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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溫德先生


作者:楊絳

  溫德(Robert Winter)先生享年百歲,無疾而終。
  五十多年前,我肄業清華研究院外文系,曾選修溫德先生的法國文學課(他的專業是羅曼語系文學)。鐘書在清華本科也上過他兩年課。一九四九年我們夫婦應清華外文系之邀,同回清華。我們拜訪了溫德先生。他家裡陳設高雅,院子裡種滿了花,屋裡養五六隻暹羅貓,許多青年學生到他家去聽音樂,喫茶點,看來他生活得富有情趣。當時,溫先生的老友張奚若先生、吳□同志等還在清華院內,周培源、金岳霖先生等都是學校負責人。據他們說:溫先生背著點兒「進步包袱」,時有「情緒」;我們夫婦是他的老學生,他和鐘書兩人又一同負責研究生指導工作,我們該多去關心他,瞭解他。我們並不推辭。不久,鐘書調往城裡工作,溫先生就由我常去看望。
  溫先生的「情緒」只是由孤寂而引起的多心,一經解釋,就沒有了。他最大的「情緒」是不服某些俄裔教員所得的特殊待遇,說他們毫無學問,倒算「專家」,月薪比自己所得高出幾倍。我說:「你憑什麼和他們比呢?你只可以跟我們比呀。」這話他倒也心服,因為他算不得「外國專家」,他只相當於一個中國老知識分子。
  據他告訴我:他有個大姐九十一歲了,他是最小的弟弟;最近大姐來信,說他漂零異國,終非了局,家裡還有些產業,勸他及早回國。我問:「你回去嗎?」溫先生說:「我是美國黑名單上的人,怎能回去。況且我厭惡美國,我不願回去。我的護照已過期多年,我早已個是美國人了。」我聽說他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跟著進步師生瀝行反美。抗美援朝期間,他也曾公開控訴美國。他和燕京人學的美籍教師都合不來。他和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都絕無來往。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喪失了美國國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個中國人。
  據溫先生自己說:他是吳宓先生招請到東南大學去的;後來他和吳宓先生一同到了清華,他們倆交情最老。他和張奚若先生交情也很深。我記得他向我談起聞一多先生殉難後,他為張奚若先生的安全擔憂,每天坐在離張家不遠的短牆上遙遙守望。他自嘲說:「好像我能保護他!」國民黨在北京搜捕進步學生時,他倒真的保護過個別學生。北京解放前,吳□、袁震夫婦足他用小汽車護送出北京的。
  溫先生也許是最早在我國向學生和同事們推薦和講述英共理論家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well)名著《幻象和現實》(Illusion and Reality)的人。有一個同事在學生時代曾和我同班上溫先生的課,他這時候一片熱心地勸溫先生用馬列主義來講釋文學。不幸他的觀點過於褊狹,簡直否定了絕大部分的文學經典。溫先生很勝氣,對我說:「我提倡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還在吃奶呢!他倒來『教老奶奶喂雞蛋』!」我那位同事確是過「左」些,可是溫先生以馬克思主義前輩自居,也許是所謂背了「進步包袱」。
  三校合併,溫德先生遷居朗潤園一隅,在荷塘旁邊;是□同志花三百元買了肥沃的泥土,把溫先生屋外的院子墊高一厚層。溫先生得意地對我說,「你知道嗎?這種泥土,老農放在嘴裡一嚼就知道是好土,甜的!」好像他親自嘗過。他和種花種菜的農民談未十分投合。他移植了舊居的花圃,遷入新犀。他和修屋的工人也交上朋友,工人們出於友情,順著他的意思為他修了一個天窗。溫先生夏天到頤和園游泳,大概賣弄本領(如仰臥水面看書),吸引了共泳的解放軍。他常自詡「我教解放軍游泳」,說他們渾樸可親。
  溫先生有一兩位外國朋友在城裡,常進城看望。他告訴我們他結識一位英國朋友,人極好。他曾多次說起他的英國朋友。那時候,我們夫婦已調到文學研究所,不和溫先生同事了。
  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傳聞溫先生有「問題」,我們夫婦也受到「竟與溫德為貧的指摘。我們不得不和他劃清界限。偶爾相逢,也不再交談,我們只向他點個頭,還沒做到「站穩立場」,連招呼也不打。後來知道他已沒有「問題」,但界限既已劃清,我們也不再逾越了。
  轉眼十年過去。一九六六年晚春,我在王府井大街買東西,正過街,忽在馬路正中碰到扶杖從對面行來的溫德先生。他見了我喜出意外,回身陪我過街,關切地詢問種種瑣事。我們夫婦的近況他好像都知道。他接著講他怎樣在公共汽車上猛掉一跤,膝蓋骨粉碎,從此只能在平地行走,上不得樓梯了。當時,我和一個高大的洋人在大街上說外國語,自覺惹眼。他卻滿不理會,有說有笑,旁若無人。我和他告別,他還依依不捨,仔細問了我的新住址,記在小本子上。我把他送過街,急忙轉身走開。
  不久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溫德先生不會不波及,不過我們不知道他遭遇的詳情。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忽報載政府招待會上有溫德教授,我們不禁為他吐了一口氣,為他欣喜,也為他放心。溫先生愛中國,愛中國的文化,愛中國的人民。他的友好裡很多是知名的進步知識分子。他愛的當然是新中國,可是幾十年來,他只和我們這群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共甘苦、同命運,這回他終於得到了我們國家的眷顧。
  去年,我偶逢戴乃迪女士,聽說她常去看望溫德,恍然想到溫先生所說的英國好友,諒必是她。我就和她同去看溫先生。自從王府井大街上偶然相逢,又二十年不見了。溫先生見了戴乃迪女士大為高興,對我說:「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猜得顯然不錯。至於我,他對我看了又看,卻怎麼也記不起我了。

                        一九八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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