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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市民們想方設法适應這突然來臨的放逐生涯的同時,鼠疫已使城門旁有了守衛,使前來奧蘭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來,連一輛車子也沒進過城。從封城那天開始,汽車仿佛都在原地打轉。從林陰大道高處俯瞰,港口也呈現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個海岸線上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現在喧鬧繁華一下子銷聲匿跡。几艘接受檢疫的船還泊在那里,但在碼頭上,閒著的大吊車,車斗斜傾在一邊的翻斗車,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這一切都說明貿易也被鼠疫奪走了生命。
  盡管眼前有著這一幅幅不尋常的景象,可是看來我們城里的人還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當然,大家都感到恐懼,或是感到別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沒有一個人真正承認疫病的來臨。對大部分人說來,他們主要感到的還是習慣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損害。他們感到惱火、生气,但不能光用這樣的情緒來對抗鼠疫。他們首先的反應便是責怪當局。報刊反映了群眾的批評(《究竟能不能考慮放寬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長的答复卻相當出人意料:迄今為止,報紙和朗斯多克情報資料局還沒有收到過官方送來的有關疫病的統計數字,現在省長卻逐日把數字送給該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眾對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應的。因為公布在發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計有三百零二人死亡,這樣的消息并未引起公眾的猜想。首先,這三百零二個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在通常情況下每周死亡的人數是多少。本城居民總數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雖然這一類精确數字具有明顯的意義,然而平時從來也沒有人去過問。可以說,公眾缺乏比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發現死亡人數有所增加,公眾方始意識到事實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數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達三百四十五人。數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說服力了,但力量還不夠強,仍不足以改變市民們的看法,他們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認為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終究是不會拖得太長的。
  他們照舊在街上來來往往,或在咖啡館的露天座上閒坐。一般說來,他們還稱不上懦夫,談笑風生的時刻多于唉聲歎气,對這顯然是暫時的不便仍能笑臉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還要談及的祈禱周里,更為嚴重的新情況使城市的面貌起了變化。首先,省長對車輛往來和糧食供應采取了一些措施:糧食受到限制,汽油實行配給,甚至還規定節約用電。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過陸運和空運運人奧蘭。這一來市內交通車輛逐步減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賣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營業,另一些商店的櫥窗里出現了“無貨”的字牌,而購貨者則在店門口排著長隊。
  奧蘭呈現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時刻也一樣,因為商店和某些辦事處關了門,閒著沒事干的人群擠滿了街頭和咖啡館。暫時他們還不是失業者,只能說是放了假。下午三點,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奧蘭簡直給人以一种節日中的城市的虛假形象:停止了交通,關上了店門,以便讓群眾性的慶祝活動得以開展,市民擁上街頭共享節日的歡樂。
  不用說,電影院是不會放過這种公共假日的,它們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輪流放映已經中斷,因此經過兩周的放映后,各電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換影片,又過了一段時期,電影院終于只得將同樣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們的收人卻也不見減少。
  最后再來談談咖啡館的情況。在一座葡萄酒和燒酒貿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這類商品的庫存總是可觀的,因此咖啡館倒是能滿足顧客的需求的。說實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館貼出了“醇酒具有殺菌效能”的廣告,群眾本來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傳染病的作用,這一來輿論就表示對此堅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兩點,街頭上到處可見相當數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漢,樂觀的言論也到處可聞。
  但所有這些變化,從某种意義上說來,顯得异乎尋常,又出現得突如其來,因此很難說這是正常和會持久的現象。最后,個人情緒還是在大家的頭腦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兩天,里厄醫生從醫院出來遇見科塔爾,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說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說:“不錯,我身体完全好了。醫生,請告訴我,這該死的鼠疫,嗯!嚴重起來了吧?”
  醫生承認情況确是如此,而科塔爾卻以一种异常輕松的口吻發表意見:
  “現在它沒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將被它搞得亂七八糟。”
  他們兩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爾講到他區甲的一個食品雜貨店大老板囤積居奇,以圖厚利。當人家來送他去醫院時,發現床底下藏著罐頭食品。“他死在醫院里,鼠疫是不會給錢的。”科塔爾有著一肚子這种真真假假的有關鼠疫的傳聞。譬如有人說在市中心區,一天早上,一個帶有鼠疫症狀的男子在高燒中精神錯亂,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個女人扑去,把她緊緊摟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爾用一种同他語气不相容的和悅的語調說道,“我們大家都將發瘋,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約瑟夫·格朗終于向里厄醫生傾吐了他的秘密。他見到放在書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過頭來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說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療養。“在某种意義上說,”格朗說道,“這還是運气。”醫生回答說這的确是運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來。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說。
  自從里厄第一次認識格朗以來,他還是第一次話說得那么多。盡管他說話時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總是能找到适當的字眼,好像他對當時要講的話,早已思考過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結婚,對象是鄰居家的一個貧窮的年輕姑娘。他就是為了結婚才輟學就業的。讓娜和他都從未到他們那個區以外的地方去過。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讓娜的父母看見那位沉默寡言、舉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點好笑。她父親是個鐵路工人,休息時間常常見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雙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視著街景。她母親則終日忙于家務。讓娜幫著她。她身材長得那么纖細,使格朗每次見她過馬路時總是要為她擔上几分心:所有車輛一到她面前都成了龐然大物。有一天兩人在賣圣誕節禮物的店舖面前走過,她朝著櫥窗里陳列的東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說:“太美了廣他緊握著她的手腕。這樣他們就訂了終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說,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樣:他們結了婚,還有點相愛,兩人都工作,工作一忙,愛情也就淡了。由于辦公室主任食言,讓娜也只得工作了。讀者讀到這里,應該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話。勞累的工作助長他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思想,他越來越少說話,他也沒有能夠繼續滿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愛。一個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貧窮中,前途逐漸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無言,在這樣的環境中哪里還談得上愛情?讓娜也許已感到痛苦了,但當時她忍著沒离開他;人們長期飲著苦酒而不自知的情況也是有的。這樣一年一年地過去,到后來,她走了。當然她不是一個人走的。“我愛過你,但現在我厭倦了……我并不因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為了幸福才找新的開端。”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現在輪到約瑟夫·格朗開始難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開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話那樣,但他卻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經常地想著她。他本來想寫一封信給她為自己辯解。“但是,”他說,“這有困難。對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們相愛時,我們無需說什么話就彼此了解。然而雙方的愛情不是永久不變的,有一個時期,我本來可以找些話來留住她,但我沒有做到。”格朗用一塊方格子的手絹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著他。
  “醫生,”格朗老頭說,“請原諒,但是我怎么說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說話,說了使我感到激動。”
  顯然,格朗离關心鼠疫還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發了一份電報給他的妻子,告訴她說,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繼續當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著她。
  封城后過了三個星期,里厄從醫院里出來的時候,看到一位年輕人在等他。
  那人說:“我想您認識我吧。”
  里厄覺得好像曾見到過他,但思索著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發生前,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況而來討教過你,”那人說,“我叫雷蒙·朗貝爾。”
  “啊,對了!現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說。
  對方顯得有些煩躁,他說他來不是為了這件事,他是來請里厄醫生幫忙的。
  他接著說:“原諒我的冒昧,但是在這城中我沒有熟識的人,我們報館的通訊員不幸是個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區的一家診療所去一次,因為他有事要吩咐。他們就順著黑人居住區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漸朦朧,但是過去一到這個時刻就很吵鬧的城市,現在卻變得出奇的安靜,從余輝未盡的天際傳來的几聲軍號聲,只能說明軍人們還作出像在執行任務的樣子。他倆沿著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兩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藍色、赭石色和紫色的牆頭。朗貝爾談著,情緒十分激動。他把妻子丟在巴黎,說真的,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沒有多大區別。封城開始后他曾給她打過一份電報。起初他認為事情長不了,他只想設法同她通信聯系。他在奧蘭的同行們告訴他,他們對此無能為力;郵局把他拒之門外;省府一位女秘書對他的要求則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兩個鐘頭的長隊,獲准打了一份僅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會”几個字的電報。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時,他忽然想到畢竟他不能預計事態會持續多久,決定离開奧蘭。由于他是經人介紹過的(他的職業有這种便利),所以他能夠見到省府辦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說明原委:他与奧蘭市無關,沒有必要留在這里,他是偶然來此的,因此按理應讓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檢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對他說他對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處理。主任又說他將再研究一下,但總的說來情況是嚴重的,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朗貝爾說:“但我畢竟是外地人。”
  “這沒有疑問,但總而言之,還是希望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為了結束談話,他試圖安慰朗貝爾,提醒他能在奧蘭找到很好的報道資料,如果仔細考慮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貝爾只能聳聳肩膀。這時他們已走到市區的中心。
  “真是糊涂話,醫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來就是為著寫報道的。也許我是生來為著同一個女人一起過活的,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里厄說,這种說法不管怎樣,看來還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區的大街上,見到的已不是平時的人群了。几個行人急急忙忙地向遠處住所走去,沒有一個人面帶笑容。里厄想,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報資料局的通報造成的。一般情況下,市民們本來在事后二十四小時就會恢复信心,但是在當天,人們對數字仍然記憶猶新。
  朗貝爾突然說道:“這是因為她和我,我們相識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說什么。
  朗貝爾又說:“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為我出一張證明,說明我沒有患上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這也許對我有用。”
  里厄點頭答應。這時一個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輕輕地把他扶起,然后兩人再起步走到閱兵場。蒙著一層灰色塵土的無花果樹和棕櫚樹的樹枝一動不動地下垂著,樹叢中有一座滿是塵土的、肮髒的、象征共和國的雕像。他們在像前停步,里厄把兩只滿是白灰的腳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貝爾看看,這位記者的呢帽戴在后腦勺上,系著領帶的襯衫領子的紐扣解開著,胡髭也沒有好好剃過,臉上一副負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說:“我理解您的心情,這點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問題的。我不能為您出證明,因為事實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這种病,即使您現在沒有病,我也不能證明您在离開我直到走進省政府的一段時間內不會傳染上。況且,即使……”
  “況且,即使什么?”朗貝爾問。
  “況且,即使我給了您證明,對您也無濟于事。”
  “那為什么?”
  “因為城中像您這种情況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沒有放走過一個。”
  “但假使他們本人都沒有染上鼠疫呢?”
  “這個理由還不夠。我也明白這是笑話,但是事關大家安全,也只有這樣做。”
  “但是我不是這里的人嘛!”
  “從現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樣,也算是這里的人了。”
  朗貝爾激動起來,他說:
  “這是個人道問題,我向您發誓。也許您不体會一對情投意合的人兩相分開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過了一會,他說他認為自己是能体會這一點的。他衷心希望朗貝爾同他的愛人重逢,希望一切相愛的人們再度相會,但是礙于法令,礙于鼠疫,他的任務是該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貝爾痛苦地說,“您不會体會,您是在講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觀念中。”
  醫生抬頭望著象征共和國的雕像說,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講大道理,不過他講的是明擺著的事實,這兩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記者整了整領帶說:
  “那么照您說我只好另想別法了?但是,”他接著以不服气的口吻說,“我會离開這個城市的。”
  醫生說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這事情与他無關。
  朗貝爾突然發作了,大聲說:“不,這事与您有關。我來找您就是因為人家告訴過我,在這次決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當時我想過,您這個參加系鈴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鈴。但是您卻無動于衷,您根本不顧任何人。您沒有為分居兩地的人著想。”
  里厄承認,在某种意義上,這話不錯,他确是不想考慮這方面的情況。
  “啊!我明白了,”朗貝爾說,“您就要講些為了公眾利益之類的話厂,但是公眾利益也要以個人幸福為基礎的!”
  甲厄仿佛從分心的狀態中醒了過來。“得了,”他說,“不光是有這一面,還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斷語。但是您發火總是不對的。假使能解決您的問題,那我當然高興之至。但問題就是我的職責所在,不能徇情。”
  朗貝爾忍不住大搖其頭。
  “不錯,發火是我錯。而且我這樣也浪費掉您不少時間。”
  里厄要求朗貝爾隨時把進行的結果告訴他,并且請這位記者不要對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會有一項計划讓他們走到一起來的。朗貝爾突然顯得困惑不安起來,他沉默了一陣之后說:
  “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說些什么,我相信這點。”
  接著他又猶豫起來說:
  “不過我不能贊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額一壓,快步走開了,里厄目送他走進讓·塔魯住的旅館。
  過了一會儿,醫生搖了搖頭,當然記者盼望重獲幸福的著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責怪他“生活在抽象觀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醫院中每周的犧牲者高達五百來人,而他在醫院中過的這些日子難道也是抽象的嗎?的确,這場災禍中也有抽象或不現實之處,但當這种抽象觀念涉及到人的生死問題時,那就必須認真對待,不能掉以輕心了。里厄只知道這不是最容易辦的事。比如說,他所負責的那所輔助醫院(像這种醫院現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間面對門診室的房間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間房間的地上挖了一個水池,水中加了臭藥水,池中央有一個磚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脫去衣服,丟入池中。病人洗過身,擦干后,披上醫院里的粗布襯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進入病房。現在不得已只好把學校的風雨操場用來收容病人,總共放了五百張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親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溝腫塊切開等工作后,還要查核統計數字,午后回去看門診,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診,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親把媳婦的電報遞給他的時候,注意到他的雙手打著哆嗦。
  “是在抖,”他說,“但只要堅持下去,我就不會這樣緊張了。”
  他体格健壯,能頂得住,而且事實上他并未感到疲勞。倒是這些出診中的情況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斷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運走c于是又得開始講抽象的大道理,困難的場面也開始出現,因為病人家屬知道,只有這個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見到。“可怜可怜吧!醫生!”洛雷太太說,她是在塔魯所住的旅館中工作的女佣的母親。但這有什么用呢?當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這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處,他必須打電話。一會儿傳來了救護車的警鐘聲。起初,鄰居們推窗望望,后來就搶著把窗關上。接下來便是掙扎、啼哭、勸說,總之是些抽象的觀念。在這些被發燒和恐慌搞得亂哄哄的寓所里,出現了一幕幕瘋狂的場面,但是病人還是被帶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開始几次,里厄打了電話不等救護車來就赶去看別的病人。但是后來病家卻關上了大門,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別,因為這一別結局如何,他們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繼之以警察的干預,最后是出動軍隊,把病人強行搶走。頭几個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護車來了才走。到后來,當每位醫生都在一個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診時,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時間里,每天晚上的情況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樣:當他走進牆上裝飾著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時,病人的母親欲笑不笑地來迎接他說:
  “我想這不會是大家所說的那种發燒吧?”
  他掀開了毯子和襯衣,默默地觀察著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紅斑,腫脹的淋巴結。那母親看著女儿的腿間,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來。每天晚上都是這樣,母親們在露出的腹部所顯示的致命的症狀前號哭,臉上帶著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們緊緊抓住,無濟于事的話、許諾、哭泣,一片混亂;每天晚上,救護車的警鐘聲引起了無濟于事的、情緒激動和痛苦的場面,晚上出診時間長,而且遇到的情況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這种相同的場面不斷地重复出現外,再也盼不到出現任何別的了。不錯,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樣地一成不變,只有一樣東西也許是在起著變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國的雕像前深深感覺到了這點:他兩眼盯著朗貝爾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館大門,覺察到那難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襲到他整個心靈。
  几個星期的令人筋疲力盡的生活過去了,每晚暮色降臨后全城的人照舊擁上街頭在原地轉圈,這時,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當人們覺得同情也無補于事后,對它也就厭倦了。在那壓得他透不過气來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輕松的卻是心腸慢慢變硬起來的感覺。他明白這樣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仟務,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親每當深夜兩點見到里厄回家時茫然的目光,感到難受,同時也因里厄將他唯一能得到的母愛的溫暖漠然置之而深為痛心。要同抽象觀念作斗爭,就不得不像他一樣。但這又怎樣能使朗貝爾明白這一點呢?對朗貝爾說來,抽象觀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馳的東西。說真的,里厄也知道這位記者在某种意義上是對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時候抽象觀念比幸福更要緊,而在這种情況下,也只是在這种情況下就必須重視前者。這就是朗貝爾將要遇到的情況,里厄將在朗貝爾日后向他說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話中了解到詳情。這樣,每人的個人幸福和与鼠疫有關的那些抽象觀念之間的陰沉險惡的斗爭,在新的局面下展開,构成本城在這一冗長時期中的整個活動。而里厄則自始至終參与了這場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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