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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記憶力還可靠，就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收到一封沒有發信地址的長信，是從維熙同志寫給我的。 信的開頭說，在一九五七年，當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時，他和劉紹棠、房樹民，買了一束鮮花，要到醫院去看望我，結果沒得進去。 不久，他便被錯劃為「右派」，在勞改農場、礦山做過各種苦工，終日與流氓、小偷，甚至殺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後說，只有組織才能改變他的處境，寫信只是願意叫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 那時我正在家裡養病，看過信後，我心裡很亂。夜晚，我對也已經患了重病的老伴說： 「你還記得從維熙這個名字嗎？」 「記得，不是一個青年作家嗎？」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說： 「他人很老實，我看還有點靦腆。現在竟落到了這步田地！」 「你們這一行，怎麼這樣不成全人？」老伴歎息地說，「和你年紀相當的，東一個西一個倒了，從維熙不是一個小孩子嗎？」 老伴是一個文盲，她之所以能「青年作家」云云，不過是因為與我朝夕相處，耳聞目染的結果。 二年之後，她就更為迷惑：她的童年結髮、飽經憂患、手無縛雞之力、終年閉門思過、與世從來無爭的丈夫，也終於逃不過文人的浩劫。 作家的生活，受到殘酷的干預。我也沒法向老伴解釋。如果我對她說，這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國情，她能夠理解嗎？ 她不能理解。不久，她帶著一連串問號，安息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安息，這一點頗使遠近瞭解我性格的人們，出乎意外。既然沒有安息，就又要有人事來往，就又要有喜怒哀樂，就不得不回憶過去，展望前景。前幾年，又接到了維熙的信，說他已經從那個環境裡調出來，現在山西臨汾搞創作。我覆信說： 「過去十餘年，有失也有得。如果能單純從文學事業來說，所得是很大的。」 同信，我勸他不要搞電影，集中精力寫小說。 不久，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潔白的睡蓮花》，來信叫我看，並說他想從中嘗試一下浪漫主義。 我看過小說，給他寫信，說小說寫得很好，還是現實主義的。並勸他先不要追求什麼浪漫主義，只有把現實主義的基礎打好了，才能產生真正的浪漫主義。 再以後，就是我和他關於《大牆下的紅玉蘭》的通信。 寫到這裡，本來可以結束了，但因為前些日子，為劉紹棠同志寫序文時，過於緊迫，意猶未盡，頗覺遺憾。現在就把那未了的文字，移在這裡，轉贈維熙，並補紹棠。 在為紹棠寫的序文中，我喊叫：要維護現實主義傳統。究竟什麼是現實主義傳統呢？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需要何種努力？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我曾寫了一個簡單的提綱，在紹棠的來信之上： 我以為，現實主義的任務，首先是反映現實生活。在深刻卓異的反映中，創造出典型。不可能憑作家主觀願望，妄想去解決當前生活中的什麼具體問題，使他的人物成為時代生活的主宰。現實主義的作品，對於生活，對於人物，不能是浮光掠影的。作家在創作這樣一部作品時，其動機也絕不是為了新鮮應時，投其所好，以希取寵的。 現實主義的作家，要有多方面的修養準備，其中包括在藝術方面的各種探求。經過長時期的認真不懈的努力，才能換來發掘和表現現實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現實主義的作家或作品，都不會是循跡准聲之作，都是有獨創性的。 另外，現實主義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備一種藝術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現了作為人的可寶貴的良知良能，表現了對現實生活和歷史事實的嚴肅態度。 寫到這裡，真的完了。但還有一點尾聲。直到今日，我和維熙，見面也不過兩、三次。最初，他給《天津日報》文藝週刊投稿，有一次到報社來了，我和他們在報社的會議室見了一面。我編刊物，從來不喜歡把作者叫到自己家裡來。我以為我們這一行，只應該有文字之交。現在，我已屆風燭殘年，卻對維熙他們這一代正在意氣風發的作家，懷有一種熱烈的感情和希望。希望他們不斷寫出好作品。有一次，我寫信對他說： 「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欄，我高興地告訴你： 我清楚地看到，你從我這裡跳過去了。」 我有時還想到一些往事。我想，一九五七年春天，他們幾位，怎麼沒有能進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見到他們那一束花，我不是會很高興嗎？一生寂寞，我從來也沒有得到過別人送給我的一束花。 現在可以得到了。這就是經過他們的努力，不斷出現在我面前的，視野廣闊，富有活力，獨具風格，如花似錦的作品。 1980年1月27日上午，收見維熙來信，下午2時寫成。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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