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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女性同性戀


  我們一般認為,女性同性戀者是一個頭戴氈帽、留著短發、系著領帶的女人,她的男人外貌仿佛表明荷爾蒙的某种反常。把同性戀者与“男性化”女人這樣混為一談,是絕大的錯誤。在后宮的妃妾婢女和妓女當中,在极想“女性化”的女人當中,其實有許多同性戀者,相反,大多數“男性化”的女人卻是异性戀者。性學家和精神病學家都證實了這個共同的觀察結果:多數女性“同性戀者”在身体結构上与其他女人完全相同。她們的性行為根本不取決于人体結构的“命運”。
  然而,生理特征無疑可以造成獨特的處境。兩性在生物學上沒有嚴格區分,相同的体細胞在受著某些荷爾蒙的影響。荷爾蒙的方向——趨于雄性還是趨于雌性,這取決于基因型,但在胚体發育期間可以發生某种程度的轉換,致使個体在某些方面的外貌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間。有些男人之所以具有女性的容貌,是因為他們的男性器官發育遲緩:我們偶爾也會看到,原以為是女性的孩子變成了男孩于。海倫·多伊奇提到這樣一個少女的病例,她熱烈追求一個已婚女人,想騙她与自己一起生活。后來才知道,她原來是一個兩性人,在一次使她變成正常男性的外科手術之后,她能夠和她那离了婚的情婦結婚并一起生了孩子。但這決不是說,每一個女性同性戀者,在生物學上都是打著騙人招牌的男人。兩性人具有兩性的生殖系統的成分,所以能表現出女性的性欲:我本人就認識這樣一個人,她被納粹逐出維也納;她對自己既沒有能力吸引异性戀男人,也沒有能力吸引同性戀女人深感遺憾,然而她本人卻只被男性吸引。
  在雄性荷爾蒙的影響下,所謂“男性化”的女人呈男性第二性征,如面部生須。未成年型的女人,其雌性荷爾蒙可能比較缺乏,因而發育不健全。這類奇特現象可能或多或少直接引起了同性戀傾向。精力旺盛、有攻擊性、充滿活力的女性,更喜歡發揮自己的主動性,通常對被動性不屑一顧。相貌丑陋、有殘疾的女人,可能想補償自己的劣等性,表現出男性气質。她如果對性沖動的敏感性比較低弱,就不會渴求男性的撫摸。
  但是,人体結构与荷爾蒙只能造成一种處境,并不能确立這一處境向其超越的目標。海倫·多伊奇還引用了一次世界大戰波蘭軍團一個年輕士兵的實例。這個士兵受傷時由她照料,實際上是一個有明顯男性第二性征的女孩子。她剛參軍時是一名護士,爾后成功地隱瞞了性別,變成了一名士兵。然而,她卻同一個戰友談戀愛,后來做了滿意的調整。她的行為使戰友們認為她是一個男性同性戀者,但實際上,這是她的女性气質在不顧她的男性偽裝而一再地表現自身。一個男性不一定非要渴求女人;同性戀的男性可以有完美的男性体格這個事實,意味著有男性特性的女人也不一定非注定是同性戀者不可。
  甚至在生理完全正常的女人那里,有人也堅持認為可以分出“陰蒂的”和“陰道的”兩种類型,前者注定是同性戀者。然而我們知道,童年的全部性沖動都是陰蒂的,它不論始終固定在這個層次上,還是發生了轉變,都不是一個人体結构的問題;如通常認為的那樣,以為童年時的手淫解釋了陰蒂日后占首要地位的原因,這也是不對的:今天的性學認為手淫是十分正常的普遍現象。如我們看到的,女性性沖動的發展是一個心理過程,它固然受生理因素的影響,但也有賴于主体對生存的總態度。瑪拉依認為,性欲是一种單一的特質,它在男人那里得到充分發展,在女人身上卻停留在半途階段;唯有女性同性戀者才可以有和男人一樣丰富的里比多,因而她將代表一种“优越的”女性類型。但事實是,女性的性欲有它自己的結构,所以談及有關男女里比多的优或劣是荒謬的。性對象的選擇,根本不取決于女人支配能量的多寡。
  精神分析學家們有一個很大的長處,那就是他們認為同性戀是一种心理現象,而不是一种机体現象;可是,他們仍舊認為它仿佛是由外部環境決定的。不過他們對此的研究极少。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女性性沖動的成熟,需要從陰蒂階段轉變到陰道階段,這种變化与小女孩把對母親之愛轉移到父親身上的變化是相對稱的。牽制這一發展過程可以有各种各樣的原因;女人可能不會听任于她的“被閹割”狀態,因而對缺少陰莖采取自欺的態度,仍固戀于母親,并一直在尋找母親的替身。
  在阿德勒看來,對發展的這种抑制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也不是被動忍受的:它為主体所渴求,主体由于權力意志,故意不承認她的不健全,极力認為她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從而拒絕受他的支配。不論是一個幼年固戀的問題,還是一個男性化抗議的問題,同性戀都是這樣被看做是對發展的一种抑制。但實際上,女性同性戀者不是“發育不健全的”女人,正如不是“优越的”女人。一個人的歷史,并不是一個由宿命論決定的發展進程,因而過去在每時每刻都要受到重新評价。這就是說,這一發展進程經歷了新的選擇,而“正常的”選擇,并沒有給予它一种优先的价值,它只能根据其真實性得到評估。對于女人來說,同性戀可以是她逃避自己處境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接受這种處境的一种方式。精神分析學家們的一個重要錯誤在于,為了迎合道德觀念,將同性戀完全看做是一种非真實的態度。
  女人是一個要把自己變成客体的生存者;作為主体,她的肉欲中有攻擊性成分,然而它未從男性身体得到滿足:于是便出現了她的性沖動必須加以克服的沖突。被認為是正常的或“自然的”制度,把她作為某個男性的獵物予以拋棄,同時又讓她怀里有一個孩子,以恢复她的主權:但這种所謂的“正常”,受多少被明确認識到的社會利益的左右。甚至連异性戀也容許有其他解決方式。女人的同性戀,是將她的自主性与她的肉体協調起來的一种嘗試。如果一定要談到本性,那么人們可以說,所有的女人生來就是同性戀者。實際上,女性同性戀者的顯著特點是拒絕男性,喜歡女性的身体。但所有的青春期女性也都害怕插入和男性的支配,也都對男性身体感到某种厭惡。相反,對于她和對于男性一樣,女性身体也是欲望的對象。
  正如我已經指出的,當男人把自己樹為主体時,他們也就把自己分离出來了;當他們把他者當做一個被占用的物時,就給他者的以及他們自己的男性理想以致命的一擊。而女人在把自己看成客体時,她把她的同類以及她自己都視為獵物。男性同性戀者,雞奸者,之所以引起男女异性戀者的敵意,是因為男女异性戀者都需要男人來充當支配的主体。与此相反,男女兩性都自發地對女性同性戀者采取一种寬容的態度。德·帶利伯爵d說:“我承認,這是一种競爭,但決不會使我感到不安;相反,我覺得它很有趣,我的缺德足以對它一笑了之。”
  柯萊特認為,雷諾在看到由克洛迪娜和雷齊這兩個姑娘形成的一對儿情人時,也有這种有趣的冷漠心情。
  一個主動的、獨立的同性戀女人,比一個無攻擊性的女性同性戀者更令男人气憤,因為只有前者才威脅到男性的特權。同性戀行為沒有違背男女兩性的傳統差异,它們在多數情況下只涉及女性的接受,而不涉及女性的拒絕。我們已經看到,它們在青春期女孩子當中,往往是對异性戀關系的替代,因為這時女孩子還沒有机會或勇气去開始這种關系。同性戀行為代表一個階段,一個見習期,而十分熱情參与的女孩子,很可能在明天成為十分熱情的妻子、情婦或母親。于是,在女性同性戀者當中必須解釋的不是她這一選擇的積极方面,而是它的消极方面:她的顯著特征并不在于她喜歡女人,而在于這一痛好的排他性。
  女性同性戀者常分為兩种類型(瓊斯和赫斯納德就是這樣划分的):“男性化的”,她們“希望模仿男性”;以及“女性化的”,她們“害怕男性”。的确,總的說來,人們可以在同性戀中看到兩种傾向。有些女人拒絕被動,而另一些女人則愿意用女性的武器被動地放縱自己。但這些態度相互反作用,与被選客体的關系和与被棄客体的關系,可以互為解釋。由于下面就要提到的多种原因,我覺得上面做出的划分是相當武斷的。
  用想“模仿男性”去定義“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戀者,是為了表明她是不真實的。我已經說過,精神分析學家在根据社會最近的定義去接受男性化和女性化這些范疇時,所造成的含糊之處是何等之多。實際情況是,男人(man)在今天代表積极的人,中性的人,就是說他既代表男性又代表人;而女人卻只是消极的人——女性,她不論何時作為一個人去行動,都要宣稱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她在体育、政治和學術方面的活動,她對其他女人的性欲望,全都被解釋為“男性化抗議”。對她所追求的或她自己向其超越的价值普遍不予以考慮的做法顯然導致了這一結論:她若是扮演主体角色,就是做出了不真實的選擇。
  潛伏在這种解釋下面的主要誤解是,認為女性的人(the fe-male human being)把自己變成女性化的女人是自然的:僅僅做一個异性戀者乃至做一個母親,僅僅實現這個理想,還是不夠的。“真正的女人”是文明所創造的人為產物,正如創造闊人那樣。她在賣弄風情、溫順方面的所謂“本能”是被灌輸的,正如男人對男性生殖器的自豪感是被灌輸的那樣。實際上,男人并非總是接受他的男性使命,而女人也頗有理由不那么溫順地接受指派給她的使命。
  “自卑情結”和“男性化情結”這些概念,使我想起了德尼·德·魯熱蒙在《魔鬼的份額》里講的一個故事:一個女人認為自己在農村散步時,小鳥在攻擊她;几個月的心理分析治療都未能消除這种魔念,后來醫生和這位病人一起走進了診所的花園,看見小鳥果真在攻擊她!
  女人之所以感到劣等,實際上是因為女性的要求确實貶低了她。她本能地選擇了做一個健全的人,一個面向世界和未來的主体和自由人。如果說這一選擇具有男性化傾向,那么在女性化如今是意味著不健全的這個意義上,的确是如此。女性同性戀者向醫生做出的各种陳述,清楚表明她們甚至在童年時就最痛恨被看做女性。她們瞧不起女孩子气的追求,要求做男孩子的游戲,玩男孩子的玩具;她們可怜女人,害怕變得女人气,反對被送進女子學校。
  這种反抗根本不意味著一种先定的同性戀。許多小女孩當認識到對她們身体的偶然适應將使她們的愛好与抱負變得有罪時,也會同樣感到憤怒和絕望。柯萊特·奧德里12歲發現自己不能當一名水手時,她憤怒至极。很自然,未來的女人對她那個性別強加于她的种种限制感到憤憤不平。真正的問題不是她為什么會拒絕它們,而是她為什么會接受它們。她順從是因為溫順和膽怯,但如果社會給予的補償不夠,這种順從很容易變成反抗。青春期女孩子一旦覺得自己身為女人是無魅力的,就會發生這种情況。尤其在這方面,人体的天賦是重要的。
  當女人的容貌和身材丑陋時,或當她自以為是如此時,她會拒絕女性命運,因為她覺得自己的條件太差。但是說取得男性化傾向是為了補償女性气質的不足,這也是錯誤的。事實毋宁說是,給青春期女孩子的机會不太多,以至獲得男性优點所需要做出的犧牲是得不償失。所有在傳統中長大的小女孩,都羡慕男孩子穿的服裝簡便,而她們在鏡中的映像及她們所預見的錦繡前程,使她們開始逐漸認識到華麗服飾的重要性。如果鏡子逼真地反映了平常的容貌,如果它未許下任何諾言,那么花邊和飾帶就會顯得令人討厭,甚至荒唐可笑,“graconmanque”〔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會頑固保持她的男孩子气質。
  即使具有优美的身段和漂亮的容貌,一個專心實施自己遠大設計或只想獲得一般自由的女人,也會拒絕為討好他人而退讓。她是通過她的活動發覺她自己的,而不僅僅是通過她固有的容貌發覺她自己的,因而她對迫使她局限于她的身体的男性欲望感到震惊,正如這一欲望讓年輕的男孩子感到震惊。男性化男人對被雞奸者感到厭惡,而她也對順從的女性感到同樣的厭惡。她采取男性態度,在某种意義上是為了顯得与這种女人沒有任何干系。她身著男裝,表現出男性的風度,操著男性的語言,与女性化的女伴形成情人關系,而她代表男人:
  不錯,這是在演戲,是“男性化抗議”。但這是次要現象,而征服的、主權的主体一想到變成肉欲的獵物就感到的恥辱和厭惡,這才是主要的。許多女運動員都是同性戀者,她們不認為一個意味著強健、主動、反應力和沖擊力的身体是被動的肉体;它未賦予撫摸以神奇的靈感,它是對付世界的工具,而不只是世界上的一個客觀事物;所以,為自我而存在的身体与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之間的鴻溝,仿佛是不可逾越的。類似反抗在行政和智力型的女人身上也可以發現,服從,即使是對自己身体的服從,對她們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兩性平等真正實現了,上面所提到的障礙在許多情況下就會被消除。但男人仍在受著优越感的感染,而如果女人未分享到這种优越感,她就會對這种心態感到气憤。不過應當說,大多數任性的、專橫跋扈的女人,在遇到男性時几乎毫不遲疑:“男性化的”女人往往是真正的异性戀者。她不想放棄她做人的權利要求,但也決不想被剝奪女性气質。她想介入男性世界,甚至想利用它。她的強烈肉欲不畏懼男性的暴力,她從男性身体尋找快感時,要克服的心理厭惡比膽怯的處女為少。一個十分粗魯、野性十足的人,不會對性交感到屈辱;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知識分子會否認這种屈辱;一個自信且又天性好斗的女人,會非常愿意參加必胜的決斗。喬治·桑喜歡年輕的男人和“女人气的”類型;但德·史達爾夫人只在晚年才在情人身上尋求青春与美:她以強健的精神支配著男人,自豪地接受他們的崇拜,所以她在他們怀抱中不可能感到像個獵物似的。像葉卡捷琳娜大帝那樣的女君主,甚至可以允許自己在放蕩中被虐:在這類玩弄中,她仍然是唯一的統治者。身著男裝、騎馬越過撒哈拉沙漠的伊莎貝拉·埃伯哈特,在委身于某個強健的狙擊手時,根本沒有感到自卑。不想做男人附庸的女人,并不是一個始終回避男人的女人:她反倒极力讓他變成尋歡作樂的工具。在情況有利時(這基本上取決于她的性伙伴),那种競爭觀念就會消失,而那時她會盡情地享受對于自己是個女人的處境的体驗,正如他享受自己的男性處境那樣。
  但是,不論情況多么有利,主動的個性与性角色的這种協調,對于女人總是比對于男人要困難得多。會有許多女人宁肯逃避這种嘗試,也不愿意在這种努力中徒然耗費精力。在女藝術家和作家當中有許多同性戀者。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她們的性怪癖是創造力的源泉,或這种怪癖表明存在著這种优越型的能力;而宁可說是在于她們專心于嚴肅的工作,不想在扮演女性角色或与男人搏斗上浪費時間。她們不承認男性的优越,也不想假裝承認它或自尋煩惱地与它決一雌雄。她們期望能在性快感中得到放松、撫慰和消道:她們更期望回避以對手面目出現的性伙伴;于是她們擺脫了隱含在女性气質中的种种束縛。當然,促使主動的、“男性化的”女人在采取与放棄她正常的性行為之間做出選擇的,是她的异性戀体驗的种類。男性的輕蔑,證實了丑女人對自己無舵力的感覺;自尊的女人會被請人的傲慢傷害。這里我們再次碰到了前面已提過的性冷淡的一切原因:憤怒、怨恨、害怕怀孕、以前流產的創傷,等等。女人接近男人時越是多疑,這些原因也就越是重要。
  然而,對一個天生好支配的女人來說,同性戀也未必總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解決方式。由于她在追求自我肯定,不能完全實現她的女性潛能對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在她看來,异性戀關系既讓人感到自卑,又讓人感到充實;她在拒絕受她那個性別所隱含的限制的同時,似乎又以另一种方式限制了自己。正如性冷淡的女人既想得到性快感卻又拒絕它,女性同性戀者也常常可能既希望自己是一個正常健全的女人卻又宁愿不是。這种猶豫不決明顯表現在斯特克爾研究的一個异性模仿癖(transvestite)的實例中,這個實例前面已經談過。這個病人壓歲開始搞同性戀,對向她屈服的女孩子表示輕蔑和厭惡。她開始認真學習并開始喝酒。
  她婚后雖然在扮演攻擊性角色,但仍沒有得到性滿足。不久她离開了她所謂“愛得發瘋”的丈夫,重新開始了与女人的性關系。在想像力丰富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完全是個男性,而与女性結合;在其他時候她則覺得自己是女性,而去找男情人。由于兩种方式都末使她得到性滿足,她接受了分析治療。
  女性同性戀者能夠輕易承認她失去了女性气質,如果她這樣做可以成功獲得男性气質的話。雖然她能夠以人為方式奪取她愛人的貞操并將她占有,但她仍然是一個閹人,她可能會對認識到這一事實感到非常痛苦。她作為一個女人是本實現的,作為一個男人又是無性能力的,她的紊亂可能會導致精神病。有一位病人對達爾比茲說:“要是只有我才有能用來插入的某物,那就好了。”另一個病人則希望她的乳房是堅挺的。女性同性戀者往往會試圖用傲慢和裸露去補償她在男性化方面的低劣,而這實際上是暴露了一种心理失衡。而且,有時她會成功地与別的女人形成一种關系,這种關系与“女性化的”男人或男性气質尚未定形的年輕人可能同她們保持的關系十分相似。克拉夫特·埃賓所報告的“桑多伯爵”的情況,就是這种關系的十分有名的實例。這個女人借助于剛才提到過的簡便方式,達到了心理平衡,這种平衡只是由于社會干預才被破坏。
  薩洛塔出身于一個以怪癖聞名的匈牙利貴族之家。她的父親把她當成男孩子撫養,叫她桑多,她騎馬、打獵等。直到13歲被送進學校,她一直在受著這种影響。沒過多久,她愛上了一個英國女孩子,于是假扮男孩与她私奔。后來她回到家,重新用桑多這個名字,身著男裝,受到精心的教育。她和父親一起長途旅行時總是一副男性裝扮。她熱衷于運動、飲酒,還逛妓院。她尤其喜歡女演員和其他這樣的超脫女人,最好不要太年輕但本質上卻是“女性化的”。
  她說:“如果一個女士的情欲暴露在詩一般的面紗下面,我會感到很快活。女人的一切非禮都會使我厭惡。我對女性服飾有一种說不出的反感——的确,對女性的一切都是如此,但這只是就我個人而言,因為,另一方面,我對美麗的女性還是滿腔熱情的。”
  她和女人有過許多次私通,為此花了許多錢。同時,她也是兩家重要雜志的受重視的投稿人。
  她与一個年齡比她大10歲的女人在“婚姻”中生活了3年,后來和她分手時十分悲痛。她可以激起強烈的情欲。她愛上了一個年輕的教師,在一次隆重的婚禮中和她成了婚,這個女孩子和她全家都認為她是一個男人。她的岳父有一次偶然發現她有個仿佛在勃起的東西(可能是假陰莖)。她也刮胡子,不過這是個形式問題。但旅館的仆人因看見她床單上的血污并從鎖孔偷窺,怀疑她不是一個男人。
  于是真相大白,桑多被關進監獄,后來經過徹底的調查被釋放。她由于被迫与她心愛的瑪麗分离,十分悲痛,在獄中給她寫了許多又長又感人的信。
  檢查表明,她的身体結构不全是女性的:她的盆骨小,沒有腰。她的乳房發達,性器官完全是女性的,但發育不成熟。她的月經晚至17歲才出現,她對這一功能十分恐懼。一想到与男性發生性關系,她就感到害怕。她的羞怯感只對女人而發,以至她与男人睡覺時不感到害羞,与女人睡覺卻感到害羞。別人把她當做女人對待使她十分尷尬,她對必須著女裝的确十分痛苦。她覺得,她被“一种磁力吸向24至30歲的女”。她只有在撫摸愛人時才可以得到性滿足,若被撫摸,毫無性滿足可言。她不時用塞滿棉絮的長襪當做陰莖。她討厭男人,對別人的道德評价十分敏感。她很有文才,頗有教養,記憶力惊人桑多沒有進行心理分析治療,但對事實的這一簡單陳述展現了許多特點。似乎她并不存在“男性化抗議”,她由于所受到的教養及人体結构方面的原因而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男人,這完全是自然的。她父親帶她一起旅行,把她納入他的生活。這种做法顯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她的男性气質是如此确定,以至她對女人未表現出任何心理矛盾。她和男人一樣愛她們,不認為她們損害了她的名譽。她在愛她們時,采取的是純粹支配的主動方式,不承認獻殷勤有相互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她“討厭”男人,特別喜歡年齡大的女人。這暗示她對母親有一种男性的戀母情結,保持了幼年時的孩子態度:她与母親結成一對儿,并希望能保護和支配她的母親。
  如果孩子沒有感到母愛,她常常會一輩子受到這一需要的纏扰:桑多由父親撫養,肯定會夢想有一個可親可敬的母親,后來她在別的女人身上尋找這种形象。這解釋了她對其他的男人感到极度嫉妒的原因,這种嫉妒与她對獨身女人和大齡女人的“詩一般的”愛与尊重有密切聯系,而這些女人在她心目中仿佛有一种神圣性質。她對女人的態度,正是盧梭對德·華倫夫人、小本杰明·貢斯當對德·夏里埃夫人所采取的態度:這兩個敏感而又“女性化的”少年,也轉向了母親般的情婦。我們碰到的女性同性戀者,往往多少明顯地屬于這一類型,她從未認為自己与母親是一致的——因為她太愛或太恨自己的母親了。但她在拒絕做女人時,卻希望周圍有輕松愉快的女性保護。從那子宮般溫暖的庇護所,她能夠以男子漢的勇敢步入外部世界。她的舉止像男人,但作為男人,她又脆弱無力,這使她想找一個大齡情婦。這一對儿情人相當于那眾所周知的异性戀的一對儿情人:大女和少男。
  精神分析學家們十分強調同性戀女人与母親早期關系的重要性。有兩种情況使青春期女孩子發現要擺脫母親影響很難:一种是她被多慮的母親過分溺愛,另一种是被“坏母親”虐待,引起她很深的有罪感。第一种情況,她們的關系接近同性戀:她們睡在一起,相互撫摸,或很喜歡輕触乳房。少女后來在別人的怀抱里也會有這种快活。第二种情況,她感到強烈需要一個“好母親”,能保護她不受“坏母親”之害,免遭橫禍。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一個病人從小一直討厭她的母親,她這樣描述16歲時對一個大齡女人的愛:
  我好像是孤儿突然有了母親,由于她,我覺得同成年人不那么敵對了,并有生以來第一次開始尊重他們說的話……我對她的愛十分純洁,我認為她的愛只是一种母愛……我喜歡她触摸我,她有時把我抱在怀里,或讓我坐在她膝上。睡覺時,她常來道晚安,吻我的嘴。
  只要大齡女人愿意,少女會很高興縱情于更熱情的擁抱。她通常扮演被動角色,因為她像小孩一樣希望被支配、保護、搖來搖去和撫摸。不論這种關系是柏拉圖式的還是肉体的,都具有真正的色欲性質。但是,從這种關系來自青春期發育的典型階段這一事實,可以明顯看出它不足以解釋對同性戀的明确選擇。少女從中追求的既是一种解放,也是她在男性怀抱同樣可以得到的安全感。色欲階段一旦過去,少女就常會對大齡女人怀有一种和對母親一樣的矛盾情感。她屈從于她的影響,卻又想逃避它;如果她的朋友堅持控制她,她會暫時做她的“俘虜”。但她總要逃走,或在令人痛苦的爭吵之后,或用友好的方式。青春期結束后,她覺得自己已經成熟,可以應付正常的女人生活。她要成為一個堅定的同性戀者,就必須像桑多那樣拒絕接受她的女性气質,或者讓它在女性怀抱里開花。這就是說,對母親固戀的本身并不足以解釋同性戀。而對同性戀的選擇,确實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女人通過全部或局部的体驗,可能會發現或預見,她從异性戀關系不會獲得快感,只有另一個女人才可以充分提供它:同性戀擁抱尤其可以向把自己的女性气質變成一种宗教的女人驗證最大的滿足。
  強調這一事實十分重要:拒絕把自己變成客体,并不總是女人轉向同性戀的原因。相反,大多數女性同性戀者都想開發她們女性气質的寶藏。愿意變成一個被動客体,并不是說就要完全放棄對主觀性的權利要求:女人希望以這种方式,在自己是一個物的表面下,達到自我實現;同時,她也會試圖通過她的他性,她的相异性去發現她自己。她在獨自一人時是不能真正形成雙重自我的。如果她撫摸自己的胸部,她仍然不會知道陌生的手對她的乳房會有如何感覺,或這乳房在陌生的手下會產生怎樣的反應。男人能夠向她揭示出她的肉体是為她自己而存在的——就是說,如她本人所覺察的那樣,不是為他人而存在的。只有在她的手指摸索一個女人的身体,而這個女人的手指也在摸索她的身体時,鏡子的那种奇跡才會實現。在男女之間,愛是一种行動,撤离自我的每一方都變成他者:使做愛的女人十分惊奇的是,在男性的急躁里反映了她纏綿被動的肉体。然而,自戀的女人在男人的勃起肉体中,只是模糊地看到了她的誘惑力。女人之間的愛是沉思的。撫摸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對方,而是通過她逐漸再創自我。分离被消除了,沒有斗爭,所以也沒有胜利和失敗。由于嚴格的相互性,每一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君主又是奴隸;二元性變成了相互依存。柯萊特在《肉体享樂》中說:“惊人的相似會帶來确定的快感。情人樂于相信她在撫摸一個其秘密已為她所知的身体,而她自己的身体也向她指明了那個身体的偏愛。”勒內·維維安的詩也表達了這個意思:“我們的身体天生相似……我們的命運相同……在你那里,我愛我的孩子,我的情人,我的姐妹。”
  這种反射作用可能帶有一种母性特征。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并將自己投射于女儿的母親,對女儿往往有一种性的依戀。她和女性同性戀者都渴望保護怀中的柔軟肉体,把它搖來搖去。
  柯萊特說明了這种相似性,她在《葡萄蔓》中這樣寫道:“你以充滿母愛的目光,在你的情人身上尋找不是你生的孩子,你俯在我身上,你將使我快活”;而勒內·維維安在她的另一首詩中也傾訴了同樣的情感:“……我的雙臂生來就是為了更好地庇護你……就像溫暖的搖籃,讓你得以歇息。”
  在所有的愛中,性愛或母愛,都存在著自私和慷慨,完全占有對方和完全給予對方的欲望。但是母親与女性同性戀者的相似性尤其表現在這一點上:兩者都是自戀的,她們各自迷戀于孩子或女友——自己的投影或映像。
  但是,自戀同對母親的固戀一樣,并不總是導致同性戀。例如,瑪麗·巴什基爾切夫的情況就證明了這一點,她的作品沒有流露出對女人的任何眷戀。她理智,不被肉欲左右,且又极其自負,從小就夢想受到男人的高度重視:她只對能提高她名望的事情感興趣。一個只崇拜自己、一心想成功的女人,是無法溫情地依戀其他女人的,她只會把她們視為敵人和對手。
  事實是,并沒有單一的決定性因素存在。這始終是一個在复雜的總處境中獲得、基于自由決定的選擇問題。性命運沒有支配女人的個人生活:相反,倒是她的性沖動類型表現了她對生活的總觀點。
  然而,周圍環境對這一選擇有著重大影響。今天,男女兩性基本上仍在過著分离生活,而在寄宿學校和女校中,從親密到性欲的轉變是迅速的。在男女交往能促進异性戀体驗的環境里,女性同性戀者要少得多。許多受雇于工厂和辦公室、被女人包圍。几乎見不到男人的女人,會很容易与女性形成色情友誼:她們會覺得,使她們的生命發生聯系,無論在肉体還是精神上都是簡單的。异性戀接触的缺乏或困難,會注定她們要搞同性戀。在听任和偏好之間很難划出一條界線:一個女人可以因男人使她失望而委身于女人,但有時男人使她失望是因為她确實在他身上尋找女人的形象。
  由于這一切原因,明确划分同性戀女人和异性戀女人的做法是錯誤的。青春不穩定期一旦結束,正常男性就不會再允許自己以搞同性戀為樂。但正常女人卻往往恢复那种在少女期曾使她心醉的、精神的或肉体的性活動。對男人失望以后,她可能會找一個女情人來取代背叛她的男性。柯萊特在她的《流浪女》中,指出了被禁的快感在女人生活中可能時常起到的這种慰藉作用:如發生的那樣”有些女人一輩子都在得到這樣的慰藉。即使一個女人并不缺少男性的擁抱,她也不一定會蔑視這种較平靜的快感。如果她是被動的、淫蕩的,就不會討厭女友的撫摸,因為她這時只能退卻,讓自己得到滿足。如果她是主動的、狂熱的,她就會像個“陰陽人”似的,這并不是因為雌性与雄性荷爾蒙的某种神秘結合,而只是因為她把攻擊性与占有欲看成男性气質。柯萊特筆下的克格迪娜,与雷諾相愛時仍被雷齊的魅力所吸引。
  她完全是一個女人,盡管未失去占有与撫摸的欲望。當然,這些“邪惡的”欲望,在“好女人”身上被小心翼翼地壓抑著,但仍會以純洁而又熱烈的友情形式,或會在母愛的掩飾下表現出來。有時它們在精神病期間或絕經危机時會猛烈爆發出來。
  尚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說明試圖將女性同性戀者分為特征明顯的兩類是何等的無用。
  由于她們常喜歡模仿有兩性性欲的配偶,在以社交來掩飾她們的真正關系時,是她們自己在暗示把女性同性戀者分為“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兩种類型。但是,一方穿著嚴肅而另一方著女性服飾這种情況,不應當引起任何錯覺。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除少數例外,她們的性欲是模棱兩可的。因自視清高、拒絕男性支配而變成同性戀者的女人,常喜歡找一個同樣清高的女英雄。以前,在塞夫勒的女學生當中同性戀就很盛行,她們遠离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們對屬于女性精英感到自豪,希望自己永遠是自主的主体。使她們共同反對特權等級的那种共同感覺,使每個人都在崇拜朋友的那种令人難忘的形象,而這個形象又是她在自己的身上所崇拜的。在相互擁抱時,每個人都既是男人又是女人,而且都為對方的半男半女的特質所陶醉。
  另一方面,希望在女性怀抱里享受她自己的女性气質的女人,也可以体會到不服從主人的自豪。勒內·維維安深深愛著女性美,希望自己也美。她打扮自己,對她那長長的秀發很是得意。但她也欣然覺得自己是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她在詩中對婚后同意變成男人奴隸的女人表示輕蔑。她對烈性酒的愛好,她有時講的下流話,表明她渴望有男性气質。實際上,在大多數結合中撫摸是相互的,因而,兩個性伙伴的各自角色決非明确固定:比較孩子气的女人,可以扮演和已婚女人交往的少年角色,而這個已婚女人給她以保護;也可以扮演依靠情夫權勢的情婦角色。她們能平等地享受她們的愛。由于兩個性伙伴是對等的、基本相似的,种种結合、易位、交替和com湖泊〔可笑的舉動〕都可能發生。她們之間的性關系,根据雙方各自的心理傾向以及總的處境,達到了平衡。如果其中一方幫助并供養另一方,她即在承擔男性的職責:專橫的保護者,被利用的笨蛋,受尊重的丈夫,有時乃至拉皮條者。
  一种心理的、社會的或理智上的优越,可能授予她權威,然而,极被愛的一方將享有极愛的那一方的熱烈依戀所授予的特權。同男女之間的交往一樣,兩個女人的交往也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它可能基于情感、物質利益或習慣;可能是婚姻的或羅曼蒂克的。它容納了虐待、被虐、慷慨、忠誠、獻身、任性、自私和背叛,所以在女性同性戀者當中,有妓女,也有偉大的情人。
  但是某些情況使這些私通具有獨具的特征。它們沒有被制度或社會習俗所認可,也不受慣例的制約,因而其特征是特別真誠。男女之間,甚至是夫妻之間,在某种意義上彼此都在演戲,而女人尤甚,因為男性總是強加于她某种要求:無可置疑的貞節、魅力、風騷、孩子气或簡朴。在丈夫或情人面前,她只能顯得和平常不太一樣。但和女友在一起,她不需要演戲,不需要偽裝:她們完全屬于同類,必須原原本本地坦率表現自己。這种相似引起一种親密無間的感覺。在這些結合當中,性沖動時常只占一小部分。這种性快感,屬于不如男女間那么強烈、那么令人眩暈的一類,不會引起那种不可抑制的變化。但是男女情人一旦從肉体擁抱中抽出,就又會變成了陌生人,男性身体本身會變得令女人厭惡,而男人也會對同伴的女性身体感到某种淡淡的厭惡。女人之間的性愛則比較平穩,比較有連續性。她們不會在十分激動的狂喜中失去自制,但也不會重新陷入有敵意的冷漠。相互注視、相互触摸是一种平靜的快感,是床上快感的延續。薩拉·龐森比与女伴的結合,几乎平靜地延續了50年:她們顯然能夠拋開普通世界,創造一個和平的伊甸園。
  但真誠也要付出代价。由于原原本本地坦率表現她們自己,對掩飾或自制的漫不經心,兩個女情人也可能會發生十分激烈的爭吵。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受到他們有差別這一事實的威脅:他怜憫她,關心她;他覺得必須以禮貌、寬厚和克制的態度對待她;她則尊重他,有點害怕他,在他面前努力控制自己;每一方都小心翼翼,避免傷害神秘的另一方,對另一方的感覺和反應沒有把握。但女人之間相互毫無怜憫可言。她們拼命地相互阻撓。激怒、糾纏和進攻,把對方逼入絕境。男性的沉著冷靜,不論是出于漠不關心還是出于自我克制,都是女性爭吵妄想突破的屏障,就像旋轉的水流想沖破堤壩那樣。但在兩個女人之間,眼淚与狂怒交替上升,她們想用責備制服對方、想永遠不停地“弄個水落石出”的欲望,是無法滿足的。苛求、責備、妒忌、專橫一這一切婚姻生活的瘟疫都在加倍激烈地釋放出來。
  如果說這類性愛常常是多風波的,那么,說搞這類性愛比搞异性戀更危險也是對的。它們受到社會的譴責,因而它們与社會結合很難會成功。因她的天性、處境或情欲強度而承擔男性角色的女人,將會對未能給愛人帶來一种正常的、受人尊重的生活,未能与她結婚感到悔恨。她會責備自己使她的朋友染上了有問題的習慣:這就是拉德克利夫·霍爾賦予她的《寂寞之井》的女主人公的情感。這种悔恨表現為一种病態的焦慮,尤其表現為一种令人痛苦的嫉妒。被動的或感受不那么深的性伙伴,在她那方面將确實會承受社會指責的沉重壓力。她會認為自己是墮落的、邪惡的、受挫的,對把這一切帶給她的女人感到怨恨。在兩個女人當中,有一個也可能想要孩子;如果這樣,她就要悲痛地准備接受她的不育,或兩個人收養一個孩子,或想做母親一方求助于某個男人;孩子可能會使她們的結合更為穩固,也可能是不和的新根源。
  賦予同性戀女人以男性特征的,并不是她們的性生活,相反,它倒把她們束縛在女性世界。這毋宁說是她們因舍棄男人而被迫承擔的一整套責任。她們的處境与高級妓女正好相反,高級妓女因生活在男人中間,有時表現出男性气質,如尼儂·德·朗克洛就是這樣,但她仍要依靠他們。女性同性戀者周圍的獨特气氛,來自她們私生活的閨房風气与她們公眾生活的男性自由之間的鮮明對比。在一個沒有男人的世界中,她們像男人那樣行動。女人把男人撇到一邊,依靠自己,于是顯得有點与眾不同。男人并不真的尊重女人,他們通過他們的女人——妻子、情婦,或他們為之拉皮條的妓女,相互尊重。沒有男性保護,女人在挑釁的、以嘲笑為樂的或怀有敵意的高級等級面前就會無依無靠。作為一种性“變態”,女性同性戀可能會被付之一笑;但若要暗示一种生活方式,就會引起蔑視或憤怒的反對。如果說在女性同性戀者的態度中有許多挑釁和做作,那是因為在她們的處境中她們無法自然地生活:自然意味著無自我意識,不向自己描繪自己的行為;但他人的態度不斷地使女性同性戀者注意她自己。
  只有在她年老或有相當高的社會威望的支持時,她才可以滿不在乎地去走自己的路。
  要确切說明,例如,女性同性戀者通常著男裝是由于偏好,還是出于自衛的反應,這是困難的。無疑這常是一個自發選擇的問題。沒有什么比著女裝更不自然的了。當然男式服裝也不自然,但它比較簡單,比較方便,它的目的不是阻礙而是促進主動性。喬治·桑穿的就是男裝。蒂德·莫尼埃在她的最后一部書《自我》中,也承認她更喜歡穿長褲。每一個主動的女人,都喜歡穿低跟鞋和質料堅挺的衣服。女人服飾的含義是明顯的:這是裝璜,而裝璜意味著出售。异性戀的女權主義者以前和女性同性戀者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妥協的:由于拒絕將自己變成商品出售,她們愛穿嚴肅簡單的套裝,愛戴氈帽。在她們看來,精致低領的禮服是她們所要反對的社會秩序的象征。今天,她們已成功地實現了這一點,所以她們認為這個象征不那么重要了。但它對于女性同性戀者仍然是重要的,在某种意義上她仍必須堅持她的權利要求。嚴肅的服裝也可能比較适于她,如果身体特征使她選擇了同性戀的話。
  而且還應當指出,華麗服飾的功效之一,就是滿足了触覺的官能享受,但女性同性戀者蔑視天鵝絨和絲綢的吸引力:同桑多一樣,她喜歡讓朋友穿著它們,或者,她朋友的身体本身可以取代它們。同樣,女性同性戀者也常喜歡喝烈性酒,吸烈性煙,講粗話,從事劇烈運動:她在性沖動中獲得了十分溫柔的女性甜蜜,為了對比,她喜歡不那么溫柔的傾向,所以也可能開始喜歡与男人交往。
  但是,這會涉及到一個新的因素,那就是她与男人的往往是含糊的關系。一個對自己的男性魔力十分自信的女人,只會希望男人成為她的朋友和伙伴。但如果女人對認同于男人并不感興趣,在商業、社會活動或藝術領域不如男人那么努力和成功,則在她身上會很難發現這种自信。吉爾特魯德·斯泰因在招待朋友時,只与男人交談,而把与女人談話的責任交給了艾麗絲·托克拉斯但十分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戀者,對女人會持一种矛盾的態度:她瞧不起她們,但和她們在一起時,她無論作為男人還是女人,都會產生自卑情緒。她害怕她們覺得她既是一個有缺陷的女人,又是一個不健全的男人。這使她故意自視清高,或像斯特克爾所談到的易裝癖那樣,在她們面前表現出虐待狂的攻擊性。
  但這种情況很少見。如我們所見,大多數女性同性戀者都在默默地逃避男人:她們和性冷淡的女人一樣,有一种怨恨、膽怯和自尊的感覺;她們并不真的覺得自己可以和男人相匹敵;她們除了女性的怨恨,還有男性的自卑情結;男人是競爭對手,他們更有條件引誘、占有和保存他們的獵物;她們憎恨男人使女人受到的“玷污”。她們也憤怒地看到男人擁有社會优勢,覺得他們是強者:無力与對手交戰,知道他一拳就能把你擊倒,這真是一种奇恥大辱。
  這种复雜的故意,是迫使某些女性同性戀者惹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她們聚在一起,組織只許女性參加的俱樂部,以證明她們不但在性的方面,就是在社交方面也不需要男人。從這一點很容易墮入夸夸其談和源于不真誠的各种裝腔作勢。女性同性戀者先是假裝是一個男人,后來甚至做女性同性戀者本身也變成了一种游戲;男式服裝最初是偽裝,后來變成了制服;而女人在逃避男性壓迫的借口下,變成了她所扮演角色的奴隸;她不希望受女人處境的束縛,卻在受同性戀者處境的束縛,沒有什么比這群解放了的女人給人的心胸狹窄、殘缺不全的印象再坏的了。我們還應當看到,許多女人宣稱自己是同性戀者,只是為了迎合利己的需要:
  她們搞同性戀,只是因為逐漸認識到它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誘惑力,她們甚至希望誘惑可能喜歡“坏女人”的男人。這些喧囂的狂熱分子(她們顯然是女性同性戀者當中最引人注意的)
  使公眾輿論本來就認為是邪惡和裝腔作勢的東西,更加名譽掃地。
  實際上,同性戀既不是一种厄運,也不是被有意縱情享受的一种變態,它是在特定處境下被選擇的一种態度,就是說,它既是被激發的,又是自由采納的。使主体与這一選擇有關的各种因素——生理狀況。心理背景与社會環境,沒有一种是決定性的,盡管這些因素對解釋它都有幫助。除了別的之外,同性戀還是一种方法,女人用它來解決她的一般處境,特別是她的性處境提出的問題。和人的所有行為一樣,同性戀是導致虛假、失衡、受挫、謊言,還是相反,會帶來有益的体驗,這要取決于它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方式——是不真誠的、懶惰的和虛偽的,還是明朗的、慷慨的和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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