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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自古以來，就是多才多藝之鄉。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作為敵後的著名抗日根據地，在炮火烽煙中，綻放了一枝奇異的花，就是趙樹理的小說創作。 趙樹理的小說，以其故事的通俗性，人物性格的鮮明，特別是語言的地方色彩，引起了各個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注意。他的幾種作品，不脛而走，油印、石印、鉛印，很快傳播。 抗日戰爭剛剛結束，我在冀中區讀到了他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 我當即感到，他的小說，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難解決的，文學大眾化的難關。 在他以前，所有文學作者，無不注意通俗傳遠的問題。 「五四」白話文學的革命，是破天荒地向大眾化的一次進軍。 幾經轉戰，進展好像並不太大，文學作品雖然白話了，仍然局限在少數讀者的範圍裡。理論上的不斷探討，好像並不能完全解決大眾化的實踐問題。 文學作品能不能通俗傳遠，作家的主觀願望固然是一種動力，但是其他方面的條件，也很重要。多方面的條件具備了，才能實現大眾化，主要是現實生活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在這兩項條件之外，作家的思想鍛煉，生活經歷，藝術修養和寫作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條件。 我曾默默地循視了一下趙樹理的學習、生活和創作的道路。因為和他並不那麼熟悉，有些只是以一個同時代人的猜測去進行的。 據王中青的一篇回憶記載：一九二六年趙樹理「在長治縣山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唸書。他平易近人，說話幽默，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他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向當時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學習，向民間傳統藝術學習。他那時就可謂是一位博學多識，多才多藝的青年文藝作者。」 這段回憶出自趙樹理的幼年同學，後來的戰友，當然是非常可信的。其中提到的許多史實，都對趙樹理以後的創作，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即使趙樹理當時已具備這些特點，如果沒有遇到抗日戰爭，沒有能與這一偉大歷史環境相結合，那麼他的前途，他的創作，還是很難預料的。 在學校，他還是一個文藝愛好者，畢業以後，按照當時一般的規律，他可以沉沒鄉塾，也可以老死戶牖。即使他才情卓異，能在文學上有所攀登，可以斷言，在創作上的收穫，也不會達到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高度。 創作上的真正通俗化，真正為勞苦大眾所喜見樂聞，並不取決於文學形式上。如果只是那樣，這一問題，早已解決了。也不單單取決於文學的題材。如果只是寫什麼的問題，那也很早就解決了。它也不取決於對文學藝術的見解，所學習的資料。在當時有見識，有修養的人材多得很，但並沒有出現趙樹理型的小說。 這一作家的陡然興起，是應大時代的需要產生的，是應運而生，時勢造英雄。 當趙樹理帶著一支破筆，幾張破紙，走進抗日的雄偉行列時，他並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剛放下鋤頭，參加抗日的廣大農民一樣，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任何特異的地方。他覺得自己能為民族解放獻出的，除去應該做的工作，就還有這一支筆。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細流，大江推動了細流，洶湧前去。 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愛，他的希望，只能存在於這一巨流之中，沒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處。 他同身邊的戰士，周圍的群眾，休戚與共，親密無間。 他要寫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講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傳、鼓動，就必須用戰士和群眾的語言，用他們熟悉的形式，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而這些東西，就在趙樹理的頭腦裡，就在他的筆下。 如果不是這樣，作家是不會如此得心應手，唱出了時代要求的歌。 正當一位文藝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時候，他遇到了最廣大的場所，最豐富的營養，最有利的條件。 是的，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時代，有時要成為過去。這一條規律，在中國文學史上，特別顯著。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土地改革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隨著全國解放的勝利鑼鼓，趙樹理離開鄉村，進了城市。 全國勝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問題就不這樣簡單了。 從山西來到北京，對趙樹理來說，就是離開了原來培養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處地方，另一種氣候、環境和土壤裡。對於花木，柳宗元說：「其土欲故」。 他的讀者群也變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戰鬥夥伴。 這裡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覽在這新解放的，急劇變化的，人物複雜的大城市裡。 不管趙樹理如何恬淡超脫，在這個經常遇到毀譽交於前，榮辱戰於心的新的環境裡，他有些不適應。就如同從山地和曠野移到城市來的一些花樹，它們當年開放的花朵，顏色就有些暗淡了下來。 政治鬥爭的形勢，也有變化。上層建築領域，進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來。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業業，唯恐有什麼過失，引來大的災難。 漸漸也有人對趙樹理的作品提出異議。這些批評者，不用現實生活去要求、檢驗作品，只是用幾條桿棒去要求、檢驗作品。他們主觀唯心地反對作家寫生活中所有，寫他們所知，而責令他們寫生活中所無或他們所不知。於是故事越來越假，人物越來越空。他們批評趙樹理寫的多是落後人物或中間人物。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評者欲之入地。對趙樹理個人來說，升天入地都不可能。他所實踐的現實主義傳統，只要求作家創造典型的形象，並不要求寫出「高大」的形象。他想起了在抗日根據地工作時，那種無憂無慮，輕鬆愉快的戰鬥心情。他經常回到山西，去探望那裡的人們。 他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當年的青春潑辣的力量。 很長時期，他專心致志地去弄說唱文學。趙樹理從農村長大，他對於民間藝術是非常愛好，也非常精通的。他根據田間的長詩《趕車傳》，改編的《石不爛趕車》鼓詞，令人看出，他不只對趕車生活知識豐富，對鼓詞這一形式，也運用自如。這是趙樹理一篇得意的作品。 這一時期，趙樹理對於民間文藝形式，熱愛到了近於偏執的程度。對於「五四」以後發展起來的各種新的文學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這是不必要的。民間形式，只是文學眾多形式的一個方面。它是因為長期封建落後，致使我國廣大農民，文化不能提高，對城市知識界相對而言的。任何形式都不具有先天的優越性，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要逐步發展，要和其他形式互相吸收、互相推動的。 流傳民間的通俗文藝，也型類不一，神形各異。文藝固然應該通俗，但通俗者不一定皆得成為文藝。趙樹理中後期的小說，讀者一眼看出，淵源於宋人話本及後來的擬話本。作者對形式好像越來越執著，其表現特點為：故事行進緩慢，波瀾激動幅度不廣，且因過多羅列生活細節，有時近於賣弄生活知識。遂使整個故事鋪攤瑣碎，有刻而不深的感覺。中國古典小說的白描手法，原非完全如此。 進城不久，是一九五○年的冬季吧，有一天清晨，趙樹理來到了我在天津的狹小的住所。我們是初次見面，談話的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但他留給我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他恂恂如農村老夫子，我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農民作家。 因為是同時代，同行業，加上我素來對他很是景仰，他的死亡，使我十分傷感。他是我們這一代的優秀人物。他的作品充滿了一個作家對人民的誠實的心。 林彪、「四人幫」當然不會放過他。在林彪、「四人幫」興妖作怪的那些年月，趙樹理在沒有理解他們的罪惡陰謀之前，最初一定非常惶惑。在既經理解之後，一定是非常痛恨的。他們不只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多年來為之歌頌的，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 天生妖孽，殘害生民。在林彪、「四人幫」鼓動起來的腥風血雨之中，人民長期培養和澆灌的這一株花樹，凋謝死亡。 這是文學藝術的悲劇。 經濟、政治、文藝，自古以來，就形成了一種非常固定，非常自然的關係。任何改動其位置，或變亂其關係的企圖，對文藝的自然生成，都是一種災難。 文藝的自然土壤，只能是人民的現實生活和鬥爭，植根於這種土壤，文藝才能有飽滿的生機。使它離開這個土壤，插進多麼華貴的瓶子裡，對它也只能是傷害。 林彪、「四人幫」這些政治野心家，用實用主義對待文藝。 他們一時把文藝捧得太高，過分強調文藝的作用，幾乎要和政治，甚至和經濟等同起來。歷史已經殘酷地記載：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常常是為他們在另一個時候，過分貶低文藝，懲罰文藝，甚至屠宰文藝，包藏下禍心。 1978年11月11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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