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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保障寫家生活這個問題，在今天，還大不易談。因為社會上對這問題還沒有多少准備；一旦提將出來，就難免不發生誤會。所以，我用了“維持”兩個字，先解釋一下。 所謂保障，必有法令的根据。假若我們已有了一部相當詳密的出版法，能使寫家們按照法規去索取應得的酬報，那么寫家們就用不著向社會上饒舌，因為法律已給了他們保障。可是，我們現在還沒有這么相當詳密的一部出版法。所以寫家們便沒法向書商們据理交涉，只好人家說怎樣就怎樣了。請求政府修正出版法自是正當而切要之舉。但法章的重修另定是需要時間的；快餓死的人是等不了先改良稻种再吃飯的！ 快餓死？至于那么嚴重？啊，的确是那么嚴重；不然，我們就還不愿說話。以我個人說，自七七事變以后，十分之九的版稅是停止發給了，稿費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于二元，一千字。生活程度呢？先不說別的，只說我天天必用的毛筆已由一角五漲到五角一只。二元千字的報酬，除去紙筆的成本而外，不夠吃一頓飯的；更不用提還有少于二元千字的時候。因此，我們所謂保障寫家生活，決不含有其他的意思，而是直截了當的要求吃飽，吃飽才能寫作！ 你們不會改行嗎？是的，我們可以改行，而且有已經改行的。可是我們沒有一手畫方、一手畫圓的本領，不能一面去抬轎子，一面還寫文章。同時，抗戰宣傳，責在吾党，在精神食糧普遍饑荒的今日，我們實在不甘心丟下筆，去抬轎子！我們這里所謂的寫家生活，就是使寫家能生活得下去，還能繼續供給社會以文藝作品，不是只擔個寫家的虛名，而事實上以賣瓜子為業。寫作能成為職業，才能有職業的寫家；職業的寫家增多，精神食糧才可丰收。可怜，整個的文藝界已沒有多少可稱為職業寫家的了；饑餓是不會支持文藝熱心的！寫家們，說來好象是廢話，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時候生災鬧病，并不是金身的羅漢，既無家庭之累，又無生病之慮。為了家庭，為了生命，他們不能不含著淚去另尋生活；寫家無罪，罪在制造精神食糧的得不到物質食糧。 還有，較長的作品是需要較長的時間的。今天，大家都在喊，缺乏劇本啊，沒有長篇小說啊！可是作家的酬報既低，低得不能吃飽，他怎能去用半年或八個月的工夫寫一部作品呢？他能活八個月才能關上門寫八個月的文章。否則他只好把文藝凌遲，今日賣二千字，明天賣八百字，從手到口的對付著活下去。若說，干脆以文藝為副業，而另打吃飯的主意，那就等于說种地的可以不拿鋤而收獲。文藝并不是打打台球洗洗澡那類的事儿。 以上的一點解釋，第一是說明了作家們應享的利益，并沒有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因生活的困難，不能不向社會上申訴。第二是作家中已有因窮困而另謀出路的，作了別的就沒法再盡力于撰著；假若大家還不想辦法，勢必至作家越來越少，精神食糧的供給也就越來越困難。第三是社會上切莫以為一天掙八角錢就足夠作家喝粥的，有了粥喝就應當埋頭苦干；要知道作家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時候和旁人一樣的鬧病。最后，而是最要緊，是作家今日的要求，還不是保障，而是維持；只要能維持生活，大家就必能体諒時艱，盡力于抗戰宣傳工作。作家們不是不會去干別的，不是不知道干別的能使生活更舒适一點，所以不愿意拋棄了這勞力大而酬報少的工作者，純出于他們曉得文字的力量在抗戰中有多么大，而不肯輕易的离開崗位。假若作家很容易補充，今日走了一批，明日就能補上一軍，那么他們也就可以放心改業，讓人家來換班；但是，事實上，一年半載中未必有一位新作家出現，舊的走開，新的未到，文藝便得脫節！ 我再說一遍：今日作家所要求的是怎樣維持生活。正如同物价高漲，車夫轎夫工人仆役便也增高工資一樣，順著這個意思，我想出几條辦法：（一）提高稿費：在戰前，我自己能賣到十元或八元一千字；自從流亡出來，最高的——也是偶爾的——得到五元千字，最低的是八角；平均來說，是二元至三元千字。一天，我最多能寫散文兩千字，若是寫詩歌便只能得二三百字。假定我能每天必寫——事實上決辦不到——就按每千字三元說，一個月的收入不過一百元。我須住房、吃飯、喝茶、買紙筆，還得給家中寄生活費！我有八十四的老母与不到三歲的弱女！我沒法活下去！且不管我有什么成就，我十几年的心血是花在文藝上卻一點也不假。也許是靠著面子吧，我還能拿到三、二元千字；我的朋友中就真有干一個月而拿不到三十元的！寫詩的朋友們就更苦，詩是不容易作的，即使是十行八行，也許想兩天而難滿意；費兩天的工夫，按現在的市价，他只能得兩三毛錢！一首歌，能從塞北唱到珠江，在每個抗戰軍人的口上，而寫那首歌的人哪，只得了兩毛錢！再來一首歌吧；啊，万難了，那寫歌的人已餓死了！ 公公道道的，我們要求至低的散文稿費須是五元千字，韻文是兩毛錢一行。我說，公公道道的，就是說作家們并不要求起居舒适，只能維持生活。我們有良心，我們也希望別人公平。現在，有的地方只算字，把標點除外，難道標點就不用心思嗎？有的地方只算本文，不算標題，不算引言；標題難道是不必要的？難道是可以隨便安上去的？即使是隨便安上去的，就忍心的非把那几個字除去才算价嗎？這類的事實還很多，我不愿再多舉，我只求大家公道一些——顯然的，不算標點与標題這類事是太不公道！ （二）恢复版稅与确定版稅，有些書局雖還賣書而停止了版稅。有些書局在抗戰后，把版稅成數減低。我們要求恢复版稅，并确定版稅的成數。在戰前，一般的是初版給百分之十五，二版以后給百分之二十；起碼，這個成例不能破坏。現在，書价增高，而版稅仍按原价發給；可是書价減落的時候，版稅又照著減低的算帳，不公平還有個限度沒有呢？ （三）一二兩項，据我想，決非所望過奢。可是作家自己沒法向別人交涉，因為沒有法令可根据。出版法的修正是必要的，但為了救急，應由政府与出版家和寫家們妥商辦法，一致遵守——有了這臨時的辦法，或者到修正出版法的時候也就容易找到事實的根据了。 （四）文藝貸金：有不少文藝工作者，已在前方或后方搜集了抗戰与建設的材料，想把它們寫出來。可是，正如前面提過的，他們需要較長的時間，而自己的肚子与一家大小不能長期絕食。假若政府能有一筆貨金，按照寫家——詩人、小說家由文藝協會，戲劇家由戲劇協會，證明——的所需，貸以款項，然后再由版稅及稿費中償還。有了這個辦法，寫家們才可以有計划的，安心的創作，否則始終是給報屁股赶活，把文藝全零賣賤售出去。 （五）救濟金：文藝協會應設法籌得一筆錢，專作為救濟寫家之用。有的寫家生病，一家斷炊；有的寫家死亡，全家也得跟著餓死；有的寫家自前線或淪陷區域逃來，無衣無食；有的寫家慘遭不幸，家破人亡；這些，都應當救濟，而文協無錢，愛莫能助。文協應馬上設法，限期得到這些款子，由理事會保管支配。 寫家的生活能維持，抗戰文藝便有了著落。抗戰文藝怎樣的增高了抗戰力量，誰都知道，用不著再說。我自己是個職業的文藝工作者，我知道我作了什么，也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同時，我知道假若我的待遇与酬報還沒有改善的辦法，我只好去另找活路。不用希望我改了行，還能以文藝為副業；我不能給人修腳，又帶剃頭！我所提的辦法也許有欠詳密妥當，我不過是希望具体一點的提出，好使討論与實施的距离更接近一些。 載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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