只有他老在這里。 今天，論年紀，資格，都不該叫老姚——那位老工友——打旗，跑那么遠的路。老姚心里對慶祝保定陷落也和學生們一樣的難過。听藍先生派他，他楞了一會儿。他不愿意去。可是，他看出來，教員已經和學生為校旗而僵持著，假若他也拒絕打旗，就也許激起一些不快的事儿來。歎了口气，他過去把旗子接到手中，低著頭立在隊伍的前面。 現在該瑞丰喊口令了。他向后退著跑了几步，自己覺得這几步跑得很有個樣子。跑到适當的距离，他立住，雙腳并齊，從丹田上使力，喊出個很尖很刺耳的“立”字來。他的頭揚起來，脖筋都漲起多高，支持著“立”字的拉長；而后，腳踵离開了地，眼睛很快的閉上，想喊出個很脆很有力的“正”字來。力量确是用了，可是不知怎的“正”字竟會象啞叭爆竹，沒有響。他的小干臉和脖子都紅起來。他知道學生們一定會笑出聲儿來。他等著他們發笑，沒有旁的辦法。奇怪，他們不但沒有笑聲，連笑意也沒有。他干嗽了兩下，想敷衍了事的喊個向右轉和齊步走，好教自己下台。可是他的嗓音仿佛完全丟夫了。他張了張嘴，而沒有聲音出來。 老姚對立正，齊步走，這一套是頗熟習的。看見瑞丰張嘴，他就向右轉，打起旗來，慢慢的走。 學生們跟著老姚慢慢的走，走出操場，走出校門，走出巷口。他們的頭越來越低，手中的小紙旗緊緊的貼著褲子。他們不敢出一聲，也不敢正眼的看街上的人。他們今天是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認自己是亡國奴！ 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著一隊隊的男女學生——以他們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恥辱！他們沒法子抵抗。他們在不久之前都听過敵人的炮聲与炸彈聲，都看見過敵人的坦克車隊在大街上示威，他們知道他們的父兄師長都不打算抵抗。他們只能低著頭為敵人去游行。他們的手中的小旗上寫著“大日本万歲！” 這最大的恥辱使甚至于還不過十歲的小孩也曉得了沉默，他們的口都被恥辱給封嚴。汽車上，電車上，人力車上，人家与舖戶的門前，都懸著旗，結著彩，可是北平象死了似的那么靜寂。一隊隊的低頭不語的小學生走過，這默默的隊伍使整條條的街都登時閉住了气。在往日，北平的街上有兩條狗打架，也會招來多少人圍著看；或者還有人喊几聲好。今天，行人都低著頭。舖戶里外沒有看熱鬧的。學生的隊伍前面沒有喇叭与銅鼓，領隊的人既不喊一二一，也不吹著哨子，使大家的腳步齊一。大家只是那么默默的，喪膽游魂的，慢慢的走。排在隊伍中的不敢往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隊伍看。他們都曉得今天不是什么游行，而是大家頭一次公開的与敵見面，公開的承認敵人是北平的主人！路上的人都曉得：往日的學生游行多半是向惡勢力表示反抗；他們有時候贊同學生的意見，也有時候不十分滿意學生的舉動；但是不管怎樣，他們知道學生是新的國民，表現著新的力量；學生敢反抗，敢鬧事。今天，學生們卻是到天安門去投降，而他們自己便是學生們的父兄！ 瑞丰本是為湊熱鬧來的，他万沒想到街上會這么寂寞。才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感覺到了疲乏；這不是游行，而是送殯呢！不，比送殯還更無聊，難堪！雖然他的腦子相當的遲鈍，可是看看街上，再看看學生，他也沒法否認事情大概有點不對！隊伍剛一走入大街的時候，他還跳前跳后，象看羊群的犬似的，表示自己的确有領隊的能力与熱心。為挽救适才在操場中沒有把口號喊好的丟臉，他一邊跳前跳后，還一邊點動著小干腦袋，喊起一二一，好教大家把腳步放齊，振作振作精神。可是，他白費了力。大家的腳抬不起來。慢慢的，他停止了喊一二一；慢慢的，他也停止了跳前跳后，而只在隊伍的中溜儿老老實實的走；慢慢的，他也低下頭去。他不曉得為什么自己會這樣了。他愛熱鬧，他一向不懂得什么叫作嚴肅。可是，今天北平的街上与北平的學生使他第一次低下頭去，感覺到他應該一聲不出。他很后悔參加這次的游行。他偷眼向前后找藍東陽，已然不見了。他的心中有點發慌。雖然陽光是那么晴美，街上到處都懸旗結彩，可是他忽然覺得怪可怕！他不知道天安門安排著什么險惡的埋伏，他只覺得北平的天，北平的地，与北平的人，今天都有點可怕。他沒有多少國家觀念，可是，現在他似乎感到了一點不合适——亡了國的不合适！ 迷迷糊糊的走到東四牌樓，他很想偷偷的离開隊伍。可是他又不敢這樣辦，怕藍先生責罵他。他只好硬著頭皮向前走，兩個腿肚子好象要轉筋似的那么不好受。 這時節，瑞宣正在屋里對著日歷發楞，今天是雙十節！ 他拒絕了參加游行。于是，無可避免的，他就須聯想到辭職。在學校里，他是個在盡心教功課而外別無野心的人。雖然在更換教務主任与校長的時節，他常常被大家看成為最有希望的候補人，可是這純粹出于他的資望与人品的感召，而与他自己絲毫不相干；他絕對不肯運動任何人幫忙他作主任或校長。他的盡心教課是目的，不是為達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在教課而外，對于學生團体的活動，只要是學校認為正當的，只要他接到正式的約請，他就必定參加。他以為教育不僅是教給學生一點課本上的知識，而也需要師生間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他知道在團体的活動中，他自己不是個愛出風頭的人，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偷懶——他會很冷靜的熱心。在他的心里他反對學生們的時常出去游行。可是，每逢游行，他必定參加，不管他對游行的目的贊同与否。他以為自己既是教師，就該負看管學生的責任，特別是在學生結隊离開學校的時候。誠然，他的熱心絕不會使他侵犯了校長或任何教員職員的職權，或分外多管些閒事，可是跟著隊伍走動的本身，就叫他心中安适——他應當在學生的左右。假若學生們遇到什么不幸与危險，他自己必會盡力保護他們。隨著學生平安無事的回來，看著學生都進了校門，他才把心放下。然后，不進校門，便急快的回家——他并不為參加游行而多用學校一盆水，洗去臉上的灰土。 今天，他沒去參加游行。他不能去！他不能去大睜白眼的看著男女學生在國慶日向日本旗与日本人鞠躬！可是，從另一方面想，他這是不盡責。他應當辭職。他生平最看不起那些拿著薪金而不負責辦事的人。不過，辭職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并無補于眼前的危難——假若，他想，日本人把學生集合在天安門而施行大屠殺呢？在理智上，他找到許多日本人不致于那么毒狠的理由，而且也想到：即使有他跟隨著學生，日本人若是要屠殺，他有什么能力去阻止呢？日本人若用机關槍掃射，他也必死無疑；而他是一家人的家長！思前想后，他決定不了什么。越決定不了，他就越焦躁；他頭上出了汗。最后，他想到：即使日本人本不想在今天屠殺，焉知道我們的學生中沒有向日本人扔一兩個炸彈的呢？那么多的學生難道真的就沒有一個有膽气的？是的，今天在北平投一兩個炸彈也不過象往大海中扔一塊小磚儿；可是，歷史是有節奏的，到時候就必須有很響的一聲鼓或一聲鑼。豪俠義士們便是歷史節奏中的大鑼大鼓。他們的響聲也許在當時沒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時机，那些巨響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鳴顫。那是天地間永久不滅的聲音。想到這里，他的理智無論如何再也不能控制住情感。不管是生是死，他須到天安門去看看。 披上長袍，他一邊扣著鈕扣，一邊往外疾走，連小順儿的“爸，你上哪儿？”也沒顧得回答！ 剛出了大門，他便碰到了小崔——剛剛把車由街上拉回來。瑞宣本不想和小崔打招呼，可是一眼看到了車子，他楞了一下。他要坐小崔的車，不僅是為路相當的遠，也是因心中急躁，不耐煩一步一步的走去。 小崔，在拉著車子的時節，永遠不肯對鄰居們先打招呼，怕是被人誤會他是攬生意。他的車子新，腿快，所以要价儿也高一些。他怕因自己的車价儿高而使鄰居們為難。現在，看祁瑞宣向他一打楞，他先說了話；他是把瑞宣算在坐得起他的車子的階級中的。 “祁先生坐車嗎？要坐的話，我就拉一趟！”沒等瑞宣答話，他絮絮叨叨的說下去，好象心中久已憋得慌了的樣子：“街上光一隊一隊的過學生，碰不著一個坐車子的！學生，干什么都是學生，真也有臉！去年，給委員長打旗子游街的是他們；今天，給日本人打旗子游街的又是他們！什么學生，簡直是誠心找罵！你說是不是？” 瑞宣的臉成了大紅布；假若可能，連頭發根也都發了紅！他知道小崔罵的是學生，而并非罵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見解并不完全正确，小崔是不會由一件事的各方面都想到而后再下判斷的。雖然這樣，他可是沒法子止住臉紅，小崔罵的是學生，而他祁——瑞宣——便是學生的老師呀！他自己現在也是要上天安門去呀！再說，小崔的見解，不管對与不對恐怕也就是一般人共同的見解，而一般人共同的見解，不管對与不對，是會很快的變成類似信仰的東西的！他不知道是誰——日本人還是中國的漢奸——出的這樣的絕戶主意，教學生們在國慶日到天安門去向敵人磕頭。万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人是小崔們的偶像。讀書人是有腿儿的禮義廉恥，是圣人的門徒。讀書人領頭儿喊抵制日貨，擁護國民政府，還有許多不可解的什么男女平權，自由獨立……今天，讀書人卻領著頭儿去喊大日本万歲！ 瑞宣极快的想起這些，又极快的止住思索：他須決定是否還到天安門去。假若還去的話，他會坐在車上和小崔談，教小崔知道些學生們的困難与痛苦。可是，他決定了不去。他的話不會說服了小崔，不是因為小崔的腦袋是木頭的，而是因為小崔的帶著感情的判斷恐怕是無可駁倒的，除非今天在會場上有一兩個學生扔出炸彈去；可是，到底有這樣的學生沒有呢？ 冠先生，穿著藍緞子硬夾袍，滿面春風的從三號扭了出來。他的眼珠微一移動，就把小崔象米中的一粒細砂似的篩了出去，而把全副的和顏悅色都向瑞宣擺正。 小崔把車放在門口，提起車墊子來。他很納悶為什么祁瑞宣這樣手足失措的，但又不肯和冠曉荷在一處立著，所以很不高興的走進家門去。 “瑞宣！”冠先生的聲音非常的溫柔親熱。“是不是要到天安門去？這個熱鬧倒還值得一看！要去，我們一道走？”瑞宣愿意和小崔談一整天，而不高興和冠曉荷過一句話。小崔恨學生們，冠先生卻愛看學生們的熱鬧。“這……”瑞宣不曉得自己口中說了几個什么字，迷迷糊糊的便走了回來，在院中低著頭走。 冠先生并不是去看熱鬧，而是想教日本人看看他。對怎樣加入新民會去，他還沒找到什么門路。本來想約劉師傅去給弄兩檔儿“玩藝”，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誰知道劉師傅會那么不知趣，毫不客气的拒絕了。玩藝儿既獻不上去，他想他至少須教日本人看看他自己。不錯，在逮捕錢默吟的時候，日本憲兵已看見了他。但是，憲兵不過是憲兵，憲兵大概不會放給他差事。今天，在天安門前，必定有一些日本要人，叫要人看見才有作官的希望。 瑞丰和他的隊伍差不多是最早來到天安門的。他預料著，會場四圍必定象開廟會一樣的熱鬧，一群群賣糖食和水果的小販，一群群的紅男綠女，必定沿著四面的紅牆，里三層外三層的呼喊，擁擠，來回的亂動；在稍遠的地方甚至有照西湖景和變戲法的，敲打著簡單而有吸引力的鑼鼓。他也希望山東面西面和南面，一會儿傳來一線軍樂的聲音，而后，喇叭与銅鼓的聲音越來越大，他能探一探頭便看見一張在空中飄動著的旗子。北平學校的校旗是一校一個樣子，一個顏色，誰也不和誰相同的。在旗子后邊，他喜歡看那耀武揚威的体操教員与那滿身是繩子棒子的童子軍。他特別歡喜那嘀嗒嘀嗒的軍樂，音調雖然簡單，可是足以使他心跳；當他的心這樣跳動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頗了解鐵血主義似的。在他高興而想哼唧的時候，十之八九他是哼唧著軍號的簡單的嗒嘀嗒。 可是，眼前的實在景物与他所期望看到的簡直完全不同。天安門的，太廟的，与社稷壇的紅牆，紅牆前的玉石欄杆，紅牆后的黑綠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嚴，仿佛來到此處的晴美的陽光都沒法不收斂起一些光芒，好使整個的畫面顯出肅靜。這里不允許吵鬧与輕佻。高大的天安門面對著高大的正陽門，兩個城樓离得那么近，同時又象离得极遠。在兩門之間的行人只能覺得自己象個螞蟻那么小。可怜的瑞丰和他的隊伍，立在西門之間的石路上，好象什么也不是了似的。瑞丰看不到熱鬧，而只感到由城樓，紅牆，和玉石出來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壓在他的小細脖頸；他只好低下頭去。為開會，在玉石的橋前已搭好一座簡單的講台。席棚木板的講台，雖然插滿了大小的旗子，可是顯著非常的寒倫，假若那城樓，石橋，是不朽的東西，這席棚好象馬上就可以被一陣風刮得無影無蹤！台上還沒有人。瑞丰看看空台，看看城樓，赶緊又低下頭去。他覺得可怕。在秋日的晴光中，城樓上的一個個的黑的眼睛好象极慢极慢的眨動呢！誰敢保，那些黑眼睛里沒有机關槍呢！他极盼多來些人，好撐滿了廣場，給他仗一些膽气！慢慢的，從東，西，南，三面都來了些學生。沒有軍鼓軍號，沒有任何聲響，一隊隊的就那么默默的，無可如何的，走來，立住。車馬已經停止由這里經過。四外可是沒有赶檔子的小販，也沒有看熱鬧的男女。瑞丰參加過几次大的追悼會，哪一次也沒有象今天這么安靜——今天可是慶祝會呀！ 學生越來越多了。人雖多，可是仍舊填不滿天安門前的廣場。人越多，那深紅的牆与高大的城樓仿佛也越紅越高，鎮壓下去人的聲勢。人，旗幟，仿佛不過是一些毫無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門是一座庄嚴美麗的山。巡警，憲兵，也增多起來；他們今天沒有一點威風。他們，在往日，保護過學生，也毆打過學生，今天，他們卻不知如何是好——天安門，學生，日本人，亡國，警察，憲兵，這些連不到一气的，象夢似的聯到了一气！懶懶的，羞愧的，他們站在學生一旁，大家都不敢出聲。天安門的庄嚴尊傲使他們沉默，羞愧——多么体面的城，多么可恥的人啊！ 藍東陽把干事的綢條還在衣袋里藏著，不敢挂出來。他立在离學生差不多有半里遠的地方，不敢擠在人群里。常常欠起一點腳來，他向台上望，切盼他的上司与日本人來到，好挂出綢條，抖一抖威風。台上還沒有人。吊起他的眼珠，他向四外尋，希望看見個熟人；找不到，天安門前是多么大呀，找人和找針一樣的難。象剛停落下來的鳥儿似的，他東張張西望望，心里极不安。天安門的肅靜和學生的沉默教他害了怕。他那比雞腦子大不了多少的詩心，只會用三五句似通不通的話去幸災樂禍的譏誚某人得了盲腸炎，或嫉妒的攻擊某人得到一百元的稿費。他不能欣賞天安門的庄嚴，也不能了解學生們的憤愧与沉默。他只覺得這么多人而沒有聲音，沒有動作，一定埋藏著什么禍患，使他心中發顫。 學生們差不多已都把腳站木了，台上還沒有動靜。他們饑渴，疲倦，可是都不肯出聲，就是那不到十歲的小儿女們也懂得不應當出聲，因為他們知道這是日本人叫他們來開會。他們沒法不來，他們可是恨日本鬼子。一對對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著天安門，那門洞与門樓是多么高大呀，高大得使他們有點害怕！一對對的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著席棚，席棚上挂著日本旗，還有一面大的，他們不認識的五色旗。他們莫名其妙，這五道儿的旗子是干什么的，莫非這就是亡國旗么？誰知道！他們不敢問老師們，因為老師們今天都低著頭，眼中象含著淚似的。他們也只好低下頭去，用小手輕輕的撕那寫著中日親善等等字樣的紙旗。 學生差不多已到齊，但是天安門前依舊顯著空虛冷落。人多而不熱鬧比無人的靜寂更難堪——甚至于可怕。在大中華的歷史上，沒有過成千上万的學生在敵人的面前慶祝亡國的事實。在大中華的歷史上，也沒有過成千上万的學生，立在一處而不出一聲。最不會嚴肅的中國人，今天嚴肅起來。 開會是帶有戲劇性的；台上的播音机忽然的響了，奏著悲哀陰郁的日本歌曲。四圍，忽然來了許多持槍的敵兵，遠遠的把會場包圍住。台上，忽然上來一排人，有穿長袍的中國人，也有武裝的日本人。忽然，帶著綢條的人們——藍東陽在內——象由地里剛鑽出來的，跳跳鑽鑽的在四處跑。不知是誰設的計，要把大會開得這么有戲劇性。可是，在天安門前，那偉大庄嚴的天安門前，這點戲劇性沒有得到任何效果。一個小儿向大海狂喊一聲是不會有效果的。那廣播的音樂沒有使天安門前充滿了聲音，而只象遠遠的有人在念經或悲啼——一种好自殺的民族的悲啼。遠遠的那些兵，在天安門与正陽門的下面，是那么矮小，好象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寬寬的木棒子；在天安門前任何丑惡的東西都失掉了威風。台上，那穿長袍的与武裝的，都象些小傀儡，在一些紅紅綠綠的小旗子下，坐著或立著；他們都覺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們除了象傀儡而外，什么也不象。藍東陽与他的“同志”們，滿以為忽然的挂出綢條，會使自己全身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別人敬畏他們，可是天安門与學生們只是那么靜靜的，一動不動，一聲不出，似乎根本沒有理會他們。 一個穿長袍的立起來了，對著擴聲机發言。由机器放大了的聲音，碰到那堅厚的紅牆，碰到那高大的城樓，而后散在那象沒有邊際似的廣場上，只象一些帶著痰的咳嗽。學生們都低著頭，听不到什么，也根本不想听見什么；他們管那穿長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作漢奸。 穿長袍的坐下，立起個武裝的日本人。藍東陽与他的“同志”們，這時候已分頭在各沖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領導”學生。他們拚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門前，他們的掌聲直好象大沙漠上一只小麻雀在拍動翅膀。他們也示意教學生們鼓掌，學生們都低著頭，沒有任何動作，台上又發出了那种象小貓打胡嚕的聲音，那個日本武官是用中國話說明日本兵的英勇無敵，可是他完全白費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見，也不想听。他的力气白費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沒法使天安門投降；天安門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象一個猴向峨嵋山示威呢。 一個接著一個，台上的東洋小木人們都向天安門發出嗡嗡的蚊鳴，都感到不如一陣机關槍把台下的人掃射干淨倒還痛快。他們也都感到仿佛受了誰的愚弄。那些學生的一聲不出，天安門的庄嚴肅靜，好象都強迫著他們承認自己是几個猴子，耍著猴子戲。他們在城樓上，玉石橋下面，都埋伏了兵与机關槍，防備意外的襲擊。在台上，他們還能遠遠的望到會場外圍給他們放哨的兵——看著也象小傀儡。可是，天安門和學生們好象不懂得炸彈与手槍有什么用處，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 台上和台下的干事們喊了几句口號。他們的口都張得很大，手舉得很高，可是聲音很小，很不清楚。學生們一聲不出。慶祝保定的胜利？誰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彈与毒气攻下來的呢！ 台上的傀儡們下了台，不見了。帶綢條的干事們拿著整籃子的昭和糖來分發，每個學生一塊。多么高大的天安門啊，每人分得那么小的一塊糖！中日親善啊，每人分得一塊糖，在保定被毒气与炸彈毀滅之后！昭和糖与小旗子都被扔棄在地上。 冠先生早已來到，而不敢往前湊，怕有人放炸彈。台上已經有兩三個人講過話，他才大著膽來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的攔住。他只好站在學生的前面。學生的第一行离講台也有五六丈遠，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舊戲中呈遞降表的人那樣打躬，報門而進，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動。他給巡警解釋了几句： “請放心，我沒有別的意思！我是要給台上的人們行個禮！” “難道台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沒有好气的問。 冠先生沒再說什么，也沒再想往前挪動，只那么心到神知的，遠遠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必恭必敬的听著台上發出來的聲音；揚著臉，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過一塊昭和糖，而且對“干事”說：“會開得很好呢！”——天安門的一幕滑稽劇，只得到這么一句稱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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