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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隨筆


  
——憶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幾年了。在這幾年裡,我時常想起他,有時還想寫點什麼紀念他,這或者是因為我長期為病所困苦的緣故。
  實際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間,既談不上什麼深久的交誼,也談不上什麼多方面的瞭解。去年馮牧同志來,回憶那年魯藝文學系,從敵後新來了兩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話也不說……」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愛好,當然不能說是完全相反,但確實有很大的距離,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實在為我所不喜歡。
  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達延安的。最初,我們住在魯藝東山緊緊相鄰的兩間小窯洞裡。每逢夜晚,我站在窯洞門外眺望遠處的景色,有時一轉身,望見他那小小的窗戶,被油燈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個人在寫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會聲聞戶外的。
  後來,系裡的領導人要合併宿舍,建議我們倆合住到山下面一間窯洞裡,那窯洞很大,用作幾十人的會場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願意搬的意見。
  這當然是因為我不願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領導人沒有勉強我,我仍然一個人住在小窯洞裡。我記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沒有,但我知道,如果領導人先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定表示願意,至多請領導人問問我……我知道,他是沒有這種擇人而處的毛病的。並且,他也絕不會因為這些小事,而有絲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氣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雖然不為我所喜歡,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說,他有些地方,很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勁,那股子熱情,那說幹就幹、乾脆爽朗的性格。
  我們最初認識是在晉察冀邊區。邊區雖大,但同志們真是一見如故,來往也是很頻繁的。那時我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住在一個叫三將台的小村莊,他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住在離我們三四里地的一個村莊,村名我忘記了,只記住如果到他們那裡去,是沿著河灘沙路,逆著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間小屋裡,幫著油印我們的刊物《文藝通訊》。他同田間同志來了,我帶著兩手油墨和他們握了手,田間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卻高聲地說:「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邊區不久,也並沒有什麼可仰之處,但在此以前,我已經讀過他寫的不少詩文。所以當時的感覺,只是:他這樣說,是有些居高臨下的情緒的。從此我們就熟了,並且相互關心起來。那時都是這樣的,特別是做一樣工作的同志們,雖然不在一個機關,雖然有時為高山惡水所阻隔。
  我有時也到他們那裡去,他們在團裡是一個文學組。四五個人住在一間房子裡,屋裡只有一張桌子,放著鋼板蠟紙,牆上整齊地掛著各人的書包、手榴彈。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齊齊準備隨時行動的被包,還放著油印機,堆著剛剛印好還待折疊裝訂的詩刊。每逢我去了,同志們總是很熱情地說:「孫犁來了,打飯去!」還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們都是這樣熱情,非常真摯,這不只對我,對誰也是這樣。他們那個文學組,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見他們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緊張,有秩序,活潑團結。他們對團的領導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間很親切,簡直使我看不出一點「詩人」、「小說家」的自由散漫的跡象。並且,使我感到,在他們那裡,有些部隊上的組織紀律性——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我那時確實很喜歡這種軍事情調。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區剛剛成立游擊隊。有一天,我在安國縣,同當時在政治部工作的閻、陳兩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對面過來一位領導人,小閻整整軍裝,說:「主任!我們給他敬個禮。」臨近的時候,素日以吊兒浪當著稱的小閻,果然鄭重地向主任敬了禮。這一下,在我看來,真是給那個縣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氣氛,事隔多年,還活潑地留在我的印象裡。
  因此,在以後人們說到邵子南同志脾氣很怪的時候,簡直引不起我什麼聯想,說他固執,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時,他們的文學組編印《詩建設》,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詩,那用紅綠色油光紙印刷的詩傳單上,也每期有他寫的很多街頭詩。此外,他寫了大量的歌詞,寫了大型歌劇《不死的人》。戰鬥,生產他都積極參加,有時還登台演戲,充當配角,幫助佈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說,邵子南同志在當時所寫的詩,是富於感覺,很有才華的。雖然,他寫的那個大型歌劇,我並不很喜歡。但它好像也為後來的一些歌劇留下了不小的影響,例如過高的調門和過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歡它,是覺得這種形式,這些詠歎調,恐怕難為群眾所接受,也許我把群眾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當時,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張「化大眾」,受到了批評,詳細情形我不很瞭解。他當時寫的一些詩,確是很歐化的。據我想,他在當時主張「化大眾」,恐怕是片面地從文藝還要教育群眾這個性能上著想,忽視了群眾的鬥爭和生活,他們的才能和創造,才是文藝的真正源泉這一個主要方面。不久,他下鄉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個村莊,擔任小學教師。在和群眾一同戰鬥一同生產的幾年,並經過學習黨的文藝政策之後,邵子南同志改變了他的看法。我們到了延安以後,他忽然愛好起中國的舊小說,並發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據我看來,他有時好像又走上了一個極端,還是那樣固執,以致在作品表現上有些摹擬之處。而且,雖然在形式上大眾化了,但因為在情節上過分喜好離奇,在題材上多採用傳說,從而減弱了作品內容的現實意義。這與以前忽視現實生活的「歐化」,勢將異途而同歸。如果再過一個時期,我相信他會再突破這一點,在創作上攀登上一個新的境界。
  他的為人,表現得很單純,有時甚至叫人看著有些淺薄而自以為是,這正是他的可愛、可以親近之處。他的反映性很銳敏很強烈,有時愛好誇誇其談,不叫他發表意見是很困難的。他對待他認為錯誤和惡劣的思想和行動,不避免使用難聽刺耳的語言,但在我們相處的日子,他從來也沒有對同志或對同志寫的文章,運用過虛構情節或繞彎暗示的「文藝」手法。
  在延安我們相處的那一段日子裡,他很好說這樣兩句話: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有時談著談著,甚至有時是什麼也沒談,就忽然出現這麼兩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來談話的,即使是閒談,他也總是在屋子裡來回走動著。這兩句話他說得總是那麼斬釘截鐵,說時的神氣也總是那麼趾高氣揚。說完以後,兩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緊緊一閉,簡直是自信到極點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好說這樣兩句話,有時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麼或指的是什麼。作為警辟的文學語言,我也很喜歡這兩句話。在一個問題上,獨抒己見是好的,在一種事業上,勇於嘗試也是好的。但如果要處處標新立異,事事與眾不同,那也會成為一種虛無吧。邵子南同志特別喜愛這兩句話,大概是因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種倔強的性格。
  他的身體很不好,就是在我們都很年輕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臉色憔悴,先天的營養不良和長時期神經的過度耗損,但他的精神很煥發。在那年夏天,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他留給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頭髮,明朗的面孔,緊緊閉起的嘴唇。灰軍裝,綠綁腿,赤腳草鞋,走起路來,矯健而敏捷。這種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還是栩栩如生。他已經不存在了。
  關於邵子南同志,我不瞭解他的全部歷史,我總覺得,他的死是黨的文藝隊伍的一個損失,他的才華燈盞裡的油脂並沒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為我們年歲相當,走過的路大體一致,都是少年貧困流浪,苦惱迷惑,後來喜愛文藝,並由此參加了革命的隊伍,共同度過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艱苦的歲月。在晉察冀的山前山後,村邊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跡,也留有他那些熱情的詩篇。村女牧童也許還在傳唱著他寫的歌詞。在這裡,我不能準確估量邵子南同志寫出的相當豐富的作品對於現實的意義,但我想,就是再過些年,也不見得就人琴兩無音響。而他那從事文藝工作和參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認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從事創作時,那種勤勉認真的勁頭,我始終更是認為可貴,值得我學習的。在這篇短文裡,我回憶了他的一些特點,不過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長,補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寫到這裡,夜靜更深,窗外的風雪,正在交織吼叫。記得那年,我們到了延安,延安豐衣足食,經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裡的習慣,一些頭蹄雜碎,是拋棄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溝裡拾回一個龐大的牛頭,在我們的窯洞門口,架起大塊劈柴,安上一口大鍋,把牛頭原封不動地煮在裡面,他說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記得我和他分享過這頓異想天開的盛餐沒有。在那黃昏時分,在那寒風凜洌的山頭,在那熊熊的火焰旁邊,他那興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談闊論,他那爽朗的笑聲,我好像又看到聽到了。
                    1962年4月1日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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