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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了至今還住在吉隆坡和周邊的“南洋姐”之后的那個夜晚，我請絹子嬸在街上的飯館吃了飯，一來是表達我對她引見那些人的謝意，二來是与她惜別。這飯店是華僑經營的，所以店堂陳設与裝飾全是中國風格的，飯店前邊的綠地很大，上邊栽滿各种植物。与白天的酷暑截然不同，店頭涼風徐徐吹來。 我好久不曾這樣安心地吃一頓飯了。我接受太田与絹子嬸的勸告，旅行的下一站將是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和棉蘭。第二天下午的飛机票業已預定好了，這天晚上只是好好休息就是了，所以才有了舒暢的感覺。在絹子嬸那一方，在附近的斯蓮巴住著她女儿，吃完晚飯她便要去女儿家，看上去她也很高興。 我和絹子嬸面對面邊吃邊談，心中浮現出一种想法，我由于有絹子嬸這樣一個好向導，所以才見到了四名過去的“南洋姐”，但是這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當地“南洋姐”的實際情況呢？ 正如上一章仔細描寫的野中鶴子的例子中反映出來的，我見到的四名過去的“南洋姐”雖身在异國思故鄉之外，經濟上還都有一定保障，她們的生活有開朗熱情的東南亞人的照顧，生活得還不錯。可是能不能代表在當地老去的所有“南洋姐”的生活呢？迄今為止我慶幸在吉隆坡遇上了我應該找的人，所以十分安心。但我又确信還有不幸的“南洋姐”存在，她們的境遇与那四個人完全不同，她們不知生活在哪個角落，這种想法勢必引起我的不安。 上餐后甜食時，我把這個想法与絹子嬸說了，絹子嬸的表情似乎在說“那是當然的”。她說：“我認識的只有這四個人，你都見過了。至于貧窮的過苦日子的老太太過去也是有的，都死光了。”表示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人了。 于是我說出已經快淡忘的一件事以使她參考，那是從前听爪哇島歸來的某人談起的一位老“南洋姐”的故事——那位老“南洋姐”的姓名是山屋竹，十四歲的時候由于輕信別人說給人看孩子會有很高的月工資被賣到新加坡來，其后從馬來半島輾轉到蘇門答腊。二次大戰后她已老了，在蘇門答腊島的最北端沙磺成為馬來人的一員苟且偷生著。但由于生活條件差，營養失調，眼睛就此瞎掉了，找著一點儿關系到了棉蘭，好不容易進了養老院，這樣才放下心來不用愁衣食了，不久也就故去了。 于是絹子嬸說出來：“啊，你這么一說我想起來了，不知誰對我說的，加影的養老院里有一個日本老太太呢。”我欠身過去想再詳細打听一下，誰知她所了解的信息僅此而已，再沒有更可靠的線索了。 對我來說這就夠了，在瘴瘍之气蔓延的南國孤獨地度過老年的日本人，在馬來西亞的養老院度過余生的老女人——她不是“南洋姐”會是什么呢？如果絹子嬸的記憶力不好，此事是她剛听說的話，那么不知姓名的老嫗是否健在令人擔心。而絹子嬸講明因為与女儿有約在先，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陪我前往了，我明天下午又要去印尼，無論怎么看條件都不具備，盡管如此，我還是決定去養老院訪問。 那天晚上我住進旅館，第二天早晨准備了小小的禮品，叫了輛出租車奔向吉隆坡与迪克森港中間的加影。离開吉隆坡市區，汽車飛駛在白色的道路上，兩邊是椰子樹和橡膠樹，風景單調但說它大方也很大方。時時出現叫作“干蓬”的小村落，村頭有几家商店，加影是不是這种小村落呢？連出租汽車司机也不知道。 于是我每逢見到小村落出現便到處找有沒有在村頭寫著加影的字樣，但這种努力也是枉然，車還是開過了加影，幸虧有輛車的司机告訴我們。我們終于回頭找到了加影，但還是不知道養老院的所在。 司机在一排房屋前停了車，這里有几家商店，最頂頭的是加油站，管理人像是華僑，他的話我一點儿也不懂，我不得已拿出筆記本寫了“養老院”三個漢字，他立即懂了好像是在說我給你們帶路吧，与司机打了聲招呼坐進了出租車，但他的話我依然不懂，正在這時，鄰家的美容院前站立著的、剛才一直在看我們的一位女子突然對我說起英語來—— 那女子問我說：“你是日本人嗎？”她穿著深綠色的裙子，橙色無袖上衣，小個儿，看上去三十五歲左右。我回答她說“是”，她親切地微笑著，然后說自己的祖母也是日本人。 由于太突然了，我感到手足無措。她解釋說：“我想你一定是日本人，因我感到親切所以才跟你搭話的。”据她講她祖父是到南洋謀生的中國人，從体力勞動干起，后來也攢了些錢生活好了。討了吉隆坡叫秋子的日本女人做妾，秋子只生了一個女孩，那女孩長大也和中國人結了婚生下她。當她還很小的時候日本戰敗了。秋子被英國人帶走，從此便失蹤了。 穿深綠裙子的女人最后補充了一句，“我不知秋子奶奶是不是在戰爭的混亂中死去了，或者因日本戰敗英國艦艇強制地把她送回日本去了，不論怎么著她都不可能在人世了。但我想到在我的血管里流著日本人的血，所以見到像你這樣來旅行的日本人我都覺得親。” 她的祖母無疑是日本的“南洋姐”，但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她祖母的真實身份。可是，無論如何，看上去平凡的東南亞人的日常生活里，仔細挖掘也可以發現“南洋姐”的痕蹤，這使我十分茫然。 總而言之与綠裙子女人談了約十分鐘之久，由加油站的老人帶路，我終于來到雪蘭莪州立加影養老院。整個建筑物給人以明亮的感覺，周圍被草地和鮮花環繞。辦公室是現代建筑，白牆瓦頂。老人居住的是木結构房屋，涂成白色，每棟房屋之間有遮陽的水泥頂走廊，醫護人員、服務人員的表情十分有生气地充滿微笑。我不知不覺地拿它与日本同類設施比較，不禁十分羡慕。 進了辦公室我對負責人談了訪問的目的，如果有神明的話，我真該祈禱一番了。我的根据只是絹子嬸的一句話，我一邊擔心是否能赶上飛机一邊特地到此訪問的，如果人家說沒有日本人住在這里又會怎樣？或者結果是确實有日本的老女人住過這所養老院，但老人几年前死去了，又怎么樣？想著想著，我的心情便激動起來。 多么值得慶幸啊，接待我的年輕的馬來人女職員告訴我，養老院里的确住著一名日本老嫗，她的名字叫川本春。我告訴女職員我不是她親屬，是旅行者，想探訪一下本國的這位老嫗。女職員笑眯眯地把我帶到川本春的房間里。 川本春的住室在長廊的盡頭，許多老人和她一起住在一間明亮的大屋子里。這房間有學校的小禮堂那么大，牆壁兩邊開著大窗戶。室內放著兩排床，老人們的頭都靠窗，有十几位老嫗穿著沙麗，有坐有臥的在休息。左側中間放著川本春的床。 川本春穿著淺藍色上衣，裹著淡黃色的沙麗，一只舊的茶色小皮箱當作枕頭靠在她身后。女職員大概在告訴她我的來意吧，用馬來語說了几句話。她邊用怀疑的眼光看著我，邊從床上立起身來。春的頭發按從前日本人梳頭的方式全部繞到腦后，已經全白了。黑框眼鏡后邊是一雙大眼睛，年齡約七十歲左右，給人一种溫和柔順的感覺。如果由這樣一位老奶奶看護小孫子的話該多么合适，對孩子對老人都是一种幸福。 “您好！您是川本春嗎？我是從日本來的，听說養老院有日本人，特意到這里來看您。”我把准備好的小禮物送到她手里。川本春凝視著我，慌慌張張地勸我落座，然后用地道的日語對我說：“你是從日本來的嗎？真少有啊！我真高興，您還送我這樣的禮物。” 我看到春与野中鶴子不同、還完全記得日語，就大大地放心了。為了使她的心理放松下來，我也需緩一口气，就先拉拉雜雜地聊閒天儿。后來我對她說：“老奶奶，能把你過去的事講給我听听嗎？”得到她的允許，話題就轉向她的成長歷史和“南洋姐”的生活了。 對同种的采訪，過去我盡量避免使用錄音机，我只把要點記錄在筆記本上。可這次旅行我帶了小型錄音机，因為我不能在一個地方長久停留，旅行日程安排得很緊，光用日語速記不起作用所以我帶了這台錄音机以備不測。這台錄音机放在我喜愛的黑包里，皮包的形狀像一只隨便躺臥的狗，我把拉鏈打開，悄悄地按了錄音鍵，為此川本春的話原封不動地錄了下來。 下面我就把我和她的對話按當時的錄音全文抄錄如下。我沒有加任何潤色將它發表。讀者也可以通過它了解我平時采訪時提問題的路數。 山崎：您是哪儿生人啊？是島原還是天草？ 川本：天草一町田的。 山崎：啊，一町田，那您知道那里有個XX旅館吧？ 川本：一町田XX旅館……那是我遠親開的。 山崎：啊，您是XX旅館主人的親戚呀！我前些時候去一町田還在那里住過一夜呢！ 川本：我呀，血都涌上頭了，什么都听不見啦！ 山崎：您是高血壓吧？您多大歲數啦？ 川本：高血壓？我不是高血壓，一听說您住過XX旅館，我的頭都要炸開了。我今年八十六啦！ 山崎：都那么大歲數啦？ 川本：不是八十六就是八十七啦。 山崎：您是明治多少年生的？ 川本：我沒上過學，不知道。 山崎：什么時候到這里的？ 川本：二十歲的時候。 山崎：是到新加坡嗎？ 川本：只在新加坡住了三個月。 山崎：那么立刻到這邊來了嗎？到吉隆坡…… 川本：什么？ 山崎：老奶奶，躺下說吧，能成嗎？您在一町田是農民嗎？ 川本：我們老家全是農民。 山崎：是啊，在一町田一一二兄弟姐妹還在嗎？ 川本：兄弟姐姐全死了，只剩下我和最小的妹妹了。 山崎：他們要都活下來，有几個人啊？ 川本：有八個人。 山崎：有八個吶，那你父母可夠受的。你來新加坡是被騙來的吧！ 川本：是啊，人家說到新加坡的旅館工作工資可高呢！于是我就來了！ 山崎：那么說，老板是高濱的人嗎？就是勸你到南洋來的那個男人。 川本：不是我們當地人，是外地人。 山崎：不是天草人嗎？ 川本：不，是外地人。 山崎：來的時候是不是呆在船艙底，我認識一位老奶奶，她來時就是只吃一條干松魚，被關在木箱里…… 川本：不，我們來得晚，來的時候沒進底艙，和乘客一樣乘的船。 山崎：有護照嗎？——貼著相片的。 川本：不清楚。 山崎：坐船一道來的老板与勸你來南洋的人是一個人嗎？還是些別的人？——不是女老板吧？ 川本：帶我們來的？——是男的，應該是偷渡的蛇頭。 山崎：那男人多少歲，名字還記得住嗎？那男人的名字。 川本：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們也都不知道他的原籍。 山崎：那時您是一個人來的，還是有別的朋友一起來新加坡的？ 川本：三個人一起來的。 山崎：都是誰呀？ 川本：哎，一個是墨子，另一個，名字忘記了。 山崎：在新加坡住的是馬來街還是馬拉巴街？ 川本：在新加坡干的是我不愛干的營生，接客的辛酸呀說不完…… 山崎：不接客的話老板要生气吧？打過你們嗎？ 川本：打倒不打，可是，不接客欠的債就會多，所以不愿干也得干。 山崎：在新加坡呆了多長時間？ 川本：半年。 山崎：后來就到吉隆坡來了？到吉隆坡也還是干那營生嗎？ 川本：一樣，可這回老板是天草高濱人啦…… 山崎：是由中太郎造老爺嗎？ 川本：姓角田…… 山崎：是角田藤吉嗎？ 川本：不知道，老板娘老家离我們村不遠，有三里多路吧！ 山崎：离一町田三里路——是崎津嗎？ 川怖：离崎津還往上一點。 山崎：是今富還是GATA？ 川本：是今富，今富沒錯儿，你地名可真熟啊！ 山崎：你欠多少錢的債呀？ 川本：去新加坡的時候是三百元。 山崎：三百元啊，在大正時代，這可不是小數目啊！到吉隆坡以后呢？ 川本：到吉隆坡以后變成五百元啦！ 山崎：分成怎么分，總是有收入的吧，錢全到老板的腰包里去了嗎？您一分錢都拿不到是嗎？ 川本：一分錢都沒有，我們什么都是從老板、老板娘那里拿的，這些又都成了我們欠的債。 山崎：他給和服和和服腰帶嗎？ 川本：哎，和服啦，腰帶啦，頭飾啦，什么都給—— 山崎：插簪也是其一吧——你們穿和服到店頭拉客還是穿西裝去呢？ 川本：和服。 山崎：穿單和服還是穿縐紗綢的？ 川本：什么都有。 山崎：那么化妝白粉是怎么搞來的呢？ 川本：抹的白粉是老板給的，口紅、冷霜全是。老板總說我們化妝不夠，什么都給。 山崎：那么老板給的又都變成欠他的債羅！ 川本：…… 山崎：吃的怎么樣，吃什么響？ 川本：吃的什么都有，想吃什么買什么。 山崎：那么，你們手頭也有些活錢羅？ 川本：錢嘛，肯跟老板借就有。 山崎：你頭一次接客是馬來人還是英國人？ 川本：什么？……記不得啦…… 山崎：您去過醫院嗎？ 川本：醫院？沒去過。 山崎：您往一町田寄過錢嗎？沒寄過？ 川本：寄是寄了，可是…… 山崎：您來到這里過了多少年啦？ 川本：我四十二歲的時候回過一次日本。 山崎：是回去探親吧！那時是不是帶了很多錢回去的呀？ 川本：我真倒霉，那時我已結婚了，我跟丈夫說給我一千元，丈夫說一千元沒有，給八百吧！就給了我八百，我又攢了一百私房錢，回過一次一町田。——可真倒霉啊，和朋友一起住旅館一天要五元，一天要五元吶！船來了，行李又放不下，走不了，那么貴的旅館住了好几天！ 山崎：您和什么人結婚了？是國籍不同的人吧！ 川本：對，是印度人，專做洋人長袍的。 山崎：那印度裁縫的名字叫什么？ 川本：格拉曼·哈次。 山崎：您多大結的婚？ 川本：我回鄉的時候已經結婚十年了，我四十二歲時回的日本。 山崎：結婚十年回的日本，那么您三十二的時候結的婚對嗎？回日本時沒帶老伴去，一個人回去的對吧？ 川本：哎，哎，一個人回去的。……你說我有多倒霉！那時我們乘的船非得牽引一艘貨船去神戶，那貨船据說是發生故障了，我們的船不能在門司停，就牽引貨船去神戶了。 山崎：哎呀，這可是大事，后來怎么了？ 川本：你說說，這船在神戶停了一晚，好容易到了長崎，一下子又花了不少錢。 山崎：那您從長崎又坐小汽輪到口之津羅？ 川本：長崎那儿我既有兄弟又有姐妹。 山崎：那就沒回一町田羅？ 川本：不，在長崎住二三日才回到一町田的。 山崎：大伙儿都很高興吧！ 川本：哎，大伙儿都高興。 山崎：帶回來的錢全給人了？ 川本：哎，我這個人倒霉透了，妹夫剛剛胸骨骨折，在我探家期間做了兩次手術。他家有三、四個孩子，付不起醫療費，我出了二百元。還給弟媳婦一個戒指。 山崎：戒指，是金的還是銀的？是金的吧！老奶奶當時您是戴著几個金戒指回國的呢？ 川本：路上遇到賊，只剩一個了。 山崎：在一町田住了多久呢？ 川本：五個月。 山崎：后來又回到吉隆坡是嗎？ 川本：是啊又回來了。 山崎：那您的印度丈夫在吉隆坡有商店吧？ 川本：是啊！ 山崎：他是年紀輕還是歲數大啊？ 川本：還是歲數大啊！我回日本的時候，他向他的老板借一千元，償還德里那邊的老板債務二百元，給了我八百元。那時我們也有些家當，向老板借錢是有條件的。 山崎：什么條件？ 川本：不是當東西，而是答應給老板白干活儿。 山崎：啊，那老板是什么人？ 川本：也是印度人，開著一個大商店。 山崎：那個店在哪儿？ 川本：帕德洛德。 山崎：老奶奶您住在哪里呢？ 川本：我們住在靠上邊的干蓬。 山崎：你們的店在哪里呢？是在帕德洛德嗎？ 川本：在老板的店的二樓。 山崎：您丈夫的月工資多少啊？ 川本：月工資？沒有，自己掙。 山崎：那么就在二樓自己開業了—— 川本：還帶來些縫紉工，一共六、七人吧！ 山崎：縫紉工是女的嗎？ 川本：全是男的。 山崎：生活怎么樣？還滿不錯的吧？ 川本：不知道，我腦子不好…… 山崎：不，是我的問題提得不對。——那么家里好像沒多少錢是吧？老奶奶，沒領養個孩子嗎？ 川本：養大了一個孩子。 山崎：從哪儿領養的？ 川本：也是從印度人那里…… 山崎：叫什么名字？ 川本：麥德。 山崎：女孩子嗎？ 川本：男孩子。 山崎：那么您一結婚就領養了一個孩子？ 川本：不是。結婚、回日本探親之后才領養的。 山崎：領了一個多大的孩子啊？ 川本：很小，才二歲。 山崎：那么給他喂奶，換尿布，抱大的吧？像自己生的一樣。那孩子現在怎樣了？ 川本：已經死了吧。那孩子小時候真可愛，大了以后變坏了，沒法子。日本軍來吉隆坡之后，他去了日本人那里，干坏事。他不回我這里來，有時偶爾回來也要偷走些東西。 山崎：麥德干的？ 川本：哎。那時已是日本占領時期，他已經到找工作的年齡了。可穿的用的全由我供著他，即使找到工作第二天就不干了，逃跑了。 山崎：您的命運真不好。 川本：打小時候就不是好東西。 山崎：麥德沒上過學嗎？ 川本：上到三、四年級。 山崎：后來就在裁縫舖幫忙是嗎？ 川本：哎！ 山崎：是您丈夫教他手藝嗎？ 川本：不，是別人。 山崎：為什么不是您丈夫教呢？您的印度丈夫什么時候死的，多少年以前？ 川本：已經三十多年了。日本人來了，打仗了，那時我丈夫就病了，接著就死了。 山崎：什么病？胸部的病，還是肚子的病？ 川本：怎么說呢，腳不能走路，站不起來，也躺不下，只能坐在椅子上。 山崎：只能坐在椅子上啊？那么，多大歲數去世的，您的丈夫？歲數很大吧？ 川本：像我現在這個歲數吧！ 山崎：和您差多少歲啊？ 川本：我搞不清楚。 山崎：不知道嗎？——您丈夫去世時麥德在您身邊嗎？ 川本：那時候，他還在上學。 山崎：噢，麥德上小學時他父親就死了，那老奶奶，家里掙錢的人去世了，您家的生活會很苦的，怎么養活麥德呢？ 川本：有四、五年的工夫我當佣人來養他。 山崎：在哪儿干活？在印度人家還是在馬來人家？ 川本：馬來人家里。 山崎：當女佣吧？ 川本：當佣人有月工資，麥德也沒受太多的苦，日本人來了以后，麥德也給軍隊干活儿有月薪，他媳婦也有月工資。 山崎：呵，媳婦也娶了？他媳婦是干什么的？ 川本：儿媳婦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掙得少，她總給我錢，她總問鄰居，“我婆婆在哪家干活儿吶？”別人告訴她我在哪儿，她找到我總和我呆上一段時間，然后才回她工作的地方去。后來，戰爭到處都打起來了，我這儿子也讓人用槍打死了。 山崎：那么，儿媳婦是好人，雖然麥德讓您頭痛。 川本：不，還是我命不好……也還是我那孩子不好，他在吉隆坡的死圭布希洛地方給軍隊做飯。 山崎：進了炊事班是嗎，老奶奶？ 川本：是啊，麥德進了炊事班，他叫我也去，我要是去了就好了，我說是要去，正在猶豫呢，他就打人了。我儿子麥德打了人。你看，他被逮捕了，關進牢里…… 山崎：哎呀！ 川本：后來，我也一直想去看看，有人說：“麥德從牢里出來了。”我就沒去。他出來那當儿說：“有個人跟我過不去，這人在蘇爾加地方，等明儿我把他殺了。”儿媳婦怎么勸也沒有用。這時又遇見軍隊的頭儿叫他回去做飯，他回去了，又在那儿打了人。這次關在較遠的監獄，自從那次以后再也沒見到他。 山崎：那以后再沒見著？那遠方的城市叫什么？ 川本：叫海本，那以后再也沒見著了。 山崎：也沒來過信？ 川本：是的，什么消息也沒有。已經三十年了。可能已經死了。儿媳婦也不知下落了。 山崎：老奶奶，您的命确實不好，那么，您的老伴對您好嗎？ 川本：他可是個好人啊，從來沒跟我打過架。 山崎：他跟您說印度話嗎？ 川本：不，我只說馬來話。 山崎：那您丈夫也說馬來話，英語怎么樣？ 川本：他也只說馬來話。 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語記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還干過什么活儿？到馬來人那里當佣人以外，還…… 川本：告訴你吧，我一直給人家當佣人，攢了些錢，用那錢蓋了房。 山崎：您一個人過活羅？ 川本：我住上面一層的那間屋，樓下出租，一個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錢過活嗎？ 川本：我去旅館，管吃，還給十元工資。 山崎：啊，出租房屋掙十元，然后您到旅館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個月二十元收入羅！ 川本：我蓋的房子盡叫我操心，雨水多一點儿泥水就上來了，去廁所也擔心，沖涼也擔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齡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擔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訴我去養老院就好了，養老院只有華僑和印度人去，馬來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著總擔心，所以我就到這養老院來了。 山崎：到這儿几年了？ 川本：告訴你，六年了！ 山崎：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錯，還有醫生呢！ 川本：有醫生。 山崎：在哪儿吃飯呀？ 川本：人家給端來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錢嗎？你一分錢不出？ 川布：不要錢。 山崎：總也得有個零花錢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錢怎么辦？ 川本：沒有零花錢。 山崎：麥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鄰居倒常常來看我，給我帶些水果。 山崎：啊，他們真不錯呀，是馬來人還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馬來人。 山崎：您的房子蓋在哪儿啦，是吉隆坡，還是別處？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來看您的馬來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當庫庫達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庫庫達馬？ 川本：我腦子不好使，日語怎么說來著，忘了。 山崎：老奶奶，給您零用錢。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錢。 川本：什么呀！ 山崎：這是一些錢，很少，當零花錢用吧！ 川本：哎喲，太太您干什么給我這個，對不起那我少拿一點儿吧！謝謝您…… 山崎：還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島有個軍浦嗎？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個大法師—— 川本：過去可能知道，現在已經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這就是大法師的米，也就是天草島收獲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媽也是被騙到馬來的人，現在已經回到日本了，她信仰軍浦大法師，給了我這米，說是天草大法師的米，吃了它不會生病。 川本：謝謝啦！ 山崎：對不起，從剛才起，外邊的汽車就鳴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達，時間不夠了，汽車催我呢！ 川本：是嗎？ 山崎：只想問您一句話，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嗎？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嗎？ 川本：…… 由于大門外出租車司机頻頻鳴笛，雖然十分遺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別了。我把十元馬來西亞紙幣用紙包了送給她當零用錢，還把阿崎婆信仰的軍浦大法師的米也送給了她。這些在錄音中已有記錄了。當我把錄音鍵關了以后，她頻頻地向我道謝，然后吞吞吐吐地說：“這樣跟你要太不禮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錢的話，給我二、三元作為紀念。”放馬來西亞錢的錢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錢當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車的包里了，我又順著長長的走廊到出租車里取來，放在春的滿是皺紋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幣，一枚五元硬幣，數枚十元硬幣、一枚五十元硬幣和几枚一百元硬幣。 春在我放一元硬幣時仔細地注視著，像是說：“這就是現在日本的一元錢呀。”當硬幣的枚數增加時，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說：“這么多錢，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說：“那么，我拿馬來錢換給你。”從她枕著的舊皮箱里拿出一個空罐，又從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齊齊折疊的馬來西亞紙幣，這可能是說沒有零花錢的春的最后的一點錢了。 我拼命地解釋說：“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這點錢絕不是大數目，別擔心，拿著吧！”春反复說：“不會，沒那事儿。”這樣成了僵局。春离開日本的時候才二十歲，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紀年為明治四十年，她對十元、一百元硬幣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處還殘留當時貨幣价值的認識。 出租車司机的喇叭又響起來了，我心急如焚，擔心赶不上飛机。正在這個時候一位來送飯的中年馬來西亞女職員看到這情景，發覺我的窘境，忙用馬來語對春說：“按這個太太所說的去做吧！”又對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說了祝您健康長壽作為短短的告別之辭，慌忙离開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門。 春与經濟條件好、雖無血緣關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過日子的“南洋姐”們相比，是老殘而孤獨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來。對人來說最終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錢，也不是財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繼續——子孫的繁榮。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續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結束自己一生的她無緣得到這种确信。尚處壯年、既有丈夫也有一個孩子的我是很難想象出她的孤獨心境的，它是否像無邊無際的虛空里飄落的一枚樹葉呢，還是像咀嚼沙子一樣的滋味呢？ 對被浸透骨髓的孤獨折磨的老人，我問過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這是為什么呢？我記得有一首詩寫道：“像受傷的山中野獸戀水來到泉邊一樣，對人來說故鄉是醫治他受傷的心靈的唯一去處。”終老在异鄉、孤獨至极的她為什么不說想回到故鄉去呢？ 柳田國男的自傳《故鄉七十年》的卷首寫道，故鄉是五十年內可稱故鄉的。春二十歲离開了家，現已八十六歲了，回到老家也沒有熟人了吧！与其做一個浦島太郎似的人物去備嘗辛酸，不如在馬來西亞小鎮上的養老院更安心。她可能就是這么想的。 但是她拒絕回答我提出的是否想回日本的問題，恐怕我只能認為是她對祖國日本的不信任。這种類似焦躁感的對日本的感情一定沉積在她的心底吧！我腦海里浮現了山打根南洋姐的背朝日本的墓。我終于明白了出于無奈在异國度過殘生的原“南洋姐”的內心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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