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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我們几個人，曾經發刊過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風》，因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于貧困，出了不多几期，隨即停刊。現在，因為革命過了，許多朋友飯碗革掉了，然而卻有机會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時還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興致來，重行發刊《大風》。在宁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經理先生看見了這《大風》兩個字就嚇慌了。于是再商量過，請夏丐尊先生為我們題簽，改稱《山雨》。我們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曉得這年頭儿不容易講話，一個不好便會被人誣陷，丟了頭顱的。所以寫文章的時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謹慎恐懼，惟恐請到監獄里去。——實在的，我們之中已有好几個嘗過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們不愿意冤枉嘗試第二次，所以寫文章和選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經過好几個人的自己“戒嚴”，覺得是万無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約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樣。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開明書店，現代書局，新學會社，以及杭州，漢口，……等處几個書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禮拜六以前，我們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現。這雖然是小玩意儿，但是自己經營東西，總滿是希罕珍愛著的，因而望它產生出來的心情，也頗懇切。 上禮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對，印書店的老板卻將原稿奉還，我是赶著送終了，而《山雨》也者，便從此壽終正寢。整冊稿子，毫無違礙字樣，然而竟至于此者，年頭儿大有關系。印書店老板奉還稿子時，除了誠懇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還有聲明，他說：“先生，我們無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實在是經不起風浪惊嚇。這刊物，無論是怎樣地文藝性的或什么性的，我們都不管，總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曉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東西給我們印，結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個把月，天天擔心著綁去斫頭。店里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錢不算外，還得封閉了几天。鄉下住著的老年雙親，凄惶地跑上城來，哭著求別人講情。在軍閥時候，鄉紳們還有面子好買，那時候是開口就有土豪劣紳的嫌疑。先生，我也嚇得夠了，我不要再惊動自己年邁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時別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說您文章里有甚么，只是求您原諒賜恩，別再賜顧這等生意了。” 看還給我的稿紙，已經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曉得他們已經上過版，賠了几許排字工錢了。听了這些話，難道還能忍心逼著他們硬印嗎？于是《山雨》就此壽終了。 魯迅先生，我們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說話時，已經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卻有更可哀的，不敢將別人負責的東西排印。同時，我們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是我們就做了無聲而待斃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綁起我們去宰割時，也許并像雞或豬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聲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難道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嗎？總之，我們就是這樣送了《山雨》的終。并不一定是我們的怯懦，大半卻是心中的頹廢感情主宰了我們，教我們省一事也好。不過還留有几許落寞悵惘的酸感，所以寫了這封信給你。倘使《語絲》有空隙可借，請將這信登載出來。我們順便在這里揩油道謝，謝各個書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違礙”的文章，据印書店老板說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軍尚在廣東，而國府委員經子淵先生尚在宁波第四中學做校長，——然而据說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經革過命了！這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登，即請公布，俾國人知文章大不易寫。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請寄還，因為自己想保存起來，留個《山雨》死后——夭折——的紀念！！ 祝您努力！ 張孟聞啟。三月二十八夜。 EE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像与奴才》和張孟聞來信之后。張孟聞，筆名西屏，浙江宁波人，當時是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和驛亭私立春暉中學教師。 〔２〕《語絲》文藝性周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創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后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該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擔任編輯。“不革命”，是創造社某些成員批評《語絲》及其撰稿人的用語，如麥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號（一九二八年三月）發表的《留聲机器的回音》中說：“語絲派的不革命的文學家，……照他們在實踐上的表示看來倒還沒有甚么積极的反革命的行動。”〔３〕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奧耳波特，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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