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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與《史記》、《漢書》、《三國誌》並稱「前四史」，是紀傳體史書的代表作之一。全書包括帝后紀10卷，列傳80卷，記載了王莽末年到漢獻帝遜位其間200餘年的史事。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時代即表現出過人的才華，但也深深體味了世態炎涼。在劉宋政權中，他雖擔任過很多官職，但一直受到權貴們的打擊排擠。他一生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異端性格。他曾寫作《和香方序》，影射攻擊當朝權貴，因此受到權貴嫉恨。48歲時，他牽連進劉義康謀反案，被朝廷處死。他還著有《漢書纘》、《百官階次》等書，班已不存。 范曄著《後漢書》，著力探討東漢社會問題，貫徹了「正一代得失」（《後漢書》附《獄中與諸甥侄書》）的宗旨。書中的《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載王符《潛夫論》5篇，仲長統《昌言》3篇，都是探討東漢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於傳末寫了一篇長約600字的總論，對王符等人的言論作出評判，由他們的得失之議，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變化之論。范曄論史往往能抓住歷史矛盾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論史的人大都對光武帝建國後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滿，范曄則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指出這正是劉秀的深謀遠慮。他說光武帝對功臣崇以爵祿，而將吏事委之吏職，既避免了像西漢初年那樣的分裂動亂、誅殺功臣之弊，又為一般士人廣開入仕之途，滿足了封建國家對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舉。此論深合秦漢政治實際，頗具史家識見。其它如《宦官列傳》的序、論，言東漢「釁起宦夫」的原因和「閹尹傾國」的過程，《黨錮列傳》序，言兩漢風俗之變，都合情入理，切中時弊。 《後漢書》對統治階級的醜惡行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傳》中，他借漢陰老農之口，指責漢桓帝「勞人自縱，逸游無度」。在《張綱傳》中借張綱之口言「豺狼當路，安問狐狸」，一語勾勒出當時政治的黑暗。書中還往往將統治階級的暴虐與農民的受苦受難聯繫起來記述，對農民階級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曄非常重視節義。他對東漢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勢力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視死如歸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頌揚，也對全節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讚賞。他通過陳蕃的事跡說明：「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後漢書·陳蕃傳論》）對於那些隱者，則寫他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後漢書·逸民傳序》）李固、陳蕃等黨人與逸民相比，或以入世為義，或以遁世為義，他們節義的內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脅和誘惑下，屹然無所動搖，始終表現出對邪惡與權勢倔強高亢的風範，在節義的精神上，他們卻是一致的。范曄熱情謳歌他們抗節不屈的精神，對於當時只知保全祿位的世族來說，是個不小的諷刺。對於中華民族高尚民族精神與民族氣節的形成，也有一定促進作用。 范曄有無神論思想。他反對當時盛行的佛教，曾想著《無鬼論》來反駁佛教轉世說。臨死之前，他還向政敵宣稱： 「天下決無佛鬼。」在《後漢書·西域傳論》中，他批評佛教教義「好大不經，奇譎無已」，指出智者不應相信精靈起滅，因報相尋的說教。對於天人感應，圖讖符命等神學迷信，他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當時流行著光武時的中興28將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說法。范曄指出：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的，28將只是能順時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他慨歎東漢帝王迷信圖讖，把學術引上了歧途：「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詞謹免，賈逵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後漢書·賈逵傳論》） 《後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名著，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籌全局，詳略得當地再現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范曄對全書作了細緻的整體規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書中所述史實規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又不重複煩冗，表現出高超的史學技巧。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後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劉知幾稱讚《後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王應麟則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為再現東漢歷史面貌，范曄在著述體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紀》以反映東漢時期皇統屢絕，權歸女主的政治狀況。他在書中新立了一些類傳，從不同角度反映東漢的政治、學術、文化和社會風氣。《宦者》與《黨錮》兩傳記宦官與黨人兩股勢力的對立與消長。《文苑傳》記詞章之士。 《獨行傳》記特立卓行之人。《逸民傳》記隱居不仕的高士。 《方術傳》記科學技術和讖緯神學。《列女傳》記才行優秀的婦女。這些類傳的增設，不僅使東漢200年間的歷史得到比較完整的反映，也進一步擴大了紀傳體史書記述史事的範圍。 《後漢書》的文字優美流暢、熱情奔放，具有相當高的文學成就。書中的論贊是范曄用力最多之處，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論、深刻歷史見解與高超文學技巧相結合的特點。范曄自己對此也很自負，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別欣賞自己在史論之後所加的贊語：「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獄中與諸甥侄書》）細閱全書，可知他這些話大體是不錯的。 在范曄之前，曾有數人寫過記述東漢歷史的著作。范曄《後漢書》因為有諸多優點，所以它行世以後，其他各書就相繼亡佚了。范曄本打算寫一部由紀、志、傳三部分組成的百卷《後漢書》，以踵續班固的《漢書》。可惜志的部分還未來得及撰寫，他就遭到了殺身之禍。南朝梁人劉昭為《後漢書》作注時，取晉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補入范書。因此，現在通行的《後漢書》是范曄所撰紀、傳及司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馬彪字紹統，是西晉宗室，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他專精學習，博覽群書，不事交遊。公元306年死去，時年60餘。所著《續漢書》，紀志傳凡80篇。其書是以譙周所刪削的《後漢史》為藍本，又補入安帝、順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諸家後漢史中是較好的一部。現在除志被並入范著《後漢書》外，其餘部分大都亡佚。《續漢書》的八志有《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它們對地理歷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輿服志》是新創志目，記載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八志中這三個志的價值更突出一些。遺憾的是，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關係都相當大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續漢書》中都付諸闕如，影響了八志的總體成就。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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