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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年就知道，社會上除去士農工商、帝王將相以外，還有所謂盜賊。盜賊中的輕微者，謂之小偷。 我們的村莊很小，只有百來戶人家。當然也有窮有富，每年冬季，村裡總是雇一名打更的，由富戶出一些糧食作為報酬。我記得根雨叔和西頭紅臉小記，專門承擔這種任務。每逢夜深，更夫左手拿一個長柄的大木梆子，右手拿一根木棒，梆梆的敲著，在大街巡邏。平靜的時候，他們的梆點，只是一下一下，像鐘擺似的；如果他們發見什麼可疑的情況，梆點就變得急促繁亂起來。 母親一聽到這種雜亂的梆點，就機警地坐起來，披上衣服，靜靜地聽著。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過了一會兒，梆點又規律了，母親就又吹燈睡下了。 根雨叔打更，對我家尤其有個關照。我家住在很深的一條小胡同底上，他每次轉到這一帶，總是一直打到我家門前，如果有什麼緊急情況，他還會用力敲打幾下，叫母親經心。 我在村裡生活了那麼多年，並沒有發生過什麼盜案，偷雞摸狗的小事，地邊道沿丟些莊稼，當然免不了。大的搶劫案件，整個縣裡我也只是聽說發生過一次。縣政府每年處決犯人，也只是很少的幾個人。 這並不是說，那個時候，就是什麼太平盛世。我只是覺得那時農村的民風淳樸，多數人有恆產恆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恥。 後來我讀了一些小說，聽了一些評書，看了一些戲，又知道盜賊之中也有所謂英雄，也重什麼義氣，有人並因此當了將帥，當了帝王。覺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聳人聽聞的羅曼史。 我一直是個窮書生，對財物看得也很重，一生之中，並沒有失過幾次盜。青年時在北平流浪，失業無聊，有一天在天橋遊逛，停在一處放西洋景的攤子前面。那是夏天，我穿一件白褂，兜裡有一個錢包。我正仰頭看著，覺得有人觸動了我一下，我一轉臉，看見一個青年，正用手指輕輕夾我的錢包，知道我發見，他就若無其事地轉身走了。當時感情旺盛，我還很為這個青年，為社會，為自身，感慨了一陣子。 直到現在，我對這個人印象很清楚，他高個兒，穿著破舊，滿臉煙氣，大概是個白面客。 另一次是在本縣羽林村看大戲，也是夏天，皮包裡有一塊現洋叫人扒去了，沒有發覺。 在解放區十幾年，那裡是沒有盜賊的。初進城的幾年，這個大城市，也可以說是路不拾遺的。 問題就出在文化大革命上。在動亂中，造反和偷盜分不清，革命和搶劫分不清。那些大的事件，姑且不論。單說我住的這個院子，原是吳鼎昌姨太太的別墅，日本人住過，國民黨也住過，都沒有多少破壞。房子很闊氣，正門的門限上，鑲著很厚很大的一塊黃銅，足有二十斤重。動亂期間，附近南市的頑童進院造反，其著名的領袖，一個叫做三豬，一個叫做癩蛤蟆，癩蛤蟆喜歡鐵器，三豬喜歡銅器。他把所有的銅門把，銅飾件，都拿走了，就是起不下這塊銅門限來。他非常喜愛這塊銅，因此他也就離不開這個院，這個院成了他的革命總部和根據地。他每天從早到晚坐在銅門限上，指揮他的群眾。住戶不能出門，只好請軍管人員把他抱出去。三豬並不示弱，他聽說解放軍奉令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他就親爹親娘罵了起來。誰知這位農民出身的青年戰士，受不了這種當眾辱罵，不管什麼最高指示，把三豬的頭按在銅門限上，狠狠碰了幾下，拖了出去。 城市裡有些居民，也感染了三豬一類的習氣，採取的手段比較和平，多是化公為私。比如說院牆，夜晚推倒一段，白天把磚抱回家來，蓋一間小屋。院裡的走廊，先把它弄得動搖了，然後就拆下木料，去做一件自用傢具。這當然是物質不滅。不過一旦成為私有的東西，就倍加愛惜，也就成為神聖之物，不可侵犯了。 後來我到了干校。先是種地，公家買了很多農具，鋤頭，鐵掀，小推車，都是嶄新的。後來又蓋房，磚瓦，洋灰，木料，也是充足的。但過了不久，就被附近農村的人拿走了大半。農民有一條諺語，道：「五七干校是個寶，我們缺什麼就到裡邊找。」 這當然也可解釋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現在，我們的院子，經過天災人禍，已經是滿目瘡痍，不堪回首。大門又不嚴緊。人們還是爭著在院裡開一片荒地，種植葡萄或瓜果。秋季，當葡萄熟了，每天都有成群結伙的青少年在院裡串游，垂涎架下，久久不肯離去。夜晚則借口捉蟋蟀，闖入院內，刀剪齊下，幾分鐘可以把一架葡萄弄得乾乾淨淨；手腳利索，架下連個落葉都沒有。有一戶種了一棵吊瓜，瓜色艷紅，是我院秋色之冠，也被摘去了，為了攜帶方便，還順手牽羊，拿走了另一戶的一隻新籃子。 我年老體弱，無力經營葡萄，也生不了這個氣，就在自己窗下的尺寸之地，栽了一架瓜蔞。這是苦東西，沒有病的人，是不吃的。另外養了幾盆花，放置在窗台上，卻接二連三被偷走了。 每天晚上，關燈睡下，半夜醒來，想到有一兩名小偷就在窗前窺伺，雖然我是見過世面的人，也真的感到有些不安全了。 諺云：饑寒起盜心。國家施政，雖遊民亦可得溫飽，今之盜竊，實與饑寒無關也。或謂：偷花者出於愛美，尤為大謬不然矣！ 1983年4月20日改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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