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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聊齋誌異》


  我讀書很慢,遇到好書好文章,總是細細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讀完。所以遇到一部長篇,比如說二十萬字的書,學習所需的時日,說起來別人總會非常奇怪。我對於那些一個晚上能看完幾十萬字小說的人,也是歎為神速的。
  《聊齋誌異》這部小說,我不是一口氣讀完,斷斷續續讀了若干年。那時,我在冀中平原做農村工作,農村書籍很缺,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燒掠,成本成套的書是不容易見到的。不知為了什麼,我總有不少機會能在老鄉家的桌面上、窗台上,看到一兩本《聊齋》,當然很不完整,也只是限於石印本。
  即使是石印本的《聊齋》吧,在農村能經常遇到,這也並不簡單。農村很少藏書之家,能買得起一部《聊齋》,這也並非容易的事。這總是因為老一輩人在外做些事情,或者在村裡經營一種商業,才有可能儲存這樣一部書。
  石印本一般是八本十六卷。這家存有前幾本,過些日子,我又在別的村莊讀到後幾本,也許遇到的又是前幾本,當然也不肯放過,就再讀一遍。這樣,綜錯迴環,經過若干年月,我讀完了《聊齋》,其中若干篇,讀了當然不止一次。
  最初,我是喜歡比較長的那些篇,比如《阿繡》、《小翠》、《胭脂》、《白秋練》、《陳雲棲》等。因為這些篇故事較長,情意纏綿,適合青年人的口味。
  書必通俗方傳遠。像《聊齋》這部書,以「文言」描寫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讀者面,但是,自從它出世以來,流傳竟這樣廣,甚至偏僻鄉村也不斷有它的蹤跡。這就證明:文學作品通俗不通俗,並不僅僅限於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內容,即它所表現的,是否與廣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為他們所喜聞樂見。
  《聊齋誌異》,是一部現實主義的書。它的內容和它的表現形式,在創作中,已經鑄為一體。因此,即使經過怎樣好的「白話翻譯」,也必然不能與原作比擬。改編為劇曲,效果也是如此。可以說,「文言」這一形式,並沒有限制或損害《聊齋》的藝術價值,而它的藝術成就,恰好是善於運用這種古老的文字形式。
  過去有人談過:《聊齋》作者,學什麼像什麼,學《史記》像《史記》,學《戰國策》像《戰國策》,學《檀弓》像《檀弓》。這些話,是貶低了《聊齋》作者。他並不是模擬古人古書,他是在進行創作。他在適當的地方,即故事情節不得不然的場所,吸取古人修詞方法的精華,使敘事行文,或人物對話,呈現光彩奪目的姿態或驚心動魄的力量。這是水到渠成,大勢所趨,是藝術的勝利突破,是蒲松齡的創造性成果。
  行文和對話的漂亮修辭,在《聊齋》一書中是屢見不鮮的。可以說,非同凡響的修辭,是《聊齋》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接受前人的遺產,蒲松齡的努力是廣泛深遠的。作為《聊齋》一書的創作借鑒來說,他主要取法於唐人和唐人以前的小說。宋元明以來,對他來說,是不足掛齒的。他的文字生動跳躍,傳情狀物能力之強,無以復加的簡潔精煉,形成了《聊齋》一書的精神主體。
  在哲學意義上說,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對內容又起很大的反作用,即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統一。這一般非只就一部作品完成了它的創作形態以後而說的,是指創作的全部過程。
  一種內容可以有各種形式,有成功或失敗的形式。決定藝術作品成功與失敗的,是作家對這一內容的思想、體驗、選擇和取捨,即藝術的全部手段。
  漢代是一歷史內容。它有《史記》和《漢書》兩種不同的形式,各有千秋,另外還有許多不能完整流傳下來的漢書,不能流傳,自然是一種失敗。
  同樣,《聊齋》所寫,很多內容,是古已有之的。神怪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汗牛充棟的。但是蒲松齡在這一領域,幾乎是一人稱霸。
  什麼原因?我在陸續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不能不想到這個問題。
  鬼神志怪書,晉及六朝已盛行。真正成為文學創作,則是唐開元天寶以後的事。著名的作家有沈亞之、陳鴻、白行簡、元稹、李公佐等。這些作家的作品,都明顯地影響了《聊齋》。
  唐人小說,包括大作家韓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在內,在創作上形成一個新的起點,繼往開來,為中國短篇小說開拓出一種全新的境界。
  唐人小說的特點:
  一、很多作品,寫的是真人真事,為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平凡人物作傳。在這些傳記性的作品裡,都有鮮明的典型環境和人物性格,表明深湛的哲學道理,生活的不可抗拒的規律。它不再侈談神怪,也不空談因果。
  二、他們不再把「小說」當作奇怪見聞、遊戲文章,輕率地處理。而是鄭重其事,嚴肅周密地去進行創作。他們的作品都含有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命題。他們的故事生動曲折,主題鮮明突出,人物活潑可愛。他們從簡單重複的神奇怪異的小圈子裡走出來,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去。這一時代的小說,現實主義的內含,特別突出顯著。
  三、唐代小說作者,也都是詩人,他們非常重視語言的藝術效果。在他們的散文作品裡,敘事對話,簡潔漂亮,哲理與形象交織,光彩照人。
  這些特點,在宋元的同類作品中,逐漸減弱。一些作者,在小說中,有意賣弄才情,塞進大量無聊詩詞,破壞小說的組織,使小說充滿酸氣。到了明末,好的傳統可以說是消磨殆盡了。
  《聊齋》一書,追溯唐人的現實主義源頭。它把一束束春雨後的鮮花,拋向讀者。
  《聊齋誌異》的現實主義成就,必然和作者的生活經歷有關。據有關材料,蒲松齡的主要生活歷程為:
  一、明崇禎十三年,生於山東淄川縣滿井莊。
  二、少有文才,但屢困場屋。
  三、曾短期到江南寶應縣任幕賓。
  四、長期館於同邑名人家。
  蒲松齡在寶應縣,只有一年多時間,他活了七十六歲,可以說,他整個一生是在故鄉度過的。
  農村是廣闊的天地,人物眾多,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最大最深的源泉,是民族歷史文化的無盡寶藏,是國家經濟政治最大的體現場所。所謂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語言,對創作《聊齋》來說,都是宏偉的基礎。蒲松齡這個生活根據地,可以說是長期而牢固的了。古今中外,凡是偉大的作家,沒有不從農村大地吸取乳汁的。
  在名人家坐館,教授幾個生徒,是很輕鬆的工作。他有充分的時間,從事採訪、思考、觀察和寫作。魯迅說:有閒不一定能創作,但要創作,則必須有一定的余閒。過於窮困,則要忙於衣食;過於富貴,則容易流於安逸。蒲松齡過的是清寒士子的生活,他兼理家務,可得溫飽,因此,他可以專心著書。
  到江淮旅行一次,對他創作也是有利的。往返途程,增加不少實際見聞,體驗了各處風土人情,交了不少新的朋友,並收集到很多奇聞異事,作為他以後創作的素材。我們在《聊齋》中,常常見到一些江淮情景,就是此行的收穫。
  《聊齋》的題材,故鄉的材料,占很大比重,包括歷史傳聞和親身經歷。他也從古代記事中取材,但為數不多。
  蒲松齡在文學修養方面,取精用宏。中國的誌異小說,有《太平廣記》等專集,供他欣賞參考。但絕不限於此,他對於經史子集中的記事,無不精心研討,推陳出新,匯百流為大海。
  在技巧準備方面,他作了多方面的努力。據現有的材料,他曾寫了文集十三卷;詩集五卷,又有續錄;詞集不分卷;雜著五冊;戲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種。
  這些著作的總字數,大大超過了《聊齋》的字數,但總觀一過,雖然都有獨具風格的才情和內容,其成就皆不及《聊齋》。文絕一體,天才孤詣;參天者多獨木,稱岳者無雙峰。蒲松齡傾其才力於一書,所遺留人間的,已號洋洋,我們還能向他多求嗎?這些著作,對蒲松齡創作小說,都可以說是準備。
  《聊齋》很多篇寫了狐鬼,現實主義力量,使這些怪異,成了美人的面紗,銅像的遮布,偉大戲劇的前幕,無損於藝術的本身。蒲松齡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是很動亂和黑暗的,時代迫使作家採取了這種寫法。作家在創作上,實際突破了時代和環境的樊籬。有很多作品,具備深刻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無情地對社會作了揭露和批判。他寫的狐鬼,多數是可愛可親近的。他把一些動物,比如狐、獐、貓、鼠;飛禽如鴿、鵪鶉、秦吉了;水族如魚、蛙;蟲類如蟋蟀、蠅、蝶,都賦予人的性格,而帶有它們本身的生活特徵。他對於植物,如菊、牡丹、耐冬的描述,尤其動人。他對於各種植物的生態,有很細緻的研究。大如時代社會,天災人禍;小如花鳥蟲魚,蒲松齡都經過深刻的觀察體驗,然後納入他的故事,創作出別開生面、富有生機、饒有風趣的藝術品。在這部小說裡,蒲松齡刻劃了眾多的聰明、善良、可愛的婦女形象,這是另一境界的大觀園。
  這是一部奇書,我是百看不厭的。而蔣瑞藻作《小說考證》,斥之為千篇一律,不願再讀。他所指蓋為所寫男女間的愛情以及女子之可喜可愛處。如此兩端,在人世間實大同小異,有關小說,雖千奇百態,究竟仍歸千篇一律,況《聊齋》所寫,遠不止此。蔣氏作考證,用力甚勤,而於文學創作,識見如此之偏窄,不知何故。
  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我越來越喜愛那些更短的篇,例如《鏡聽》。同時,我也喜愛「異史氏曰」這種文字,我以為是直接承繼了司馬遷的真傳。
  蒲松齡也是發憤著書,終其生,他也沒得見到他自己的辛勤著作印刷出版。
  粗略地談過這部名著,我們從作品和作家那裡,能獲得哪些有益的經驗教訓呢?
                     197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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