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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桃q


  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們香椿樹街上這種情況尤其嚴重,你稍不留神家裡的醃魚、香煙甚至掃帚就會失蹤,所以那天當我發現我的撲克牌少了一張紅桃q時,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紅桃q。
  你不知道我有多麼愛護我的撲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種名叫大洛克的遊戲。玩撲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張牌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在每一張牌後面都寫了我的名字,我以為這樣一來誰也不會來偷我的撲克了,可是我錯了。我去向我哥哥打聽紅桃q的下落,他說,丟一張牌算什麼?我們學校李胖的兒子都丟了,一個人丟了都沒人找,誰替你找一張破牌?我從他的表情裡察覺出某種蹊蹺之處,幾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錢,我沒理睬他,我懷疑他故意偷走了紅桃q作為對我的報復,我這麼想著就把手伸到他的枕頭裡、床褥下還有抽屜中搜查起來,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麼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來,你他媽的把我當牛鬼蛇神呀?你他媽的敢抄我的家?說著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腳。
  後來我們兄弟倆就扭打起來了,後來當然是我掛了眼淚燈籠,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了,縱身一躍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著窗子他對我說,你真他媽的沒骨氣,丟一張破撲克牌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張紅桃q嗎,哪天我給你弄一張紅桃q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個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說那番話是認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來那張紅桃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們這個城市處於一種奇怪的革命之中,人們拒絕了一切娛樂,街上清寂無人,店舖的大門半開半閉,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見一張撲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六九年一個雨雪霏霏的冬日,一個孩子在布市街(當時叫紅旗街)一帶走走停停,沿途爬在每一個櫃台上朝貨架上張望。營業員說,這位小同志你要什麼?孩子說,撲克牌。營業員便都皺起了眉頭,語氣也不耐煩了,哪有什麼撲克牌?沒有!
  我這麼精心描述我當時尋覓撲克牌的情景,只是為了讓你相信,我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隨我父親到上海去就是為了買一盒新撲克牌,從我們那座城市坐火車去上海大約需要兩個鐘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車,但我不記得當時是什麼心情了,況且兩個鐘頭的旅程過於短暫,只記得我父親一直與鄰座談論著橡膠、鋼鐵什麼的,談著談著火車就停下來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濛濛的死城,我這麼說其實多半是一種文學演繹,因為除了那些上黃色的有鐘樓的大圓頂房子,還有臨近旅社的一長溜擺放豆製品的木架,我對當時上海的街景幾乎沒有什麼記憶。我跟隨出公差的父親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關注著路邊每一家店舖的玻璃櫃台。你應該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舖也比我們那兒的店舖更像店舖,不管是肥皂、草紙還是糖果糕點都整潔有序地擺放在櫃台貨架上,有幾次我一眼就看見類似撲克牌的小紙盒,但每次跑過去一看,那卻是一盒傷濕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煙,上海也沒有撲克牌?上海也沒有撲克牌,這讓我失望透頂,我想香椿樹街上的那些婦女常常嘰嘰呱呱地談論上海的商品,她們把上海說成一個應有盡有的城市,現在看來全是騙人的鬼話。
  我說過我父親公務在身,他沒有時間陪我在店舖裡尋覓撲克牌,他要趕在別人下班前辦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掛著許多標語條幅的水泥大摟前,父親鬆開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傳達室的窗前,對裡面的一個中年女人說,我上你們革委會辦點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兒子。我看見那女人漠然地掃視著我們,鼻孔裡哼了一聲,出公差還帶著孩子?什麼作風!
  我父親無心辯解,他拎著一隻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樓上跑去,剩下我一個人站在上海的這座陌主的水泥大樓裡,站在一個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視線裡。我看見傳達室的爐子上有一壺水噗噗地吐著熱氣,那些熱氣在小屋裡輕輕地漫溢著,牆上的毛澤東畫像和幾面紅旗便顯得有些濕潤而模糊,那個女人的雙手一直在桌下做著某種機械動作,偶爾地她抬起頭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幹什麼,於是我撐住窗沿騰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雙手看了一眼,我看見一隻蒼白的手抓著一隻圓形繡花架,另一隻蒼白的手捏著繡花針和絲線,我還看見了那塊白絹上的一朵紅花,是一朵繡了一半的碩大的紅花。
  你幹什麼?女人發現了我的動作,她幾乎是驚恐地把手裡的東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隻手來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閃開了,我發現那個女人的眼睛裡露出一絲凶光,她從桌上撿起一支粉筆朝我扔過來,嘴裡惡聲惡氣地說,哪來的小特務小內奸?鬼頭鬼腦的,給我滾開!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側。我覺得那個女人莫名其妙,她把兩隻字藏在辦公桌下繡花莫名其妙,她對我噴發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實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幹什麼,不就是繡一朵花嗎,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繡花,我才懶得望她一眼,問題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實當我撐住窗沿看她的手時,我最希望看見的是撲克牌或者只是一張紅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滿了失落感,我父親拉著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氣沖沖地走,他說,撲克牌,撲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資修的東西,那不是什麼好東西!
  現在我可以確定當年隨父親投宿的旅社臨近外灘或者黃浦江,因為那天夜裡我聽見了海關大鐘、小火輪以及貨船汽笛的聲音,我還記得旅社的房間裡有三張床,每張床上都懸著夏天才用得上的圓罩形蚊帳。除了我和父親,房間裡還住著一個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個男人長了一臉硬如豬鬃的絡腮鬍子。
  起先我一個人睡一張床,燈開著,窗外的上海在一種類似嗚咽的市聲中漸漸沉入黑暗,我看不見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過蚊帳看著房間的牆。牆是米黃色的,牆上有一張愛國衛生月的宣傳畫,我覺得宣傳畫上那個手持蒼蠅拍的男孩很像我們街上的貓頭(貓頭也許與失竊的那張紅桃q有關,他是我的重點懷疑對像),我想了一會兒貓頭與紅桃q的事。突然就看見了牆上的那灘血跡,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見了那灘血跡,它像一張地圖印在牆上,貼著床上的蚊帳,離我的枕邊僅僅一掌之距。
  牆上有血!我朝另一張床上的父親大叫起來。
  哪來的血?我父親從床上欠起身子,朝我這裡草草地望了一眼,他說,是蚊子血,夏天誰打蚊子時留在牆上的。
  不是墳子的血。我有點驚恐地研究著牆上那灘血跡,蚊子的血沒有這麼多!
  別去管它了,閉上眼睛好好睡,馬上要拉燈了。父親說。
  我看見那個絡腮鬍男人鑽出蚊帳,他三步兩步地跳過來,掀起我床上的蚊帳,是這灘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頭用一種明亮的目光盯著牆上的那灘血跡看,然後我看見那個男人做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動作,他把食指放進嘴裡含了一會兒,突然伸到牆上的血跡中心狠狠地刮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裡,我看見他微微皺了皺眉頭,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兩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帳裡嘿地笑了一聲,是人血,我一看就知道是人血。
  剎那間恐懼使我的心狂跳起來,我撲向父親的那張床,什麼也沒說,一頭鑽進了父親的被窩。
  是從誰頭頂上濺出來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絡腮鬍男人說,你要用錐子戳誰的頭,血濺到牆上就是那樣子,用皮帶頭掄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這兒肯定押過人。
  那不可能,這是旅社,父親說。
  旅社怎麼就不能押人?絡腮鬍男人在蚊帳裡再次發出了輕蔑的笑聲,他說,你好像什麼都沒見過,我們單位的澡堂都押過人,那血可不是在牆上,是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麼能濺到天花板上?你沒親眼見過,讓你猜也猜不出來。
  別說了,我帶著孩子。我父親堵住那男人的話茬說,我帶著孩子,孩子膽小。
  那男人後來就不再說了。燈熄滅了,旅社的房間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括牆上的那灘血跡也被黑暗湮沒了。除了一種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見旅社牆面上的任何東西。我聽見對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濁重的鼾聲,後來我父親也開始打鼾了。
  孩子們膽小,那天夜裡我一直抓著父親的一條胳膊,我想像著旅社裡曾經發生的這件事情,想像那個流血的人和手拿錐子或者皮帶頭的人,一時無法入眠,我記得我清晰地聽見了上海午夜的鐘聲,我想那一定就是著名的海關大樓的鐘聲。
  第二天上海沒有陽光,天色始終像灰鐵皮似的蓋在高樓與電線桿的上端,我父親捧著一張紙條,帶著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場內穿梭,紙條上列著毛線、床單、皮鞋尺碼之類的貨品清單,那是鄰居們委託父親購買的。在那座明顯留有殖民地氣味的建築物裡,人比貨品更為豐富蕪雜。在皮鞋櫃台那裡,我差點與父親失散,我走到文具櫃台前,誤以為櫃台裡的一盒回形針是撲克牌。當我沮喪地坐回到試鞋的長椅上,突然發現坐在旁邊的不是我父親,是一個穿著藍呢子中山裝的陌生人。
  後來我張著嘴站在椅子上哇哇大哭,我父親慌慌張張地跑過來,扔下手裡的東西就在我屈股上打了兩下,他說,讓你別亂跑,你偏要亂跑,告訴過你多少遍,這是上海,走丟了沒地方找你,我說我沒有亂跑,我去找撲克牌了。我父親沒再責備我,他拉著我的手默然地往外面走,上海也沒有撲克牌,父親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或許小地方小縣城還有撲克牌賣,等我去江西出差時給你看看吧。
  大概為了撫慰我,父親決定帶我去黃浦江邊看船。我們走到江邊時空中已是雨雪霏霏,外灘一帶行人寥落。我們沿著江邊的鐵欄杆走,我第一次看見了融入海洋的江水,江水是灰黃色的漾著油脂的,完全違背了我的想像。我還看見了許多江鷗,它們有著修長而輕捷的翅膀,啼叫聲也比香椿樹街簷前樹上的麻雀響亮一百倍,當然最讓我神恩飛揚的是那些船舶,那些泊岸的和正在江中行駛的船舶,那些桅桿、舷窗、煙囪、錨在以及在風中獵獵作響的彩旗,我認為它們與我在圖畫本上描繪的輪船如出一轍。
  雨和雪後來一直飄飄灑灑地落在上海的街道上,直到我和父親登上那列短途火車的車廂。我的上海之旅結束得如此倉促,再加上惡劣的天氣使午後的時間提前進入黑暗,我印象中的回程火車是灰暗而寒冷的。
  車廂裡幾乎是空蕩蕩的,每一張木製座椅都透出一股涼意。我們原來坐在車廂中部,但那兒的窗玻璃被打碎了,因此父親領著我走到了車廂尾部,那兒臨近廁所,隱約地會飄來一股尿味,但畢竟暖和多了。我記得父親脫下他的藍呢子中山裝裹在我身上時我問過他,這火車沒有人?就我們兩個人?父親說,今天天氣不好,又是慢車,坐這車的人肯定就少了。
  火車快要啟動的時候突然來了四個人,他們挾著車窗外的寒氣闖進那節車廂,四個男人,三個年輕的都穿著軍用棉大衣,只有那個年長的戴口罩的人穿著與我父親相仿的藍呢子中山裝,他們一進來我就知道外面的雪下大了,我看見那些人的帽子和肩頭落滿了大片的雪花。
  我想說的就是那四個匆匆而來的旅客,主要是那個戴口罩的老人,讓我奇怪的是他始終被另外三個人架著擠著,他們走過我們身邊,選擇了車廂中部我們原先坐過的座位,他們好像不怕那兒的冷風。我看見那個老人坐在兩個同伴中間,他朝我們這裡轉過頭來,但那個動作未能完成,那個花白腦袋好像被什麼牽拉著,又轉了回去。隔著座椅,我看見的是幾個僵硬的背部,有一個人摘下頭上的帽子拍了拍雪,僅此而已,我沒有聽見他們說過一句話。
  他們是什麼人?我問父親。
  不知道。我父親也一直冷眼旁觀著,但他不允許我站起來朝那群人張望,他說,你給我坐著,不許走過去,也不許朝他們東張西望。
  火車在一九六九年的風雪中駛過原野,窗外仍然是陰沉沉的暗如夜色,冬天閒置的農田裡已經豪上了一層薄薄的雪衣。父親讓我看窗外的雪景,我就看著窗外,但我突然聽見車廂中部響起了什麼聲音,是那四個人站了起來,三個穿棉大衣的人簇擁著戴口罩的老人穿過走道,朝我們這裡走來。我很快發現他們是要去廁所,讓我驚愕的還是戴口罩的老人,他仍然被架著推擠著,他的目光從同伴的肩上擠出來,盯著我和父多,我清晰地看見他的眼淚,那個敲口罩的老人滿眼是淚!
  雖然我父親用力把我往車窗那側拉拽,我還是看到了三個人一齊擠進廁所的情景,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老人。另外一個年輕人站在門外,他比我哥哥也大不了多少,但他向我投來的冷冷一瞥使我嚇了一跳,我縮回了腦袋,輕聲對我父親說,他們進廁所了。
  他們進廁所了,進去的是三個人,但那個戴口罩的老人沒有出來,出來的是兩個年輕人,我聽見那三個穿棉大衣的人站在車廂連接處耳語著什麼,我忍不往悄悄歪過腦袋,看見的是那三個穿棉大衣的人,其中一個正把大衣領子豎起來護住耳朵。我看見的是那三個穿棉大衣的人,他們推開另一節車廂的門,消失在我的視線裡。
  我不知道戴口罩的老人怎麼樣了,我很想去廁所看一眼,但我父親不准我動彈,他說,你給我坐著,不許走過去。我覺得父親的神態和聲音都顯得很緊張。不知過了多久,列車員領著一群帶著鑼鼓銅鈸的文藝宣傳隊員走進我們這節車廂,我父親終於把一直抓著我的手鬆開,他舒了一口氣說,你要上廁所?我帶你去吧。
  廁所的門虛掩著,推開門時一陣狂風讓我打了個哆嚏,我一眼發現廁所的小窗敞開著,風與雪一起灌了進來,廁所裡沒有人,那個戴口罩的老人不見了。
  那個老人不見了。我大叫起來,他怎麼不見了?
  誰不見了?父親躲避著我的眼睛說,他們到另外一節車廂去了。
  那個老人不見了,他在廁所裡。我仍然大叫著,他怎麼會不見了?
  他到另外一節車廂去了,你不是要撒尿嗎?我父親望著窗外的風雪說,這兒多冷,你快點尿吧。
  我想撒尿,但我突然看見廁所潮膩的地上有一張撲克牌,說出來你簡直無法相信,那正是一張紅桃q,我一眼就看見那是紅桃q,是我丟失了而又找不回來的紅桃q,你完全可以想到我的舉動,我彎腰撿起了那張撲克牌,準確地說是搶起了那張撲克牌,我抹去了撲克牌上的泥雪,向我父親揮著它,紅桃q,正好是一張紅桃q!我記得我父親當時急速變化的表情,錯愕,迷惑,震驚,恐懼,最後是滿臉恐懼,最後我父親滿臉恐懼地搶過那張紅桃q,一揚手扔到窗外,嘴裡紊亂地叫喊著,快扔掉,別拿著它,血,牌上有血!
  我敢打賭那張撲克牌上沒有一滴血跡,但我父親那麼說似乎並非譫妄之言,一九六九年的上海之旅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個神秘的句號。關於那個戴口罩的老人,關於那張紅桃q。整個童年時代我父親始終拒絕與我談論火車上的那件事情,因此我一直以為那個戴口罩的老人是個啞巴,直到前幾年我已能與父親隨便地談論所有陳年往事時,他才糾正了我記憶中錯誤的這一部分,你那時候還小,你看不出來,父親說,他不是啞巴,肯定不是啞巴,你沒注意他的口罩在動,他的舌頭,他的舌頭被,被他們,被……
  我父親沒有說下去,他說不下去,他的眼睛裡一下子沁滿了淚,而我也不需要再說什麼了,其實我也不喜歡多談這件事情,多年來我常常想起火車上那個老人的淚水,想起他的淚水我心裡就非常難受。
  無論如何紅桃q僅僅是一張撲克牌而已。現在我仍然喜歡與朋友一起玩撲克,每次抓到紅桃q時我總覺得那張牌有某種異常的份量,不管是否適合牌理,那張牌我從不輕易出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習慣把那張牌留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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