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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無叫我為這書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對于啟無卻未必。夫明清諸大家的文字很會自己說話的，何用后生小子來岔嘴；其不可一也。對景挂畫雖好，班門弄斧則糟；其不可二也。當這年頭儿來編印此項文件，已經有點近乎自暴自棄，何況去找壓根儿未嘗“浮起”的人來做序跋，這簡直有意自己做反宣傳；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啟無再思再想，真真一無所取。然而我非啟無，沒法叫他不來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說他既經說到找到，反正推托不了的，不如老實說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還容易，据說如此。我謝謝啟無給我這一個好机會。 序跋之類照例總直接或間接地解釋那作品，我尋閱這書的目次卻覺得無此必須。這都是直直落落，一無主張，二無理論，三不宣傳的文字，只要喜歡看，一看至多兩看總明白了。若不喜歡，看煞也不明白，解釋也不會再明白，反而愈說愈胡涂哩。以下的話只為著和這書有緣法的人作一种印證而已，說服誰，不曾想。 這些作家作品之間，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點，若說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么他們都在老老實實地說自己的話，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說不同，說法亦不必盡同，可是就這一點看，他們都是“忠實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別名也，舉世同病自古如此，別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說著自己的話，那么正道的再說點什么好呢？”“不知道嗎？笨啊，說人家的話喲！”這儿所謂人家事實上只是要人，人而不要，咱們的正統文豪決不屑于代他們立言的，或者是圣賢，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師，是這個，是那個，是X，是Y……什么都是，總不是自己。 就說文体上舉些例罷，最初的“楚辭”是屈宋說自己的話，漢以后的“楚辭”是打著屈宋的腔調來說話，魏晉以前的駢文，有時還說說自己的話的，以后的四立文呢，都是官樣文章了。韓柳倡為古文，本來想打倒四六文的濫調的，結果造出“桐城謬种”來，和“選學妖孽”配對。最好的例是八股，專為圣賢立言，一點不許瞎說，其實《論語》多半記載孔子的私房話。可笑千年來的文章道統，不過博得几种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為人家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謂圣賢皇帝開山祖師之流，他們的意思并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許不成；即使猜著了，有時也未便仔細揣摹。活靈活現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師來，總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會落到一個圈套里，這叫做窠臼，或者叫濫調，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頭子，娘們，土豪劣紳總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戲台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臉，二花臉，顛來倒去只這几种版本而已。這是簡化，——是否醇化粹化，卻說不上來。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豈不是活該。在很古很古的年頭早已触犯了天地君親師這五位大人，現在更加多了，恐怕正有得來呢。正統的种子，那里會斷呢。說得漂亮點，豈不可以說倒霉也是僥幸，可以少吃點冷豬肉；若說正經話，小品文的不幸，無异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种不幸，這似乎有點發夸大狂，且大有爭奪正統的嫌疑，然而沒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為事實總是如此的：把表現自我的作家作物壓下去，使它們成為旁岔伏流，同時卻把謹遵功令的抬起來，有了它們，身前則身名俱泰，身后則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從，還有問題嗎！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從這里來的。看到集部里頭，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運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著這些不幸的支配。這些文家多半沒什么自覺的。他們一方面做一种文章給自己頑，一方在做另一种文章去應世，已經是矛盾了。再說一句不大恭敬的話，他們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見，所謂大的高的正的，自然還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這簡直有點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暫且不問，我們一定受到相當的損失。沒有确實自信的見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進的气魄，即使無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遠就此打住了。這果然一半為時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較觀照的机會，然而自信不堅，壁壘不穩也是一個大毛病。他們自命為正道，以我們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們自居于旁于斜則不可；即退了一步，我們自命為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進地走，怕走得离正軋太遠了，要摔交，跌斷脊梁骨，則斷斷乎不可。所以稱呼這些短簡為小品文雖不算錯，如有人就此聯想到偏正高下這些觀念來卻決不算不錯。我們雖不于爭那道統，可是當仁不讓的決心，絕對不可沒有的。——莫須有先生對我蓋言之矣。 准此論之，啟無選集明清諸家之作以便廣布，至少是在那邊開步走，所以即使賠錢貼工夫，以至于挨罵都是值得的。在初編此書時他來問我，我說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連續下去，現在也還是這個意思，就當作跋尾看罷。 一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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