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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憶往



——談《詩》雜志

  五四到現在,恰好四十年。那時我才二十歲,還是個小孩子,對于這偉大、具有深長意義的青年運動,雖然也碰著一點點的邊緣,當時的認識卻非常幼稚,且几乎沒有認識,不過模糊地憧憬著光明,向往著民主而已。在現今看來,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确的,在那時卻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的感覺。
  伴著它興起的有新文學運動,在五四稍前;主流的活動,應當說更在以后。我初次學做一些新詩和白話文。記得第一篇白話文,自己遠不會標點,請了朋友來幫忙。第一首新詩,描寫學校所在地的北河沿,現在小河已填平,改為馬路了。仿佛有這樣的句子:雙鵝拍拍水中游,眾人緩緩橋上走,都道春來了,真是好气候。”以后更胡謅了許多,結成一集曰《冬夜》。這第一首詩當然不好,卻也不是頂坏,不知怎的,被我刪掉了。北大畢業后到南方,更認識了一些做詩的朋友,如朱佩弦、葉圣陶、鄭振鐸等,興致也就高起來。曾出過八個人的詩選集,叫《雪朝》(一九二二年商務版),這里有振鐸作品在內。日前我看到談鄭先生遺著的文章,似乎把它漏卻,大約這詩集近來也很少見了。
  在一九二一年(五四后二年)有《詩》雜志的編輯,中華書局出版。這雜志原定每半年一卷,每卷五期,卻只出了一卷五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五月)。前三期編輯者為《中國新詩社》,其實并沒有真正組織起來,不過這么寫著罷了。后面兩期,改為文學研究會的定期刊物,還貼著會中的版權印花。實際上負編輯責任的是葉圣陶和劉延陵。這雜志辦得很有生气,不知怎么,后來就停刊了。
  在這雜志發表詩篇的朋友們,有些已下世了,如半農、漢華、佩弦、統照、振鐸諸君;有些雖還健在,寫詩也很少,我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個。這里的詩篇,好的不少,自無須、也不能在本文一一引錄。其時小詩很流行,我的《憶游雜詩》,全襲舊体詩的格調,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詩,有如:風沙卷了,先驅者遠了。”語簡意長,以少許胜多許。鄭振鐸在第二號上,有一首《贈圣陶》的詩:“我們不過是窮乏的小孩子。偶然想假裝富有,臉便先紅了。”只短短的兩句,就把他的天真的性格和神情都給活畫出了。大約他的老朋友會有同感罷,他自然有激烈悲壯的另一面,如《死者》一詩,載第五號,末句道:“多著呢,我們的血——”這已經近似革命者的宣言了。
  在第四號上登著葉圣陶《詩的泉源》一文。這短文的論點和風格,就圣陶來說,也可以說是有代表性的。例如:充實的生活就是詩。……我常這么妄想:一個耕田的農婦或是一個悲苦的礦工的生活,比較一個紳士先生的或者充實得多,因而詩的泉也比較的丰盈;我又想,這或者不是妄想吧?
  他積年的夢想,目前早已成為現實了。
  說到我自己,當時很熱心于詩,也發表了一堆亂七八糟的作品,現在卻怕去翻檢它。這刊物原意重在創作,論文比較少。第一期上卻登載了我的一篇長文,叫做《詩底進化的還原論》。以現在看來,論點當然不妥當,但老實說,在我的關于詩歌的各种論文隨筆里,它要算比較進步的。如在第一段里說:“好的詩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可惜這里所謂“善”,沒有具体的、正确的含義,但文學面向著人民大眾,總該說是對的。又如第二段主張“藝術本來是平民的”,而且應當回到平民。還有一段揣測未來的話:在實際上雖不見得人人能做詩,但人人至少都有做詩人底可能性。故依我底揣測,將來專家的詩人必漸漸地少了,且漸漸不為社會所推崇;民間底非專業的詩人,必應著需要而興起。……他們相信文藝始終應為一种專門的職業,是迷誤于現在底特殊狀況,卻忘了將來底正當趨勢。
  現在勞動人民都在熱烈地創作詩歌,我的夢想的實現,正和上引圣陶《詩的源泉》,差不多有類似的情形。當然這里也可能有不一定恰當的話。
  在這篇下文我又說到怎樣去破坏特殊階級(當時指貴族階級)的藝術,需要制度的改造和文學本身的改造:制度底改造,使社會安穩建設在民眾底基礎上面。有了什么社會,才有什么文學。……到社會改造以后,一般人底生活可以改善,有暇去接近藝術了,教育充分普及了,掃去思想和文字底障礙;文學家自己也是個勞動者,當然能充分表現出平民的生活。……我們要做平民的詩,最要緊的是實現平民的生活。
  這些話,以現在來看,大体上還好。但這篇文章,卻被我丟開了,一直沒有收到文集里面去,似乎曾被佩弦注意過,或者在《新文學大系》里面有罷。我一直不能夠在行動中去實踐,也沒有在文學理論上去進修,反而有時鐫到象牙塔里去,或者牛角尖里去。走錯的路,在自己已無由挽回,這個教訓,如能為今日的青年引作前車之鑒,也就是我的厚望了。
  當全國熱烈地紀念五四的時候,我提起這些往事,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慚愧。在那文中,也未嘗沒有消极說錯的話,例如:
  古人說“俟河之清,人壽几何!”我們也正有這种感想。
  卻想不到“河清”真被咱們等著了。在當時自然万万想不到,也無怪我失言了。因之,我雖有很多的慚愧,卻怀著多得多的興奮。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在北京,于今四十年,我還住在這個城里,有如同昨日之感。想到這里,仿佛自己還是個青年。再說,能夠參加在青年的隊伍里,勞動人民的隊伍里,那就更加覺得年輕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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