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同口舊事


  
——《琴和簫》代序



  我是一九三六年暑假後,到同口小學教書的。去以前,我在老家失業閒住。有一天,縣郵政局,送來一封掛號信,是中學同學黃振宗和侯士珍寫的。信中說:已經給我找到一個教書的位子,開學在即,希望刻日赴保定。並說上次來信,寄我父親店舖,因地址不確被退回,現從同學錄查到我的籍貫。
  我於見信之次日,先到安國,告知父親,又次日雇騾車赴保定,住在南關一小店內。當晚見到黃侯二同學。黃即拉我到娛樂場所一遊,要我請客。
  在保定住了兩日,即同侯和他的妻子,還有新聘請的兩位女教員,雇了一輛大車到同口。侯的職務是這個小學的教務主任,他的妻子和那兩位女性,在同村女子小學教書。


  黃振宗是我初中時同班,保定舊家子弟,長得白晰漂亮,人亦聰明。在學校時,常演話劇飾女角,文章寫得也不錯,有時在校刊發表。並能演說,有一次,張繼到我校講演,講畢,黃即上台,大加駁斥,聲色俱厲。他那時,好像已經參加共產黨。有一天晚上,他約我到操場散步,談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參加。我那時覺悟不高,一心要讀書,又記著父親囑咐的話:不要參加任何黨派,所以沒有答應,他也沒有表示什麼不滿。又對我說,讀書要讀名著,不要只讀雜誌報刊,書本上的知識是完整的、系統的,而報張雜誌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紛雜的。他的這一勸告,我一直記在心中,受到益處。
  當時我正埋頭在報紙文學副刊和社會科學的雜誌裡。有一種叫《讀書雜誌》,每期都很厚,佔去不少時間。
  他畢業後,考入北平中國大學,住在西安門外一家公寓裡面,我在東城象鼻子中坑小學當事務員,時常見面。他那時好喝酒,講名士風流,有時喝醉了,居然躺在大街上,我們只好把他拉起來。大學沒有畢業,他回到保定培德中學教國文,風流如故,除經常去妓院,還交接著天華商場說大鼓書的一位女藝人。
  一九三九年,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冬季,李公樸到邊區參觀,黃是他的秘書,騎著瞎了一隻眼的日本大洋馬,走在李公樸的前面。在通訊社我和他見了面。那時不知李公樸來意,機關頗有戒心,他也沒有和我多談。我見他口袋裡插的鋼筆不錯,很想要了他的,以為他回到大後方,鋼筆有的是。他卻不肯給。下午,我到他的駐地看望他,他卻自動把鋼筆給了我。以後就沒有見過面。
  解放以後,我只是在一個京劇的演出廣告上,見到他的筆名,好像是編劇。不知為什麼,我現在總感覺他已經不在人世了。他體質不好,又很放縱。交遊也雜亂。至於他當初不肯給我鋼筆,那不能算吝嗇,正如太平年月,千金之子,肥馬輕裘之贈,不能算作慷慨一樣。那時物質條件困難,為一支蘸水鋼筆尖,或一個不漏水的空墨水瓶,也發生過爭吵、爭奪。


  侯士珍,定縣人,育德中學師範專修班畢業。在校時,任平民學校校長,與一女生戀愛結婚。畢業後,由育德中學校方介紹到保定第二女子師範當職員。後又到南方從軍,不久回保定,失業,募捐辦一小報。記得一年暑假,我們同住在育德中學的小招待樓裡,他時常給我們唱《國際歌》和《少年先鋒歌》。
  到同口小學後,他兼音樂課和體操課。他在校外租了一間房,閒時就和同事們打小牌。他精於牌術,贏一些錢,補助家用。我是一次也沒有參加過的。我住在校內,有一天中午,我從課堂上下來,在我的宿舍裡,他正和一位常到學校賣書的小販談話。小販態度莊嚴,侯肅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聽著。抗日以後,這位書販,當了區黨委的組織部長。使我想起,當時在我的屋子裡,他大概是在向侯傳達黨的任務吧。
  侯在同口有了一個女孩,要我給起個名兒,我查了查字典,取了「茜茜」二字。
  侯為人聰明外露,善於交際,讀書不求甚解,好弄一些小權術,頗得校長信任。一天夜裡,有人在院中貼了一張大傳單,說侯是共產黨。侯說是姓陳的訓育主任陷害他,要求校長召集會議,聲稱有姓陳的就沒有姓侯的。我忘記校長是怎樣處置這個事件的,好像是誰也沒有離開吧。不知為什麼,我當時頗有些不相信是那位姓陳的干的,倒覺得是侯的一種先發制人的權謀。不久,學校也就放暑假,蘆溝橋事變也發生了。
  暑假以後,因為天下大亂,家鄉又發了大水,我就沒有到學校去。侯在同口、馮村一帶,同孟慶山,組織抗日游擊隊,成立河北遊擊軍,侯當了政治部主任。聽說他扣押了同口二班的一個地主,隨軍帶著,勒索軍餉。
  冬季,由我縣抗日政府轉來侯的一封信,叫我去肅寧看看。家裡不放心,叫堂弟同我去。我在安平縣城,見到縣政指導員李子壽,他說司令部電話,讓我隨新收編的楊團長的隊伍去。楊系土匪出身,隊伍更不堪言,長袍、袖手、無槍者甚眾。楊團長給了我一匹馬。一路上隊伍散漫無章,至晚才到了肅寧,其實只有七十里路。司令部有令:楊團暫住城外。我只好隻身進城,被城門崗兵用刺刀格住。經聯繫,先見到政治部宣傳科劉科長。很晚才見到侯。那時的肅寧城內大街,燈火明亮,人來人往,抗日隊伍歌聲雄壯,飯鋪酒館,家家客滿,鍋勺相擊,人聲喧騰。
  侯同他的愛人帶著茜茜,住在一家地主很深的宅子裡,他把盒子槍上好子彈,放在身邊。
  第二天,他對我說,「這裡太亂,你不習慣。」正好有人民自衛軍司令部的一輛卡車,要回安國,他托呂正操的閻參謀長,把我帶去。上車時風很大,他又去取了一件舊羊皮軍大衣,叫我路上御寒。到了安國,我見到閻素、陳喬、李之璉等過去的同學同事,他們都在呂的政治部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天,人民自衛軍司令部,駐紮安平一帶,我參加了抗日工作。一天,侯同家屬、警衛,騎著肥壯高大的馬匹來到安平,說是要調到山裡學習,我盡地主之誼,請他們到家裡吃了一頓飯。侯沒有談什麼,他的妻子精神有些不佳。
  一九三九年,我調到山裡,不久就聽說,侯因政治問題,已經不在人間。詳細情形,誰也說不清楚。
  今年,有另一位中學同學的女兒從保定來,是為她的父親謀求平反的。說侯的妻子女兒,也都不在了。他的內弟劉韻波,是在晉東南抗日戰場上犧牲的。這人我曾在保定見過,在同口,侯還為他舉行過音樂會,美術方面也有才能。
  當時代變革之期,青年人走在前面,充當搏擊風雲的前鋒。時代賴青年推動而前,青年亦乘時代風雲沖天高舉。從事政治、軍事活動者,最得風氣之先。但是,我們的國家,封建歷史的黑暗影響,積壓很重。患難相處時,大家一片天真,尚能共濟,一旦有了名利權勢之爭,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點,有時就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了。熱心於學術者,表現雖稍落後,但就保全身命來說,所處境地,危險還小些。當然遇到「文化大革命」,雖是不問政治的書獃子,也就難以逃脫其不幸了。


  一九四七年,我又到白洋澱一行。我雖然在《冀中導報》吃飯,並不是這家報紙的正式記者。到了安新縣,就沒有按照採訪慣例,到縣委宣傳部報到,而是住在端村冀中隆昌商店。商店的經理是劉紀,原是新世紀劇社的指導員,為人忠誠熱情,是個典型的農村知識分子。在他那裡,我寫了幾篇關於席民生活的文章,因為是商店,吃得也比較好。
  劉紀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批評,也受到一些委屈,精神有很長時間失常。現在完全好了,家在天津,還是不忘舊交,常來看我。他好寫詩,有新有舊,訂成許多大本子,也常登台朗誦。
  他的記憶力,自從那次運動以來,顯然是很不好,常常丟失東西。「文化大革命」後期,我在佟樓謫所,他從王林處來看我,坐了一會走了,隨即有於雁軍追來,說是劉紀錯騎了她的車子。我說他已經走了老半天,你快去追吧。於雁軍剛走,劉紀的兒子又來了,說他爸爸的眼鏡丟了,是不是在我這裡。我說:「你爸爸在我這裡,他攜帶什麼東西,走時我都提醒他,眼鏡確實沒丟在這裡,你到王林那裡去找吧!」他兒子說:「你提醒他也不解決問題,他前些日子去北京,住在劉光人叔叔那裡,都知道他丟三拉四,臨走叔叔阿姨都替他打點什物,送他出門,在路上還不斷問他拉下東西沒有,他說,這次可帶全了,什麼也沒拉下。到了車站,才發現他忘了帶車票!」
  我一直感念劉紀,對我那段生活和工作,熱情的幫助和鼓勵。那次在佟樓見面,我送了他三部書:一、石印《授時通考》,二、石印《南巡大典》,三、影印《雲笈七箋》。其實都不是什麼貴重之物。那時發還了抄家物品,我正為書多房子小發愁,也擔心火警。每逢去了抽煙的朋友,我總是手托著煙盤,侍立在旁邊,以免火星飛到破爛的舊書上。送給他一些書,是減去一些負擔,也減去一些擔驚受怕。但他並不嫌棄這些東西,表示很高興要。在那時,我的命運尚未最後定論,書也還被認為是四舊之一,我上趕送別人幾本,有時也會遭到拒絕。所以我覺得劉確是個忠厚的人。
  這就使我聯想到另一個忠厚的人,劉紀的高小老師,名叫劉通庸。抗日時我認識了他,教了一輩子書,讀了一輩子進步的書,教出了許多革命有為的學生,本身樸實得像個農民,對人非常熱情、坦率。
  我在蠡縣的時候,常常路過他的家,他那時已經患了神經方面的病症,我每次去看他,他總不在家,不是砍草拾糞,就是放羊去了。他的書很多,堆放在東間炕頭上,我每次去了,總要上炕去翻看一陣子,合適的就帶走。他的老伴,在西間紡線,知道是我,從來也不聞不問,只管干她的活。


  既然到了安新,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說實在話,我想去那裡,並不是基於什麼懷舊之情。到了那裡,也沒有找過去的同事熟人,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面工作去了。我投宿在老朋友陳喬的家裡,這也是抗日戰爭期間養成的習慣,住在有些關係的戶,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顧。抗日期間,是統一戰線政策,找房子住,也不注意階級成分,住在地主、富農家裡,房間、被褥、飲食,也方便些。
  但這一次卻因為我在《一別十年同口鎮》這篇文章的結尾,說了幾句朋友交情的話,其實也是那時黨的政策,連同《安新遊記》等篇,在同年冬季土地會議上,受到了批判。這兩篇文章,前者的結尾,後者的開頭,後來結集出版時,都作過修改。此次淮舟從報紙複製編入,一字未動,算是復其舊觀。也看不出有什麼問題,這是因為時過境遷,人的觀點就隨著改變了。當時弄得那麼嚴重,主要是因為我的家庭成分,趕上了時候,並非文字之過。同時,山東師範學院,也發現了《冀中導報》上的批判文章,也函請他們複製寄來,以存歷史實際。
  我是老冀中,認識人也不少,那裡的同志們,大體對我還算是客氣的。有時受批,那是因為我不知趣。土改以後,我在深縣工作半年,初去時還背著一點黑鍋,但那時同志間,畢竟是寬容的,在我離開那裡的時候,縣委組織部長穆濤,給我的鑒定是:知識分子與工農幹部相結合的模範!這絕不是我造謠,穆濤還健在。
  當然,我不能承擔這麼高的評語。但我在戰爭年代,和群眾相處,也確實還合得來。在那種環境,如果像目前這樣生活,我就會吃不上飯,穿不上鞋襪,也保全不住性命。這麼說,也有些可以總結的經驗嗎?有的。對工農幹部的團結接近,我的經驗有兩條:一、無所不談;二、煙酒不分。在深縣時,縣長、公安局長、婦聯主任都和我談得來。對於群眾,到了一處,我是先從接近老太太們開始,一旦使她們對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對我有了好感。直到現在,還有人說我善於拍老太太們的馬屁。此外,因為我一向不是官兒,不擔任具體職務,群眾就會對我無所要求,也無所顧忌。對他們來說,我就像山水花鳥畫一樣,無益也無害。
  這樣說個家常裡短的,就很方便。此外,為人處世,就沒有什麼好的經驗可以總結了。對於領導我的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但又不願多去接近;對於和文藝工作有些關係的人,雖不一定是領導,文化修養也不一定高,卻有些實權,好擺點官架,並能承上啟下,匯報情況的人,我卻常常應付不得其當。


  話已經扯得很遠,還是回到同口來吧。聽說,我教書的那所小學校,樓房拆去了上層,下層現在是公社的倉庫。當年同事,有死亡的,也有健在的。在天津,近幾年,發見兩個當年的學生,一個是六年級的劉學海,現任水利局局長,前幾天給我送來一條很大的魚。一個是五年級的陳繼樂,在軍隊任通訊處長,前些時給我送來一瓶香油。劉學海還說,我那時教國文,不根據課本,是講一些革命的文藝作品。對於這些,我聽起來很新鮮,但都忘記了。查《善闇室紀年》,關於同口,還有這樣的記載:「『五四』紀念,作講演。學生演出之話劇,系我所作,深夜突擊,吃冷饅頭、熬小魚,甚香。」
  淮舟在編我的作品目錄時,忽然想編一本書,包括我寫的關於白洋澱的全部作品。最初,我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的,也不好打他的興頭。又要我寫序,因此聯想起很多舊事,寫起來很吃力,有時也並不是很愉快的。因為對於這一帶人民的貢獻和犧牲來說,在文藝作品中的反映,是太薄弱了。
                  1981年6月17日雨後寫訖
                (原載1981年第6期《蓮池》)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