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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歷來的歎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歎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御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余的文章議論里，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歎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歎，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余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賞玩，只是歎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几個不肯徒托空言的人，歎息一番之后，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２陳獨秀便斥他不興３；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奧的思想，要請“孟圣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４這几篇駁論，都是《新青年》５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体不方相差無几。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里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６！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复古時代７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里，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并無男子在內。据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种：一种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种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議論。万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愿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几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贊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著鬼話。這表彰節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据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卻和四支五官神經內髒，都有關系。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于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卻并無成語，所以只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只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鈔舊帳；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仿佛，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于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与女子無關。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后，并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体。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節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節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种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忏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只在第三种，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赶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与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系？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雖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气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著這名譽的机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８里，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种，其實也只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据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异的，便是第二种。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于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只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污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与眾不同，社會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里，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后來殉葬的風气，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里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并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無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脫离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并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９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适”十兩個字，便大惊小怪起來。出于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后來因此多了几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于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于歸了“長生天气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的什么“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換過了几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么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极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离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來，稱贊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异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于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异議，也沒有發表的机會。做几首“閨中望月”“園里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怀春，何況竟敢破坏這“天地間的正气”？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几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愿守節，据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于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后，言論的机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几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余“异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于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几個男人，實覺于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志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听；再說下去，便要不容，与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只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里面，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确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么？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极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并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坏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擔全体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气。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只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后，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志書。所以各府各縣志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志書里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里。不過他死后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么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節烈么？答道，不愿。人類總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愿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贊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极難，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于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价值。他們是可怜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洁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１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號，署名唐俟。 ２ 康有為（1858—1927） 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清末維新運動領袖，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領導者之一。變法失敗后逃亡外國，組織保皇党，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軍閥張勳扶持清廢帝溥儀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雜志第九、十兩期合刊上發表《共和平議》和《与徐太傅（徐世昌）書》，說中國不宜實行“民主共和”，而應實行“虛君共和”（即君主立憲）。 ３ 陳獨秀（1880—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任党的總書記。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后他成了取消主義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党小組織，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發表《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一文，駁斥“虛君共和”的論調。 ４ 靈學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陸費逵等人在上海設盛德壇扶乩，組織靈學會，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靈學叢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壇成立的當天扶乩中，稱“圣賢仙佛同降”，“推定”孟軻“主壇”；“諭示”有“如此主壇者歸孟圣矣乎”等語。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曾刊載陳百年的《辟靈學》，錢玄同、劉半農的《斥靈學叢志》等文章，駁斥他們的荒謬。陳百年，名大齊，浙江海鹽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吳興人，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半農（1891—1934），名复，江蘇江陰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后兩人都曾積极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 ５ 《新青年》 綜合性月刊，“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于上海，由陳獨秀主編。第一卷名《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遷至北京。從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釗等參加編輯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魯迅在“五四”時期同該刊有密切聯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參加該刊編輯會議。 ６ “表彰節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凱頒布旨在維護封建禮教的《褒揚條例》，規定“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給予匾額、題字、褒章等獎勵；直到“五四”前后，報刊上還常登有頌揚“節婦”、“烈女”的紀事和詩文。 ７ 君政复古時代 指袁世凱陰謀稱帝時期。當時袁世凱御用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劉師培曾在《中國學報》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發表《君政复古論》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８ 《貞操論》 日本女作家与謝野晶子作，譯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舉了在貞操問題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觀點与態度，同時指出了男女在這方面的不平等現象，認為貞操不應該作為一种道德標准。 ９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宋代道學家程頤的話，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极小，失節事极大！’”“業儒”，以儒為業，指那些崇奉孔孟學說，提倡封建禮教的道學家。 十 “重适” 即再嫁。 □ “長生天气力里大福蔭護助里” 是元代白話文，當時皇帝在諭旨前必用此語，“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時只用“長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語的稱號：“薛禪”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稱號，“聰明天縱”的意思；“完澤篤”是元成宗鐵穆耳的稱號，“有壽”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稱號，“杰出”的意思。 □ 斥革功名 科舉時代，應試取中稱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審判處刑。 □ “雙烈合傳” 合敘兩個烈女事跡的傳記，常見于舊時各省的府縣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張士誠的女婿潘元紹被徐達打敗，怕他的七個妾被奪，即逼令她們一齊自縊，七人死后合葬于蘇州，明代張羽為作墓志，稱為《七姬權厝志》。 □ 錢謙益（1582—1664） 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任禮部侍郎，南明弘光時又任禮部尚書；清軍占領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為人所不齒。清乾隆時將他列入《貳臣傳》中。著有《初學集》、《有學集》等。 □ “婦者服也” 語見《說文解字》卷十二：“婦，服也。” □ 這里所說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慘苦的故事，在《壺天錄》和《右台仙館筆記》等筆記小說中有類似記載。《壺天錄》（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說：“蘇郡有茶室婦某氏，生長鄉村，意复輕蕩，前夫故未終七而改醮來者……忽聞后門剝啄聲厲甚。啟戶視之，但覺一陣冷風，侵肌砭骨，燈光若豆，鬼語啾啾，惊栗而入；視婦人則口出囈語，茫迷人事矣。自稱前夫來索命……哀號數日而死。”又《右台仙館筆記》（清代俞樾作）中有《山東陳媼》一條：“乙客死于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后夫好飲博，不事恒業，不數年罄其所繼。俄后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 “儒者柔也” 語見《說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 《論語·述而》記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話。根据朱熹的注釋，述即傳舊，作是創始的意思。這原是孔丘自述的話，說他從事整理《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傳舊，自己并未有所創造。后來“述而不作”便成為一种古訓，認為只應該遵從傳統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應該立异或有所創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違背古訓。 □ 對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間有些較開明的文人曾表示過非議，如明代歸有光的《貞女論》、清代汪中《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志議》，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來俞正燮作《貞女說》，更表示了鮮明的反對的態度：“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別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嗚呼，男儿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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