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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祝正鴻從趙青山家走出來,怡然亦復悵然。作家再偉大在領導面前也像一隻小瘦貓,賣弄一下皮毛和爪子,嗷嗷地叫兩聲,嚕嚕地響著肚皮,最後的目的無非是讓你摸摸它的肋骨,蹭蹭它順順它突起的皮毛,再揪揪耳朵捏鼻子,餵它點食兒。可偏偏趙青山又有那麼大的名氣,這不是,首長也見了他!讓他祝正鴻看著眼熱。那年他到南方一個省出差,住在一個縣級招待所裡,同室的一位推銷員說:「作家有什麼了不起?他們思想太複雜,一搞運動他們都是反面教員!」
  他的話使祝正鴻覺得刺耳。大實話常常比假話更刺激。祝正鴻從小還是喜歡文學乃至崇拜作家的,他自費訂閱過文學雜誌,他也試著寫過一點散文和詩,都沒敢拿出去。聽了推銷員的話,他一面為這位推銷員的粗鄙少文搖頭,一面又不能不承認,他說的是事實。
  然而瘦貓也是有希望的,如果領導摸摸它的話。如果瘦貓背後有一隻老虎呢?你能掉以輕心麼?這些作家的特點在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自己做不成任何事情,能夠靠他們收購糧棉、徵兵、大養其豬,取締一貫道和推廣雙輪雙鏵犁麼?不行的,一樣也幹不成的。五八年一位著名黨員作家在河北省作縣委書記,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調子極高,煞有介事,結果一切搞得一塌糊塗——比官僚還官僚,比白癡還白癡。作家當了官,比真正的官官癮還大,作家有了權,比真正掌權的人還弄權,因為他們動不動激動,帶感情,給個雞毛就是令箭,給個弼馬溫就上天,說著說著弄假成了真。但是他們一旦背後有了勢力,他們挑毛病弄是非往上點眼藥可是行家裡手。對他們也不能掉以輕心。
  張志遠告訴祝正鴻首長接見了趙青山,「你該去看看他」,張志遠的指示就這麼幾個字。張志遠一點,祝正鴻心領神會,他去看望趙青山明裡是關懷照顧與趙共同學習首長指示,暗裡是摸底,是去摸首長對趙說了什麼,有什麼不利於市革委會的話沒有,而且,趙對首長又說了些什麼,有什麼不該說的沒有。常有這樣的說法,叫做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做的不做;這話表面上是同義反覆,說了等於沒說;實際上是省略了何謂不該說不該做這一最重要也最不方便明說的命題,這個同義反覆顯出了自己的隱蔽和份量。此時無聲勝有聲,最精彩之處就在於讓你自己明白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怎麼去明白呢?在趙青山見過首長之後,祝正鴻立即出現在趙的家裡並帶來了給趙青山增分住房的關懷,這就是提個醒:市革委會是巨大的存在;這個存在雖然沒有中央文革的勢頭與招牌顯赫;卻比中央文革更經常也更管用:比如房子。這也就是告訴趙某人要想想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妙哉妙也,不言之言,不教之教也。而交談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根據祝正鴻的見識和經驗,趙青山在作家裡就算是謙虛謹慎,注意待人接物的了,他那副篤實忠厚,愚直中透露著農民的狡黠的樣子也使祝正鴻覺得熟悉,孺子可教也,趙青山有戲!(而凡是精明在外,口若懸河的知識分子型作家,到頭來只有死路一條,這也是祝正鴻早就悟出來的了。)
  這回趙青山是行了,瘦貓可能變得肥一點再肥一點。首長那裡也許暫時不至於有什麼差失。知道屁滾尿流就好,屁滾尿流比張牙舞爪強過百倍。當然,不能大意,誰讓他是作家?作家當然危險。兩處兩室一廳的單元房,叫做二加二,比局長們的住房條件還好,可他自己呢?他才住著一套房子,在媽媽沒有過世以前,又是媽媽,又是老婆孩子,回到家連個轉身的地方也沒有,不久前媽媽走了,才稍稍好一點——這樣想真是不孝,罪孽。「權力與財富的再分配」,毛主席最近講的這個話是再明白也沒有了,聽了這個話再不清醒,再鬧小資產階級愛呀自由呀理想呀幸福呀正義呀那一套,就該統統槍斃。卻原來那麼多旗幟那麼多主義,那麼多原則,那麼多思想和熱情,那麼多歌曲和詩和夢,那麼多文學和藝術,那麼多流血和氣壯山河……最後都得落實到權力和財富上。
  用我們黨的話來說,叫做「先務虛,後務實」。務虛就是講口號,講理論,講思想,講路線;務實就是講職務,講級別,講汽車,講房子。這些年他接觸了多少幹部,多少領導,多少造反派保皇派呀!不管他們怎樣地意氣風發,海闊天空,最後,真正心連心肉連肉的是……是務實的呀。
  看今天,轉了那麼多腰子,最後談到房子的事的時候,偉大作家趙青山,東方無產階級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趙青山同志,感激得差點沒有給他呼嚕嚕呼嚕嚕搖起尾巴來。
  你是托爾斯泰又怎麼樣?你是貴族,你有房子,你住好房子住了一輩子,你有屬於自己的莊園和農奴,然後晚年才有偉大絕決的出走。如果你壓根沒房沒食,你早就凍餓而亡,嗝兒屁著涼!你若早就是偉大的底層人,你是詩人們為之哭泣和歌唱的流浪漢,你壓根就沒家沒業,你還哪兒去走走?從此個橋洞走到那處房簷?你出走了誰在乎你?無非像舊社會《平明日報》上的一條消息:「昨夜大風突起,全市凍斃十七人……」
  用林彪的話呢?爭來爭去,爭的是「鎮壓之權」。
  為什麼要鎮壓之權呢?
  有了鎮壓之權,也就是分配生命的權力,還沒有分配權力和財富,分配房子的權力嗎?
  到了老百姓那裡,權權權,命相連。我們要想無權的苦,憶有權的甜,擺掌權的難,鼓起奪權的勇敢。
  文化革命,就這麼著一傢伙把背心和褲衩全扒光啦。
  他現在有了權了嗎?他到趙青山這邊來,宣佈給趙青山增加一套房子,兩室一廳。這好像是他有了再分配那套房子的權力。然而,他只是執行而已,現在別說是二室一廳,就是一室無廳,或者半間屋,也得比他大得多的領導也就是勤務員批條子,尤其是,他並沒有權力給自己哪怕是多分一間房子呀。
  自從聽了老張同志的教導,檢舉了陸浩生以後,他就成了「革命的領導幹部」了,他就從被審查被革命的可疑人物變成了審查旁人革旁人的命的領導——雖然是不太大的領導——幹部了。他首先獲得了行動的自由,他可以每晚回家,可以每晚吃玫香給他燉的排骨湯——革委會連續分排骨,排骨燉蘿蔔,不但養人而且補腎。「再分配」一點這樣的排骨也是自然而然,天公地道的吧。他每天晚上還要與想像中的媽媽討論國際國內政治形勢。遇到頭疼的事,他就想媽媽如果在,會是什麼主意。肯定,依媽媽的意見,他的表現應該比現在還要緊跟,還要激烈,還要誓死效忠中央文革小組。媽媽說過:「孩子你要記住,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就要給他當孝子賢孫,提馬桶刷飯盆,咱們都干。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咱們對他是六親不認!沒有毛主席……」媽媽一說起毛主席就滿眼熱淚。從前不也是這樣的呀?媽媽是憋著一股什麼勁呀,她有機會就要發表最左啊左的意見。在祝正鴻聽說上面醞釀讓他擔任革委會政工組副組長的時候,他告訴了媽媽,他本來以為媽媽會為他終於快要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員而歡欣鼓舞的,誰知道媽媽說:「不,我要聽的不是這個。我要聽的是你去掏大糞,你去下鄉落戶當農民,你去喀拉崑崙山放哨!你要到反修防修的第一線去,你要與帝修反鬥個一萬年!毛主席說得對,減少一百年也還是九千九百年!那樣,你才能真正地改造自己!一顆紅心是鐵打的!哪怕是犧牲了生命,也才是你爸爸媽媽的好兒子!」
  說得祝正鴻五迷三道,連媽媽說的是不是真話他也辨不清了。怎麼連爸爸也出來了?說是真話吧,他下了鄉或者去了喀拉崑崙誰管動不動犯心口疼的媽媽?掏大糞倒還切實可行一些,自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媽媽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他去掏大糞,媽媽至死留下的遺言也還是要他去掏糞,當真?可大糞並不能保證一個人思想改造得好。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權力與財富的再分配也包括分配你是終生改造還是終生要旁人改造。媽媽是什麼人呢,他堅信,媽媽的人生經驗社會經驗政治經驗都遠遠超過他,媽媽只是沒有得到機會罷了,得到機會媽媽照樣可以進上層,在中國,能夠進政治局的女人何止媽媽一人!媽媽照樣可以生殺予奪,勢如破竹,照樣可以當旗手,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旗手導師,寧命定乎?
  像媽媽這樣的普通的中國人,蘊藏的政治積極性政治能量政治心機是太多太大了。幾千年的慘烈的政治鬥爭,幾千年的改朝換代,使政治在中國哪怕是家庭婦女哪怕是小業主哪怕是三寸金蓮那裡也生了根,在中國,蹬三輪的、賣腐乳的、耪地的、剃頭的,更不要說唱小曲的啦,說到底他們都是政治家!蘇三、李師師、李香君和賽金花……所有名妓都是政治家。魏忠賢、李蓮英、所有太監也是政治家。只有書獃子才會對政治一竅不通!(要不主席說他們書讀得愈多愈蠢!)歷史造就了中國的政治,政治的中國,歷史造就了中國人的政治興趣,政治熱情,政治才幹,政治心計,政治眼光,政治冒險慾望。聽說湖南有一個鄉,光從這個鄉出發參加革命後來成為黨政軍要員的就有十幾名二十幾名,這些人呆在鄉里,最多也不過教教小學,開個小店,買幾十畝地,娶兩房姨太太罷了。其實別的鄉也是一樣,全國每個鄉至少能出十名高干,全中國就有候補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幾十萬,候補專員縣委書記縣長上億,(不鬥行嗎?)這之中,媽媽雖然不一定是最傑出的,起碼不是差的。惜哉媽媽未盡其才也,惜哉媽媽只能遇到機會在兒子這裡演習演習其政治姿態政治雄辯政治激情也!
  祝正鴻也在每一次批判大會上發言表態,有張志遠和他媽媽的鼓舞,他硬著頭皮硬是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他有權看內部文件,新市委的領導都認識他。最後,抻了半年,令他時冷時熱,像瘧疾一樣地發作了半年——當然,一個人得到了提升,他立即成為了那些沒有被提升的人的公敵,他的就任政工組副組長遠遠不是順利的——他得到了政工組副組長的職務,比他原來的職務實際上高得多,雖然不長工資,不分房子。他取得了繼續革命的權利,取得了繼續吃革命的飯坐革命的車的權力,他走道能大致上挺起腰來了——也不能挺得太直以免人家說你翹尾巴,他很快樂,他畢竟是在人人罪該萬死的年代開始了揚眉吐氣的新一頁。
  於是他今天佈置批判劉少奇,明天反驕破滿,批陳整風,投石問路,今天批判《三上桃峰》,說是一齣戲為王光美翻案,明天批判「無標題音樂」,說是黑線回潮。今天批判林彪,而且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右得不能再右了,明天又批判成孔子了,就因為林彪講過韜晦和中庸之道,陳伯達題過四個字「克己復禮」。
  他還學舌般地傳達文件讓大家批判「文藝問題方向解決了」的謬論,就是說黨成立五十多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小三十年了,「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方向還沒有解決,永世不得解決,更不准說是解決掉了,永遠向左轉,向右轉,向後轉,再向左轉,再向左轉,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操練呢?什麼時候才能邁步呢?
  不工作還好,一工作就如入五里霧中。
  管那麼多做什麼?反正當政工組長比進牛棚強。
  然而他又總覺得有異樣的眼光看著他,特別是他不敢看那些過去的他的領導,他們現在大多因為舊市委的問題還處在專案組的審查之下。他們的命運太不一樣了,這種不一樣使他緊張而且尷尬。遇到周圍沒有什麼人的時候,他總是主動地與這些至今尚未得到一個「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的老領導打招呼。有人對他的招呼莫名其妙,茫然無以對;有人是一怔,然後半信半疑地打量他;有人是面紅耳赤,轉過臉去;有人是公事公辦地回他一個點點頭;還有人對他的打招呼反映出一種受寵若驚的表情,然後庸俗乃至油滑地點頭哈腰地連說:「祝組長,請多指導。」
  幾乎沒有一個人友好地與正常地回答他的好意。這使他嗒然若失。
  人是卑劣的麼?人是不允許別人比自己的處境好太多的麼?
  比如早晨他去看望了趙青山,他為什麼那麼急於告訴趙青山王模楷的事呢?連一個與他八竿子打不著的王模楷,他也要嫉妒麼?
  反正王模楷的上天安門讓人人氣不忿,反正打從王模楷奉調回京,人人都等著他再垮臺的那一天。這不是,大家都預見到了。
  噢,不光是王模楷,所有的今天把這個揪出來,明天把那個打倒的消息都會令一些與他們無仇無冤的人感到快意,感到某種與緊張共生的興奮。看到聽到處境比自己好的人碰到了比自己糟糕得多的麻煩,誰個能不感到慶幸乃至解恨,至少是一種看客,一種看戲,叫做不看白不看的樂趣呢?
  所以說,人民要革命。所以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所以說,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永遠站在革命這一邊,階級敵人不過佔百分之一、二、三。還有百分之二、三、四,哪裡去了呢?
  然而他是張志遠,是他的——其實他毫不懷疑,那就是他的生身父親。在那次談六翅雞以後,他試探地再次與張副書記談起自己的母親,他假裝是談自己的歷史,他說:「媽媽告訴過我,我的爸爸是四川人,姓林,後來去了江西蘇區。我姥爺那時開小店……」張志遠打斷了他的話。張志遠談起了最近幹部群眾的思想動態。然而,祝正鴻看得出來,張志遠有點不安,臉紅一陣白一陣,忽然喘氣忽然咳嗽,說的話不流暢,停頓和節奏不對頭,好像在讀一篇通通用錯了標點的文章。只是在談完話,張志遠緊緊握著他的手不放,深情地看著他,說:「向你媽媽問好。」他又拍一拍祝正鴻的肩膀,他幾乎是摟了一下正鴻,他忽然放低了聲音,問:「你們生活上有什麼困難沒有?住的情況怎麼樣?有什麼問題需要我幫忙嗎?」
  祝正鴻不假思索地堅定地回答:「沒有,我們,我是說我和我的媽媽,我們娘兒倆一切都好,我們什麼困難都沒有,什麼問題都沒有。」
  他已經後悔自己的孟浪了。什麼時候?管他親生干生爹娘做什麼?「文化大革命」期間,伴領導如伴虎,豈可掉以輕心?
  從此,他與張志遠的聯繫就一下子少起來了,他的表現也沒有起初那麼積極了。開會表態的事找他也少了。媽媽死的事他想了想乾脆不告訴張志遠。過了一個星期了,喪事已經辦完了,一天張志遠問他:「聽說你母親去世了。」他點點頭。張志遠拍拍他的肩膀,說:「致以哀悼。」他的官腔使正鴻不滿。沒有再說話。
  他依稀聽說不久張志遠和第一把手之間有了矛盾,而他們的矛盾只是為了一個標點符號。他們在審查寫作班子的一篇大批判文章時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我們的生命線,幸福線,勝利線。」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我們的生命線,幸福線,勝利線!」而爭執不休。第一把手主張句號,根據是兩報一刊社論裡的同樣句子是句號;而張志遠主張驚歎號,根據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位大人物給張志遠的信裡,同樣句子標了驚歎號。人們竊竊私語,不明白一個標點有什麼大不了的,何苦爭執不下?祝正鴻一聲不吭,這年頭還理解不了這個,恰如彭真同志批評過的:「怎麼這些幹部笨得像豬?」這句話最後,可以用句號,也可以用驚歎號,這本來就不是什麼問題。現在,兩位領導的意見不一致了,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問題就在於問題本身,就在於二位領導的意見不一,互不相讓,就在於有人讚成這個領導的意見有人讚成那個領導的意見,誰是句號派,誰是驚歎號派,勢如水火。還有一些傻×,莫名其妙不知就裡。哈哈,這就是路線鬥爭!哪怕一個主張八兩,當然老秤,即二百五十克;一個主張半斤,不分老秤新秤(也是五十克加二百克);這也會成為路線鬥爭!
  在這個微妙的時刻,他得到了張志遠的指示——「你該去看看他」。他不辱「父」命地去過了。
  他與趙青山談完話,做完人情,也得出了有關判斷之後,他回到辦公室。進辦公室後立即見到了秘書的驚恐不安的目光,秘書本來是一個低眉順眼,遠看辨不出男女來的人,今天,她的一隻杏核一樣紅腫的眼泡鮮明地引起了他的注意。秘書通知說,馬上要開幹部會,有重要文件傳達,秘書強調說:「聽說,有事兒。」秘書一面說話一面喘氣。
  如果秘書說的是「事」,不兒化,那就是有工作有任務有安排不得閒之意,如果是「事兒」呢,如果把事兒化了呢?這個「事兒」裡就有幾分凶險之意了。
  他一驚,從秘書的目光裡他看到了某種災難的預兆。他問:「嗯?」
  這一聲「嗯」已經足夠了。他不可以再多出一個聲音。
  秘書說:「張……」
  這一個含糊不清的「張」字,也已經夠了,太多了,出了格了。張字還沒有說完,她的針眼出血了,鮮紅的血液與乳白色的膿汁從「杏核」裡流了出來。祝正鴻驚呼了一聲,他揮手讓她快去醫務室清潔一下。
  祝正鴻一時沒有聽清,只像是被誰從背後推了一下,什麼什麼?張?張志遠?當然不會是張春橋也不是張君秋。張怎麼了?這年頭,一切好事都靠不住,一切壞事說有就有,說來就來。穩住,你一定要穩住,他不知就裡,但是本能地告誡與鼓舞自己,就像走著走著路突然被什麼絆了一下,他需要的是調整自己身體的重心和保持平衡,而不必去管絆你的是石頭還是木樁。
  ……張志遠突然被「隔離反省」了,據說查林彪集團的過程中有什麼事牽扯到了他。隔離二字的蠻橫與方便使祝正鴻吃驚。現在把一個幹部隔離,比吃一枚糖球似乎還順當。這件事給祝正鴻的衝擊甚至超過了舊市委的改組,對於舊市委來說,他祝正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市委的主要領導人與他也沒有直接的關係。而現在,是張志遠,是他竊自認定的生身父親……
  直到晚上下了班,回到家裡,他一放鬆,才覺出,自己垮了。
  嗡的一聲,頭頂暈脹,耳膜嗡嗡,兩眼發黑,上身發熱,下身冰涼,祝正鴻的感覺直如犯了腦溢血。
  而且登時他的橫膈膜疼痛起來了。腰肚上好像楔進了一塊板子。
  他猶疑再三,還是沒有把消息告訴玫香。他只是聲稱太疲勞了,低頭不語。
  他預見到,很可能上邊讓他寫揭發張志遠的材料。這使他感到要發瘋。先是五七年把那麼多熟人當右派揭發批判,後來把整個市委當反革命集團批判……他硬起頭皮,再硬起心腸,他咬緊牙關硬是怎麼指怎麼打怎麼罵,讓怎麼看就怎麼看,讓怎麼說就怎麼說,他自己已經不算是一個人了。可剛批完陸浩生他就知道自己錯了。他無法「妥善安置」自己的良心。這次呢?這次是不是他也還要如法炮製呢?先是推托,再是應付,然後他猶豫躊躇,半推半就,猶抱琵琶半遮面,像是第一次賣身的妓女,不情願,害怕,想臨陣脫逃,但是胳臂擰不過大腿,他最後還是得讓人按到床上三下五除二一捅到底嘩嘩流血。再以後呢?揭發了一次就會有第二次,揭發了兩次就會有三四五六七八幾十次,千人日,萬人入,向一個人揭發了就得向十個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做揭發老領導揭發恩師直到揭發親爹哪怕不是親爹但曾經誤認為是親爹的表演,像一隻狗一樣地咬完了這個再咬那個……正如陳伯達的詞兒,他將成為變色龍,小爬蟲,(現在變成變色龍與小爬蟲的正是陳伯達自己。)或如魯迅說的,他將成為喪家的乏走狗,如毛主席說的,成為政治騙子……中國的偉人在有關人會落到何種地步的預見性上真是一個賽似一個。而且,揭發者人恆揭發之,批判者人恆批判之,打報告者人恆報告之,操人者人恆操之……到那一步,你不揭發他他就揭發你,他不揭發你還有他他她她揭發你,人人離不開揭發過來批判過去的命運。
  橫穿祝正鴻的腰腹,隔斷了祝正鴻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那塊打進去的木板,帶來了愈來愈無法忍受的疼痛。在聽了關於張志遠的問題的傳達的當天晚上,他的病急性發作,他被送到了急救中心,後來轉到了醫院。他被診斷為腸梗阻。他被送上了手術台。
  在聞麻藥的一瞬間,他含淚想道,冤冤相報何時休?就這樣死了罷,死了大家都踏實啦。反正早晚也是個死。
  原來這就叫視死如歸。
  手術後第三天,他從麻醉狀態下醒過來才一天半,政工組組長來了,除了看望他以外,讓他口授揭發批判張志遠的材料。
  三天過去了,五天過去了,幾次來人催,他就是不寫。他一口咬定,他沒有發現張志遠的任何問題,他沒有的寫。最多把我也隔離起來,他橫下了一條心。
  其實,從一開始玫香就知道了張志遠的「事兒」,這樣的「事兒」不但是轉瞬傳千里,而且是愈保密傳得愈廣愈快。玫香支持他再不要轉向揭發了。出院後正鴻鄭重地回憶了一下媽媽關於自己的生父的說法,長這麼大,除了解放前夕媽媽向他說的那一點以外,正鴻從來沒問過什麼,他怕舊事引起媽媽的傷心或者不安。這次,他是想認真想一想了。如果媽媽在,她老人家會說什麼呢?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
  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媽媽的反應或許是白居易的詩。
  祝正鴻只覺得毛骨悚然。
  ……不到半年,張志遠的「問題」就解決了,說是弄清楚了,沒事。這麼大的一個幹部,說隔離就隔離,說沒事就沒事,祝正鴻只覺得不寒而慄。雖然沒事,張志遠已經不可能回到揪他批他一個六夠的市委來了,他外放到南方一個省做省長。祝正鴻長出了一口氣。
  祝正鴻又錯了,說張志遠的問題解決了的是中央的專案組,這邊,沒有人說什麼,而且,一切跡象表明,這裡仍然是以張劃線,凡是揭發過張批判過張的幹部都得到了重用,凡是被認為是包庇了張的,全靠了邊。祝正鴻驚異的是,自從張志遠的事情出來以後,自從他住了醫院而拒絕了寫張志遠的揭發材料以後,他的文化局長的任命就泡湯了,新的文化局長已經走馬上任,當然,不是他。政工組只剩下了幾個人處理善後,這個機構即將撤銷了。他這個前政工組副組長也就靠邊站了,一切會議不再通知他,一切工作任務不再分配給他。他去上班,沒有人理他。他去找領導,領導說:「你多休息休息吧。」說完了組長轉過頭去與旁人談別的事情去了。沒有任何手續,沒有任何說法,政工組也還沒有正式下文撤銷,理論上他還「是」政工組副組長,然而他其實已經什麼都不是了,職務不動也可以奪你的權,他沒了戲啦。最妙的是他不知為什麼也就底虛起來,不敢再多問一個字了。不再有人找他請示工作,不再有任何文件傳閱到他這裡,不再有人給他送家鄉土產,不再有人給他打電話,不再有人給他開車門倒茶水。後來,他乾脆要車也要不著了。他給車隊打電話,車隊說:「現在沒車。」
  他明白了,又「再分配」了一次。
  半年後,一九七二年,運動進入整黨階段,革委會正式取消了名義,市委市政府恢復了,他被分配到衛生局當公共衛生處處長去了。
  他只覺得謝天謝地。他本來以為自己也要被隔離的。自從張志遠出了事,他也不再與想像中的媽媽討論政治了。如果媽媽在,她的高調門詠歎調也會收起來的。這也很怪,他對此毫無懷疑。媽媽會回到自唱自歎的唐詩宋詞古典文學中去,一定又是「山寺月中尋筷子」,又是「妾住在橫塘」起來,儼然一個飄飄欲仙的隱士,或者更正確一點說是仙姑,道婆,當然,祝正鴻是大孝子,不會想像他娘親是巫婆。中國人在大潮來了的時候都是政治家,而在大勢不妙的時候,又都是靈山秀水歸客乃至談狐弄鬼的天上人物。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從誤入塵網到采菊東籬。誰不會玩這個遊戲呢?
  那麼,他的爸爸的故事到底是實有其事還是媽媽的出色想像力結出來的果實呢?
  他的房子仍然很狹窄,他不再關心文藝呀意識形態呀路線是綱階級鬥爭是綱還有養豬也是綱什麼的了。但是他還是有一個心病,他惦記陸浩生,他聽說陸浩生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以來,氣候有點變化。聽說張銀波重新籌辦出版事宜,聽說電影《創業》頂住了棍子而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保護,聽說犁原奉命重新籌辦文學刊物。聽說一批老幹部重新出山。但是陸浩生的歷史問題始終找不到證人,沒有解決的希望。
  他委託一個朋友幫他找到了陸浩生現在的地址和電話。「文革」開始以後,他們夫妻雙雙揪出,也就被從原來的高干小樓趕了出來,他也就不再知道他們的去向。想不到這回一問,打聽出來他們就住在他家附近,步行不到十分鐘的距離。這使他慚愧異常。這使他覺得自己是欠了賬。怎麼會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了呢?可又怎麼往來呢?去一趟寫一份交代加揭發材料?去了以後先說:「書記,對不起,我過去寫了今後也得寫您的材料,您看我揭發點什麼好?」
  他約好了,去看望陸浩生。
  他想給陸浩生帶點禮物,他找了幾本上海出的《朝霞》、《時事手冊》和《赤腳醫生手冊》,上海人是靈,給他們一個火柴他們就能在裡面翻觔斗,就有了廣闊空間。他還覺得缺了點什麼,在家裡搜了搜,找出了半隻金華火腿,還是當政工組副組長那幾年外地來辦事的人送的,他聞了聞,味道尚無大的變化,金華火腿並未「變修」,便用一張舊報紙裹了裹,給陸浩生帶上,裹報紙前他細心地看了看版面,確定報上沒有主席像也沒有林彪像才敢用——有前者,用來包火腿是褻瀆,有後者用來包火腿是反動。至於毛主席語錄,所有的報上都是連篇累牘,顧不得那麼多了。
  他滿臉愧色地見到了陸浩生。陸浩生住的樓道裡充溢著酸腐的大白菜混合著蜂窩煤燃燒不充分的味道,已經是夏天了,大白菜早該吃完了,但樓道裡的氣味不變。全樓共用的垃圾通道蒸騰著陳年臭氣。樓道也骯髒得很。奇怪呀,這樣的樓房裡不會有人燒蜂窩煤呀,怎麼樓道熏成了污七八黑的呢?祝正鴻想起北京剛剛蓋所謂單元樓房的情形來了,五十年代,說是有了這樣的公寓房——那時公寓二字聽起來也很有些「反動」,革命的住處只能說是宿舍或者營地的——說是每家都有自來水、下水道、暖氣、後來還出來個煤氣管道,對於只知道小胡同小院落小平房的北京人來說,那時覺得住進具有水電衛生煤氣設備的單元樓房就是夢一樣的蘇聯電影一樣的生活啦。
  這才幾年,夢想實現了。
  夢想一經實現,就開始發霉啦。
  陸浩生的兩間小屋堆放得雜亂無章,進門處的一間小廳裡勞動著一名木匠,木匠後背上的細密的汗珠令正鴻直起雞皮疙瘩。滿地刨花木片,還有一碗發著惡臭的魚皮鰾膠。祝正鴻想不到,書記這裡也是忙於打傢具。各打各的衣櫃、寫字檯、餐桌……那也能叫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嗎?他最近聽到一個反動怪話,說是各人都在搞斗批改,斗是「逗」孩子,批是「劈」木材,「改」是改毛衣。可你又在哪裡呢,我的那個或者正確地說是你的那個「文革」之底?看不見您呀,底!過去,誰家裡不是從公家庫房裡搬兩張木床,一張辦公桌,一張一頭沉,再從山貨鋪買一張小炕桌兒,做幾把小板凳完事。怎麼搞革命搞得紛紛打衣櫃,打床頭櫃,打椅子,打飯桌,打茶几,乃至打起簡易沙發來了,這不是「變修」了嗎?而陸書記家,當他們搬到小小的兩間單元房,再打起傢具來之後,除了更髒更亂更擠更味兒以外,居然一點領導的味兒老革命的味兒也沒有了。他不禁喟然歎息。
  「陸書記,您也在打傢具呀?」祝正鴻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個,不然,說些什麼呢?幾年不見,提拔了他又被他多次檢舉批判過的陸書記,已經滿頭白髮了。時間過得真快呀。
  你他媽的算個什麼人呀!
  祝正鴻嚇了一跳,他的耳近旁似乎有人向他低語,他四下看看,當然,並無一人。
  「啊,你好,祝……老祝同志。」陸浩生對他的有關傢具的問候就像沒有聽見一樣,他似乎只是在考慮怎樣稱呼祝正鴻,過去書記都是叫他小祝的,現在臨時改口稱他為「老祝」,恐怕也是表示敬意的意思吧。
  你他媽的缺德不缺德?
  「我是說您在打傢具呀,」祝正鴻仍然找不到話題,他便頑強地重複他的對於打傢具的關注,怕書記聽不明,他用手指著前廳的木工說。
  「唉,我的問題,我的問題,我的……」陸浩生仍然是答非所問。
  「誰呀?」他聽到了響動,控制不住自己,他叫了一聲。
  門簾一掀,從裡屋過來一個年輕人,真新鮮,單元樓房,有門,卻掛著一個既灰且白的破門簾,像是農村,像是窯洞,像是《紅燈記》裡的佈景。年輕人自稱是陸浩生的外甥,他回答了祝正鴻的關於打傢具的問題,看來他在屋子裡聽著祝正鴻的談話。他不是有任務來監視陸浩生的吧?祝正鴻腦子裡一閃。他介紹木工活介紹得很詳細,詳細得令祝正鴻討厭,他甚至不等那人介紹完就轉過頭去,勸陸浩生:「您不要著急……」不知道那個年輕人是什麼心思,他似乎對提出了疑問又不認真聽他的介紹的祝正鴻怒不可遏,他一下子提高了五倍音量,大叫道:「我準備用水曲柳,用透明漆,背和裡兒不是用三合板,是用五合板……」
  祝正鴻嚇了一跳,除了鬥爭會上,他好久沒有聽到有人這樣大聲說話了。
  而陸浩生全無反應。陸浩生似乎與他的外甥不是生活在同一空間同一時間裡。
  終於祝正鴻恭恭敬敬地聽完了外甥的木工活計介紹,而且表示十分擁護,絕無異議,外甥才走出到外間小廳,與木匠繼續大喊大叫去了。
  經過九年「文革」,中國人的音量都大大增加了,胸腔共鳴腹腔共鳴與肺活量都增強了。是嘛,主席說過,新生事物是要大喊大叫的。也就是說,不大喊大叫的一定不是新生事物啦。祝正鴻想。
  陸浩生氣色還可以,只是舉止有些老態,說得嚴重一點,看來有些憔悴。祝正鴻先判明,陸浩生見到他十分激動,而絕無不滿抱怨的意思。當然,這與他現在的處境有關,等到他官復原職,他未必能原諒我。祝正鴻想。陸浩生見到祝正鴻似乎有一腔話,「我的問題……」他含含糊糊地說,話還沒說出來,他咳嗽起來了,他咳嗽得無依無靠,一幅老病並且貧賤交加的可憐相。這樣的領導祝正鴻也見得多了,頭一天沒做「結論」或者叫做依然被「掛著」的時候,二目無光,耷肩縮頸,連臉上的線條也都是愁苦的,可憐巴巴的;宣佈了他是「人民內部矛盾」之後,立時神態正常,面帶喜色,有說有笑了;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以後呢,二目炯炯,姿態怡然,大聲咳嗽,鼻子眼裡出的氣也比被審查時粗重有力得多。尤其是咳嗽,只要聽一聽一個人的咳嗽,你差不多就能判斷他的近況,乃至他的級別,他的資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結論了。
  那麼你自己呢?你能大聲地無愧地咳嗽麼?
  「陸書記,」他叫了一聲,「您知道,我也揭發過您,批評過您……」
  「那當然,應該,應該,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就要批評,有好處。」陸浩生這幾句話說得很清楚。
  其實我沒有什麼尷尬的。那些親手打死了人的人,那些逼死人的人,那些捏造旁人的罪名的人,那些打自己的父母打自己的老師搶抄別人的家將抄出來的財物據為己有的人……他們都活得很好。
  活得很好的人一輩子也不會懺悔。
  一輩子也不懺悔所以才能活得很好。
  他們無怨無悔。
  祝正鴻突然大聲咳嗽了一下,這聲咳嗽使陸浩生為之一震。
  陸浩生說,現在他的問題大部分都弄清楚了,只是他在「一二·九」運動之後,投奔邊區的路上曾經被國民黨設的路卡扣過十一個小時,路卡誤以為他是另一個他們正在搜捕的人,經查清他並不是他們要捕的人之後,便釋放了他。現在的問題就是這十一個小時,他找不著人證明他如何度過了這十一個小時。
  又問了幾句,祝正鴻明白了,這十一個小時的問題,完全是陸浩生自己挖找出來,自己製造出來的,沒有人知道他被哨卡扣過,他甚至說不清那扣他的人是民團,是鄉勇,是軍人,是憲兵還是警察。不能說他是被捕過,沒有什麼捕,他也沒有坐牢。他只是被盤問了一番,打了一個盹,還隨著扣他的人吃了一碗哨子麵條。吃哨子面的情節引起了重大疑惑,你與國民黨匪特什麼關係,會給你哨子面呢?這樣的詰問使陸浩生也感到可疑,是啊,我與他們什麼關係,他們給我吃哨子面?我是不是叛黨投降了?我是怎樣出賣革命的呢?他那時已經是地下共產黨員了。地下黨員怎麼吃了敵人的哨子面了呢?
  「我說不清楚呀……」陸浩生一副有口難辯的樣子。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十一個小時的問題陸浩生早在延安就交代過審查過了,為這十一個小時,革命者們已經用了四五千個小時來幫助他啟發他教育他盤問他批判他(他已經承認這十一個小時是他的准叛變行為)最後又寬大了他了,就是說,早在延安已經鄭重做出結論:「陸浩生同志主動交代了自己政治歷史上的重大問題,經審查後,組織認為無變節降敵行為。」
  但是「文革」一開始,沒等組織審訊,他陸浩生就寫起這方面的交代材料來了。開始,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說他是避重就輕,是為了給彭真劉仁打掩護才沒完沒了地窮扯自己的不是問題的歷史問題。後來,造反派如獲至寶,發現這回還真抓住陸浩生的小辮子了——總不能撈了半天魚硬是一條也撈不到,總不能批鬥了一個六夠從市委班子裡抓不著一個真反革命——好吧,他們宣佈,陸浩生過去的歷史結論不做數,為這十一個小時,他們可以斷定陸浩生為黨工作的上萬個小時都不算數為這十一個小時,他們可以永遠地鎮住陸浩生,為這十一個小時他們能夠永遠證明自己的革命造反正確,證明他們的火眼金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為這十一個小時也使沒有類似的十一小時十小時九小時八小時問題的人意識到了自己的純潔與堪當重任,意識到黨的信任重如泰山。總之,這十一個小時的問題如果泡了湯,整個「文化大革命」就會被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就會被推翻,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就會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紅旗落地神州變色。
  祝正鴻遇到這樣嚴肅的問題,也只好說幾句相信群眾相信黨的套話,同時他強調,對這十一個小時的審查完全是正確的適時的必要的,烈火煉真金,十一個小時連接著四海翻騰五洲震盪。他暗示,陸書記上邊有什麼老關係沒有?瞭解您的,現在正管著事兒的,可不可以請某位首長為您說幾句話?
  陸浩生撇了撇嘴,一副為難的樣子,然後他說:「如果有人想為你說話,會說的,如果說話不方便,那就更不要去活動為好。」
  祝正鴻點頭稱是。
  他發現了陸浩生這一類人的弱點,大學生,「一二·九」,延安,革命幹部,組織生活,政治學習,批判鬥爭,他們的生活太單純了。多年在一條單軌上運行的幹部生涯,離開了領導與被領導,離開了在領導與被領導系統中的一定的位置,他們孤獨無依,寸步難行,六神無主,還不如失去了娘的孩子。
  陸浩生讓正鴻看他的小小三屜桌,桌上堆滿了宣紙:自從五年前對他解除「監護」以來,陸浩生等待「審查結論」期間,每天以毛筆蠅頭小楷恭錄毛主席著作。他已經抄完了主席的全部詩詞,老三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實踐論》《矛盾論》《將革命進行到底》。陸浩生說:「我的精神力量就來自對毛主席的著作的抄寫,每天抄七八個小時,我已經抄了五年了。」陸浩生給他看這一批充溢著墨香墨臭的「書法」的時候,陸書記滿眼是淚。
  祝正鴻覺得驚心動魄。
  知識分子「忠」起來,哪個工農也比不上,工農畢竟要實際得多。而知識分子的忠,無邊無際,又像抒情,又像浪漫主義,又像童話,又像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又像為忠而忠,甚至像是表演。
  「我也寫了一些檢查和歷史交代材料,你看,這是底稿……」那也是一批蠅頭小楷的手稿,祝正鴻的目光瞄了一下標題:「關於我的反動出身」,「檢查我的懷疑三面紅旗的反動言論」,「深挖細找我的路線錯誤的階級根源與世界觀根源」,「我十三歲至十六歲的一些經歷」……
  祝正鴻的感覺是慘不忍睹。一個老革命,一個老領導,一個神氣活現的好同志,怎麼一旦落入這種境遇就會變成這樣!
  「我只盼著有一個結論,我只盼著能允許我恢復組織生活,只要是黨還要我……」已經年逾花甲的陸書記竟孩子似的哞哞地哭起來了。
  陸浩生哭起來的時候喉嚨裡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音。陸書記的嗓子本來是不壞的,但是他講起話來愛激動,一激動就發出一種混合著假嗓的嘶啞和銳利的噪聲。過去,祝正鴻是在聽陸書記的報告時候聽到過這種聲音的。陸浩生做報告總是特別投入,他最喜歡用的比喻就是「搓澡」。一個運動進入了後期,陸浩生做報告了,他列舉了運動的巨大成就以後,就會說:「對於人民來說,這是一次蕩滌污泥濁水的運動,是一次洗手洗腳,洗頭洗澡的運動,我們的身上不大乾淨呀,手腳不大乾淨呀,腦子不大乾淨呀!有的朋友,有的先生,有的同志,這個這個,洗澡的自覺性不怎麼強哩,怎麼辦?我們的幹部,我們的積極分子幫著搓澡嘛……」說到這裡,不等聽眾聽清,他自己已經笑得轉音轉氣的了,已經笑得又打鳴又尖叫又像吹哨又像拉風箱了,一笑,他的口齒更加不清,他的方言也更加難懂了。講到精彩之處,他的嘴巴會變得奇大,眉須扎煞,上體晃動,如醉酒一般。由於祝正鴻聽他的報告多矣,才勉強聽得出他的搓澡論:「……搓澡的同志,熱心有餘,溫柔不足,也是有的,搓得痛啦,搓得破了皮啦,搓得臨時出了點血啦,個別的搓得有點脫臼啦,這也是有的啦。哈哈哈哈,痛了,我們再貼一貼止痛膏藥嘛。出了血,上點二百二嘛。脫了臼,還得再正骨再打石膏嘛。但是不洗澡是不行的,同志們,由於怕痛就不洗澡不搓澡,那是不可以的,那就害了你們……」
  陸浩生講新聞問題的大笑大叫也使祝正鴻難忘。他在解釋為什麼我們的報紙不刊登美帝國主義的反華議論的時候,他說:「同志們,依了資產階級右派的意見是不行的,那樣的話,我們的報紙,我們的電台,就變成了艾森豪威爾的喇叭筒啦,而人民是不答應的,把人民的報紙,人民的廣播變成艾森豪威爾的喇叭,人民是要抗議的,哈哈哈哈……」他於是大笑不止,笑出了眼淚,笑得沒有刮淨的鬍鬚上沾滿唾液的銀星子。
  祝正鴻還想起陸書記講反胡風問題,他說:「有的民主黨派的朋友提出對胡風的事要公審,主席說了,公審可以,可公審了我們就要開殺戒了,什麼罪名,怎麼個判法,不能含糊的。還有許多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我們的政策是要化敵為友的,公審完了,也就得把他們統統帶上法庭,把他們的罪行公佈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樣,人民會起來打死他們的,哈哈哈哈……」
  陸書記講話有他的獨特風格,誠懇,大氣,渾厚,激動,放得開,有時候似乎還頗憨直。他是一個經常的做報告人,他管文教宣傳,再合適沒有了。
  可現在呢?眼前的這個淒淒惶惶И蛚菃搷暙衙葵瑭V老頭子,就是當年做經天緯地的報告的陸書記麼?
  祝正鴻盡量勸慰了陸浩生。他暗示說,他現在已經不在政工組了,革委會已經不存在了。他現在只是衛生局的一名處長;他特別強調說:「我的覺悟與表現也很差,至少是不夠。好多事我也是糊里糊塗。慢慢學習吧。不管怎麼樣說,您一直是關心我幫助我的,我很感激您。我一直不安,當初對您的揭發,我也有不實事求是的地方。」
  聽了祝正鴻的話,陸浩生的目光裡有一點欣慰,但更多的是失望和反感,他急躁地說:「怎麼能這樣說呢?這樣說是不對的。『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絕對不能翻的,你對我的批判是正義的,是革命的,對此,我們誰也不能動搖。」
  祝正鴻一怔,他的嘴角不為人注意地一撇,倒吸了一口冷氣。他忍了忍,才沒有說什麼義正詞嚴的話。好勁!正是啊,你這兒鬆一鬆,他那兒就攻一攻呀!
  在他準備告辭的時候,張銀波回來了。祝正鴻熱情地與張銀波打招呼,張銀波警惕地望著他,嗑嗑巴巴地所答非所問地與他說了幾句話,同時對祝正鴻顯出了一種她身上少有的點頭哈腰的神情。只是在祝正鴻正式告辭的時候,他看到張銀波的臉孔放鬆了一下,隱約地露出了一點笑意。看得出來,張銀波對他的態度裡顯示出那麼一種視正鴻為「非我族類」的意思,再說得乾脆一點,張銀波的敬而遠之的態度裡,流露出來的是對祝正鴻的厭煩。
  生活就是這樣,我們的字典上沒有「懺悔」的條目。記住,永遠不要承認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
  剎那間,祝正鴻甚至於想,他的拒絕揭發張志遠是走錯了一步棋。既當了婊子,就永遠不要企圖讓貞節烈婦們給你立牌坊,至於誰算婊子,那全看誰戰勝誰了。
  他的經歷可真像那個膾炙人口的相聲了:猴吃麻花,滿擰!
  既然已經臭名昭著地揭發了自己的恩公自己的老領導陸浩生了,何必再去頂著不揭發張志遠呢?揭一個也是揭,揭兩個也是揭。讓人睡過一次也算失了身,睡一百次也算是失了身。這能賴我嗎?而且,如果我對了呢?就是說,如果睡對了呢?搞政治,你能當一輩子童貞女麼?如果,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被證明十分正確和及時的呢?你怎麼有把握認定你的拒絕比毛主席的發動更正確更道德?
  讓祝正鴻比較一下吧,比如陸浩生與張志遠,哪一個更正派,哪一個更忠厚,哪一個更與人為善?如果讓他從中選擇一個,做領導或者是做爸爸,他願意選哪一個?
  張志遠是個王八蛋!他突然罵起來了。
  也許他本來應該揭發的恰恰是張志遠。不是張志遠被擠走以後,那麼多同志拍手稱快麼?
  再找不出比侯寶林這個相聲更精彩深刻的了。你請客,來了一些人,你說:「怎麼該來的都沒來呀?」一些客人不愛聽了,走了一部分。你說:「怎麼不該走的都走啦?」其餘的人不愛聽了,便又走了一部分。你著急了,你說:「我說的不是你們!」最後的客人也吃心了,大家都走了,空蕩蕩,白茫茫,真乾淨。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就是祝正鴻。這就是世界。這就是人生。
  第二天他沒去上班,他起床以後徑直去了醫院,他對醫生說了這兒不舒服又說那兒不舒服。他最後被留下住了院。經過反覆地檢查,確定他有心房顫抖,肝脾腫大,消化不良,慢性支氣管炎初期等症。醫生要求他加強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同時同意他再次住院觀察和治療,注射丹參和肝精,服用復方甘草合劑和板蘭根湯劑。
  按他現在的級別,在最好的情況下,他也得住個四人一間的病房,但由於他這是第二度在衛生部門工作了,院方對他還是另眼看待,幫他找了一間依托在樓梯轉彎處的小房,這間房子不太正規,原來是醫療器材的貯藏室,院裡改造了一下,成了一間特殊單人病房。這間房說好就是好,說差就是差,祝正鴻住進去,有單人病房的清靜方便,卻不必承擔住單人首長病房的名聲——甚至可以解釋說,由於房間不合規格——面積小而且房頂是一個斜面,不宜病號,只好委屈衛生局內部人員將就一下。
  他的病床旁的小櫃上放滿了精裝赤面聖經紙全一冊《毛澤東選集》,袖珍精裝全一冊《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詩詞》和《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老三篇)》,他也放上了《紅旗》、《朝霞》等雜誌。但他真正讀的是趙青山的新作《遍地光明》。聽說這一本三十多萬字的大書是趙青山用一個多月時間寫出來的,他非常佩服。人家畢竟是作家,雖然內容全部是批判單干宣揚農業合作化,一切結構故事都符合中央文件和兩報一刊社論,但畢竟有一些農村的生活細節,讀了令他發笑,令他共鳴,又使他擔憂:這些細節萬一被抓住辮子當作醜化農民來批怎麼辦?例如描寫一個農民,家裡來了客(讀且)也讓人家幫著擇豆角,雖說這是寫的中農,他倒覺得這不限於中農,這總是有一點拿農民尋開心的味道。還有一些農民喜歡講的俗語俚語,他讀起來也覺得有趣,作家這個玩藝,沒有還是不行的,那些指導趙青山管理趙青山掌握著趙青山命運的人其實哪一個也趕不上趙青山,嗚呼!世界上,究竟什麼叫本事,什麼叫運氣,什麼叫權力,什麼叫公平呢?揪住這些抽像的概念不撒手,就只能自討苦吃,成為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怪物——也許這正是知識分子不能成事,書讀得愈多愈蠢,而趙青山之流,也只能是誠惶誠恐地仰權貴而長跪,仰權貴而呥H的奧妙所在吧。
  詞兒妙有什麼用?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權不是建立在詞兒上的。詞兒最多是毛,不是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你不服,行嗎?
  人在醫院小住大概也是一種樂趣,一種經驗,一種生活方式。他住了醫院,也就心平氣和,聲微力弱,全面收縮起來了,他愈住愈像一個真正的病人了。吃得少,睡得多,話少,發呆多,時而哈欠,時而咳嗽,時而呻吟,時而苦笑,他自覺自己確已進入了一個生命的新境界。而醫院對他的態度是一切由這位特殊病人做主,一切聽他自己的,你說病就是病,你說吃藥就吃藥,具體藥物選擇醫生與你商量,醫生提供咨詢,你說吃流食就吃流食,你說半流食就半流食,你說今天回家住去也可以回家住去,理論上你仍然是病人,仍然在住院。
  也許這一段住院更重要的是檢查,雖然是在「文革」期間,醫院還是進口了一批新的超聲波與放射性元素檢測儀器,這個消息傳得很快,於是眾位醫院的服務對像有病沒病,這病那病,都以受到先進儀器的檢查為榮耀,為神氣,為幸福為地位和「行情」的象徵。幾個幹部碰到一起甚至會交流:「你照B超了嗎?」「你作同位素掃瞄了嗎?」祝正鴻當然不能免俗,他的位置使他不能進入接受進口儀器檢查行列的前排,但他住在醫院是可以候補等缺,只要儀器得閒,比如約好的人物到時未能前來就查,人物要求改期,祝正鴻立即被拉去上床上「台」接受檢查。就這樣他也對自己的准特權感到滿意。他是該查的都查了,該有的病都有了,該證明的都證明了,他很滿意。
  過了一段醫生同意他的要求:回家休息。醫生根據他的意見證明需要再休息兩個月。
  可悲之處也許不在於他的為有病而有病為住院而住院,可悲之處在於,所有的領導、同事,該來探訪的都來探訪過了,該送營養品的也都送來了營養品:麥乳精、糖薑片、茯苓餅、蜂蜜甚至他還一共收到過四筒嬰兒代乳粉——這也算是難得的營養品了。可悲之處在於沒有一個領導或同事表示對他恢復健康恢復上班的期待,沒有人說:「最近真忙啊,你不在不好辦啊,早日恢復健康早日回來上班吧!」也沒有人問:「什麼時候來上班?」或是「你估計還要住多長時間院?」不,人們說的是:「多休息,不要著急,多養養,好好檢查一下吧。」
  兩個月飛快地過去了,在恢復上班前一天——是個星期天,祝正鴻結束了自己的體弱氣微狀態,他決定與全家一起去和平門烤鴨店排隊。
  第十九章
  回到邊疆似乎還沉浸在北京的日子裡,那熨帖的感覺在他們身上滯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等遠離北京,再談口腔醫院和烤鴨店,談8路公共汽車和103路無軌電車,談驢打滾和零打的啤酒,就像談故事談夢境談海市蜃樓的花絮一樣動人,迷人,令人含淚而笑,令人感到了一種找到證明的清晰與踏實,又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地裂天崩而東單無恙,前門無恙,王府井無恙,昆明湖萬壽山無恙,這似乎使錢文的心又回到了實處。是的,我們是北京的,不管在邊疆連續呆多少年,不管我們是多麼地真心熱愛邊疆,我們還是有那麼多快樂,趣味,回憶和瑣屑的事務存活在那個被人人羨慕和嚮往的,太陽升起的地方。
  而每打開一聽罐頭,開始一項(北京貨)的吃食或者使用一次北京的塑料包,也帶來節日似的氣氛。這次在北京,趕上舉行法國工業設備展覽,這個展覽對於不懂工業設備的大眾來說,最激動人心的是奉送印刷精美的彩色道林紙宣傳品和一件彩印大塑料包。錢文雖然不懂法語也不懂工業設備,還是與聞其盛,看了展覽,更重要的是有了塑料包。回到邊疆後,再看這彩印提包,真好比是去了一趟巴黎,真有說不完的關於洋葷的回味。不僅在於提物、滋味和營養,而且在於牽連,在於有那麼個東西,那麼個城市,那麼個地圖上的點點令人們夢魂縈繞,難分難解。有所嚮往,有所回憶,這本身就是充實,就是幸福,就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日千里的滋味。
  錢文與東菊雙雙超過四十歲了,他們的生命很可能已經過去了或者達到了一半,他們需要現在,需要未來,需要期盼和計劃,他們也同樣需要過去的溫習,需要在回憶中探求自身,撫慰自身,證明自身的存在,哪怕這裡有一點庸俗和無聊,畢竟是他們而不是別人吃上了買自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午餐肉、罐頭豬肉和四鮮烤麩。四鮮烤麩是多麼好吃呀,如果不是供應出了問題,他才不會去買那玩藝。這麼說,物資的匱乏也會帶來新的體驗,新的人生經歷,我們算是活得趕上了點兒!
  更令人激動的是他們家裡的有機化學工程:做酒釀。他們連續做了幾次,都發酸了,不甜。他們注意了洗滌容器,他們在發酵過程中封閉了容器的蓋子,他們沒有發現自己的操作上有什麼不嚴格的地方。他們只好在做好的酸而不甘的製品裡放上白糖,白糖也是買自北京的,這裡只有甜菜製作的乳白色砂糖——本地叫做礦子糖。而北京的白糖是雪白的面糖,是憑購貨證限量供應的。也許是自欺欺人,也許是心理作用,即使是喝一碗溲酸中含著酒香,醇醪中透著溲酸的大米(沒有糯米)製品,他們仍然感到了快樂,感到了優越,感到了從虛妄的、可疑的、被罵了個狗血噴頭的,被抹殺被歪曲被嘲弄被侮辱的青年時代中抓到了一點類似不合格的醪糟一般的東西。從這溲酸的所謂醪糟中,他們尋到了一點他們的紅紅火火的青年時代的證明——我們竟然那樣揚眉吐氣地活過:
  太陽一出來,
  趕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澤東給我們,
  帶來幸福和溫暖!
  為什麼他們對於革命的追求,對於新中國的歡呼接下來變成了可疑的虛偽?陰謀?投機?變成了可笑可鄙的單相思!事情究竟錯在哪裡?一個青年人,也許可以說是少年人,傾心革命,莫非他或者她是挑選了自己不能承擔不能負責不能分辨的歷史重擔?是太火熱的激情?是青春不能負擔之重?他從來不認為錯全在旁人而自己純白如玉,命薄如紙,與控訴、怨尤、牢騷或者裝腔作勢的憤激相比較,他更願意尋找自己的歷史責任,他相信歷史對他要負責,他也同樣要對歷史負責。十餘年來他一直在捫心自問,我錯在哪裡?
  最可怕的是兒子的器樂課。請了老師來家,招待了酒飯,送了頭巾作為紀念品,開始學奏提琴。太可怕了,不準確的小提琴聲音足以令人發狂,以「踩雞脖子」來形容還是客氣了。與老師研究,老師認為該把提琴的質量根本不合格,以這樣的提琴培養孩子,其實是在消滅孩子的音樂細胞。錢文傻了眼。兩個星期就在這種聲音的折磨下度過了,顯然,兒子的琴沒有一點進步。錢文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親自出馬給兒子補音階課,他這才發現,兒子這一代人對於C、D、E等調性毫無概念,怎麼講也講不通。改成二胡,更可怕了,那種聲音比殺雞嚴重得多,而是徹頭徹尾的「拿腦漿子」。總共不到一個月,兒子的器樂前程,徹底破滅了。
  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然而,你錯了,錢文。你以為你已經寵辱無驚,你以為你已經超然漠然木然,你以為你已經心平氣和隨遇而安什麼都夠用於是不再尋思不再探求不再苦惱不再希冀不再失望也不再流淚,你以為你只要只求活著,你以為你的低調已經使你處於永遠的不敗之地,你的絕望已經使你不再有任何願望從而也就不再有任何波瀾,你以為你的和光同塵槁木死灰濯其泥而揚其波已經明穿通透老到至極以不變應萬變游刃有餘,你以為你已經脫凡離俗微笑旁觀怡然自在悲天憫人如在雲端也就是如入糞壑,無憂無慮無嗔無喜,齊是非,同善惡,平悲歡,一生死。
  然而,你不是這樣的,過去不是這樣,現在不是這樣,將來也永遠不會是這樣。
  只一個批判右傾翻案風就讓你緊鎖雙眉心上壓上了大石頭。剛有一點整頓有一點生產有一點文藝節目,學校裡學生開始上課,火車多跑出了一點正點率,火柴剛剛不再限量供應,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的開始解決一兩對的調動事宜,就受不了了,就又批上了,只要糖球在眼前一晃,只要人民有一點盼頭有一點喜歡,只要老百姓覺得哪個領導還是辦實事至少是說真話的,立刻就是當頭棒喝冷水澆頭狗血噴頭大呼小叫咬牙切齒如喪考妣,非讓你來個透心涼不可,生怕老百姓得到一絲活路,非和老百姓的心願對著幹不可,這是什麼樣的喪心病狂呀。
  於是又批開了惟生產力論,老夫子問錢文:「咱們還有生產力麼?」錢文心想,自從大躍進引起了大饑荒以後,生產力就成了一個犯禁的話題了。於是批三項指示為綱,說是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那麼,人們竊竊私語,老人家不是講過以糧為綱乃至以豬為綱麼?於是追謠闢謠,愈追謠愈多。夫子說:「無根之言謂之謠,古人認為謠是天意。」人人都知道了江青接見美國記者成了紅都女皇,人人也都知道梅花黨要炸南京長江大橋,而李宗仁夫人是梅花黨。還說是在上海發現了毛主席當年走失了的小兒子。更有指名道姓說某某人就是毛主席當年丟了的那個孩子的。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世界上的事怕就怕琢磨,一琢磨,不像他也就像得不能再像啦。於是又傳出來東北一個傻小子把歌詞「心眼兒裡熱乎乎」唱成「屁眼兒裡熱乎乎」,抓起來,斃了。於是又說,一個死囚獻出了判斷胎兒是男是女的秘訣:用一根絲線拴住一根鉛筆頭,在孕婦的太陽穴上令筆頭自由晃動,橫晃是男,縱晃是女,一時間到處是巫術般的鉛筆頭蕩來蕩去。更可怕的謠言是說周總理病了,江青去「探望」,趁著醫護人員不在,江打了週三個耳光。
  這樣的層出不窮的真真假假的謠言,曾經大肆流行過,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統治已經風雨飄搖的時候。
  從北京回來,他們發現補發的工資並沒有用完,錢文和東菊一商量,跑到商場買了一台上海造十四英吋黑白電視機。他們看了些新聞節目。當他們看到毛主席接見外賓的鏡頭的時候,他們注意到了老人家舉步維艱的雙腿,張開了合不上的口,耷拉著半天抬不起來的頭和時而睜開時而闔上的眼睛。他們非常難過,毛主席老了就好比他們自己老了,毛主席衰弱了就好比他們自己衰弱了,毛主席糊塗了就好比他們自己糊塗了。幾十年了,一輩子了,他們的一切與老人家息息相關,好也罷,賴也罷,光榮也罷,恥辱也罷,笑也罷,哭也罷,耀武揚威也罷,丟人現眼也罷,全離不開他老人家,老人家是他們的生活包括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須臾忘記須臾離開的因素。而現在,老人家怎麼已經到了這一步啦?
  也許快了?
  他們悄聲相視,不敢出大氣,不敢再說下去。
  然而仍然有絕活,橫空出世,批起《水滸》來啦,《水滸》一部書,「好就好在投降」,老夫子沒完沒了地重複「好就好在投降」六個字,作努力學習領會欣賞品味狀。錢文感到,他是在推敲這六個字是否通順雅訓。就算是話語的表達上已經不如年富力強時候也罷,反正這次批《水滸》算絕了,旁敲側擊,聲東擊西,指桑罵槐,若領神機,無中生有,閒中發力,蓄勢待發,咄咄進逼,神龍見首,了無痕跡,能放能收,揮灑如意,天馬行空,獨來獨去;能玩到這一步,算入了化境——這裡的「玩」字絕無貶義,而是指一種行為變成藝術,再從藝術變成遊戲般的駕輕就熟,舉重若輕,行雲流水,虎變難測,花樣翻新,奧妙無窮,得心應手。這樣的政治想像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完全同意林彪的天才論,完全同意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模糊數學公式!
  於是十億人運動於天才的股掌之上,一批《水滸》,完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員寄予最後希望的鄧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又靠邊了。
  傳出了關於鄧小平被批判的消息,不在這個時候批鄧小平就是批人們的心尖子,就是批人們的最後的希望,就是批共產黨的被糟踏了不少但仍然不容抹煞的人心。怎麼能這個時候批鄧小平!於是發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兒子在操場的自來水龍頭下洗菜,他聽到了廣播。他嚇得放下了菜不管,跑到家裡報信,連忙打開收音機。當然,是廣播員夏青,「文革」中的所有最高指示都是由他播報的。他的聲音激動,嚴肅,剛亮,絕對,又是高屋建瓴,泰山壓頂,狗血噴頭,體無完膚。
  卻原來還有聲音,還有人民的意志,卻原來人心沒有死,民心不總是痰盂,卻原來人民也有絕活,叫做「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錢文與東菊談起來,不由得攥緊了拳頭。
  第二天上班,人人顏色蒼白,面面相覷。最知心的朋友之間,相互交換了一個眼神,那眼神似乎是在說:「終於發生了!」與此同時,又人人低眉順眼,做出一種傻乎乎一切聽喝的樣子。
  照例是學習,轉彎子,表態。開頭五分鐘說話的人有點打嗑絆兒,一經起了頭,學習會也就有了自己的軌道自己的慣性,於是人人都說處理得好,挽救了許多無知青年。老蔣談得最誠懇,他說一開始對批鄧也是不甚理解,後來對照鄧的議論與毛主席的指示便找出了問題,明白了不批鄧就不能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於是大家都依樣畫葫蘆地說一遍。小劉談得很積極,她好像為有個事需要大家表態而頗感興奮。對於她來說,沒有比緊跟表態更能勝任愉快的,也沒有比這樣的考驗更能使她脫穎而出的了。她講得眉飛色舞,邊說邊咂摸吸吮吞吐自己的舌頭。她的舌頭小而靈活,紅而濕潤,給人以一種甘甜感。錢文發現,大家都愛聽她的表態更愛看她的舌頭。
  錢文還發現,發生一點別人一時不容易想得通而又需要人們正確表態的事件,對於小劉等一些人,對於過多的人口,過少的硬任務的中國人是完全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平常,有多少事情是小劉做得了做得好的呢,她會寫作嗎?她會編輯哪怕只是改一改錯別字嗎?她會翻譯嗎?她會唱歌跳舞繪畫上台演戲嗎?她會教授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麼?統統不會不會不會。就是說正常狀態下,她常常處於一種類似失業、閒置、萎縮、打蔫的狀況。但是一遇到出事,她就來神兒啦,她的可愛的粉紅色小舌頭就派上了用場啦,她的積極性可靠性好使性可疼可愛可摟抱性就全都顯現出來啦。在這種興奮狀態,她會說一些大舌頭的傻話,傻話就更可愛,就像女人喜歡在自己心愛的男人面前,特別是當這個男人要採取某種她所期待的行動的時候,她們會說一些傻話一樣,她的傻話說起來也是一種撒嬌,一種愚忠,一種可疼,一種引起注意的挑逗方式。
  就在錢文專心致志地欣賞品嚐小劉的舌頭思考小劉的可愛之處的時候他聽到了一聲巨大的鼾聲,是老夫子,他叼著半支煙,唾液洇濕了捲煙紙,唾液亮晶晶地從口角垂下來,像廬山仙人洞一股細細的瀑布似的下垂到地面上,小瀑布折射著晝光的光譜,很好看。他睡著了。
  他的鼾聲低沉然而很有份量,聽來像是一聲悶雷,使與會的人輕輕笑起來。主持學習的老蔣若無其事,就像根本沒聽見這一聲鼾一樣。小劉由於正說得興起,也沒有注意老夫子的深度入眠。
  錢文捅了遊方大士一下。
  大士眼睛尚未睜開,睡意尚未消除,他連聲說道:「好啊,好,實在好,好,實在好,要打,一定要打,要狠狠地打,打得好打得好。當然,那還用說?毋庸置疑,鄧小平那怎麼行?好啊,好啊。」他的聲音漸漸低下去,錢文嚇壞了,只以為他又睡著了。忽然此兄挺直了腰身,揮拳道:「我認為處理得實在好!」
  老夫子一臉認真,同時,他繼續吸他的已經被口水浸得濕濕的香煙。香煙濕成那個樣子,照樣嘶拉嘶拉一亮一亮地燃燒著。這很令人吃驚。
  人們變得活躍起來,開始聯繫實際,把機關廁所漏水,羊肉有票也買不到,汽車司機兼搞投機倒把,幼兒園的阿姨要孩子給她們送禮,購買日用品均須走後門,糧店每天只上班兩個小時等等問題都聯繫到了右傾翻案風,聯繫到鄧小平身上了。而一談到生活,眾人便你呼我應,趁機發了一大堆牢騷,大家都知道在學習會上談這些也是白講,以一種反諷和笑罵的態度發洩一番而已。
  笑聲驅散了錢文憂國憂民的沉重感,看我們的生活多麼幸福輕鬆,看人們的思想認識多麼高度一致,看彎子不轉自己就過來了,看政治學習當真是其樂融融。
  一位畫家作了長篇發言,他一通神聊,講到黑市上的羊肉斤兩不足,講到河南散白酒喝死了人,講到民間的一些胡說八道,竟然把《智取威虎山》上楊子榮剛剛上山,接受土匪座山雕盤問時的一段對白改成:「馬是什麼馬?」「吹牛拍馬。」(應為「卷毛青鬃馬」)「刀是什麼刀?」「兩面三刀。」(應為「日本指揮刀」),然後,他講到農民拿著羊腿向貨車司機搖晃,要求搭便車,最後證明「文化大革命」一定要繼續搞下去。他還說現在謠言太多,絕不能相信傳播。例如他前邊說的有些情況就可能是謠言,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如果再搞右傾翻案風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地主老財都會回來讓我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的邏輯混亂不清,他的發言所舉事例跡近給社會主義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但他的最後結論似乎還是義正詞嚴,大方向無誤,於是包括老蔣在內的各人民群眾也就高高興興地或者是稀裡糊塗地或者是假裝糊塗地聽了下來。
  會後,錢文對老夫子說:「你可真行,討論著這麼大的事,你睡得著。」
  「這有什麼,我的一個好朋友,搞波斯文的,『文革』初期,紅衛兵鬥他,他練開了氣功,兩個小時斗下來,他入定了。紅衛兵走光了,他一個人撅著□呆在會場舞台上練功。後來是他老婆來了,才把他叫了下來,他還埋怨他老婆,說是如果不干擾他,他的真氣就要衝開泥丸宮,也就是說可以靈魂出竅,直上重霄九了。」
  「可是,我的這個搞波斯文的好朋友,最近得肝癌死了。」他來了一個大喘氣,補充說。
  學習了一天之後,又下來任務,說是要聲討,歡呼勝利什麼的。先集中開會,傳達了意義、重要性、應抱態度、方式、次序、紀律和注意事項。最後強調一下嚴防階級敵人的破壞搗亂。這麼一說,大家的精神就起來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嘛。之後,大家拿起統一準備好了的旗子、橫標、標語牌和寫就的小三角旗,興致勃勃地去遊行。四月天,邊疆的氣候還不穩定,本來街上的泥濘也很麻煩,但偏偏遊行那天天氣很好,陽光燦爛,大馬路上化雪的水流與泥漬也基本消失了,同志們說說笑笑地走上街頭,像是一次春遊。大家整整齊齊地呼喊口號,倒也不影響吸煙與閒談。城市規模不大,用了三十多分鐘就走到了市中心,大家風風光光地喊叫了一回,老夫子說,這個季節叫一叫能夠去除濁氣,大家都挺開心。特別是回程上他們碰到了一位賣韭菜的少數民族兄弟,這位階級弟兄不知道是否不通漢字或脫離政治太狠,他竟旁若無人地進入遊行隊伍,兜售韭菜,而人們也就與他討價還價,挑挑揀揀起來。買到了韭菜的人個個喜氣洋洋,開始計劃中午的飯食。錢文由於學習了少數民族語言,佔了便宜,他是首批買到新鮮合意的韭菜的幸運者之一。別的人就笑,說是河北人就愛吃餃子,舒服不如撂倒子,好吃不如包餃子。大家一致同意這個諺語的結論。
  多麼好的遊行!多麼好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多麼好的人民群眾!經過「文革」的洗禮,生活真是愈來愈可愛了。
  錢文始終弄不清楚,他參加那次聲討右傾翻案風的遊行到底意味著什麼。無所謂?是的,那個年月他可以參加隨便什麼遊行,表隨便一個什麼態,喊隨便什麼口號。他沒有自己的選擇除非他已經活膩歪了。也許今天喊某某某萬歲,明天喊同一個某某某狐狸尾巴露出來了,應該被徹底批判,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不獲全勝絕不收兵;再過些日子,只要有命令有精神,馬上反過來仍然可以喊某某某是好同志,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是真金不怕火煉是堅決擁護直到誓死保衛——所以說,「多麼好的人民!」沒法不好!那麼說那麼多人民,大家都在唱一台什麼戲呢?那麼多人,有幾個是真心批鄧的呢?不真心,為什麼又是批判又是遊行又是表態又叫喊提高了認識了呢?怎麼假得居然搞得像真的一樣,真的搞得跟假的一樣了呢?我們究竟是創造歷史的人民,還是任憑放牧的羊群呢?
  問題是,參加完了這次遊行,他的心情變得好一些了,就是說輕鬆一些了。鄧小平既然已經鄧納吉了,就不要為他掉淚了吧。不論是誠懇沉重的老蔣,舌頭翻滾的小劉,如睡如醒的老夫子,信口開河的畫家,大家都無例外地參加了遊行,神態也都差不多——莊重中透著輕鬆,疲勞中透著良民的穩健與平靜。豈止他們?大學校長,科學院院士,馬列主義教授,一級比一級高的有經驗有威望的領導,誰沒參加過這樣的表態和遊行?劉少奇在「文革」開始時候也跟著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而人們衷心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也跟著宣讀或負責宣讀「把叛徒、內奸、工賊某某某開除出黨」,誰能例外,誰能沉默,誰能無禍,誰能免過?
  「文革」的一大後果是言語的極度擴展、加強、極度靈活與最終失靈,就像一個氣球吹得山大,便砰的一聲破裂了——連最都要改成最最最最,而打倒與萬歲的界線,真與偽的界線,贊成與反對的界線,革命與反動的界線,功勳與罪惡的界線,熱愛與痛恨的界線,放屁與講話的界線,劃清界線與劃不清界線的界線全都變得稀裡糊塗,無可無不可,說有就有,說沒就沒,一小時前有就是有,十分鐘後沒了就是沒了。「文革」是一次全民的語言實驗。「文革」中張敏銳同志要「亮相」,便發表《我的嚴正聲明》一張大字報,其中提到堅決支持某派革命造反組織一月奪權。過了九天,說是實行軍事管制了,軍區不贊成奪權的那一派。於是他發表:《關於〈我的嚴正聲明〉的嚴正聲明》,改為支持另一派。又過了半個月,形勢又變了,說是中央文革小組說了什麼什麼了,於是又出現了張主任的「關於關於我的嚴正聲明的嚴正聲明的嚴正聲明」,他又改變了態度了。這是對於語法和修辭規則的挑戰,是用嚴正消滅嚴正,是無論如何令人難以置信的啊。
  錢文已經不止一次聽各級各類當權派說自己的罪惡是滔天的,他聽到過不止一個當權派用這樣的不可思議的語言修飾自己,這樣說話和舊社會稱在下、鄙人、小可並無區別,更與口稱「臣罪該萬死」如出一轍。破完了「四舊」,一切都更舊了。經過反右,再經過「文革」,中國人已經隨時可以承認自己是混蛋是罪犯是殺人放火者是(披著羊皮的)豺狼是(畫著美女的面孔的)白骨精或者(鑽到人們的靈魂裡的)蛀蟲了。既然自己承認自己是罪該萬死都無所謂,那麼跟隨著大伙說別人是這是那該槍斃該千刀萬剮該批判不更是口到舌來,舒適愉快,輕飄潤滑,溫柔瀟灑,易如反掌,其樂陶陶麼?隨著語言的還有表情直至舉動行為,小劉的舌頭的翻滾與嘴唇的一凸一凹一撅一撇,用來表示對老蔣的階級仇恨或用來表示對老蔣的忠順虔誠,用來咬人還是用來親吻;其中又有多大區別!
  同理,遊行與買韭菜也並無二致。又遊行又趁機買頭一茬春韭菜,當然使錢文如釋重負。興奮的火花轉瞬間熄滅了。他的表現和大家一樣,與任何人沒有區別,他的見解也很正常,他是在毛主席領導下走過來的,他無法想像別的領導別的走法,他不理解毛主席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但是他無法想像離開毛主席的指引中國會是什麼樣,他自己會是什麼樣?天安門前發生的事情使他激動困惑乃至於痛苦,但是不這樣處理又能怎麼樣處理呢?不是這樣的結果又能是什麼樣的結果呢?「欲哭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揚眉劍出鞘……」他們熱血沸騰,他們烏合之眾,他們義憤填膺,他們起哄鬧事,他們哭哭叫叫,他們痞子運動,像他們這樣的人和鬧事的辦法共產黨見得多了,共產黨是群眾運動的專家,群眾鬥爭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共產黨靠的是群眾運動起家,群眾造反起家!可以說沒有這樣的國情就沒有幾千年和二百年來的歷史!他們想以人多勢眾嚇唬共產黨,他們算找錯了對象!他們算碰上了剋星!那些鬧事的人能夠給中國帶來什麼呢?他們能夠解決中國面臨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問題麼?他們掀起的幾個浪頭能夠和共產黨發動的人民革命相比?他們能管得住軍隊、農民、邊疆、內地、城市、幹部、工人、學生、小偷、乞丐、土匪、妓女、流浪漢,他們防得住蘇修、美帝、印度、國民黨、一貫道、聖母軍、八大金剛和十三妹麼?
  活該!政治是無情的,政治不是詩,政治不浪漫,政治一點也不親愛溫柔,政治讓女性走開,讓娘娘腔的陽萎小男人走開,讓除了讀死書放空炮扭捏做態耗子舔貓屁作(陰平)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啥也不懂的白作廢物自以為人五人六的知識分子走開,政治是金剛力士的政治(這個詞錢文是跟陳伯達學來的,陳在一本小冊子裡,稱讚法國大革命中羅伯斯庇爾的殺人如麻,說他是「把真正的金剛力士請上了歷史舞台」),鬥爭是胳膊腕的鬥爭,正義是勝利者的正義,思想是統制者的思想,人民是山呼萬歲指到哪裡打到哪裡的人民!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還不明白?沒有一個政黨像共產黨說話這樣坦率和一語中的。季米特洛夫接受德國法庭的審訊時候說得透:「在未來的戰鬥裡,不做鐵錘便做鐵砧!」
  然而江青呢?她得罪了老幹部,她得罪了解放軍,她神神經經,女流之輩,信口開河,比錢文還幼稚,看哪,她竟然聽臨時工造反團的控訴感動得落了淚,她以為是真的呢,她的水平絕對不比天安門廣場上燒汽車的暴徒高,她把黨把國家把社會攪得一團糟,她憑什麼,就憑一個特殊身份,那麼,主席百年之後,她的下場能夠比古代的任何恃寵傷眾的弄臣好麼?哼,有好戲看!
  鄧小平呢?所有的報紙,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全是罵鄧小平的,把鄧小平比做匈牙利的納吉,說他是鄧納吉。納吉是什麼人?他是被騙回來槍斃了的呀。他們要槍斃鄧小平嗎?惟一的一點希望,人們曾經寄托在鄧小平的直言與他對中國人的責任心上,現在完了。鄧小平在這種環境竟然敢說真話,這令錢文感動得熱淚盈眶。其實鄧小平會明白,他急不得,他應該從長計議,他是在進行一場什麼樣的稀奇古怪和險惡萬分的腹背受敵的鬥爭啊。
  知其不可而為之,政治家,官員,有時候也是滿悲壯的,叫做寄語位尊者,臨危莫愛身!
  中國共產黨總算出了一個鄧小平啊!
  世界上真有不要命的人啊。
  然而,他錢文已經怕看戲了。他已經想像到了公審然後槍斃鄧小平的場面。事情會不會進一步惡化?倒行逆施會不會發展到自取滅亡?到那時候玉石俱焚,土崩瓦解,千千萬萬革命志士的奮鬥付諸東流!
  治國安邦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
  還是高高興興地吃韭菜餃子。韭菜黃瓜兩頭鮮。沒有肉,有雞蛋或者蝦米皮也行。邊疆的冬天是漫長的,從打頭一年國慶節以來,七個多月吃的都是土豆白菜蘿蔔,最多加上洋蔥大蒜,乾脆見不著什麼綠顏色。現在有了碧綠如油的韭菜,有了辣和香臭合的韭菜的強烈的刺鼻的氣味,這氣味立刻叫人想起鍋碗板勺筷子和飯桌,想起生活,想起春天,想起生活,想起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鹽醬醋茶,想起男人、女人和孩子,想起家庭,想起太平日子,多好!寧為太平犬,毋為亂世人。我也革過命,我也下過拋頭顱灑熱血的決心,我也振臂高呼高舉紅旗向前衝殺過,我也欲悲聞鬼叫,恨不得揚眉宰幾刀,「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樣的詩是「劍出鞘」之屬所不能望其項背的,然而這首詩的作者恰恰是汪精衛!在中國,沒有比青年人的鮮血更廉價更可疑更飛快地褪色的了。我早早受到了黨的教育,叫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我早就知道這一切的不足恃了,我現在需要的是一蓋簾餃子,是苟全於亂世。為什麼我也一定要跟著哭跟著拼跟著鬧跟著死呢?讓我欣賞一下今年的頭一茬韭菜吧。
  家屬院裡家家吃韭菜,吃得一個院子裡打嗝兒放屁都是同一種氣味。然後韭菜吃完了,一院掀起了自摟「基建」的高潮。東菊所在的學校裡修建體育室,運來了大量建築材料。於是一位先知先覺帶頭,大伙跟上來,紛紛將建築材料化為己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盡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往自家搬。漸漸地,有人肆無忌憚地打開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築材料就往家裡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去幹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麼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是屬於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氣沖雲霄!
  另一種雄辯的邏輯是:「我們拿這麼一點磚木沙灰你們就管,那麼自治區文聯會議室的全套沙發在一夜之間被人駕著大貨車公然盜運乾淨,你們怎麼不去管?出版社的編輯被人活活勒死扔到河裡,你們怎麼不去破案?×××領導自己要了一處房子,又給孩子要了三處房子,你們管嗎?」錢文一直膽怯,動作甚慢,在蓋小房方面屬於顧慮重重的觀望者。自從參加完聲討右傾翻案和天安門事件的遊行以後,自從昧著良心喊了批鄧的口號發了批鄧的言以後,自從吃了鹹淡宜人異香撲鼻的韭菜餃子以後,尤其是聽了震聾發聵的偷盜有理論之後,不知道怎麼一下子思想就解放了——他覺得自己有功了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中國舊小說的套話真棒!他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了。他創造了獨立蓋小房的嶄新紀錄,他廢寢忘食,在妻兒幫助下兩天半蓋好了一間約四平方米的小屋,裡邊砌了一個灶,這就不僅是貯藏室,夏季也可以用它作廚房。他們的門前有一棵沙棗樹,他捨不得毀壞這個初夏時分會放出濃香來的沙棗,便把樹砌在一面的牆裡,使歪歪扭扭的樹,歪歪扭扭的牆,歪歪扭扭的灶,表現出一種奇特的雕塑風格。總之,這樣的房子,天上沒有,世上無雙,歪七扭八,隨心所欲,破除了一切條條框框,從必然王國走向了自由王國,與錢文的心情境遇貼切符合。(二十年後,錢文明白,自己早就搞瞭解構和後現代,又後來,錢文到了巴塞羅那,他發現高迪的建築庶幾可以與他的用偷來的材料建築的小房相媲美。)
  小屋蓋完了,開始刷白,不但刷了小屋,也乾脆刷了主房。他們買了幾十公斤生石灰,加了二斤鹽,一瓶藍墨水,把大小房屋內牆刷了一個乾乾淨淨。天漸漸熱了,小貯藏室兼廚房立即派上了用場,錢文又發現了自己一個優點,他在房間裡讀書乃至寫作——他已經開始了的寫作繼續嘗試著,但是愈來愈艱難了——小廚房裡蒸著苞谷面窩頭,他能在讀書或寫作、心無旁騖、專心致志,進入情況之時,突然警覺:到了揭鍋的時候了!於是一看表,與預計的時間相差不到五分鐘,他的身上就像設有鬧鐘發條一樣。不論他怎樣用心讀寫,他不會因忘記及時處理而造成鍋干屜焦的炊事事故;無論他怎樣盡責於執炊,他也還可以照舊學習寫作。
  我是一間歪扭的房子,
  我是一台上緊發條的鐘,
  我偷來了磚頭木板洋灰,
  我遺失了我自己的生命。
  他口占一首詩,笑出了眼淚。
  邊偷料蓋小房,邊批鄧批《水滸傳》,組織了各級領導寫批鄧的詩,詩歌發表的時候一律註明職務。錢文奉命將好幾首用本民族語言寫的詩翻成漢語,並且負責給詩人注上局長、專員、主任、委員的頭銜。然後舉行批鄧詩歌朗誦演唱會,兩種語言,且歌且舞,跟真的一樣。
  學習會上則說是宋江架空了晁蓋,然後人們居然聯繫起鄧小平架空了毛澤東。遊方大士正色道:「這樣說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大家不想想,毛主席那麼偉大,那是一個鄧小平能夠駕得空的麼?你說某某要駕空毛主席,這不但是對於某某的批判,不也是對於毛主席的污蔑了麼?同志們,我們只能說是某某癡心妄想駕空我們(!)的偉大領袖,是可忍孰不可忍?可頭些日子毛主席還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棉裡藏針呢。當然了,情況發展了,過去那樣說是正確的,現在這樣說也是正確的。」
  老夫子的話把大家繞糊塗了,他到底是擁護批鄧還是不擁護?小劉幾次張嘴要說話要表示異議,又最後閉住了嘴巴。她大概也感到對遊方大士的話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吧?
  會後,老夫子與錢文談起來居然也是一臉正經,他莊嚴宣佈:「我講的是嚴肅的,是字字都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是努力領會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真諦的。我講的是辯證法。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不讓我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嗎?辦不到的,我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人民公社就是好,我某某人就是好!這才叫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也!」
  善扯的畫家說:「老傢伙別他媽的扯了!」
  而遊方大士居然氣急敗壞,他正色道:「同志,你危險,你的階級本能使你無法理解我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體會!」忽然,他捧腹大笑,笑罵道:「你們這些王八蛋!」他笑得發作了喘病,嗓子裡出了各種怪聲,如鳥鳴,如裂帛,如火車放氣,如鋸玻璃。
  在批鄧學習轉彎子期間,北京來了兩個人,找錢文外調犁原在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個月對錢文散佈了什麼謠言。現在的錢文已經不是一九五八年與廖瓊瓊一起吃過飯便立即回來寫廖瓊瓊的材料的錢文了。他態度明確,犁原同志一樁謠言也沒有散佈。壓也好,詐也好,逼也好,誘也好,反正犁原同志嗎也沒有說過,凡是犁原說過的都正確,凡是不正確的犁原都沒說。兩個外調人員雖然極不滿意,並且威脅錢文說他的態度惡劣,要把他的材料轉給當地,最後,他們仍是沒有辦法,悻悻地走了。
  便再學習。列寧為什麼說無產階級專政。八億人口不鬥行嗎?(能斗掉四億嗎?)三要三不要。紀念鮑狄埃。科學院與百貨商場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兩個徹底決裂。停滯的論點,悲觀的論點,都是錯誤的,不符合地球史,宇宙史,人類史的基本知識。小土群,螞蟻啃骨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赫魯曉夫。還有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霸王別姬,七發,子見南子,以豬為綱,水肥土種密保管工,是共工而不是軒轅氏取得了勝利,單日打炮,雙日不打,與蘇修論戰從一萬年減為九千九百年,雞毛上天,螞蟻啃骨頭,提倡拉練,大風大浪並不可怕,提倡游泳,還管打乒乓球,管賣菜。高能物理,經絡與物質不可窮盡,《十五貫》,《海瑞罷官》,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秦始皇和曹操都是大好人。《紅樓夢》第四章是全書的綱,《紅樓夢》是階級鬥爭史。杜牧的詩有「折戟沉沙」句,預告林彪的三叉戟飛機墜毀,沉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沙漠裡。這就是「天要下雨,鳥要飛,娘要嫁人」。再鋤毒草,武訓是反動派,光緒、康有為是賣國主義,陽謀陰謀,引蛇出洞,帽子拿在群眾手裡。脫褲子,割尾巴。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只有不要臉的人才說不要臉的話。老人家在中國的九百六十萬國土上,大踏步地進攻,大踏步地後退,大開大合,聲東擊西,欲擒還縱,見頭不見尾,望山跑死馬,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永遠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無往而不勝,如入無人之境。
  於是五迷三道,只剩下了聽喝。毛主席和他們的關係,賽過父母,賽過兄弟姊妹,賽過師長,賽過一切親人友人好人與冤家對頭。離了他不行,什麼也離不開他,離了他就是行駛在大海裡突然撤掉了船,飛行在天空突然撤掉了電羅盤,睡眠中做著好夢哪怕是噩夢卻突然撤掉了床,於是乎就什麼都沒有啦。他好就是人人都好,他錯了就是自己活該倒霉,他聰明就是人人諸葛亮,他傻了就是自己徹底迷糊。他就是記憶,他就是感情,他就是功勳,他就是噩夢,他就是奮鬥,他就是豪情,他就是發燒,他就是頑強地活下去的中國人的燈光,饅頭,辣椒,白干酒,門神,驅蛔靈和氣功,他是每一個中國人從脖頸通到尾椎骨的那根主筋。時間一長,你也會埋怨他,痛惜他,咒罵他,像咒罵脊椎疼痛,心跳氣短,燈泡刺眼,饅頭有了味,蔥辣鼻子蒜辣心……只有辣椒不講理,辣了前門辣後門。然而他已經化為你的一部分,已經與你的一生,你的父母與你的子女的一生密不可分,也許有了他你並沒有生活得很愜意,但是沒有他你就不是你,中國就不是中國,歷史就不是歷史,世界就不是世界。你咒罵完了還是心服口服。他以後的幾百年,在中國,凡是打批判的旗幟戰鬥的旗幟反潮流的旗幟反體制的旗幟社會主義的旗幟——包括全面民主的社會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以及人民的特別是勞動人民的旗幟魯迅的旗幟左翼的旗幟的,還有打民族的旗幟中華的旗幟愛國的旗幟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旗幟的,還有一種打旗幟的旗幟就是自詡旗幟,卻根本看不出來他到底要幹什麼能幹什麼的,沒有哪個人能夠脫離開他的思想光輝,沒有一個人能越出他的思想邊線,沒有一個人能夠望其項背!
  從中國現實的角度來說,他老人家的「文革」實在是搞得一團糟,他搞得百業凋敝,一事無成。他把中國像麵團一樣地□過來捏過去,結果運動完全脫離了他的控制。他親手自行去摧毀自己建立的黨,去摧毀自己建立的國家,去摧毀自己建立的信念和秩序,再摧毀自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他年輕一點,也許事情還發展不到這一步,請神容易送神難,他請來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尊神,他已經無能力送走它了。
  然而這畢竟是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一次人民大狂歡,是一次毛澤東的詩一般的狂想曲。毛澤東稱自己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建立了新中國,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這絕非偶然。從中可以看到他老人家是怎樣地看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狂歡,超前思維的狂歡,這是意志的狂歡,概念和語言的狂歡,創造歷史即追求歷史的一點新意社會的一點新意的狂歡,群眾運動的狂歡,天才、智慧和勇氣的狂歡,獻身精神和悲劇精神的狂歡,是機會和手腕的狂歡,力比多和激情,慾望和野心的狂歡。人生說到底是什麼?人生不過幾十年,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狂歡,更正確一點說一次狂歡的實驗,意義就在狂歡和實驗本身;你還能做什麼?你還能得到什麼?什麼叫對?什麼叫錯?毛澤東使青年一時間解放到了極致,去掉了一切繩墨規矩,轟動了全人類,激發了全世界。這有點殘酷,一切循規蹈矩一板一眼對於生命對於青年就不殘酷了嗎?「文化大革命」確實盡興。所以西柏林的「牆」上寫滿了聯邦德國紅衛兵的標語,美國加州伯克利市建立了伯克利人民共和國,法國文化部長作家馬爾羅對毛澤東敬佩備至,後來,許多年後,全世界的拳擊愛好者都在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泰森的手臂上刺上了毛主席頭像。
  極致了就是到頭,盡興了就是破產,狂歡了就是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他自己多次講過的,物極必反。除了他,沒有什麼人能夠把六十年代的中國搞得這樣亂,這樣絕,這樣熱鬧。
  那麼他死了呢?
  沒有人敢說這個話題,然而人人都在面對著思想著這個話題。
  在「四五」以後,人們最後一次在電視屏幕上見到他老人家,是他接見巴基斯坦的總統葉海亞·汗。人們看了電視,明白了,時候快到了。
  他死了會引起動亂,崩潰,四分五裂,外敵入侵,亡國滅種?
  他死了就是都死了?
  人民祝願著他的萬壽無疆。
  他死了江青還能站得住?
  他死了「文革」還能繼續搞下去?
  他老人家的悲劇在於,他太偉大了,他的存在創造著一切也遮蔽著一切,他的不在,必然是一番風風雨雨,如果不是驚濤駭浪的話。
  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這一天,中秋節剛過不久。中秋節那天月光太好了,那樣的月光下無法入眠,睡不著錢文和東菊就談論老人家和旗手,談得喟歎不已。談到夜二時多了,錢文起床走到院子裡,他看著雪白的月亮,由於沒戴眼鏡,他看得模模糊糊,只覺得月亮煞白,月光煞白,滿地煞白。一陣涼風,他身上抖了抖,他忽然感覺到,毛澤東主席正在乘風而去,乘月而去。他回到床上,再也睡不著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這一天通知下午有重要廣播。錢文自己都不敢向自己承認,從他聽到第一聲聽廣播的通知起,他就知道這一天到了。
  無疑,這一天到來了,最危險的一天,最惡劣的一天,一切都到了頭,一切都在未定之數。而且,他懂得愈是這樣的時刻愈是艱難,什麼好事什麼壞事都可能發生,也許轉瞬間就有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什麼叫幼稚,幼稚就是輕信,幼稚就是把一切包括自己想得太好了。什麼叫成熟,成熟的第一步是防範,是懂得人性惡洞悉人性惡;是克制與防備直到制服這種種的惡。
  也許更進一步的成熟是對善惡的超越與包容吧?錢文還沒有達到這個境界。
  「中國共產黨……極其悲痛地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宣告: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
  一聽聲音就可以判定,是了。
  是夏青的高亢的莊嚴的聲音,但是聲音裡含著悲慼,含著蒼涼,含著驚恐和絕望。毛澤東的死使廣播員夏青立刻變老了。這樣的訃告本來是齊越的拿手好戲,一九五二年齊越廣播的斯大林訃告,令人淚下如雨。「文革」以來夏青的聲音從來是用來廣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他的聲音從來都是自信,惟我獨尊,壓倒一切,囊括宇宙,指揮著千軍萬馬的聲音。中國子民沒有機會常常聽到領袖的聲音,那麼,廣播員夏青同志的聲音,就是毛澤東主席的聲音。然而,今天,他的冷峻的聲音裡向外滴著血滴著淚。
  「毛澤東主席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英明領袖。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長期尖銳複雜的鬥爭,戰勝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機會主義路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又戰勝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使我們黨在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瞧這個名單!莫非毛澤東一輩子戰勝的首先不是日本侵略和國民黨統治,不是國際帝國主義,不是蔣介石和汪精衛,而是共產黨的這麼一大批領導人!嚇死你!
  鴉雀無聲,一片肅穆。訃告泰山壓頂,先聲奪人,居高臨下,氣象萬千,不由分說,先把一排大鐵釘砸死。
  與周總理去世時的情況不同,那時候確實許多人滿眼是淚,有的還哭出了聲。而毛主席的鋒芒逼人的訃告引起的只有絕對的安靜,絕對的嚴肅,絕對的謹慎小心。所有的人都低著頭,大氣也不敢出,似乎一隻威嚴的眼睛,似乎是毛主席的在天的眼睛在審視著大家,似乎人民正在互相審查,互相揭發,互相舉報;似乎人們正在接受政治審察,接受考驗,似乎頭上有一把革命的利劍高懸,而當場有可能拖出去形跡可疑反應可疑被認為是階級敵人例如同情鄧小平的人就地正法。
  直到聽完了一遍廣播了,哀樂已經放送了一會兒了,仍然沒有人敢動。他聽到了小劉的一聲歎息:「怕就怕這一天啊……」
  她的聲音很小,沒有把話說完,因為,她也覺察到了,這時候,說什麼都是做作的,不自然的。
  「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夏青緩緩地讀著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聲音空洞而且迷茫,呆板而又傷痛。在訃告和哀樂以後,任何其他的廣播已經失去了意義,在毛澤東的名字之後任何名字已經失去了份量。
  錢文仍然注意到,治喪委員會裡有剛剛特赦釋放的戰犯,卻沒有鄧小平,沒有那些共產黨的元勳。
  錢文緩緩抬起頭,他看到的是絕對凍結了的表情一片。老蔣一聲沒吭,一臉的規規矩矩,一臉的絕不亂說亂動。小劉低著頭用眼角左顧右盼,她一直沒有找到應有的感覺,她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表現或者表演了。錢文看了看老夫子,老夫子的臉沉重已極,一片肅殺,似乎他方才挨了一頓痛打,要不就是他立即準備殺人。而喜歡胡講亂講的畫家一副要與旁人決一雌雄的樣子,他憋著氣,皺著眉,苦著臉,兩臂繃圓,兩拳緊握,瞪著兩隻牛眼,令人倒吸一口冷氣。
  只是在收聽完廣播,大家散去的時候,老夫子,看了錢文一眼,向錢文歪歪嘴做了一個鬼臉。他的表情轉瞬即逝,以至於錢文判斷不出來他到底是什麼表情什麼意思,錢文想,即使用照相機,也捕捉不住遊方大士的那個莫名其妙的表情。然而,他覺得遊方大士的反應過頭了。他第一次感覺到了自己與老夫子的區別,他感到了對老夫子的一點不滿。
  回到家裡,他和東菊互相緊緊捏了一下手。他們提醒說:「要小心,要慎重,要分析,不論發生什麼事件,都要冷靜。」他們之間過去常常議論毛主席和「文革」,現在他們不議論了。然而,承認這一點有罪過也罷,他們對視,他們發現了對方臉上的極力克制的興奮和期待的表情。他們都知道,一個歷史時期過去了,他們自己的人生中的最好的一段過去了,不是早一分鐘也不是晚一分鐘,而是恰恰這個時刻,過去了。
  於是再到會上去說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按既定方針辦」。什麼叫「按既定方針辦」?畫家解釋說:「外甥打燈籠——照舊(舅)」。於是人們收藏蘿蔔和白菜,人們擁護華國鋒同志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他們長出了一口氣,萎萎縮縮地照樣活下去。
  還怎麼著呢?好像也就這樣唄。
  後來發生的事如陣陣春風,其實一切都不出所料,其實要讓老百姓辦早就辦完了,但錢文還是覺得一切都比意料得更快更利索更簡明通俗之至,一切都符合人們心目中的順序。錢文完全沒有想到自己還會這樣興奮快樂如迎接解放的中學生。老人家一走,王張江姚的破滅摧枯拉朽。報上的文章直指極左。「還批判惟生產力論,難道讓我們喝西北風嗎?」這樣的老百姓的話都上了《人民日報》。電視裡播放了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諷刺喜劇《楓葉紅了的時候》,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人們已經用各種方式聲討起「四人幫」了。
  又是遊行了,是由衷的,不是為了買韭菜。也許人民隔那麼一段時間就真的起一回決定性的作用?認為一切用人民的名義做的事說的話都代表人民是幼稚的,那麼認為人民只是群氓群羊,是不是更荒謬呢?
  許多次在首都舉行的詩歌朗誦演唱會,全國的廣播電台轉播。文藝界居然又活了……
  錢文聽到那些激越的詩歌的時候,一次次地熱淚盈眶了。他為周總理哭。他為陳毅哭。他為王昆和郭蘭英的歌聲哭,他為郭小川和艾青的詩句哭。一聲「洪湖水浪打浪」,一聲「我站在高山之巔」,一聲「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他哭得幾乎閉過氣去。
  卻畢竟是中國共產黨。畢竟是李大釗、瞿秋白、方志敏、惲代英、左權、柔石、胡也頻、劉胡蘭、江竹筠和王孝和、向秀麗的黨,是魯迅引為同道,郭沫若衷心擁護,丁玲和艾青成為她的一員的黨,是建立了新中國萬眾歸心的黨,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羅莎·盧森堡、蔡特金、約裡奧·居裡和阿拉貢、聶魯達和希克梅特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分支,它不可能三下五除二變成奴才黨太監黨魏忠賢和李蓮英的黨清談黨白癡黨只會跳忠字舞的黨。
  卻原來人民有有用的時候,盜用人民的名義也有到頭的那一天;卻原來煤球不是白的指鹿不可能永遠成馬,《智取威虎山》的原作者是曲波不是江旗手;卻原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積存了一些威望,你立下了歷史功勳就是說你做過不少好事,你就能帶動不少群眾,而如果你濫用和透支你的威望,你的巨大的威望積存就開始減少開始告罄,再繼續下去威信還會變成負數,你就要在某一天償還債務,還不清的話還要旁人幫著還還。卻原來《洪湖赤衛隊》的歌聲仍然那麼動人,郭小川的名字仍然在詩歌朗誦會上震響,而姚文元把全中國知識分子都打成反革命的結果是他自己的覆滅,常香玉用河南豫劇調唱郭沫若的詞:「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真是痛快呀,幾十年沒有這麼痛快了。我們活到了這一天,我們活到了這一天!
  卻畢竟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科學的探求是威嚴的判斷是崇高的理念是多少仁人志士熱情和智慧的結晶,而並不是任人捏揉任人攪和任人隨便操的一團爛泥。卻原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並不是信口開河連懵帶唬走江湖叫賣的野藥。而一聲「二月裡來——好春光」也喚醒了多少沉睡麻木的善良的心,一聲「正月裡鬧元宵」也引發了多少熱淚。卻原來陳毅,賀龍……的英名,都不可能永遠任人蹂躪,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都不可能永遠任人塗抹。不是隔世報,不是現世報,而是立時報,立刻報,誰也跑不掉。這個痛快呀,原來愈苦愈糟如今就愈痛快。卻原來周恩來總理是那樣令人民痛惜,同情,懷念,成就了那麼多詩篇,引發了我中國多少人的熱淚。卻原來偉大如毛主席也不可能永遠遮人耳目,不可能永遠倒行逆施,不可能永遠壟斷真理,這裡有一種比人比領袖比導師比統帥比舵手比權力比天才比原子彈飛機大炮更偉大更強有力的東西。
  錢文自己也晝夜伏案疾書,他寫了許多新體與舊體詩。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還有這麼大的政治激情。老夫子見到錢文的激動的樣子,不禁笑道:「又有什麼可高興的呢?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呀。還不是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還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外甥打燈籠照舊?」
  錢文堅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生活快要發生變化了。不管怎麼說,明天會更好而決不是更壞。而老夫子卻只是冷眼旁觀,他來找錢文喝酒,錢文不想那樣喝,老夫子卻醉醺醺地呻吟著說:「明天,誰知道明天又會怎麼樣呢?」
  老夫子喝得太多了,大口大口地嘔吐起來。
  錢文沒有辦法。錢文不可救藥,錢文又來了勁啦。錢文身上的火種遠遠沒有熄滅。不論有多少歪曲,多少打擊,多少失望,多少沉淪,多少誤解,多少褻瀆,多少變形,多少仇視,多少怪話,多少忿懣,也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有多少糊塗,多少想不通,多少遺憾,多少困惑,這個黨是我的黨,不能說只是你的黨。這個國是我的國,更不能只是你的國。這個時代是我的時代,不只是你的時代,這個歷史是我的歷史,不只是你的歷史。也不論他確實已經看得多麼開、透、通、明、逍遙、飄逸、老謀深算、料事如神、刀槍不入、半仙之體,甚至也不論他已經變成了多少次蛆蟲、老鼠、螞蟻、屎殼螂,他錢文仍然是錢文,他的感情性情觀念中仍然包含著那麼多革命的理想,政治的關切,黨人的信念,憂國的深思,入世的抱負,獻身的熱望。他不是老夫子,不是遊方僧,不僅僅是雞貓的養家與搓麻的能手,不是那個湖南工人也不是殘渣魚兒,他其實從來沒有絕望過。哪怕沒有人接受他的熱淚也罷,哪怕認為他的熱淚一文不值乃至有害無益也罷,認為他是自欺欺人別有用心也罷,認為他是裝模作樣討好某一個力量也罷;在一九七六年的秋冬,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他哭了,為中國共產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為蘇聯十月革命,為一八四八年出版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為孫中山和廖仲愷,為林則徐和鄧世昌,為鄧小平和華國鋒,為陳毅和賀龍,為李大釗、方志敏和劉胡蘭,為卓婭和舒拉,為馬特洛索夫,為聞一多和李公樸,也為老捨、顧聖嬰、為傅雷也為丁玲艾青和周揚……他熱淚長流如注。
  終於,一九七七年,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華國鋒鄭重宣佈,以「四人幫」被粉碎為標誌,歷時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
  這個宣佈使老夫子即遊方大士笑得滿身口水,滿臉鼻涕,他一面盛讚著「好啊,好啊」,一面笑得前仰後合,彎著腰直不起來,他像癱了一樣,匍匐在地。他最後真的癱倒了,面如土色,不論怎麼努力過了許多分鐘硬是站立不起來。同事們大驚,把他送到醫院,三天後不治而愈。

  1系電影《阿娜爾古麗》主題曲歌詞。
  2系評劇《秦香蓮》中的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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