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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這是兩年前於野聲樞機猝逝羅馬的噩音所給我心靈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學術界一顆巨星又收斂了它的光芒，頓覺天宇沉沉，一片漆黑。海內外認識方豪神父的人，聞悉此事，當無不撫膺悲惜，並不止我個人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誼建立甚早，到今已將近半個世紀之久。這就是說當民國廿二、三年間，他尚在寧波神哲學院當修士時，先寫信給我，後便以他所著的楊淇園（廷筠）、李振之（之藻）的傳記寄給我，考證精詳，文筆流暢，實為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我對於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無涯，必成學術界的重鎮。民國24年，他升任鐸職，主教派他在金華、永康、武義、湯池四個縣境作傳教工作。他一面傳教，一面寫作，又有多本著作出來，但多偏於天主教名流的傳記，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問題。 26年抗戰爆發，我於次年隨國立武漢大學遷往四川樂山，方神父在浙江金華任天主堂本堂職務。忽一日來信說：敵氛日急，沿江一帶陷落，浙省全境均將入敵手。現在金華縣城裡，稍有能力者紛紛逃亡，形勢混亂。主教連生活費都不匯來，教友也大都走避，沒個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為敵殺亦將餓死。想投奔大後方，但旅費籌不出，奈何！奈何！那時候匯兌幸而尚通，我立刻匯了一筆錢去，並寄了一封快信，囑咐他立刻動身，不可遲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匯款後，取道江西、廣西、貴州，輾轉而達雲南。那時天津益世報已在昆明復刊，他就在報社裡任總主筆及副社長，生活才安定下來。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繞了那樣一個彎，真可謂「萬里長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給我。桂林十萬大山和漓江風景片也附寄來幾張，尤其寶貴的是貴州某處宋代黨人牌（就是所謂『元祐黨碑』）拓片，可惜這些紀念品都在我後來屢次搬遷中散佚了。 方氏後來又到遵義浙江大學遷校和重慶復旦大學任教，在重慶時，也兼在益世報當編輯。勝利後，他應田耕莘樞機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編公教文化機構各種刊物，同時在輔仁大學教書。41年，我自巴黎回國，教書於國立師範學院，方則在台大教書，我和他通訊垂及20年，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華，餓死倒也未必，不過後來交通斷絕，他想撤退到大後方已無可能，為他設想，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仍留金華原堂執行他司鐸的職務，日本人雖兇惡，對於宗教倒並不排斥，況日軍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來堂望祭和告解。許多天主教神職迫於情勢，也只好學習日文日語，虛與委蛇，以求保全教產。再者天主教視救靈為唯一大事，不能有敵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製。不過他是愛國心極端強烈的人，決不肯在敵偽槍尖下屈身抑志，以圖苟延的；那麼，他將加入我方游擊隊和敵人拚命了。他是個神職，於律不能殺人，只好做做救死扶傷的工作，兼為隊員盡盡拯救靈魂的義務。游擊生活本多艱險，他是個文人，也許饑寒勞頓，會損害他的健康，遇著敵偽圍剿時，也許一顆槍彈會奪去他的生命，我說這些話也非純出虛構，因為方神父以後於偶然間對我說：假如他當時陷身金華，無法出奔，就上山打游擊，決不與敵偽合作。倘若他那時不幸犧牲了，那麼，以後益世報和其他報刊上許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熱，足以激民心而厲士氣的佳篇，便不會有了。他來台後，所撰寫數百萬言，煌煌學術巨著，也不會有了。請問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日說這話，並不敢說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時若幹著作已相繼問世，聲名已盛，教會已認定他是個「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設法，將他接出陷區，不過沒有這樣快，未免要讓他多吃些苦頭而已。我這樣說，實所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功」，實甚可笑。這也由於我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訓。總自覺生平所為事，只有這一件為最有意義，每忍不住沾沾自得——這也難怪呀，這樣一個高貴而偉大的靈魂，世上能有幾呢？ 方豪神父「是一個成功的學者，也是一個成功的宗教家」，這話好像是他同鄉阮毅成先生所說，我極以為然。他的關於中國天主教史資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灣史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聽說尚有許多遺書，未曾付刊，希望將來有人整理刊行，庶不辜他一生的苦志。 方豪神父學問基礎，實在堅實。他國學的根底，半得之父授，半得之自己修習，文筆之簡潔優美，有如精金百煉，一字不能多，也一字不能少。公教教士無不嫻習拉丁，由這拉丁一系，自然通達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諸國語文，而法文則更所擅長，他又自修英文、日文，還有若干國的語文，不及備述。有了這多犀利的工具在手，以攻學術堡壘，何城不摧？何險不下？又記憶力天生極強，悟性亦極高，故博聞強記，腹笥淵博。他研究學問所做的工夫，是紮實而又紮實，從來不說一句空話。 胡適先生教學人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而方神父恐怕要有十分證據，才說一分話。所以他的朋友某神職說：別人所寫文章，每覺肉多於骨，你的則全是骨頭，簡直教人嚼不動。他著手考證一件事，必先到處訪求珍本、孤本、手跡，跑遍中國圖書館，也跑遍外國圖書館，攝影、攝制顯微膠片，若受訪者是活人，則用錄音機將談話的音錄下來。傅斯年教人做學問，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我看只有方豪神父能將這兩句話完全做到。胡適之先生又有「為學要如金字塔，既能廣大又精深」，方豪神父也把這兩句話完全做到了。 至於說他也是個成功的宗教家，我雖忝為教友，卻非神職，對於神職界人士的修為，所知實在有限。只知方豪神父教書著作與傳道愛人，並行不悖。當我在台北時，每見他穿著破舊單薄的衣服，腋下夾著一個沉重的書包，冒著大風寒去講道。受他感召而皈依聖教的名流甚多，像香港故徐誠斌主教就其一例。患了腦中風住在醫院裡，躺在病榻上，不能讀日課，就請別的神職讀給他聽。稍能起立，就在病房裡舉行獻祭。病癒回寓，所有神業未嘗有一日之輟。即如去年聖誕夜，他在寓中連續舉行三台子夜彌撒，幾至暈倒。他之屢次發病，與過於好學，不遵守醫誡，常偷著在病床間看書，與愛主心過於熾烈，嚴格履行他身為神職應盡的職責，或者也有關係——這些話我是不該說的。因為我究竟是個世俗人，宗教家許多作為，我是不大懂的。 我生性奇懶，在方豪神父病前與他不通音信者竟達十餘年之久，他受教廷晉封名譽主教並蒙席名號和他之膺選為中院院士，我都未去信道賀。直到去年聽說他中風住院才去信慰問。對他說腦中風這種病是不當玩的，這或者是他平日過度用功所致。勸他將書本放下，以侍花養鳥自娛，並養幾隻小動物陪伴。又勸他既然身體有病，神業也該放鬆。像他每日念日課，舉行獻祭，何妨減輕份量，天主是仁慈的，哪會計較呢？這當然又是世俗人的意見，方豪神父只有置之一笑，不會聽從的。因在《中副》上讀他自述，養病鄉下，我既不知其通訊地址又希望不致過份擾他的精神，有好幾個月未寫信去了。不過總是關心他，總希望得他訊息，常常在有關方面探聽他的病情，是否有進步。就在他去世的前兩日，我還寫信給台北某主教問到他，誰知所得的竟是這樣一個大不幸的消息，方豪神父已走完了他71年的旅程，安息天鄉了！「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古人成語，於今醫藥衛生進步，這句話早推翻了。現代人又說「七十是人生的開始」，我以為這要等數百年後始能實現，現在則未免言之過早，不過像方豪神父的生理狀況，若非患有這種危險症候，再活一二十年是不成問題的。他對宗教對學術都有許多輝煌的貢獻，也是意料中事。他說做學問要「富貴壽考」，前二字他已做到了，可恨後二字則付之缺欠。我現在只有為教會人才惜，為學術界人才惜，尚復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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