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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么寫《全家福》


  我們可敬愛的人民警察千真万确是人民的。他們与人民的親切關系是我在解放前無法想象得到的。自從發表了《西望長安》,我就總想再寫點什么表揚他們,感謝他們。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我得到了机會。人民警察一向熱誠地幫助人民尋親覓友,使親友歡聚,并不始自大躍進。不過,在大躍進中,這項艱苦細致的工作在數量上与質量上作得更多更好了,使我得到用之不竭的寫作資料。我就寫了《全家福》這個劇本。
  劇中情節是我由許多資料中選擇出來,重新安排過的,以便集中。簡述如下:十五年前王仁利為饑寒所迫,离京謀生。他托的那時候的一個鐵路警察往家中捎錢,警察吞吃了錢,并告訴王家:王仁利已死在异鄉。于是,一家人好象被一陣怪風忽然吹散,飽嘗苦難。解放后,他們雖都得救,可是彼此思念,每每落淚。一九五八年,經人民警察耐心地調查、分析,終于找到了線索,使全家得以團圓。
  我寫的是新事,而涉及人民由舊社會帶來的內心的痛苦。這种痛苦雖然沒有阻礙他們在新社會里爭取進步,可也有時候叫他們在暗中落淚。我們的人民警察不僅盡職地工作,而且解除了人民心中積存已久的隱痛。舊社會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會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淚。這是多么鮮明的對照啊!
  人与人的關系的确起了令人贊歎不已的變化!這個劇本就是要寫一寫這种變化。盡管我的知識有限,我的熱情卻使我欲罷不能。是嘛,這种新的人与人的關系的發展,使我絕對相信我們的明天一定是更幸福的。至于杜勒斯之流說什么我們不要家庭了等等怪話,我倒不屑于用這個劇本作為答辯。無聊的怪話怎樣遮掩住社會主義的陽光呢。

  載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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