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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雜說


  從青年時起,《金瓶梅》這部小說,也瀏覽過幾次了,但每次都沒有正經讀下去。老實說,我青年時,對這部小說,有一種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願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陣,就放下了。稍後,從事文學工作,我發見,從文字愛好上說,這部書並不是首選,首選是《紅樓夢》。我還常常比較這兩部書,定論:此書風格遠不及《紅樓夢》。
  今年夏季,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了《金瓶梅》的刪節本。
  說它是刪節本,就是區別於過去所謂的「潔本」。我過去讀到的潔本,是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上連載的,雖未讀完,但記得是刪得很乾淨的。人文此本,刪得不乾淨,個別字句不刪,事前事後感情醞釀及餘波也不刪。這樣就保存了較多的文字。對研究者有利,但研究者還是需要讀全文。究竟哪一種刪法好,不在這篇文章研究之列,不多談。
  想說的是,我已是老年,高價買了這部書,文字清楚,校對也比較精細,又有標點,很想按部就班,認真地讀一遍。這倒不是出於老有少心,追求什麼性感上的刺激;相反,是想在歷盡滄桑之後,紅塵意遠之時,能夠比較冷靜地、客觀地看一看:這部書究竟是怎樣寫的,寫的是怎樣的時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現了多少,表現得如何?作出一個供自己參考的、實事求是的判斷。
  我從來不把小說,看作是出世的書,或冷漠的書。我認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會寫小說的,也不會寫出好的小說。對人生抱絕對冷漠態度的人,也不能寫小說,更不能寫好小說。「紅」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標榜出世思想,最後引導主人公去出家,得到僧道點化,都是小說家的罩眼法。
  實際上,他是熱愛人生的,追求恩愛的。在這兩點上,他可能有不滿足,有缺陷,抱遺憾,有怨恨,但絕不是對人生的割棄和絕望。
  自從唐代,小說這種文體,逐漸完善起來,就成為對人生進行勸懲的一種途徑。在故事結構上,就常常表現一種因果。釋道兩家也都談因果,在世俗中形成一種觀念。但是,文學上的因果報應說,實際上是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小者,不幸者的一種願望。在實際生活中,往往並不如此。因為善惡的觀念,有時並不穩定,有時是游離的,有時是顛倒的。這種觀念受時代的影響,特別是經濟、政治的影響,這種影響,隨形勢變化而變化。
  我並不反對,有些小說標榜因果報應。因果,就是現實發展、變化的規律。事物都有它的起因和結果。起因有時似偶然,然其結果則是必然。其間迂迴、曲折,或出人不意,或絕處逢生,種種變化,都是事物發展的過程。作家能真實動人地反映這一過程,使讀者有同感,能信服,得警悟,這就是成功之作。起於青萍之末也好,見首不見尾也好。紅極一時,燈火下樓台也好,煙消火滅,樹倒猢猻散也好。雖是小說家點綴,要之不悖於真實。興衰成敗,生死榮枯,冷熱趨避,人生有之,文字隨之,這是毫不足奇的。小說家常常以兩個極端,作為小說結構的大局布,庸俗者可成為俗套,大手筆究竟能掌握世事人生的根本規律。在寫因果報應的小說中,《金瓶梅》是最傑出的,最精采的一部。它不是簡單的圖解和說教,它是用現實生活的生動描繪,來完成這一主題。
  歷來談《金瓶梅》者,每謂西門慶這一人物,實有所指,就是說有個真實的人作模特兒,這是可以相信的。很多著名小說中的人物,都有所依據。前人說「蔡京父子則指分宜(嚴嵩)」,也並非妄言。
  最古老的小說,主角多是神魔,稍後是帝王、將相。唐代傳奇,降而描述人生,然主人多非平民,而是奇逸之士。
  《金瓶梅》始轉向現實,直面人生,真正的白描手法,亦自它開始。
  《金瓶梅》選擇了西門慶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家族。用這個人和這個家族,聯繫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朝廷、官場、市井,各行各業,各種人物。這種多方面的,複雜的人物和場景,是小說創作的一種新局面,也是這一書開創起來的。
  《金瓶梅》運用了寫實的手法,或者說是自然主義的手法,描寫不避繁瑣。採用日常用語,民間諺語,甚至地方土話,來表現人物的性格,色彩和氣氛,也是它的創造。
  這部小說保留的民間諺語,比任何小說都多,都精采,它有時還用詞曲韻語,直接代替人物的對話,或對事物的描寫。
  作者選擇一個暴發戶,作為小說的主人,是和時代有關的。通過這樣的人物,表明明代中季社會的面貌和內涵,最為方便。外國小說,有只寫一個普通農民,普通工人的,並不要求人物社會地位的顯赫。中國小說的傳統,則重視主要人物的社會地位及其聯繫面。用廣泛的接觸,突出時代的特性。《紅樓夢》寫的是八旗貴族,這是清初的時代特徵。《金瓶梅》寫的是山東清河縣內,一個暴發戶的生活史。每個封建王朝,都會產生一大批暴發戶。元朝蒙古入侵,明朝朱元璋定統,都產生了自己的暴發戶。暴發戶不只與當時經濟制度有關,而更重要的,是必須投當代政治之機,與政治制度有關。它用市井生活作背景,這是明中葉社會生活的縮影。
  曹雪芹是八旗子弟。《金瓶梅》的作者,則屬於下層。然其文化修養,藝術素質,觀察能力,表現手段,都不同凡響,雖尚未考證出作者確實姓氏,但他一定是個大手筆。他是混跡於市井生活的人,不是什麼顯貴。對當時政治的黑暗,看得很清楚。他對這一社會,充滿憎惡之情,但寫來不露聲色,非常從容。他也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所以寫了那麼多露骨的淫褻文字。他力圖全面表現這一社會,其目的當然不會是單純的洩憤或報復。他是銳意創新的,他想用這種白描式的社會人情小說,一新讀者的耳目,並引導讀者面對人生現實。他的功績不只在於他創造了這部空前形態的小說,而在於他的作品孕育了一部更偉大的《紅樓夢》。
  不仔細閱讀《金瓶梅》,不會知道《紅樓夢》受它影響之深。說《紅樓夢》脫胎於它,甚至說,沒有《金瓶梅》,就不會有《紅樓夢》,一點也不為過分。任何文學現象,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產生的,任何天才的作家,都必須對歷史有所借鑒。善於吸收者,得到發展,止於剽掠者,淪為文盜。
  《金瓶梅》所寫的生活場景,例如家庭矛盾,婚喪勢派,婦女口舌,宴會遊藝,園亭觀賞,詩詞歌曲,無不明顯地在《紅樓夢》中找到影子。當然《紅樓夢》作者的創作立意,藝術修養境界更高,所寫,有其獨特的色彩,表現,有其獨特的個性,在多方面,都凌駕於《金瓶梅》之上,但並不能掩蓋它的光輝。
  任何藝術,比較其異同,是困難的,也是蹩腳的。在藝術上,不會有相同的東西,這是藝術的創造性所確定的。但是,我在讀「金」的過程中,常常想到「紅」,企圖作一些比較,簡列如下:
  一、「金」的寫法,更接近於宋元話本,它基本上是用的講述形式,其語言是訴諸「聽」的,它那樣多地引用了唱詞曲本,書也標明詞話,也從這裡出發。
  二、「紅」的寫法,雖也沿用宋以來白話小說的傳統,特別是「金」的語言的傳統,但它基本上是寫給人看的,是訴諸視覺的。它的語言,不再那樣詳細繁瑣,注意了含蓄,給人以想像和回味。
  三、「紅」語言的這種特點,是源於作者的創作立場和主觀情感。「紅」的作者,寫作的目的,是感傷自己的身世,追憶過去的榮華。在寫作中,他的心時時刻刻是跳動的,是熱的,無論是痛哭,或是歡樂。
  而「金」的作者,所寫的是社會,是世態,是客觀。
  「金」的作者對於他所描繪的世態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種冷眼觀世的態度。這些描述,在他的筆下雖是那樣詳細無遺,毛髮畢現,總給人一種極端冷靜的感覺,嘲諷的味道。這一特點,當然也表現在它的語言上。
  四、「金」的寫法,更接近於自然主義,作者主觀的感情色彩,較之「紅」,是少得多了。對於世態人情,它企圖一覽無餘地,傾倒給讀者:「你們看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那些猥褻場面,也是在作者這樣心情下,扔出來的。而「紅」的作者對他所描寫的東西,都精心篩選過,在藝術要求上,作過嚴格的衡量。即使寫到男女私情,也作了高明的藝術處理,雖自稱為「意淫」,然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學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馬敘倫的《石屋余沈》,他在談到淫穢小說《綠野仙蹤》時說:
  「即中年人亦豈可閱!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話是可以相信的。這些淫穢文字,在「金」的身上無疑也是贅瘤。
  五、因此,雖都是現實主義的藝術珍品,就其藝術境界來說,「紅」落腳處較高,名列於上,是當之無愧的。
  西門慶是個暴發戶,他的信條,也是一切暴發戶的生財之道:「要得富,險上做」。他除去謀求官職,結交權貴(太使、巡按、御史、狀元),也結交各類幫閒、流氓打手,作為爪牙。他還有專用的秀才,為他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他開設當鋪、綢緞鋪、生藥鋪,這都是當時最能獲利的生意。他放官債,賣官鹽,官私勾結,牟取暴利。他奪取別人家的妻妾,同時也是為了奪取人家的財貨。娶李瓶兒得了一大筆財產,取孟玉樓,又得了一大批財產。這是一個路子很廣,手眼很大,圖財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惡棍、大流氓,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這無疑是當時社會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時代的典型形象。
  書中說:「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貪得無厭,貪贓枉法,一旦敗露,他會上通東京太師府,用行賄的辦法,去求人情。他行賄是很捨得花錢的,因此收效也很大。
  行賄的辦法是,先買通其家人,結交其子弟。本書四十七、四十八兩回,寫西門慶行賄消禍,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驚心動魄。
  這種人依仗權勢、財物、心計、陰謀,橫行天下。受害的,當然還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為他們的貨物,隨意出納,有專門的媒婆,經紀其事。一個丫頭的身價,只有幾兩銀子或十幾兩銀子。社會風氣,他隨之敗壞,他們虐辱婦女:用馬鞭子抽打,剪頭髮,燒身子。書中所記淫器,即有六七種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國婦女生活史的重要資料庫。
  說媒的,算卦的,開設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細周到的描述。對下層社會的熟悉和對各行各業的知識,以及深刻透徹的描寫,很多地方,非《紅樓夢》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結構是完整的,小說的進行,雖時有緩滯繁瑣,但總的節奏是協調的。故事情節,前後有起伏,有照應,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細。藝術功力很深。曹雪芹沒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瞭解其完整的構思。《金瓶梅》的作者,寫完了自己的小說,使人瞭然於他的設想。他寫了這一暴發戶從興起到滅亡的急驟過程。
  作者深刻地寫出了,這種暴發戶,財產和勢派,來之易,去之亦易;來之不義,去之亦無情的種種場面。寫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歷來小說中很少見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寫了這一戶人家衰敗以後的景象。這一景象,比起《紅樓夢》的後四十回,觸目驚心得多,是這部小說的最精采、最有功力的部分。
  魯迅的小說史和鄭振鐸的文學史,都很推崇這部小說,鄭並且說它超過了水滸、西遊。魯迅稱讚之詞為:
  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
  此為定論,萬世不刊也。文學工作者,應多從此處著眼,領略其妙處,方能在學習上受益。如果只注意那些色情地方,就有負於這次出版的美意了。印刪節本,是一大功德。此書歷代列為禁書,並非都是出於道學思想。那些文字,確不利於讀者,是道地的伐性之斧,而且不限於青年人。很多人喊叫,爭取看全文,是出於好奇心理。
  此書最後,雖以《普靜師薦拔群冤》收場,然作者對於僧道一行,深惡痛絕,書中多處對他們進行淋漓盡致的揭露,抒發了對這些只會唸經,不事生產的特種流氓、蛀蟲的痛恨和嘲笑。甚至發出這樣的感歎:「何人留下禪空話,留取尼僧化稻糧」。又說,「若使此輩成佛道,西天依舊黑漫漫」!幾百年後,誦讀之下,仍為之一快。
  中國自古神道設教,以補政治之不足,日久流為形式,即愚氓亦知其虛幻。然苦於現實之殘酷,仍跪拜之,以為精神寄托。所以,凡是以佛法結尾的小說,並非其真正主題,乃是作者對歷史的無情,所作的無可奈何的哀歎。
  《金瓶梅》的真正主題是什麼呢?魯迅說:
  故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
  這是一部末世的書,一部絕望的書,一部哀歎的書,一部暴露的書。
                     1985年8月26日昨夜雨,晨四時起作此文,下午二時草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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