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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費奧多爾·米哈依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對于我國廣大的讀者來說,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同為俄國文學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條极為艱辛、复雜的生活与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最复雜、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創作,獨具特色,在群星燦爛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獨樹一幟,占有著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于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普通的醫生家庭里。父親在軍隊中擔任醫官時,取得貴族身份并擁有兩處不大的田庄。但總的說來,家境并不寬裕。他從小就跟著父親住在平民醫院,接触到的全是貧苦的病人。這對他后來的思想和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由于家庭貧窮,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學校以后,就進了彼得堡一家軍事工程技術學校學習。但他對工程技術工作并不感興趣,畢業后一年就申請退職,离開了工程局繪圖處。從此他就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專門從事文學翻譯和創作。就在退職后的一年之中,他譯出了巴爾扎克的名著《歐也妮·葛朗台》,寫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小說一出版,即轟動文壇,受到讀者的普遍贊揚。別林斯基稱之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
  兩年以后,他因參加彼得拉謝夫斯基小組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被捕,并被判處极刑,剝奪公權終身,只是在行刑前數分鐘才被改判充軍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當列兵)。實際上九年以后,他才因病獲准离開部隊,回彼得堡定居。這時,他已年過三十七歲,可以說他的整個青年時代,都消耗在軍營和苦役之中。他剛剛開始的創作,也因此而中斷達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軍生活,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質孱弱,并患有癲癇病,現在病情變得更加嚴重。經常歇斯底里大發作。這一嚴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隨作者終生。發作時,作者苦不堪言。
  充軍歸來,重新拿起筆來從事中斷的創作時,他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簡直与以前完全判若兩人了。他青年時代怀抱的夢想、希望完全破滅了,被現實生活扼殺了。他原有的信仰改變了;他拒絕參加任何政治斗爭,不再號召人們起來反抗,而是要求人們容忍、退讓、妥協、順從、和解,從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沉。但盡管如此,他并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對他進行的秘密監視,直到他臨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個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順利。先是同一個寡婦結婚,關系并不融洽。寡婦帶來的儿子,給他制造了不少麻煩,成了他的沉重包袱,成了他負債累累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后,他才于一八六七年与自己年輕的打字員結婚,找到了一個忠實的伴侶,稱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壓下從事創作的。兄弟欠下的債款,需要他償還,前妻帶來的儿子,不從事任何勞動,一家的費用,全部由他負擔,因此他經常債台高筑。為了還債,為了生活,他不得不瘋狂地進行寫作,有時歇斯底里發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筆來寫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樣悠然自在、隨心所欲地創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多次寫到他創作時的苦況。由于有著沉重的債務,他經常主動上門向各家雜志投稿,這樣一來,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們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罪与罰》在《俄羅斯導報》上發表后所得的稿酬為每印張一百五十盧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雜志上發表的小說卻是每印張五百盧布。為了多掙點錢來還債,他的夫人也不得不親自出馬,經營出版和推銷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沒能徹底擺脫貧困。還清債務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國,先后到過德國、瑞士、意大地、奧地利、捷克等等國家。一八六七年續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國,原來打算居留三個月,結果卻一住四年。他在國外寫出了長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國外,他染上了賭博的惡習。也許与他的病有關吧,他嗜賭成癖,經常錢一到手,就去賭場,而一賭又几乎次次輸得精光。沒錢去賭時,就歇斯底里大發作,甚至痛哭嚎啕,對著夫人下跪。可以說他是一名病態的賭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決心,戒掉嗜賭的惡習。
  貧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別是長達九年之久的苦役和軍營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創作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他成了一位獨特的作家,一位充滿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論,他對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是有貢獻的。一部俄國文學史如果缺了他這一章,那就很難說是完整的。他的創作影響,遠遠超出俄國以外。現實主義派的作家從他的創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營養,現代派作家剛把他的作品奉為經典,而稱他本人為他們的先驅和導師。西方文學評論界對他的評价之高,令人咋舌。他的藝術才華,連對他批判最為尖銳的革命作家,也是無法否認的。比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就說過他是“最偉大的天才”,“就藝術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華恐怕只有莎士比亞堪与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爭議的作家。引起爭論、批評和責難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揚的思想。他發表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引起過爭論,特別是他的几部長篇,受到的批評和責難之多,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是罕見的。他原來信奉空想社會主義,反對農奴制,反對沙皇統治,服苦役和充軍歸來以后,放棄了原有的信仰,轉而反對暴力,反對革命。他認為解決俄國社會的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采取斗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采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這樣一來,他就公開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對立面,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動作家”、“反革命作家”。雖然如此,他創作中的真實性、藝術性,還是沒有人加以否認的。一百多年來,進步文藝界對他的評价,大体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藝術性,徹底否認他的思想傾向。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某些理論家對他的作品的批判,還是相當嚴厲的,認為《罪与罰》雖是一部“最富于歷史涵義的社會心理小說”,給作者帶來過空前的榮譽,但它卻是“充滿了反動思想”、“實際上是公然反對革命民主主義的”;他的另一部長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對革命斗爭、維護順從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記》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為基礎,展示各類苦役犯可怕的處境和精神狀態的真實作品,屠格涅夫視之為但丁《神曲》中的《地獄》篇,赫爾岑則說它是米開朗琪羅的《最后的審判》,列宁也說它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但盡管如此,這部作品還是“反動傾向极其明顯”。至于他的長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動了,因為它是直接攻擊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极其惡毒”。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將《群魔》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高爾基堅決反對,說這部作品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毒攻擊的無數次嘗試中,最富于天才,也最為惡毒的一次。”
  不過,批判歸批判,他的作品還是廣泛流傳,即便在前蘇聯,也沒有完全遭到禁止。特別是他的几部長篇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地下室手記》、《白痴》、《罪与罰》、《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几乎全部被譯成了世界各种主要語言,受到世界各國廣大讀者的歡迎,其中有的被稱為俄國文學的瑰寶,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尊為世界性的長篇大師。
  在我國,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譯了過來。一九二六年魯迅曾為他的《窮人》譯本寫過序言,此后還就他的創作思想和寫作技巧等等方面,發表過肯定的意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從英文轉譯過來的譯本。新中國成立后,陸續出版了一些直接從俄文譯出的新譯本。文革時期,他的作品与所有外國作家的作品一樣,遭到禁止。但改革開放以來,他的作品的新譯本源源不斷地推出,有的已經有了好几個譯本。這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國廣大讀者中還是很受歡迎的。應該說,他是我國讀者最喜愛的外國作家之一。
  前面已經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長篇大師,代表他的藝術成就的,當然主要是他的長篇。他的長篇不僅數量多(約十部)、篇幅大(《卡拉馬佐夫兄弟》七十余万字),而且藝術成就高,影響深遠。但限于篇幅,我們就不加討論了。下面我們想簡單地談談他的短篇,主要是個人的一點粗淺的認識,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的短篇(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雖然數量不多,但相當有特色,而且不乏堪稱精品的上乘之作。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基本上可以窺見到作者的創作思想傾向和他的藝術風格。
  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窮,對窮人有著特殊的感情。他寫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窮人》。在我們譯出的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無一例外的,都是窮人,都是受盡欺凌与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寫的儿童,也是一些完全喪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難者,這里有慘死的小職員普羅哈爾欽先生(《普羅哈爾欽先生》)、發瘋的文書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餓死的小偷葉麥里亞(《誠實的小偷》)、凍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圣誕樹旁的小男孩》)、“為了糊口而不得不讓人取笑逗樂的小丑”波爾袒科夫(《波爾袒科夫》)、一貧如洗的幻想家(《白夜》的男主人公)……
  寫小人物,在俄國文學史上,并不是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驛站長》、果戈理的《外套》,都是這方面的開創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深化和擴大了這一主題。他把一個不曾受到人們注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紀俄國大城市里的貧民窟,引進了文學。他是第一個展示這個奇怪角落的作家。這是一個陰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個太陽,似乎不肯光顧這些地方,而照耀這些地方的,好像是專門為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個太陽”(《白夜》)。而在這些陽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生活著一群群的流浪漢、乞丐、小偷、妓女……這是一群被社會拋進底層的人們,他們受盡苦難,折磨,彷徨苦悶、得不到人間的溫暖,只能靠幻想過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他們,理解他們的苦難處境,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把他們的問題作為尖銳的社會問題提了出來,引起人們的注意。他不是貴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余人”的創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會黑暗、愚昧、無權、壓迫、剝削的作家。
  在作者所有的這些短小的作品中,情節都不太复雜,但气氛緊張,沖突尖銳,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災禍,結局往往叫人撕心裂肺,慘不忍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滿了歇斯底里的气氛。他的主人公總是處在惊慌不安之中,惶惶不可終日。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對周圍的一切感到不滿。他們极端孤獨、苦悶,看不到希望,走投無路,其中不少人處于瘋狂的邊緣,或者成為瘋子,或者自殺。他作品里人与人之間的關系往往是病態的,被扭曲了的,反常的。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种悲觀絕望的陰暗情調。讀他的作品,我們常常有一种壓抑感,有時甚至感到簡直透不過气來。在我們所譯的這些作品中,大概只有《小英雄》算是一個例外。那里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個罕見的明朗与和諧的形象,也只有這一篇作品充滿了异乎尋常的樂觀主義。
  是的,作者的筆下,沒有怒不可遏的反抗人物,他的人物都是溫順的,發瘋的發瘋,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但很少有反抗的,最多只有一點點口頭上的抗議,像波爾袒科夫那樣,“他的每一次抗議,都是极其寬容的”(《波爾袒科夫》)。這自然是作家思想的反映,他服苦役歸來后,就是抱的這种思想。他是反對展開斗爭的。
  作者是心理描寫的專家,醉心于病態的心理描寫,不僅寫行為的結果,而且著重描述行為發生的心理活動過程,特別是那些自覺不自覺的反常行為、近乎昏迷与瘋狂的反常狀態。而人物的思想行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點。《普羅哈爾欽先生》中的普羅哈爾欽,《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夢》、《拙劣的笑話》、《性格溫和的女人》以及《白夜》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過人物的乖張行為、幻想、作夢、昏迷、發瘋等等來反映現實,造成別具一格的真實,因為他認為“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來表現現實是不可能的”。也許,這一點正是作者藝術的獨特處。
  作者筆下的人物,雖然地位低微,行為反常,荒唐可笑,但內心里卻或多或少地保留著某些高尚的品質,比如《波爾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爾袒科夫雖然是一個“貨真价實的受苦受難者”,但卻“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誠實、最最高尚的一個,”“甚至敢于舍己救人”,“有時他還甘冒風險,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點英雄气概”。就是“愛財如命”的普羅哈爾欽先生“雖然不是出身名門望族,為人卻忠實可靠”,而且還是一個“性格溫和的好人”。作者雖然寫了他們不少荒唐可笑的行為,但卻沒有將他們丑化,所以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讀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對他們的蔑視,而是深深的同情。對他們荒唐可笑的行為,我們可能禁不住發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覺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淚。我以為這是作者藝術表現力的高明處。
  當然,作者所寫的短篇,与他的長篇一樣,并不是篇篇都是珍珠,像《白夜》那樣詩意盎然的佳作,畢竟是少數。這与他的創作條件不無關系。他疾病纏身且不說,單是生活的貧困就對他的創作發生過很大的消极影響。因為窮,他無法做到對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細心潤色、精雕細刻。這种消极影響,在他的長篇創作中,特別突出。因此有人責備他的小說過于龐雜,藝術形式不成功,脈絡不清,有時把几篇小說硬拉成一部長篇,結果弄得几條線索重重疊疊,許多情節有頭無尾……等等。總之,他的作品不如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致、优美。但是,如果考慮到他的窮和病,我們似乎大可不必對他求全責備,何況即便是他的短篇,也是瑕不掩玉呢?
                              李鶴齡
                            寫于長沙岳麓山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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