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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我之間

作者:郁達夫

  因為從小的教育,是在敵國受的緣故,旅居十余年,其間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國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處閒居的中間,敵國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學者,來游中國,他們大抵總要和我見見談談。別的且不提,就說這一次兩國交戰中的許多將領,如松井石根,長谷川,阿部等,他們到中國來,總來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們相見的。
  七七抗戰事發,和這些敵國友人,自然不能再講私交了;雖然,關于我個人的消息,在他們的新聞雜志上,也間或被提作議論。甚至在戰后我的家庭糾紛,也在敵國的文藝界,當成了一個話柄。而在《大風》上發表的那篇《毀家詩紀》,亦經被譯載在本年度一月號的《日本評論》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大特輯上。按之春秋之義,對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問的態度置之。
  這一回 ,可又接到了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的一封來信,中附有文藝批評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開狀的原稿。編者還再三懇請,一定要我對新居格氏也寫一篇同樣的答書。對此我曾經考慮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將被人笑我小國民的悻悻之情,而無君子之寬宏大量;若私相授受,為敵國的新聞雜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譯,象去作為宣傳的材料呢?
  則第一就違背了春秋之義;第二 ,也無以對這次殉國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靈。所以到了最后,我才決定,先把來書譯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編的這《晨星》欄里,將報剪下寄去,庶几對于公誼私交,或可勉求其兩全。
  現在,先將新居氏的公開狀,翻譯在下面。

寄郁達夫君:

  我現在正讀完了岡崎俊夫君譯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說《過去》,因此机緣,在我的腦里,又展開了過去關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見,大約總有十几年了吧。還記得當時由你的領導,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國風的公園,在靜安寺的那閒靜的外國墳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飛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館里小憩了許多時。
  在這里,你曾告訴我,這是中國近代的知識界的男女常來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將于最近上安徽大學去教書。
  我再問你去“講的是什么呢?”你說“將去講《源氏物語》,大約將從《桐壺》的一卷講起吧!”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讀過《源氏物語》的我,對你的這一句話,實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話頭就轉到了中國的可与《源氏物語》匹敵的《紅樓夢》,我說起了《紅樓夢》的英譯本,而你卻說,那一個英文的譯名“ Dreams of Red Chamber”實在有點不大适當,我還記得你當時所說明的理由。
  數年前,當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時候,听說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見了你的令兄郁華氏,他說:“舍弟在兩三日前,曾由杭州來過上海,剛于昨天回去。他若曉得你這次的來滬,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見為悵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東京有了見面的机會。因為日本的筆會開常會,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來作筆會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敘了一次之闊之情。
  中日戰爭(達夫按:敵人通稱作“日支事變”)起來了。
  你不知現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間的感情,是不會因兩國之間所釀成的不幸事而改變的。這,不但對你如此,就是對我所認識的全部中國友人,都是同樣的在這里想念。
  我真在祈禱著,愿兩國間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樣,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親密地,能使我們有互作關于藝術的交談的机會。實際上,從事于文學的同志之間,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賴,披肝瀝膽,而率直地來作深談的;因為“人間性”是共通的問題。總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國的友人等形容詞,是用不著去想及的。
  總而言之,兩國間根本的和平轉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間相互信賴的結紐,戰爭是用不著的,政策也是用不著的。況且,在創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無用的東西,所以會通也很快。
  老實說吧,我對于二十世紀的現狀,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這是政治家的言論時代。可是,這當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證明人類生活之中,還有不少的缺陷存在著。但是創造人卻不能放棄對這些缺陷,而加以創造的真正的重責,你以為這話對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頃,我也在謹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愛的新居君,由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轉來了你給我的一封公開狀,在這兩國交戰中的今天,承你不棄,還在挂念到我的近狀,對這友誼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誠如你來書中之所說,國家与國家間,雖有干戈殺伐的不幸,但個人的友誼,是不會變的。豈但是個人間的友誼,我相信就是民眾与民眾間的同情,也仍是一樣地存在著。在這里,我可以舉一個例,日本的有許多因參加戰爭而到中國來的朋友,他們已經在重慶,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著我們的优待。他們自動地組織了廣大的同盟,在演戲募款,營救我們的難民傷兵,也同我們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來。他們用日本話所演的戲,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們的同胞看了為之落淚。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樣的。正義感,人道,天良,是誰也具有著的。王陽明先生的良知之說,到了今天,到了這殺伐慘酷的末日,也還是顛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國內的情狀,以及你們所呼吸著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關于政治的話,關于時局的話,我在此地,可不必說。因為即使說了,你也決計不會看到。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中國的老百姓(民眾),卻因這一次戰爭的結果,大大地進步了。他們知道了要團結,他們知道了要堅苦卓絕,忍耐到底。他們都有了“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的決心。他們都把國家的危難,認作了自己的責任。因為戰爭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在進行。飛机轟炸下所傷生的,都是他們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彈,提醒了他們的國族觀念。
  就以我個人來說罷,這一次的戰爭,毀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陽的田園舊業,奪去了我七十歲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經在上海會見過的胞兄;藏書三万冊,以及愛妻王氏,都因這一次的戰爭,离我而去了;但我對這种种,卻只存了一個信心,就是“正義,終有一天,會來補償我的一切損失。”
  我在高等學校做學生的時代,曾經讀過一篇奧國作家Kleist做的小說《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現在的決心,也正同這一位要求正義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樣。
  你來信上所說的“對二十世紀現狀的怀疑”,“人類生活還有很多的缺陷”,“我們創造者應該起來真正補足這些缺陷”,這是十二分的同感。現在中國的許多創造者們,已經在分頭進行了這一步工作。中國的文藝,在這短短的三年之內,有了三百年的進步;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差不多個個都已經成了實際的創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這時候,來到中國內地(戰地的后方),仔細觀察一下,將很坦白地承認我這一句話的并不是空言。
  中國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經過了這次戰爭的洗禮,所持的更發揮了它們的威光,所差的已改進到了十之八九 。民族中間的渣滓,已被浪淘淨盡了;現在在后方負重致遠的,都是很良好的國民。
  中國的民眾,原是最愛好和平的;可是他們也能辨別真正的和平与虛偽的和平不同。和平是總有一天會在東半球出現的,但他們覺得現在恐怕還不是時候。
  新居君!你以為我在上面所說的,都是帶著威脅性的大言狀語么?不,決不,這些都是現在自由中國的現狀,實情。不管這一篇文字,能不能達到你的眼前,我總想將現在我們的心狀,環境,對你作一個無虛飾的報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曉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們的近狀,一 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眾的參考。看事情,要看實際,斷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辭,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當。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實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 年去日本時所受的諸君的款待,現在也還歷歷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當我到了京都,一下車就上了奈良,去拜訪了志賀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廳起了恐慌,找不到他們要負責保護的旅客一層,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書之便,我想順手在此地提起一筆,敬祝那些友人們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們總還有握手歡談的一天的。在那時候,我想一切阻礙和平,挑動干戈的魔物,總已經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獄里去了。我們將以赤誠的心,真摯的情,來談藝術,來為世界人類的一切缺陷謀彌補的方法。

                              郁達夫

  附言:正當此文草了之際,我卻接到了林語堂氏從故國寄來的信。他已經到了重慶安住下來了;不久的將來,將赴戰地去視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間》,想你總也已經看過;現在正由我在這里替他譯成中文。翻譯的底本,是經他自己詳細注解說明過的。我相信我這中譯本出世之后,對于日本現在已經出版的同書的兩种譯本,必能加以許多的訂正。

  原載1940年6月1日、3日新加坡《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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