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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飛机時間里，女友一直在窗口旁眺望下面的風景。我在她身旁一直讀《夏洛克家庭事件簿》。寥廓的長空万里無云，地面始終印有飛机的身影。准确說來，因為我們坐在飛机上，所以在山野移行的机影中應該包括我們的影子。而這樣，我們也被烙在了地上。 “我喜歡那個人。”她邊喝紙杯里的橙汁邊說。 “哪個人？” “司机呀。” “喔，”我說，“我也喜歡。” “還有，沙丁魚是個滿不錯的名字。” “是啊，名字的确不錯。較之我來養，說不定在那里貓更幸福。” “不是貓，是沙丁魚。” “對，沙丁魚。” “為什么一直沒給貓取名字呢？” “為什么呢？”我用帶羊徽的打火机點燃煙，“一定是不喜歡名字那東西吧。我是我，你是你，我們是我們，他們是他們，這不挺好的么，我覺得。” 她“唔”了一聲，“我倒喜歡我們這個詞儿，很有點冰河時期的韻味是吧？” “冰河時期？” “例如我們應往南行，我們應捕猛□什么的。” “可也是。”我說。 到千歲机場領完行李出到外面，空气比預想的冷。我把纏在脖子上的粗棉布衫套在T恤外面，她在襯衣上面穿了件羊毛馬甲。秋天比東京早一個月在這里落下座來。 “我們恐怕應在冰河時期相遇。”她在開往札幌的公共汽車上說。 “你捕捉猛□，我撫育孩子。” “真像是很妙。”我說。 不一會她睡了。我從車窗望著路兩旁綿綿不斷的密林。 一到札幌，我們馬上進飲食店喝咖啡。 “首先決定基本方針，”我說，“要分工負責。我負責照片上的風景，你負責羊。這樣可以節省時間。” “似乎很合理。” “如果順利的話。”我說，“總之希望你調查北海道主要羊牧場的分布情況和羊的种類。去圖書館或政府即可弄清楚，我想。” “圖書館我喜歡。”她說。 “那好。” “現在就動身？” 我看一眼表：3點半。“不，晚了，明天不遲。今天放松一會儿，把住處定下，吃飯洗澡睡覺。” “想看電影。” “電影？” “特意坐飛机節約了時間嘛！” “那倒是。”我說。于是我們走進進入視野的第一家電影院。 我們看的是兩片連映。一部講凶殺，一部講惡魔。觀眾席寥寥沒儿個人。許久沒進如此空蕩的電影院了。為消磨時間我數了下觀眾人數。連我們8個。銀幕上的人物倒多得多。 不過電影方面也一塌糊涂。在MGM的獅子吼完和片名在銀幕上現出那一瞬間，我便恨不得扭頭离座而去。居然存在這等電影。 不料她卻以專注的眼神餓虎扑食一般盯住銀幕不放，找不出時間搭話。于是我也只好看起電影。 第一部講鬼怪，講一個統治某座城市的惡魔。惡魔住在教堂一間小得可怜的地下室里，給一名腺病体質的醫生當下手。我不大理解惡魔何以產生君臨城市的念頭。因為那座四周是玉米地的城市委實寒傖得不成樣子。 但惡魔對這城市甚是執著，并且為一個——唯獨一個——少女不服從自己的支配而气惱。惡魔發起火來，渾身顫抖得儼然稠得發顫的綠色果凍。發怒方式頗令人忍俊不禁。 我們前座一個中年男人打鼾打個不停，鼾聲如霧笛一般凄凄然。右側角落有人在出神地手淫。后頭不知誰惊天動地放一個響屁，惹得兩個女高中生嗤嗤直笑。 我條件反射地想起沙丁魚。想起沙丁魚，這才好歹想起自己已离開東京置身札幌。反過來說，在听到有誰放屁之前我未能實際感覺到自己已遠离東京。 不可思議。 如此想來想去，我睡了過去。夢中出來一個綠色的惡魔。夢中的惡魔毫無笑容，只在黑暗中默默逼視我。 第一部電影放完亮燈時，我也睜眼醒來。觀眾們不約而同地輪流打起哈欠。我在小賣部買了兩支冰激凌跟她吃著。冰激凌硬邦邦的，活像去年夏天賣剩下的。 “一直睡覺了。” “嗯。”我說，“有趣？” “妙趣橫生！城市最后爆炸了。” “呵。” 電影院靜得不得了。或者不如說我四周靜得不得了。感覺上很怪。 “噯，”她說，“你不覺得身体好像現在還在移行？” 經她一說果然是那樣。 她握住我的手：“一個勁儿移行。怪擔心的。” “噢。” “就好像要移去別的什么地方，移去別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場內變暗開始放映電影預告時，我撥開她的頭發在她耳朵上吻一下：“不要緊，不必擔心。” “如你所說，”她低聲道，“還是該乘坐有名字的交通工具才是。” 第二部電影由始至終一個半鐘頭時間里，我們一直在黑暗中如此靜靜地移行。她臉頰一直貼在我肩頭，肩頭給她的呼吸弄得潮潮的暖暖的。 走出電影院，我摟著她的肩漫步在暮色籠罩的街頭。我覺得我們比以前親密了。來往行人的嘈雜聲很是叫人快意。天空眨閃著淡淡的星。 “我們真的是在正确的地方？”她問。 我仰首望天。北极星處于正确的位置。不過看上去也有點像假北极星，太大，太亮。 “是不是呢？”我說。 “總像有什么誤差似的。” “初來乍到的地方就是這樣子的，身体還沒适應過來。” “很快就會适應？” “大概兩三天吧。”我回答。 走累了，我們便跨進第一眼看到的餐館，各飲兩杯生啤，吃馬鈴薯和大馬哈魚。雖說是盲目闖進來的，但味道相當可以。啤酒十分可口，白調味汁清淡而又有余味。 “對了，”我邊喝啤酒邊說，“住處該定了。” “關于住處我已經有了設想。”她說。 “什么設想？” “反正你按順序念一下賓館名稱。” 我求態度冷淡的男侍者拿來按行業排列的電話號碼簿，翻到“旅館·賓館”那頁逐個朗讀起來。大約一口气念完40個時她叫我停住： “可以了。” “可以？” “你最后念的賓館。” “DOLQHIN HOTEL。”我念道。 “什么意思？” “海豚賓館。” “就住那里。” “名都沒听說過。” “除它以外沒有可住的賓館，我覺得。” 我道謝把電話簿還給男侍者，往海豚賓館打電話。一個口齒不靈的男人接起電話，說雙人房或單人房有空的。出于慎重，我問除雙人房單人房還有什么房，回答除雙人房和單人房原來沒其他房。我腦袋有點混亂。但反正先訂了雙人房，問了房租。房租竟比我預想的便宜40％。 從我們剛才進去的電影院往西走三條路，再南下一條道便是海豚賓館。賓館很小，無個性可言。如此無個性的賓館我想未必能找出第二家。其無個性之中甚至蕩漾一种形而上氛圍。既無霓虹燈又無招牌，連像樣的門面也沒有，只在餐廳工作人員出人口模樣的冷冰冰的玻璃門旁嵌著一塊刻有“DOLQHIN HOTEL”字樣的銅牌。連一幅海豚畫也見不到。 建筑物雖是五層，卻如一個巨型火柴盒倒置一樣呆板。近前一看，并不怎么古舊，卻又十足舊得令人側目，想必建造時即已舊了。 這就是海豚賓館。 不料她對這海豚賓館卻好像一見鐘情。 “看樣子不是滿好的么？”她說。 “看樣子滿好的？”我反問。 “小巧玲瓏，沒有多余物。” “多余物，”我說，“你說的多余物可指的是不帶污痕的床單、不漏水的洗漱台、容易調控的空調机、柔軟的衛生紙、新的香皂、沒晒舊的窗帘之類？” “你看事物的陰暗面看得大多了！”她笑道，“總之我們可不是來旅游觀光的。” 打開門，里面是大得出乎意料的大廳。廳中央有一套待客沙發和一台大屏幕彩電。開著不關的電視上播映的是知識問答節目。空無人影。 門兩側擺著大大的賞葉盆栽植物，葉子一半已變色。我關上門，站在兩盆植物之間打量一會大廳。細看之下，廳并沒那么寬敞。所以顯得寬敞，是因為家具极端之少。街客沙發、挂鐘和大鏡子，此外別無他物。 我倚牆看了看挂鐘和鏡子。兩個都是哪里贈送的。鐘誤差7分之多，照在鏡子里我的脖子也多少偏离我的軀干。 待客沙發也和賓館本身一樣舊。橙色布面已橙得相當奇妙——就好像晒足太陽又給雨淋了一個星期，之后放進地下室故意使其生出霉斑。在极為原始的彩色影片時代曾見過如此色調。 近前一看，待客用的長沙發上，一個開始禿頭的中年男人以烘魚干姿勢躺著。起初以為他死了，原來是在睡覺。鼻子不時抽動一下。鼻梁上有眼鏡壓痕，眼鏡卻不知去了何處。看來，似乎并非看電視看著看著睡過去的。不得其解。 我站在服務台前往里窺視。一個人也沒有。女友搖鈴。“丁鈴”聲回蕩在空蕩蕩的大廳。 等了30秒，仍無任何反應。長沙發上的中年男人也未醒來。 她再次搖鈴。 長沙發上的中年男人呻吟一聲，仿佛是在責備自己。隨后睜開眼睛茫然看著我倆。 女友催促似的搖響第三遍鈴。 男人從沙發上一躍而起，穿過大廳，從我身旁擦也似的進入服務台。原來是負責服務台的。 “對不起，”他說，“實在對不起。等著等著迷迷糊糊睡了過去。” “抱歉，把你吵醒了。”我說。 “哪里哪里。”說著，朝我遞來住宿登記卡和圓珠筆。他左手小指和中指第二關節往上竟沒有了。 我在卡片一度寫上真名實姓，又轉念揉成一團塞進衣袋，換一張卡片寫下亂編的名字和亂編的住址。不起眼的名字不起眼的住址。但作為一閃之念的產物兩個都說得過去。職業填作不動產。 服務台責任人拿過電話机旁的假象牙框眼鏡戴上，甚是用心地看我填的住宿登記卡。 “東京都杉并區……29歲，不動產業……” 我從衣袋掏出紙巾，擦去手指上沾的圓珠筆油。 “這次來是為商務上的事？” “嗯，啊。”我回答。 “住几晚？” “1個月。” “個月？”他以注視一張雪自畫紙時的眼神注視我的臉。“1個月一直住在這里？” “不歡迎？” “不是不歡迎，只是每三天要勞客人結算一次。” 我把旅行包放在地上，從衣袋掏出信封，點出20張嘎嘎新的万元鈔置于台面。 “不夠再添。”我說。 服務台責任人用左手3只指點拿鈔，以右手指點了兩遍。然后在收据上填好金額遞給我，“對房間有什么要求請不要客气。” “可能的話，最好安排遠离電梯的拐角處的房間。” 責任人背對著我盯視鑰匙板，躊躇好一會儿，這才摘下帶有406編號的鑰匙。鑰匙几乎全部挂在鑰匙板上。看來，這海豚賓館很難說深諳經營之道。 海豚賓館不存在男服務員，我們必須自己拿行李上電梯。如女友所說，此賓館概無多余之物。電梯猶如患肺病的巨大卡嗒卡嗒搖晃不已。 “久住還是這樣小而整洁的賓館合适。”她說。 小而整洁的賓館——的确概括得不坏。足可作為廣告詞用在“安安”旅行專頁上：若是久住，不管怎么說，這种無拘無柬的小而整洁的賓館乃是最佳選擇。 然而，走走這小而整洁的賓館房間，我首先要做的，是用拖鞋把窗台上爬的蟑螂打死，再捏起床腳落的兩根陰毛扔到紙簍里去。在北海道還是第一次看見蟑螂。時間里女友調節熱水溫度准備洗澡。水龍頭的聲音簡直震耳欲聾。 “住高級些的賓館去好了！”我打開衛生間門對她吼道，“反正錢有的是。” “不是錢的問題，我們找羊從這里開始。總之非這里不可。” 我歪在床上吸煙，打開電視，各頻道轉一遍后關掉。唯獨電視圖像還像那么回事。熱水聲停止，她的衣服從門里甩出，傳來淋浴聲。 打開窗帘，發現路對面密密麻麻排列著同這海豚賓館千篇一律的不倫不類的樓宇。哪棟樓都像挂了一層灰，髒兮兮的，一聞便聞到一股小便味儿。盡管時近9點，亮燈的窗口卻寥寥無几，有人在里邊像是很忙地動來動去。做什么工作我不曉得，反正看上去像不怎么開心。當然，在他們眼里，我恐怕也不甚開心。 我拉合窗帘，轉身回床，躺在瀝青路面一樣硬硬粒住床墊的床單上想同我分手的妻，想和她一起生活的男子。提起那個男子，我對他相當熟悉。原本是我的朋友，不可能不熟悉。他27歲，是個不很有名气的爵士吉他手。就不甚有名气的吉他手來說，他算是較為地道的。性格也過得去，只是其貌不揚。有的年份彷徨于凱尼·巴雷爾和B.B.金之間，有的年份徘徊在拉里·科里埃与吉姆·霍爾之間。 至于她何以繼我之后選擇此人，我不大明白。不錯，每個人身上都存在一种所謂傾向。他优于我的地方僅僅是會彈吉他，我优于他的地方只是會洗盤子。大部分吉他手都不洗盤子。一旦弄傷手手指，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接下去，想我同她的做愛，計算4年婚姻生活中為消磨時間進行的做愛次數。但終歸得出的數字是不确切的，而不确切的數字很難認為有多大意義，或許應在日記本上記下才是，至少應在手冊上做個記號。這樣，我便可以准确把握4年期間我所進行的做愛次數了。我需要的是能夠用數字反映的現實性。 同我分手的妻則擁有做愛的精确記錄。她并未寫日記。她從第一次來月經就開始在大學生用的筆記本上准确無誤地記錄月經，作為參考資料性交記錄也包括在內。筆記本共8冊，同她珍惜的信和照片一并藏在上鎖的抽屜里，任何人都不給看。我無從曉得她就做愛記錄到什么程度。而同她分手后的現在，更是永遠無法曉得了。 “我要是死了，”她經常這樣說，“把那筆記本燒掉。多多澆上汽油，徹底燒成灰埋到土里。一個字都絕對不許你看！” “可我一直和你困覺的嘛，全身上下几乎沒我不知道的部位。現在還害羞什么呢？” “細胞每個月更新一次。即使就現在來說，”她把纖纖十指的背面伸到我眼前，“你自以為知道的也差不多都不過是記憶中的我罷了” 她——除去离婚前一個月——便是如此頭腦地道的女子。她毫厘不爽地把握著其人生中的現實性。亦即她在遵循這樣一個原則：門一旦關閉便再也無法打開，卻又不可能一切都永遠大敞四開。 我現在就她所了解的，僅僅是關于她的記憶。而那記憶又如坏死的細胞迅速遠离。就連我同她進行的做愛的准确次數都不得而知。 翌晨8時醒來，我們穿衣坐電梯下樓，進附近一家飲食店吃优惠价早點。海豚賓館沒有餐廳沒有酒吧。 “按昨天說的，我們分頭行動。”說著，我把复印的羊照片遞給她。“我以照片上的山背景為線索找場所，你以養羊的牧場為中心找羊。方法明白吧？無論多么小的暗示都不要放過。畢竟比在北海道到處亂竄好些。” “放心，交給我好了。” “那，傍晚賓館房間見。” “別太擔心，”她戴上眼鏡，“保准手到擒來。” “但愿。”我說。 但事情當然不那么簡單。我去了道政府觀光科，轉了各种觀光點和旅行社，訪問了登山協會，大凡同旅游觀光和山有關的地方也都轉了。但沒有一個人對照片上的山有印象。 “山形太普通了，”他們說，“況且照片上的只是局部。” 我轉一整天只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僅看局部是很難推斷山的名字的，除非很有特征的山。 路上我進書店買了北海道全道地圖和一本叫《北海道的山》的書。北海道山多得令人無法置信，并且山色山形個個難分彼此。我把鼠照片上的山逐個對照書中照片上的山，不出10分鐘就頭痛起來。問題首先是書中照片拍攝的山僅僅是北海道所有山的一小部分。而且縱使同一座山，只消改變一下角度印象也截然不同。“山是活的。”作者在書序言中寫道，“角度、季節、時間抑或心情的些微變化都會使山大變其觀。所以我們須認識到——這點十分重要——我們通常僅能把握山的一部分、山的一個斷片。” “得得！”我不由出聲歎道。歎罷重新開始這已認為是徒勞的作業。听報時鐘打響5點，坐在公園長椅上和鴿子一起嚼玉米花。 女友收集情報作業在質量上比我稍強，但在徒勞這點上并無不同。兩人在海豚賓館后面一家小飯館邊吃簡單的晚飯邊交換今天一天各自的遭遇。 “道政府畜產科基本什么都不知道。”她說，“就是說羊已是被棄置不管的動物。養羊划不來，至少在大量放養這一形態上。” “那么，也可以說養得少故而容易找。” “也并不是那樣的。如果綿羊飼養業興旺，也就有獨立的協會活動，政府部門就可以掌握相對完整的脈絡；而在目前情況下，根本摸不清零星綿羊飼養業的現狀。因為大家像養貓養狗似的隨便養那么几只。大致曉得的綿羊飼養者的住址有30處左右，這已是4年前的資料了，4年時間應該有不小變化。因為日本的農業政策每3年就貓儿眼似的變一次。” “得得！”我邊喝啤酒邊叫苦，“看來出師不利啊！北海道有一百多座樣子相仿的山，綿羊飼養業的實況又完全摸不著頭緒。” “不是才只過去一天么，一切剛剛開始。” “你耳朵沒捕捉到靈感？” “靈感暫時來不了啦，”說著，她夾起煮魚，喝口醬湯，“這個我已多少知道的。靈感的到來只限于我因為什么迷惘的時候或感到精神饑渴的時候。現在不同的。” “就是說，不到快淹死時救生繩不來？” “是的。我現在和你這么活著感到十分充實。充實的時候靈感是不會來的。所以我們只能以自己的力量找到羊。” “真弄不明白，”我說，“現實中我們已被迫赶得气喘吁吁。要是羊找不到，我們將被逼人十分狼狽的境地。至于如何狼狽我也并不知道。但既然那伙人說要把我們逼入狼狽境地，那指的就是真正的狼狽境地。畢竟他們是老手。即便先生死了，也還有組織剩下。那個組織在日本全國如下水道一般無處不在，企圖把我們逼入困境。我也覺得事情來得荒唐，但現實已經那樣。” “那么說，豈不成了電視里的《宇宙入侵者》了？” “在荒唐這點上。總之我們已經被卷了進去，我說的我們指的是你和我。一開始是我自己，中途你加入進來。這還不能說是快要淹死了？” “哎喲，我喜歡這樣的。比同陌生人上床、露出耳朵照鎂光燈、校對人名辭典好多了。生活就應該這個樣子。” “就是說，”我說，“你沒有快要淹死，救生繩也不會來。” “是那么回事。我們要以自己的努力找羊。我也好你也好肯定并非那么窩囊廢。” 或許。 我們回賓館性交。我非常欣賞性交這個詞，它使人聯想起某种形式有限的可能性。 但我們在札幌的第3天第4天也一無所獲。我們8點鐘起床吃优惠价早點，分頭度過一天，傍晚邊吃晚飯邊交換情報，回賓館性交睡覺。我扔掉舊网球鞋買了雙新輕便鞋，到處給几百個人看照片。她以政府部門和圖書館的資料為基礎開列了一個長長的綿羊飼養者一覽表，一個接一個打去電話。然而收獲是零，沒有一個人對山有印象，沒有一個綿羊飼養者曉得背部帶星紋的羊。倒是有一位老者說記得在南樺太見過這樣的山，但很難設想鼠到過樺太。樺太到東京不通快信。 第5天第6天過去，10月一屁股坐在札幌街頭。陽光固然溫煦，但風已夾帶涼意。黃昏時分我便穿上帶有薄棉絮的運動服。札幌街道寬闊，且直得令人厭倦。這以前我不知道在僅由直線构成的街道行走竟如此消耗人的体力。 我确實在消耗自己。第1天東南西北的感覺消失了，開始覺得東的對面是南。于是在文具店買了指南針。手拿指南針轉悠起來，街道迅速化為非現實性存在。建筑物看上去儼然攝影棚里的布景，路上行人如同用紙殼剪下來似的扁平扁平。太陽從呆板板的大地的一邊升起，如炮彈一般在天空畫著弧形落往另一邊。 我一天喝7杯咖啡，每隔1小時小便1次，食欲漸次減弱。 “在報紙登則啟事如何？”女友提議，“我是說希望你朋友跟我們聯系。” “主意不賴。”我說。有無效果自當別論，起碼比什么也不做好得多。 我轉了4家報社，在第二天的早報上登了3行啟事。 鼠：乞速聯系。 十万火急！！ 海豚賓館406室 往下兩天，我在賓館房間等電話。電話打進3個。一個是一位市民的，問鼠是什么意思。 “我朋友的綽號。”我回答。 他滿意地放下電話。 一個是開玩笑電話。 “啾啾，”打電話的人說，“啾啾。” 我放下電話。城市真是個怪地方。 另一個是語聲极為細小的女士打來的。 “大家都管我叫鼠。”她說。從語聲听來，遠處的電話線似乎隨風飄搖。 “特意勞您打來電話，不好意思。我找的是男的。”我說。 “估計是男的。”她說，“不過反正我也給人叫鼠，所以想最好還是打個電話……” “實在謝謝。” “啊，不用謝。那位可找到了？” “還沒有。”我說，“遺憾。” “我要是就好了……可終歸不是。” “是啊，遺憾。” 她沉默不語。這時間我用小指尖搔耳根。 “真的想和您說說話。”她說。 “和我？” “自己也說不清楚，反正今早看到報紙上的啟事一直心神不定，不知好不好給你打個電話。我想肯定會打扰您的……” “那么說，人家管你叫鼠是說謊嘍？” “是的。”她說，“誰也沒管我叫什么鼠。說到底連個朋友也沒有。所以很想找人說說話。” 我歎口气：“也罷，反正謝謝了。” “對不起。您是北海道的？” “東京。”我說。 “從東京來這里找朋友？” “不錯。” “他多大年紀。” “剛32。” “您呢？” “差兩個月30。” “獨身？” “是的。” “我22。年齡一大，好多事情都會變得開心是吧？” “會不會呢，”我說，“不清楚。有的變得開心，也有的相反。” “要是能吃著飯慢慢聊就好了……” “對不起，我必須一直在這里等電話。” “是啊，”她說，“囉囉嗦嗦，請原諒。” “總之謝謝你打來電話。” 電話挂斷。 細想之下，又像是手法巧妙的妓女拉客電話。但也可能是的的确确孤獨的女孩打來的。對我來說，怎么都一回事，總歸毫無線索。 翌日電話只有一個。一個腦袋不正常的男子打來的：“鼠的事交給我好了！”他用15分鐘向我講了被關押在西伯利亞期間對付老鼠的事。故事妙趣橫生，但不成其為線索。 我坐在窗邊彈簧支起的軟椅上，一邊等待電話鈴響，一邊觀望對面3樓一家公司的勞動場景，觀望了一天。但整整一天也全然沒弄明白那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十一二個人，就像進行籃球比賽似的始終出出入入。某人把文件遞給某人，某人在上面蓋印，某人把它裝入信封跑去外面。午休時一個乳房肥碩的女事務員給每人斟茶。午后有几個人從外邊要來咖啡。我也想喝咖啡，遂請服務台代為留言，到附近一家飲食店喝咖啡，順便買兩罐啤酒回來。回來一看，公司人減為4個。乳房肥碩的事務員同年輕男職員有說有笑。我邊喝啤酒邊以她為中心打量公司活動情況。 我越看越覺得她的乳房大得反常。乳罩一定是用金門大橋鋼纜做成的。几個年輕職員看樣子想同她困覺。他們的性欲隔著兩層玻璃和一條馬路傳導過來。感覺他人的性欲也真是奇妙。如此時間里竟涌來一股錯覺，以為是自己本身的性欲。 5點，女事務員換紅連衣裙回去后，我拉合窗帘，看電視重放的《后衛女郎》。在海豚賓館的第8天就這樣迎來夜幕。 “得得！”這“得得”已逐漸成為我的口頭禪。“一個月過完三分之一，可我們什么邊際也沒摸著。” “是啊。”他說，“沙丁魚怎么樣了呢？” 晚飯后，我們在海豚賓館大廳那個質量差勁的橙色沙發上休息。除了我倆，便只有服務台那個三指責任人了。他或用梯子換電燈泡，或擦窗玻璃，或折疊報紙。我倆以外也還該有几個住客，但似乎都像背陰處的木乃伊，悄無聲息地悶在房間里不出來。 “工作方面怎么樣了？”服務員責任人邊給盆栽植物澆水邊戰戰兢兢地問我。 “不怎么樣啊。”我說。 “好像在報上登啟事了。” “登了。”我說，“為土地遺產繼承的事找人。” “遺產繼承？” “嗯。繼承人下落不明。” “是這樣。”他表示理解，“您這職業像很有意思。” “那也不是。” “挺有《白鯨》情調的。” “白鯨？”我問。 “是白鯨。尋覓什么是很有趣的作業。” “猛□？”我的女友問。 “是的。什么都一樣。”服務台責任人說，“我所以給這里取名為DOLQHIN HOTEL，其實就是因為麥爾維爾的《白鯨》里有海豚出現的場面。” “呃。”我說，“既然那樣，索性叫鯨魚賓館豈不更好！” “鯨魚形象不大美好。”他露出遺憾的神情。 “海豚賓館，滿漂亮的名字。”女友說。 “非常感謝。”服務台責任人微微笑道，“對了，承蒙如此長期留住，也是一种緣分，我想送瓶葡萄酒表示一點謝意……” “真高興。”她說。 “謝謝，謝謝。”我說。 他鑽入里面房間，一會儿拿出一瓶冰鎮白葡萄酒和三個玻璃杯返回。 “算是干杯吧，我雖是工作時間也少來一點。” “請請。”我們說。 我們喝起葡萄酒。酒雖不很高級，但味道干爽，很叫人暢快。杯也十分考究，帶有透明葡萄紋。 “喜歡《白鯨》是吧？”我問。 “嗯。所以從小就想當水手來著。” “現在經營賓館？”她問。 “這不，指頭殘缺了。”他說，“卸貨輪時卷進起重机絞盤里去了。” “可怜。”她說。 “當時眼前一片漆黑。可人生這東西是捉摸不定的。如今也算有這么一間賓館了。雖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賓館，但總可以維持生計。已經10年光景了。” 這么說，他不是一般的服務台責任人，而是老板。 “賓館好得無与倫比。”女友鼓勵道。 “非常感謝。”說著，老板給我們倒第二杯葡萄酒。 “就10年來說，怎么說呢，建筑物夠有風格的，是吧？”我斷然問道。 “嗯，戰后不久建造的，有點特殊關系，就低价買了下來。” “那以前做什么用來著？” “名稱叫北海道綿羊會館，處理但凡有關綿羊的事務和資料……” “綿羊？”我問。 “羊。”他說。 “建筑物是北海道綿羊協會的，直到昭和42年１。也是因為道內綿羊飼養業不景气，后來閉館了。”說著，他喝口葡萄酒。“說起那時當館長的，正是家父。家父說他不忍心自己心愛的綿羊會館就這么關門大吉，就以保存綿羊資料為條件，以較低价格把這座建筑連地從協會手里買了下來。所以，至今二樓也全都是綿羊資料室。當然囉，雖說是資料，早已陳舊得毫無用處，無非老人的一种愛好罷了。其余部分我用來做賓館房間。” １ 1967年。 “巧合啊！”我說。 “巧合？” “其實我們找的人同羊有關。線索嘛，倒只有他寄來的一張羊照片。” “哦，”他說，“可以的話，想看一下。” 我取出夾在手冊里的羊照片遞過去。他從服務台拿來眼鏡，細細端視照片。 “有印象。”他說。 “有印象？” “的确有的。”如此說著，他拿開一直豎在電燈下的梯子，靠在對面牆壁，爬上去在靠近天花板那里摘下一幅鏡框，下來用抹布擦去框上的灰塵，遞給我們。 “場景不是和這個一樣么？” 鏡框本身已十分陳舊，但里面的照片更舊，已變成茶色。照片上同樣有羊。一共約60只。有柵欄，有白樺林，有山。白樺林的形狀雖然同鼠的照片全然不同，但背后的山确實一樣。构圖也毫無二致。 “得得，”我對她說，“我們天天在這照片下通過。” “所以我不是說應該住這海豚賓館的嘛！”她不以為然他說。 “那么，”我喘口气問老板，“照片上的風景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他說，“照片從綿羊會館時期就挂在同一位置。” “唔——” “但有知道的辦法。” “什么辦法？” “請問問家父。家父房間在二樓，在那里起居。差不多一直躲在二樓看羊資料。我快有半個月沒見他面了。飯菜放在門口，30分鐘后空了——看來的确是還活著。” “問你父親就能弄清照片風景在哪里？” “想必可以弄清。剛才也說了，家父當過綿羊會館的館長，羊的事無所不知，以致世人都叫他羊博士。” “羊博士。”我說。 据羊博士的儿子海豚賓館老板介紹，羊博士迄今為止的人生絕對算不上幸福。 “家父1905年作為長子出生于仙台一個舊士族１家庭。”儿子說，“以公元紀年來說，可以么？” １ 舊本1869年賦予武士出身之人的稱號，1947年廢除。 “請請。” “雖不特別富裕，但有些房地產，再說畢竟是曾經做過城代家老１的世家。幕府末期還出過著名的農學家。” １ （日本幕府時期諸侯的）家臣之長。 羊博士學習成績小時就出類拔萃，在仙台城是無人不曉的神童。不但學業，小提琴也拉得出色。上中學時曾在來仙台的皇族面前拉過貝多芬的奏鳴曲，得到一塊金表。 家人希望他攻讀法律，往法律方面發展，但羊博士一口拒絕。 “對法律沒有興趣。”年輕的羊博士說。 “那么，走音樂那條路可以吧？”父親說，“一家出一個音樂家也好嘛。” “對音樂也沒興趣。”羊博士回答。 沉默有頃。 “那么，”父親開口道，“你打算往什么路上發展呢？” “對農業有興趣，准備學農政。” “好吧。”稍頃父親說道。不得不這么說。羊博士性格誠然坦率溫和，但話一出口決不收回，就連父親也無法插嘴。 第二年羊博士如愿以償地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農學系。其神童表現進大學也方興未艾。任何人——甚至教授——都對他高看一眼。學業依然出類拔萃，人緣也好。總之是無可挑剔的精英。并且沒有不檢點的行為，有時間就看書，看累了便去操場拉小提琴。校服口袋里總不离那塊金表。 以首屈一指的成績大學畢業出來，徑直作為超級精英進入農林省。其畢業論文題目，簡單說來是有關日本本土、朝鮮、台灣一体化實行大規模計划農業的。雖然多少有過于理想主義之嫌，但在當時一時成為話題。 羊博士在農林省本部鍛煉兩年之后，赴朝鮮半島研究水稻种植，提交一份“朝鮮半島水稻种植業試行方案”，得到采用。 1934年羊博士奉調回京，安排他同陸軍一個年輕軍官見面。軍官請他設法保證羊毛自給自足以配合在中國大陸北部展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這是他第一次接触羊。羊博士歸納出日本本上及滿洲內蒙古綿羊增殖計划大綱之后，翌年春去滿洲進行實地考察。他的淪落即是從那里開始的。 1935年春在平穩中過去了。事情發生在7月：羊博士一個人騎馬悠悠然出去視察綿羊時下落不明。 三四天過去羊博士仍未回來。搜查隊——軍隊也參加了進去——在荒野中四處搜尋，但哪里也不見他的蹤影。一周后人們徹底放棄希望時，羊博士憔悴不堪地返回暮色中的宿營地。他雙頰下陷，負了几處傷，唯獨眼睛炯炯有神。并且馬也沒了，金表也不見了。他解釋說迷了路，馬受傷了，大家也就信以為真。 但此后大約過了一個月，机關里出現一种奇妙的傳聞，說他同羊之間“有了特殊關系”。而“特殊關系”是何含義則無人知曉。于是他被上司叫去房間詢問實情。在殖民地社會，傳聞是不能听之任之的。 “你同羊之間真的有了特殊關系？”上司問。 “有了。”羊博士回答。 以下是兩人問答內容。 Q．特殊關系可是性行為？ A．不是。 Q．解釋一下。 A．是精神行為。 Q．不成其為解釋。 A．找不出合适字眼，大概接近所謂靈交，我想。 Q．和羊進行靈交？ A．是的。 Q．就是說一星期下落不明里你和羊靈交了？ A．是的。 Q．你不認為這是擅离職守行為？ A．我的職守是研究羊。 Q．靈交不能視為研究事項，以后要注意。你可是以优异成績從東京帝國大學農學系畢業的，進入農林省后也表現出色——可以說，是將來擔負東亞農政重任的人物。這點你應該認識到。 A．明白了。 Q．靈交的事忘掉！羊不過是家畜。 A．忘掉是不可能的。 Q．解釋一下原因。 A．因為羊已在我体內。 Q．不成其為解釋。 A．沒辦法再解釋。 1936年2月，羊博士被召回國內。几經詢問后，那年春天被安排在農林省資料室。工作是編寫日錄，整理書架。一句話，他被逐出了東亞農政的中樞。 “羊從我体內离去了。”當時的羊博士對要好的朋友說，“但它曾經在我体內。” 1937年，羊博士從農林省辭職，利用他曾主要負責的日滿蒙300万只綿羊增殖計划獲得的農林省民間貸款，去北海道養羊。羊56只。 1939年，羊博士結婚。羊128只。 1942年，長子出世（即現在的海豚賓館老板）。羊181只。 1946年，羊博士的綿羊牧場被作為美國占領軍演習場接收。羊62只。 1947年，任職于北海道綿羊協會。 1949年，夫人因肺結核去世。 1950年，就任北海道綿羊會館館長。 1960年，長子在小搏港絞斷手指。 1967年，北海道綿羊會館關閉。 1968年，“DOLQHIN HOTEL”開業。 1978年，接受青年不動產商關于羊照片的提問——即我的提問。 “得得。”我說。 “無論如何都想見見你的父親。”我說。 “見是沒有問題。可是父親討厭我，所以對不起，只二位單獨上去好么？”羊博士的儿子說。 “討厭？” “因為我缺了兩只手指，腦袋又沒了頭發。” “是這樣，”我說，“人像是有些古怪。” “由做儿子的我說是不大好——實在古怪。自從和羊發生關系后，整個人完全變了。非常難以接触，有時甚至殘酷。但實際上他是個內心溫和的人。這點听他拉小提琴即可听出來。是羊傷害了父親，又通過父親傷害我。” “你喜歡父親嗎？”女友問。 “嗯，是的，是喜歡。”海豚賓館老板說，“但父親討厭我。出生以來他一次也沒抱過我，也沒給過我一句溫暖的話。我缺了手指禿了腦袋之后，還時不時拿這個欺負我。” “肯定不是誠心欺負。”她安慰道。 “我也那樣認為。”我說。 “謝謝。” “我們直接去見，能見到么？”我問。 “不清楚。”老板說，“不過有兩點如果能注意的話，大約是可以見到的。一點是明确他說想問有關羊的事。” “另一點呢？” “不要說是從我口里听來的。” “好的。”我說。 我們向羊博士的儿子道謝后爬上樓梯。樓梯上涼瓦瓦潮乎乎的。電燈若明若暗，拐角處積滿灰塵。舊紙味和体臭味充溢四周。我們走過長長的走廊，按老板說的，敲響盡頭處的一扇舊門。門上端貼一塊寫有“館長室”字樣的塑料牌。沒有回音。我們又敲一次，仍無回音。敲第3遍時听得里面有人哼哼。 “討厭！”里面傳出語聲，“討厭！” “我們就羊的事向您請教來了。” “滾一邊去！”羊博士在里面吼道。就73歲來說，聲音相當鏗鏘有力。 “請您務必接見一下。”我隔門喊道。 “羊沒什么好說的，混賬！” “還是應該說的，”我說，“關于1936年不見了的那只羊。” 沉默片刻。之后門霍地打開，羊博士站在我們面前。 羊博士頭發很長，雪一樣白。眉毛也白了，如冰柱挂在眼前。身高1.65米左右，体格健壯。臉上棱角分明，鼻梁以滑雪場跳台般的角度挑釁性地從臉中間突向前去。 房間里蕩漾一股体臭。不，那甚至不能稱為体臭。在越過某一臨界點之后，便已不再是体臭，而同時間、同光融為一体。寬大的房間里逼厭地堆滿書籍，几乎見不到地板。書大多數是用外語寫的學術著作，哪一本都滿是污痕。右邊靠牆有一張沾滿污垢的床，正面窗前安放著大大的硬紅木寫字台和轉椅。台面收拾得比較整齊，書上壓一個羊形玻璃鎮紙。燈光昏暗，唯獨落滿灰塵的台燈把60瓦光柱投在台面上。 羊博士上身是灰色襯衫和黑色對襟毛衣，下面穿一條几乎沒了形狀的人字呢肥筒褲。灰襯衫和黑對襟毛衣在光線作用下成了白襯衫和灰對襟毛衣。說不定本來就是這种顏色。 羊博士坐在寫字台前的轉椅上，用手指示意我們坐在床上。我們怕踩響地雷似的跨書挪步到床前坐下。床實在很髒，我真擔心自己的牛仔褲永遠沾在床單上移動不得。羊博士在台面交叉著十指，凝目注視我們。手指連關節都生出黑毛。那黑毛同令人目眩的白發形成奇妙的對比。 只見羊博士拿過電話，對听簡吼道：“快拿飯來！” “那么，”羊博士說，“你們是來談1936年不見的羊來了？” “是的。”我說。 他“唔”一聲。接著用手紙很大聲地擤了把鼻涕，“想說什么？還是想問什么？” “都想。” “那，先說好了。” “我知道1936年春從你身上逃走的羊那以后的去向。” “噢，”羊博士抽了下鼻子，“你是說你知道我42年來不惜一切代价到處尋找的東西？” “知道。”我說。 “瞎說吧！” 我從衣袋掏出銀打火机和鼠寄來的照片置于台面。他伸出長毛的手拿起打火机和照片，對著台燈光審視了很長時間。沉默如粒子在房間飄移。厚重的雙層玻璃窗把城市的噪音擋在外面，只有舊台燈的“嘶嘶”聲使得沉默更顯滯重。 老人看完打火机和照片，“卡嗤”一聲關掉台燈，用粗手指揉著雙眼，簡直像要把眼球揉進頭蓋骨里。手指拿開時，眼睛如鬼眼一般又紅又渾濁。 “抱歉，”羊博士說，“一直給蠢貨們包圍著，弄得我再不相信人了。” “沒關系。”我說。 女友莞爾一笑。 “你能想象光有感念存在而表現手段卻被連根拔除的狀態是怎么回事嗎？”羊博士問。 “不明白。” “地獄！唯有感念團團打著旋渦的地獄，沒有一絲光亮沒有一線生机的十八層地獄。而那就是我42年來的生活。” “因為羊的關系？” “是的，是羊的關系。羊把我拋棄在那种狀態中。那是1936年春天的事。” “從農林省辭職是為了找羊？” “當官的，全都是混蛋。那些家伙根本不懂事物真正的价值，他們永遠也理解不了那只羊具有的重大意義。” 有人敲門，一個女子的聲音道：“飯菜送來了。” “放下！”羊博士吼道。 傳來托盤放在地上的光啷聲，隨即腳步漸漸遠去。我的女友開門把飯菜端到羊博士的寫字台上。托盤上放有給羊博士的湯、色拉、面包卷和肉丸子，以及兩杯給我們准備的咖啡。 “你們吃了？”羊博士問。 “吃過了。”我們回答。 “吃的什么？” “葡萄酒炖乳牛。”我說。 “炸蝦。”她說。 羊博士“唔”一聲，然后喝湯，嗑嗤嗑嗤嚼油炸面包塊，“對不起，邊吃飯邊說好么？肚子餓了。” “請請。”我們說。 羊博士喝湯，我們啜咖啡。喝湯時羊博士總是盯著湯碗喝。 “照片上的地方您知道嗎？”我問。 “知道，一清二楚。” “可以告訴我們嗎？” “等等，”羊博士把喝空的湯碗推去一邊，“事情這東西有個順序。先從1936年說起吧。我先說，我說完你說。” 我點頭。 “簡單說來，”羊博士講道，“羊進入我体內是在1935年夏天。我在滿蒙國境附近調查放牧情況時迷了路，鑽進偶然看見的山洞里過了一夜。夢中出來一只羊，問我可不可以進入我体內，我說無所謂。當時自己沒當回事，因為心里明白是在做夢。”老人咯咯笑著吃色拉，“那是過去從未見過的一种羊。由于職業關系，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种類的羊，但那只羊是特殊的。犄角彎的角度甚是奇妙，四肢短粗壯實，眼睛如地下水一般清澈透明。毛是純白色的，背部生有星紋褐毛。這樣的羊哪里都沒有。所以我才說進入我体內也無所謂。因為即使作為研究羊的人，也不愿意眼睜睜放過如此珍稀品种。” “羊進入体內是怎樣一种感覺呢？” “沒什么特殊的，只是感覺到有羊。早上一起來就感覺到，知道有羊在自己体內。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覺。” “頭痛体驗呢？” “生來從未有過。” 羊博士把肉丸子整個沾滿調味汁塞入口中，閉嘴大嚼。“羊進入人体在中國北方和蒙古地區并非什么希罕事。他們以為羊進入人体是神賜予的恩惠，例如元朝出版的書上寫道成吉思汗体內進入一只‘背負星紋的白羊’。怎么樣，有趣吧？” “有趣。” “能夠進入人体的羊被視為長生不死之羊，而体內有羊的人也長生不死。然而羊一旦逃离，就無所謂長生不死了。一切取決于羊。它要是中意，几十年都在同一個地方；而若不中意，就一下子离開。羊离開后的人一般被稱作‘羊殼’，也就是我這樣的人。” 他閉嘴大嚼。 “羊進入体內后，我一直研究有關羊的民俗學和傳說。問當地人，或查古書。一來二去，羊進入我体內的說法在人們中間越傳越廣，最后傳到我的上司耳朵里。上司不滿意這個，把我貼上‘精神錯亂’的標簽送回國內，即所謂殖民地痴呆症。” 羊博士消滅掉三個肉丸，開始進攻面包卷。從旁邊看都知他吃得開心。 “构成日本近代本質的愚劣性，就在于我們在同亞洲其他民族的交流當中沒學到任何東西。羊的問題也是同樣。日本綿羊養殖的失敗，就是僅僅從羊毛羊肉自產自足這個觀點來對待所造成的。缺乏日常生活層面的思想認識，只知道高效盜取脫离時間的結論。一切皆然。也就是說，腳役沾在地上。戰敗也是理所當然的。” “羊也一起來到了日本？”我把話拉回。 “是的。”羊博士說，“從釜山乘船回來的，羊也一起跟回。” “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不知道，”羊博士沖口而出，“不知道啊！羊沒有告訴我。但那家伙野心勃勃，這點我是知道的。它有個龐大的計划，想徹底改變人和人世。” “由一只羊來干？” 羊博士點下頭，把最后一塊面包卷塞入口中，啪嗒啪嗒拍拍手。“無足為奇。想想成吉思汗干好了。” “那倒是。”我說，“可為什么羊時至今日才干并選在日本干呢？” 大概是我把羊弄醒的吧。羊肯定在那山洞睡了好几百年之久。是我、是這個我把它弄醒過來的。” “不是你的責任。”我說。 “不不，”羊博士說，“是我的責任，我本來該早些意識到才是。那樣，我也有辦法可想。但我意識到這點費了些時間，等我意識到時羊已經跑掉了。” 羊博士沉默下來，用手指揉了揉冰柱般的白眉毛。看來42載的時間重量已吃進他身体每一個細胞。 “一天早上醒來，羊已經不見了。我這才知道所謂‘羊殼’是怎么個東西。地獄！羊只留下了感念，而若沒有羊又無法把那感念釋放出去。這便是‘羊殼’。” 羊博士再次拿手紙擤把鼻涕：“好了，下面輪到你講了。” 我講了羊离開羊博士以后的情況——羊進入獄中一個右翼青年的体內，他出獄后成了右翼大頭目。后來去中國大陸建立情報网和搜刮錢財。戰后被定為甲級戰犯，但以提供中國大陸情報网為交換條件獲得釋放。釋放后以從大陸帶回的財寶為杠杆控制了日本戰后政治、經濟、情報的陰暗面，等等。 “這個人物听說過。”羊博士無限厭惡似的說，“看來羊總算找到了合适人物。” “不料今年春天羊离開了他的身体。本人眼下人事不省奄奄一息。而在此之前羊一直在掩飾他的腦疾。” “幸運啊！對‘羊殼’來說，半清不清的意識還是沒有為好。” “羊為什么离開他身体了呢？本來他已花費漫長歲月构筑了那般龐大的組織。” 羊博士喟然長歎：“你還不明白？那個人物的情形和我一樣：沒有了利用价值嘛！人是有极限的，而到達极限的人對羊便無用處。估計他還沒能完全理解羊真正有求于他的是什么。他的作用就是构筑龐大的組織，完成之后他便被拋開，正如羊把我作為交通工具來利用那樣。” “那么，羊在那以后怎么樣了呢？” 羊博士拿起台面的照片用手指啪啪敲著：“在日本全國往來彷徨，尋找新的宿主。想必羊將用某种手段找出一個新的人物把他置于組織之上吧。” “羊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剛才也說了，遺憾的是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羊追求的只能是羊式感念的具体外現。” “那可是善的？” “對羊式感念來說當然是善的。” “對您呢？” “不清楚，”老人說，“真不清楚，羊离去后，就連哪部分是我自己哪部分是羊影都不清楚。” “您剛才說的有辦法可想指的是什么呢？” 羊博士搖頭道：“這個不打算講給你听。” 沉默再次籠罩房間。窗外下起急雨。來札幌第一場雨。 “最后，請您把照片上的地方告訴我們。”我說。 “那是我生活了9年的牧場。在那里養羊來著，戰后很快被美軍接收，還的時候作為帶牧場的別墅用地賣給一個有錢人了。現在也應是那個人所有。” “現在還在養羊？” “不知道。但從照片上看，好像現在也還在養。那地方遠离人煙，舉目不見人家。冬天交通都斷絕。一年恐怕也就使用兩三個月。倒是個安靜的好地方。” “不使用時由誰管理呢？” “冬天大概一個人也沒有。除我，不至于有人愿意在那里度過一冬。至于羊，只要花錢，委托給山下鎮營綿羊飼養場即可。屋頂的雪設計上可以自然滑落地面，盜竊也無須擔心——在那樣的山中就算盜得什么也很難走到鎮上。畢竟雪量大得惊人。” “眼下有什么人在嗎？” “這——怕沒有吧！快下雪了，又有熊到處尋找越冬食物……打算去一趟那里？” “我想是要去的。此外沒別的指望。” 羊博士閉起嘴巴，久久沒有做聲。唇角沾著肉九番前醬。 “其實在你之前還有一個人就那牧場來問過我，大約是今年2月。大致年齡嘛，對了，和你差不多。說是看到賓館大廳里的照片來了興致。我也正閒得無聊，就這個那個告訴他不少。他說打算用來做小說素材。” 我從衣袋掏出我和鼠的合影遞給羊博士。那是1970年夏天杰在爵士酒吧給照的。我歪頭吸煙，鼠沖著照相机豎起大拇指。兩人都年輕，都晒得黑黝黝的。 “一個是你，”羊博士打開台燈細看，“比現在年輕。” “8年前的照片。”我說。 “另一個像是那個人。倒是上了點年紀長了胡須，應該不會看錯。” “胡須？” “上嘴唇上的很整齊，其他亂糟糟的。” 我想象留胡須的鼠的臉，但想象不好。 羊博士給畫了牧場詳圖。在旭川附近換乘專線，大約3小時到達山腳一座小鎮。從鎮子到牧場開車還要3小時。 “承蒙指教，十分感謝。”我說。 “實話跟你說，那只羊最好不要再理會了。我就是一個例證。和那羊弄在一起的人沒一個幸福。因為在羊那一存在面前，一個人的价值觀是絕對軟弱無力的。不過嘛，你也有很多具体情況。” “是啊。” “小心！”羊博士說，“把碗碟放到門外去。” 我們花一天時間做出發准備。 在体育用品店買齊登山裝備和便攜食品，在百貨大樓買了厚厚的菲舍曼毛衣。在書店買了牧場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圖和一本地域史。鞋買的是結結實實的釘鞋，內衣買的是硬撅撅的防寒用的。 “這買賣好像不大适合我。”她說。 “到雪地里，就沒工夫考慮這么多了。”我說。 “打算住到積雪時節？” “說不准。不過10月末就開始下雪，准備工作還是先做了好。誰也不曉得發生什么。” 回到賓館，我們將這些物体塞進大背囊，把從東京帶來的用不著的東西裝在一起托海豚賓館老板保管。事實上她的旅行包里裝的基本清一色是閒物：化妝品1套，5冊書和6盒盒式音樂磁帶，連衣裙和高跟鞋，滿滿一紙袋長筒襪和內衣，T恤和短褲，旅行鬧鐘，速寫本和一套24色鉛筆，信紙和信封，浴中，小急救箱，頭發吹風机，棉球棒。 “干嗎把連衣裙和高跟鞋帶來了？”我問。 “要是有晚會不麻煩了？”她說。 “哪里會有什么晚會！” 終歸，她還是把小心疊好的連衣裙和高跟鞋塞進我的背囊。化妝品在附近商店重新買了旅行用的。 老板愉快地把行李經管下來。我算了到明天為止的住宿費，說一兩個星期回來。 “家父可有幫助？”老板不無擔心地問。 我說幫了大忙。 “我也時常心想要是能尋找點什么就好了。”老板說，“但找之前自己都不知到底找什么好。家父那人始終在尋找什么，現在仍在找。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听家父說過夢見一只白羊的事。所以，我一直以為人生就是那么一种東西，就是要四處尋找什么，那也才是真正的人生。” 海豚賓館的大廳一如往日寂然無聲。上了年紀的女勤雜工拿拖布在樓梯上上下下。 “但家父73歲了，羊還沒找到。我不知道羊是否真的存在。我覺得對他本人來說，人生并不怎么幸福。我希望家父幸福，即使從現在開始也好。可他瞧不起我，我說什么都不肯听。這也是因為我的人生沒有目標。” “你有海豚賓館嘛。”我的女友熱情安慰道。 “再說你父親找羊也可能告一段落了，”我補充說，“未完成的部分由我們繼續下去。” 老板微微一笑：“那樣可就再好不過了。往后我們兩人應該可以過得幸福。” “祝福你們。”我說。 “那兩個人真能過得幸福？”過一會剩我們兩人時，她問我。 “或許花點時間，但肯定不成問題。畢竟42年的空白被填補上了，羊博士的使命已經結束了。羊往后的足跡必須由我們尋找。” “我很喜歡那對父子。” “我也喜歡。” 收拾完東西，我們性交了一次。然后上街看電影。電影里也有很多男女跟我們一樣性交。我覺得看他人性交也并不坏。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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