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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少女》： 東海岸少女多魅力， 時裝都會笑眯眯。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說話是組裝式。 中西部少大多溫柔， 一見心髒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愛， 令人渾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亞州的…… 第三天下午，T恤便寄來了。 翌日早，我穿上那件棱角分明的嶄新的T恤，在港口一帶隨便轉了一圈，然后推開眼前一家唱片店的門。店內沒有顧客，只見一個女孩坐在柜台里，以倦慵的神情一邊清點單据一邊喝可口可樂。我打量了一番唱片架，驀地發現女孩有點面熟：原來是一星期前躺在衛生間那個沒有小指的女孩。我“噢”了一聲，對方不無惊愕地看著我的臉，又看看我的T恤，隨后把剩的可樂喝干。 “你怎么知道我在這里做工的？”她無奈似他說道。 “偶然，我是來買唱片的。” “什么唱片？” “比齊．鮑易茲的《加利福尼亞少女》。” 她不大相信地點頭站起，几大步走到唱片架以前，像訓練有樣地狗一樣抱著唱片折回。 “這個可以吧？” 我點下頭，手依然插在衣袋沒動，環視店內道： “另外要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第3號。” 她沒有做聲，這回拿兩枚轉來。 “格倫．古爾德演奏和巴克豪斯演奏的，哪個好？” “格倫．古爾德。” 她將一枚放在柜台，另一枚送回。 “收有《加爾在卡爾克》的戴維斯．邁爾斯。” 這回她多花了一些時間，但還是抱著唱片回來了。 “此外？” “可以了，謝謝。” 她把三張唱片攤開在柜台上。 “這，全你听？” “不，送禮。” “倒滿大方。” “像是。’她有點尷尬似地聳聳肩，說“五千五百五十元”。我付了錢、接過包好的唱片。 “不管怎么說，上午算托你的福賣掉了三張。” “那就好。” 她吁了口气，坐在柜台里的椅子上，開始重新清點那扎單据。 “經常一個人值班？” “還有一個，出去吃飯了。” “你呢？” “她回來替我再去。” 我從衣袋里掏香煙點燃，望了一會她操作的光景，“喏，可以的話，一起吃飯好么？” 她眼皮沒抬地搖頭道： “我喜歡一個人吃飯。” “我也是。” “是嗎？”她不耐煩地將單据挾在腋下，把哈伯斯．彼扎爾的新唱片放在唱机上，落下唱針。 “那為什么邀我？” “偶爾也想改變一下習慣。” “要改一個人改去。”她把單据換在手上，繼續操作。“別管我。” 我點下頭。 “我想上次我說過：你分文不值！”言畢，她撅起嘴唇，用4支手指啪啦啪啦翻動單据。 我走進爵士酒吧時，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著臉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電話簿一般厚的長篇小說。 “有趣？” 鼠從書上抬起臉，搖了搖頭。 “不過，我還真看了不少書哩，自從上次跟你聊過以后。你可知道《較之貧瘠的真實我更愛華麗的虛偽》？” “不知道。” “羅杰．貝迪姆，法國的電影導演：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同時擁有与聰明才智相對立的兩個概念并充分發揮其作用。’”“誰說的，這是？” “忘了。你以為這真能做到？” “騙人。” “為什么？” “半夜3點跑來，肚子里饑腸轆轆。打開電冰箱卻什么也沒有。你說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繼而放聲大笑。我喊來杰，要了啤酒和炸馬鈴薯片，然后取出唱片遞給鼠。 “什么喲，這是？” “生日禮物。” “下個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來。 “是嗎！寂寞啊，你不在的話，”說著，鼠打開包裝，取出唱片，注視良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格倫．古爾德，波斯頓。哦……都沒听過。你呢？” “沒有。” “總之謝謝了。說白啦，十分高興。” 我一連花三天時間查她的電話號碼——那個借給我比齊．鮑易茲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辦公室查閱畢業生名冊，結果找到了。但當我按那個號碼打電話時，磁帶上的聲音說此號碼現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號台，告以她的姓名。話務員查找了5分鐘，最后說電話簿上沒收這個姓名——就差沒說怎么會收那個姓名。我道過謝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給几個高中同學打電話，詢問知不知道她的情況。但全都一無所知，甚至大部分人連她曾經存在過都不記得。最后一人也不知為什么，居然說“不想和你這家伙說話”，旋即挂斷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辦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學的名稱。那是一間位于山腳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學，她讀的是英文專業。我給大學辦公室打電話，說自己是馬科米克色拉調味汁評論員，想就征求意見事同她取得聯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并客气地說事關重大，請多關照。事務員說即刻查找，讓我過15分鐘再打電話。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過去。這回對方告訴說，她今年3月便申請退學了，理由是養病。 至于什么病，現在是否恢复到已能進食色拉的地步，以及為何不申請休學而要退學等等，對方則不得而知。 我問她知不知道舊地址——舊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說是在學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電話，一個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說她春天就退了房間，去哪里不曉得，便一下子挂斷了電話，仿佛在說也不想曉得。 這便是連接我和她的最后線頭。 我回到家，一邊喝啤酒，一邊一個人听《加利福尼亞少女》。 電話鈴響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視早已打開的書本。 傍晚襲來一陣大粒急雨，打濕院子里樹木的葉片，又倏然离去。雨過之后，帶有海潮味儿的濕潤的南風開始吹來，輕輕搖晃著陽台上排列的盆栽觀葉植物，搖晃著窗帘。 “喂喂，”女子開口道，那語气仿佛在四腳不穩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還記得我？” 我裝出想一會儿的樣子，說： “唱片賣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誰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輕輕叩擊听筒的一側。 “你的電話號碼找得我好苦啊！” “是嗎？”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問你的朋友，就是那個有點古怪的大個子，讀莫里哀來著。” “怪不得。” 緘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說你一個星期都沒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還真不知道我會那么有人緣。” “……在生我的气？” “何以見得？” “我說話太過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還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園撒豆喂鴿子去好了！” 听筒那邊傳來她的歎气聲和點香煙的聲音。身后傳來勃布．迪蘭的《納什維爾地平線》。大概打的是店里的電話。 “問題不是你怎么感覺的，起碼我不應該那樣講話，我想。”她一連聲他說道。 “挺嚴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樣做的。”她沉默了一會儿，“今晚可以見面？” “沒問題。” “8點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謝謝。” 她放下電話。 說起來話長，我現已21歲。 年輕固然十分年輕，但畢竟今非昔比。倘若對此不滿，勢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台上跳將下去。 以前從一部惊險題材的電影里听到這樣一句笑話： “喂，我從紐約摩天大樓下面路過時經常撐一把傘，因為上面總是辟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還沒有尋死的念頭。在此之前我同三個女孩困過覺。 第一個女孩是高中同學。我們都17歲，都深信相互愛著對方。在暮色蒼茫的草叢中，她脫下無帶鞋，脫下白色棉織襪，脫下淺綠色泡泡紗連衣裙，脫下顯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樣奇特的三角褲，略一遲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隨即我們在《朝日新聞》的日報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畢業沒過几個月我們便一下子分道揚鑣了。緣由已經忘了——忘了也不以為然的緣由。那以后一次也沒見過。睡不著覺的夜晚倒時而想起她，僅此而已。 第二個是在地鐵車站里碰見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無分文，連個栖身之處也沒有，而且几乎沒有乳房可言，但一對眼睛滿漂亮，頭腦也似乎很聰明。那是新宿發生最為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無論電車還是汽車，一律徹底癱瘓。 “在這种地方游來逛去，小心給人拉走喲！”我對她說。她蹲在已經關門的驗票口里，翻看從垃圾箱拾來的報紙。 “可警察會給我飯吃。” “要挨收拾的！” “習慣了。” 我點燃香煙，也給她一支。由于催淚彈的關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沒吃吧？” “從早上。” 喂，給你吃點東西。反正出去吧！” “為什么給我東西吃？” “這——”我也不知為什么，但還是把她拖出驗票口，沿著已無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這個絕對寡言少語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她每天睡過中午才醒，吃完飯便吸煙，呆呆地看書，看電視，時而同我進行索然無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個白帆布包，里邊裝有質地厚些的風衣、兩件T恤、一條牛仔褲、三條髒乎乎的內褲和一包衛生帶。 “從哪儿來的？”有一次我問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畢，便再不肯開口。 一天我從自選商場抱著食品袋回來時，她已不見了，那個白帆布包也沒有了。此外還少了几樣東西：桌上扔著的一點零鈔、一條香煙、以及我的剛剛洗過的T恤。桌上放著一張留言條樣的從筆記本撕下的紙條，上面只寫著一句話：“討厭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個是在大學圖書館認識的法文專業女生。轉年春天她在网球場旁邊一處好不凄涼的雜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開學才被發現，整整在風中搖擺了兩個星期。如今一到黃昏，再沒有人走近那座樹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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