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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神秘命案



1.猝死的婦人

  李察·佛畢學先生(《倫敦郵報)的記者)對這件事情大發脾气,實在情有可原。寶莉一點儿也不怪他。
  他那毫不遮掩的坏脾气頗具男儿气概,反而讓她更喜歡他,畢竟他所說所為的背后,只是一种男性妒嫉的表現,恰恰滿足她的虛榮心。
  更何況,寶莉對整個事情分明感到內疚。她答應了迪克(也就是佛畢學先生)兩點整在皇宮劇院外頭見面,因為她打算去看莫德·愛倫的午場表演,也因為他自然想跟她一塊儿去。
  可是兩點整了,她還在諾福克街的面包店里,面對一個把弄細繩的丑怪老頭,啜著涼掉的咖啡。
  可是你怎么能期待她記得莫德·愛倫或是皇宮劇院,甚至因為這些事而想到迪克?角落里的老人已經講起那件地鐵的神秘命案,使得寶莉忘了時間,忘了她置身何處,也忘了有事要做。
  其實她今天很早就來吃午飯了,對于下午那場皇宮劇院的演出,她非常期盼。
  她走進面包店時,那稻草人似的老人正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可是他始終一語不發,小姑娘只好大嚼她的薄餅奶油。這人多么粗魯呀,連個早安也不道一聲——她正這么想著,他突然冒出的話,卻引她抬起頭來。
  “能不能請你,”他突然說:“描述一下剛才你用咖啡、點心時,坐在你旁邊的那個人?”
  寶莉不情愿地把頭轉向遠處的門,一個穿著薄外衣的男人正快步穿過那扇門走出去。寶莉剛坐下喝咖啡吃面包的時候,旁邊桌子确實坐著那個人。不久,他吃完了午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到柜台付了帳,然后走出去。對寶莉來說,這件事看來一點也不重要。
  所以她沒有回答那粗魯老人的話,只是聳聳肩,要女服務生拿帳單來。
  “你知道他高還是矮,黑還是白嗎?”角落里的老人繼續說,看來絲毫沒有被她的冷漠窘住:“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訴我,他長得什么樣儿?”
  “當然可以,”寶莉不耐煩地說:“可是我看不出來,我描述這面包店里的一位客人,到底有什么重要。”
  他沉默了一會儿,緊張的手指在寬大的口袋里摸來摸去,想找那條缺不得的細繩。當他終于找到了那不可或缺的“思維輔助器”,眼光再度透過半閉的眼皮投向她,不怀好意地又說:
  “不過假設這事情絕頂重要,需要你對坐在你身旁半個鐘頭的人做個确切的描述,你要怎么起頭?”
  “我會說,他高度中等——”
  “五呎八時,九吋,還是十吋?”他靜靜地打斷她的話。
  “差一時或兩時,我怎么看得出來?”寶莉生气地回答:“他的膚色也是中間色。”
  “那是什么意思?”
  他又問,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
  “就是不黑也不白。他的鼻子——”
  “好,他的鼻子是什么樣儿?你畫得出來嗎?”
  “我又不是藝術家。他的鼻子蠻直的,而他的眼睛——”
  “不深也不淺;他的頭發也是特別得讓人印象深刻;他不高也不矮;他的鼻子不是鷹鉤鼻,也不是獅子鼻——”
  他帶著挖苦把她的描述重复了一遍。
  “沒錯,”她反唇相譏:“他看起來就是很平凡。”
  “如果你在一堆不高也不矮,不黑也不白,不是鷹鉤鼻也不是獅子鼻的人群里再見到他,比如說明天吧,你認得出來嗎?”
  “我不知道,也許可以吧。他确實沒那么特別,讓別人會特別記得他。”
  “那就對了!”
  他說,同時激動地把身子向前傾,完全像個從盒子里蹦出來的彈簧玩具小丑。
  “完全對了!你是個記者,至少你自稱是個記者,注意別人、描述別人應該是你專業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不只是注意有明顯撒克遜血統特征,有漂亮的藍眼睛、高貴的眉毛、古典臉龐的達官貴人,而是普通人,那些可以代表他同种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比如說,一般中產階級的英國人,不太高也不太矮,留個色澤不深也不淺,可是蓋過他嘴巴的胡髭,戴著一頂把頭型和眉毛都藏得進去的大禮帽,一個事實上穿得像他几百個同胞穿的一樣,動作一樣,說話一樣,沒有特色的普通人。
  “想辦法去描述他,比如說從今天開始的一個星期之內,把他從另外八十九個替身里指認出來;更坏的情況是,如果他正好涉及某件罪案,而你的指認就可以讓他上絞架,去宣誓作證,去結束他的性命。”
  “試試看,如果你怎么樣都做不到,你就比較能夠了解,那些最下流卑鄙的罪犯之一為什么至今還逍遙法外,也會了解為什么地鐵謎案到現在還沒有破。”
  “我想,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的很想為警察指點迷津,讓他們好好利用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雖然我欣賞那畜生的好頭腦,可是我覺得他沒被繩之以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現在地下鐵道和各种交通工具這樣普遍,曾經號稱是‘到城里和西端最好、最便宜又最快’的老路線常常沒人要搭了,老舊的大都會鐵路車廂無論什么時候都算不得太擠。不管怎樣,當那一列火車在上個月,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大約四點鐘駛入愛得格街這一站的時候,頭等車廂非常空。”
  “列車員在月台上上下下,到每一節車廂里看看,心想或許有人會留下一份值半便士的報紙可以看。他打開一個頭等車廂的門,發現一位女士坐在較遠的角落里,頭朝向窗的那邊,顯然忘了這條路線上,愛得格街是終點站。”
  “‘您到哪儿去,小姐?’他說。”
  “那位女士沒有動,于是列車員走進車廂,心想她可能睡著了。他輕輕碰了碰她的手臂,仔細看她的臉。用他自己文縐縐的話說,他那時是‘嚇得呆若木雞’。玻璃般的眼珠,土灰色的雙頰,僵硬的頭,是死掉的模樣,絕不會錯。”
  “列車員小心鎖上車廂門,急忙招來了兩個搬夫,叫其中一個到警察局去,另一個去找站長。”
  “幸好每天的這個時間,北上月台不太擠,下午排的都是西向的列車。當督察和兩位警官隨同穿著便衣的探長和一位醫官到了現場,圍在一節頭等車廂時,几個無所事事的人才知道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急忙又好奇地圍攏過來。”
  “于是這消息在晚報版面上就刊出來了,還帶著個聳人听聞的標題:‘地鐵神秘自殺事件’。醫官很快就下了結論,說列車員沒有弄錯,那女士的生命的确已經完結。”
  “那女士很年輕,而且在惊慌害怕還沒有嚴重扭曲她的五官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穿著高雅,几家膚淺的報社竟然還為他們的女性讀者對那女士的衣服、鞋子、帽子、手套做了詳盡的報導。”
  “有一只手套,是她的右手套,似乎脫了一半,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那只手握著一個小提包,警方打開來,希望找到死者身分的可能線索,卻只發現几個散放的銀幣,一些嗅鹽,還有一個小空瓶。這瓶子后來交給了醫官去做分析。”
  “就是這個小空瓶,使得地鐵謎案原是樁自殺案件的傳言甚囂塵上。可以确定的是,那位女士本身或是火車車廂表面,都毫無掙扎甚至抵抗的痕跡。只有那可怜女人的眼神,顯露出突如其來的惊嚇,描繪出她意外而猛烈死亡前的瞬間景象,全部經過可能只需一秒鐘的好几万分之一,可是在她的臉上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要不然那臉龐會是多么安靜祥和。”
  “死者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間。當然,到當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指認出她來,或是這件縈繞她的死亡之謎,提出一點線索。”
  “沖著這情景,一群閒著沒事做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真的感興趣——借口說走失了或錯過了親戚朋友,獲准去看尸体。大約晚上八點半,一個年輕人,穿得很講究,乘著一部有篷的小馬車來到警察局,把名片遞交給警察長。他是賀索定先生,航運代理商,地址有兩個:東中區皇冠巷十一號,和肯辛頓愛得森街十九號。”
  “那年輕人看來一副倍受心理折磨的可怜相,他的手緊張地拿著一份《圣·詹姆斯公報》,里面刊有那篇要命的報導。他沒有向警察長講什么,只說一個他非常親密的人那天晚上沒有回家。”
  “半個小時之前,他還不怎么著急,那時他突然想到看看報紙。報上對那位死去的女士雖然只有很含糊的描述,卻讓他變得非常緊張。他跳上一部馬車,現在請求看看尸体,希望能消除他最深的恐懼。”
  “你當然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么事,”角落里的老人繼續說:“那年輕人的悲傷實在令人同情。賀索定先生指認出,那太平間里躺在他面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
  “我在加油添醋,”角落里的老人抬起頭看著寶莉,嘴角帶著淺淡而溫和的微笑,緊張的手指頭賣弄似地努力想在不停玩弄的細繩上再打上一個結。“恐怕這整個故事都帶有廉价愛情文藝小說的意味,可是你得承認,而且無疑你還記得,那真是非常悲傷而戲劇化的一刻。”
  “那天晚上,死者不幸的年輕丈夫沒有受到什么問題詢問的困扰。事實上,他的狀況還不适合做有條有理的敘述。直到第二天在法醫的偵訊下,一些事實才被揭露出來,那些事實似乎暫時解開了賀索定太太的死亡之謎,可是后來卻讓這同一團謎陷入了更深沉的黑暗里。”
  “偵訊庭上的第一個證人,當然是賀索定先生本人。當他站在法醫面前,努力為這謎團提供線索時,我想每個人都對他寄予無限同情。他穿得很講究,像前一天一樣,可是他看來非常不适和憂慮,連胡子都沒刮,無疑使得他的臉有一种飽經憂患,備受忽略的神情。”
  “他和死者好像結婚六年了,而他們的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滿。他們沒有小孩。賀索定太太身体似乎一直很好,直到最近她患了輕微的感冒,由亞瑟·瓊斯醫生為她治療。瓊斯醫生那時也在場,一定會向法醫和陪審團解釋,賀太太是否患有任何可能讓她突然致命的心髒病宿疾。”
  “法醫當然對喪妻的丈夫心怀体貼。他繞了好大的圈子去問他想問的,也就是賀索定太太最近的心理狀況。賀先生好像不想談這個問題,使得法醫不得不拿出賀太太手提包里的小瓶來提醒他。”
  “‘就我看來,’他終于不甘愿地承認,‘我太太有時候的确不太正常。她以前都是很高興很開朗的,可是最近我常看到她在晚上呆呆坐著,她像在想些什么,可是什么事情她顯然不愿意跟我說。’”
  “法醫還是堅持,又拿出小瓶子做暗示。”
  “‘我知道,我知道,’年輕人回答說,發出沉重的一聲短歎。‘您的意思是——自殺的問題……我完全不了解,這件事好像好突然,好可怕……她最近的确看起來無精打采,心事重重——可是也只是有時候而已——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時候,她看起來又很正常了,我提議晚上一起去看戲。她很高興,我知道,還告訴我她下午要去買點東西,拜訪一些朋友。’”
  “‘你知道她上了地鐵,要到哪里去嗎?’”
  “‘嗯,我不能确定。您知道,她可能想在貝克街出來,走到龐得街去買東西。可是,有時候她也會去圣保羅教堂廣場上的一家店舖,如果這樣,她就會買票去愛得格街;可是我不敢說。’”
  “‘好,賀先生,’法醫終于說了,以一种非常溫和的語气。‘你能不能設法告訴我,在賀太太的生活當中,有沒有你知道,或多或少可能可以解釋她為什么心情沮喪,而且你本身也注意到的任何事情?有沒有任何財務困難,可能使賀太太內心痛苦?有沒有任何朋友——与賀太太交往,而……你……呃……曾經反對過的?事實上,’法醫又說,好像很欣慰那段令人不快的時刻總算過去了,‘你能不能給我一點暗示,哪怕是最輕微的,來确定我們的疑慮,那就是您不幸的夫人,在一陣心情焦慮或精神錯亂之下,可能希望結束自己的生命?’”
  “法庭上安靜了好一陣子。在每個在場的人眼里,賀索定先生那時正遭受极度道德掙扎的煎熬。他顯得蒼白而慘淡,兩度開口想說話,最后終于以輕得几乎听不到的聲音說:
  “‘沒有,沒有任何財務困難。我太太有她自己獨立的財務——她也沒有奢侈的嗜好——’”
  “‘也沒有任何你曾經反對的朋友?’法醫追著問下去。”
  “‘沒有,沒有任何我……曾經反對的朋友。’那不幸的年輕人結結巴巴地說,顯然說得很吃力。”
  “偵訊庭上我也在場,”角落里的老人繼續說,喝完了一杯牛奶后又叫了一杯。“我可以向你保證,在場最笨的人都知道賀索定先生在說謊。再鈍的腦筋也明顯看得出來,那不幸的女人落人情緒低落的狀態,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且或許有位第三者比這位憂郁、遭喪妻之慟的年輕鰥夫,更能對她怪异且突然的死亡提供更多的線索。”
  “很快,她的死現在顯然變得比剛開始更离奇。不用說,你那時一定讀過這案子的報導,也一定記得那兩位醫生的證詞給群眾帶來的騷動。亞瑟·瓊斯醫生是賀太太的一般治療醫生,他才剛醫好她最后一次非常輕微的疾病,最近也以專業的身分看視過她。瓊斯醫生以充滿同情的語气說,賀太太身体上沒有任何可能造成突然死亡的毛病。不但如此,他還協助地方醫官安得魯·松頓先生驗尸,他們共同的結論是:死亡是氫氰酸引起的。可是這种會立刻造成心髒衰竭的藥是怎么進入她体內的,他們兩個目前都沒法解釋。”
  “哪么,瓊斯醫生,死者是被氫氰酸毒死的,我這樣說對嗎?”
  “‘我的看法是如此。’醫生回答道。”
  “‘在她手提包找到的小瓶子里,有沒有氫氰酸?’”
  “‘當然,曾經有過一點。’”
  “‘那么,依您的意見,那位女士是服了一劑藥而造成自己的死亡嘍?’”
  “‘很抱歉,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暗示。賀太太是被藥毒死的,但是藥是如何施用的,我們沒辦法确定,不過當然是以某种注射方式。藥确定不是吞下去的,因為胃里沒有一點藥的殘余。’”
  “‘對的,’醫生又回答了法醫另一個問題。‘注射之后很可能緊接著就死了,比如說兩三分鐘之內。很可能身体忽然快速地痙攣一下就死了,大致是如此。這种情況下的死亡是絕對突然而且致命的。’”
  “我想,當時在法庭上沒有人真正明白醫生的證詞有多重要。順便說一句,他證詞的細節都被主持驗尸的地方醫官——加以确認了。賀索定太太是因為突然被注射進氫氰酸而死亡,怎么注射進去或是什么時候注射的,沒有人知道。她搭乘頭等車廂的時候正是白日繁忙時段。這位年輕高雅的女人,如果真當著大概兩三個人的面將致命的毒藥注入自己的身体,必然要有超人的勇气和鎮靜。”
  “請注意,我剛才曾說那時法庭上沒有人了解醫生的證詞有多重要,我說的不對;其實有三個人馬上了解到事情的嚴重性,也了解到整個案子的惊人發展正要開始。”
2.艾林頓先生

  “你見過艾林頓先生,那位和地鐵命案關系非常密切的人嗎?’”
  角落里的老人一邊問,一邊把兩三張快照相片放在寶莉·波頓小姐的面前。
  “這就是他,栩栩如生。長得蠻帥的,臉孔討人喜歡,可是很平常,絕對的平常。就是因為沒有任何特色,艾林頓先生差一點——還好沒有——被送上了絞架。我想我講得太快了,讓你摸不著頭緒。”
  “當然,大家從來不明白事實上艾林頓先生是怎么跟這件事扯上關系的。這位住在愛博特華廈里,常出現在格洛維諾和其他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有錢單身漢,某一天天气好得很,他卻發現自己站在弓箭街的法院里,被指控和瑪麗·碧翠絲·賀索定的死有關,死者的住址是愛迪生街十九號。”
  “我可以向你保證,新聞界和大眾都嚇了一大跳。你知道,艾林頓先生在倫敦上流社會某些團体里很有名而且很受歡迎。劇院、跑馬場、運動場和保守党總部他都是常客,交游甚廣,所以那天早上的法庭里來了好多人。”
  “事情是這樣的,在偵訊庭上的證詞零零碎碎被揭露之后,有兩位先生經過深思熟慮,認為他們對國家和社會大眾都該盡點責任,于是挺身而出,愿意盡他們所能地為地鐵的神秘事件盡點心力。”
  “警方最初當然認為他們提供的資料來得晚了些,事實上也是如此,可是后來發現這些資料絕頂重要,而且這兩位先生無疑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因此他們很慶幸能得到這些消息,馬上采取了行動。他們于是以謀殺罪嫌疑把艾林頓先生帶進了法庭。”
  “那天我初次在法庭上見到被告的時候,他看來蒼白又焦急,這其實沒有什么好奇怪的,想想看他當時的處境,多么可怕!”
  “他是在法國馬賽被捕的,他正打算由那儿到可倫坡去。”
  “我想他剛開始并不真正了解他的處境有多危險,直到后來,在偵訊庭上听到所有逮捕他的原因,還有愛瑪·芳諾又重复一遍的證詞,說艾林頓先生早上來到愛迪生街十九號,而賀索定太太下午三點半出門要到圣彼得教堂廣場去。”
  “賀索定先生對于他在偵訊庭上說的話沒有任何補充。他最后見到他太太,是在命案的那天早晨,那時她還活著,她看起來又健康又快樂。”
  “我想每個在場的人都明白,他在极力避免任何可能把死去的妻子和被告名字連在一起的聯想,能不說則不說。”
  “可是,仆人的證詞無疑揭露出真相。年輕漂亮,又喜歡別人仰慕的賀索定太太,曾經一兩次因為和艾林頓先生略嫌開放但純然無邪的打情罵俏,激怒了她丈夫。”
  “我想,每個人對于賀索定先生中庸而尊嚴的態度都一致地印象深刻。這一堆照片里,你可以看到,那就是他。在法庭上他表現的就是這個樣子,他全身當然是深黑色,可是絕無賣弄憂傷之嫌。他最近留了胡須,而且仔細修剪得恰到好處。”
  “在他作證之后,那天的高潮開始了。一位高大黑發的男士,全身上下無一處沒有市儈的味道,親吻了《圣經》后等著說實話,除了實話什么也不說。”
  “他說他的名宇是安得魯·侃博,是梭摩頓街上安氏證券公司的老板。”
  “三月十八日下午,侃博先生也搭乘地鐵出門,他注意到同車廂里有個很漂亮的女人。她曾經問他,她要到愛得格街去,不知道搭對了車沒有。侃博先生說她沒搭錯。之后就埋首看晚報上的證券交易行情版去了。
  “到了勾沃街那一站,同節車廂上來一位穿著粗呢西裝和硬禮帽的先生,在那女士對面坐下。”
  “她看到他似乎很惊訝,可是安得魯·侃博先生記不起來她到底是怎么說的。”
  “那兩個人談了很多,那女士顯得興高采烈。證人沒有注意他們,他正全神貫注在買賣計算上,最后在費靈東街下了火車。他注意到那穿粗呢西裝的男人跟女士握過手,并且愉快地說:‘再會,今晚別遲到了!’之后也緊跟著他下了車。侃博先生沒听到女士的回答,很快那位男士就消失在人潮里,看不見了。”
  “這時每個人都坐立不安,焦急地等著那令人悸動時刻的到來,等著證人描述并且指認出那位女士最后見到并且交談過的人,也許就在她神奇死亡那一刻的五分鐘前。”
  “我個人在那證券商還沒說話以前,就明白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他會對嫌犯做什么樣的描述和圖繪,我早就可以記下來。那樣的描述用在剛才坐在那張桌子吃午飯的男人身上,也同樣适合;十個你認識的英國男人當中,絕對有五個可以适用他的形容。”
  “那個人高度中等,留著顏色不太深也不太淺的胡須,他的頭發是中間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裝,戴硬禮帽……還有呢……可能就是這樣啦——侃博先生若是再見到他,也許會認得,可是,也可能不認得——對那位和他坐在車廂同一邊的男士,他沒怎么注意——而且那人一直戴著帽子。而他自己忙著看報紙,對,他可能認得他,可是他實在不能确定。
  “你會說,安得魯·侃博先生的證詞沒什么用。的确,它本身是沒什么价值,如果不是另外有詹姆斯·維拿先生的證詞補充,它根本不足以當作逮捕任何人的依据。”
  “維拿先生是一家賣彩色印刷机電的公司羅得尼企業的經理,也是安得魯·侃博先生的私交。事情似乎是這樣:他在費靈東街等火車,看到侃博先生從一個頭等火車車廂里下來。維拿先生和他談了一下子,火車就要開了,他才踏進剛才侃博先生和穿粗呢西裝男士坐的同一節車廂。他依稀記得一位女士坐在他對面角落的位子上,臉背對著他,顯然是睡著了,不過他也沒有特別留意。他就像天下所有的生意人一樣,坐車時聚精會神地看報紙。不久,他對一篇物品行情報導感到興趣,想要記下來。他從背心口袋掏出一枝鉛筆,看到地上有一張干淨的名片,于是撿起來,把報導的重點寫下來,這是他要留下的。然后,他把名片塞進了口袋。”
  “‘直到兩三天之后,’維拿先生在一片令人屏息的靜默中又說:‘我才有机會把我當時記下來的東西拿出來做參考。’”
  “‘那時報紙上已經滿是地鐵神秘命案的報導,而那些相關人士的姓名我都蠻眼熟的,所以,當我看到我無意中在火車車廂里撿到的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法蘭克·艾林頓”時,真是大吃一惊。’”
  “法庭上這時的騷動無疑是空前的。自從芬雀曲街謎案發生,審判梅瑟斯特之后,我就沒見過這樣的群情激動。請注意,我自己并不激動,我那時已經知道這罪案所有的細節,就像是我自己做的案子一樣。事實上,即使是我做的案子,也不見得會比凶手高明,雖然我研究犯罪學已經好几年了。法庭上好些人——多半是艾林頓的朋友——都相信他完蛋了。我想他也這樣想,因為我看到他臉色慘白,而且時時用舌頭舔嘴唇,好像非常干裂的樣子。”
  “你知道,他現在因為根本沒辦法提出不在場證明——我插一句話,當然他沒辦法——處境非常危險。那罪案——如果真有罪案的話——也是三個星期以前的事了。一個像法蘭克·艾林頓這樣的高等游民,他自己可能記得他某天下午在俱樂部里或是運動場上待了几個小時;可是要找出一個能夠發誓肯定那天見過他的朋友,百分之九十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艾林頓先生被困在死角了,他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除了這證据之外,還有兩三件事對他也极為不利。第一個,就是在他毒理學方面的嗜好。警方在他房里找到各种有毒物質,包括氫氰酸在內。”
  “然后是馬賽之旅,尤其是他正要啟程去可倫坡,雖然完全無辜,卻非常倒霉。艾林頓先生漫無目標地隨興去旅行,卻被大家想成是畏罪逃亡。不過,亞瑟·英格伍爵士這次又代表他的當事人展現出絕佳的辯護技巧,用高明的方法把所有几個忠君愛國的證人攪得天翻地覆。”
  “這位聰明的律師,首先讓安得魯·侃博先生肯定地說,他的确認不出穿粗呢西裝的男人就是被告,然后在二十分鐘反覆詢問之后,證券交易商終于承認,他很可能連自己公司小弟都認不出來,原先的沉著自若已被徹底擊潰。”
  “不過,即使侃博先生狼狽不堪又生气得很,他對一件事還是很确定,那就是直到穿粗呢西裝的男人跟那位女士握過手,用愉快的聲音說:‘再會,今晚別遲到了!’之前,她還是活生生的,而且和那男人談得很愉快。他沒听到任何尖叫或掙扎,所以他判斷,如果穿粗呢西裝的男人真的替那女人打了一針,她一定知道而且是自愿的,可是火車上那女人的模樣或說話的神情,怎么看都不像准備好要慘然而死。”
  “詹姆斯·維拿先生,就這件事情同樣信誓旦旦地說,從侃博先生下車那一刻到他上車的那段時間里,他就站在那儿,看得到整個車廂,而且費靈東街和愛得格兩站之間,沒有任何人上車,至于那位女士,他深信她在整個旅途當中都沒有動。”
  “幸虧有他的律師,聰明的亞瑟·英格伍爵士——”
  角落里的老人帶著他的招牌冷笑又說:
  “沒有,法蘭克·艾林頓先生沒有以死罪接受審判。他完全否認是穿粗呢西裝的人,而且發誓從命案那天早上十一點以后,他就沒再見過賀索定太太了。事實上即使他見過,也無法證明。更何況,根据侃博先生的證詞,那穿粗呢西裝的人很可能不是凶手。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女人不可能被凶手打了一劑致命的針而不自覺,還一面和他愉快地談天。”
  “艾林頓先生現在住在國外,快要結婚了。我想真正是他朋友的,沒有一位相信他會犯下這起卑鄙的罪案。警方卻認為他們知道得更清楚。他們的确清楚地知道,這不可能是自殺案件,也知道命案那天下午和賀索定太太一起坐火車的人,如果心里沒有鬼,早就會挺身而出,盡他所能對命案提出線索。”
  “至于那人是誰,警方卻茫然毫無頭緒。在深信艾林頓有罪的情況下,他們不眠不休,把前几個月的時間都花在尋找更多、更有力的證据來證明他有罪。可是他們不可能找得到,因為根本就沒有。而對真正的凶手也沒有确切的證据可以將他繩之以法,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下流胚子。他思慮周密,事前看到所有可能性,深艾諳人性,而且可以預知什么證据會對他不利,他可以好整以暇地加以反擊。”
  “這個下流胚子打一開始就把法蘭克·艾林頓的身材、個性放在心里,好量身制造。法蘭克·艾林頓是這惡棍撒向警方眼里的沙子,你也看得出來,他想使警方盲目的計謀成功了,讓他們甚至盲目到完全忽略了簡單的一小句話,那句話是侃博先生無意中听到,而且當然是整個案件的關鍵,也是那老奸巨猾的混球惟一的失誤——‘再會,今晚別遲到了!’——賀太太那天晚上本來打算和她丈夫去看戲……”
  “你很惊訝嗎?”他聳聳肩又說:“你還沒看到真正的悲劇呢,不像我,早就看到它在我面前演出。那位輕浮的妻子,和朋友打情罵俏?都是眼障,都是托詞。我花了警方即刻就該花的功夫,去找出賀家財務的情形。十之八九的罪案里,錢都是主因。”
  “我發現瑪麗·碧翠絲·賀索定的遺囑是她丈夫查驗過的,他是惟一能使遺囑生效的人,這筆財產有一万五千英鎊。我還發現愛德華·蕭倫·賀索定在和這位肯辛頓有錢建筑商的千金結婚時,只是個航運代理公司里的窮職員。我還記下來,自從他太太死后,這個悲傷的丈夫開始留胡子。毫無疑問,他是個聰明的大坏蛋。”
  那古怪的老人又說,身子激動地傾靠著桌子,盯著寶莉的臉看:
  “你知道那致命的毒藥是怎么跑進那可怜女人身体里去的嗎?用最簡單的方法,這方法每一個南歐的無賴都知道。戒指!對啦,用戒指!那里面有個小針孔,可以裝進足足可殺死兩個人的氫氰酸的量——不只是一個人。穿粗呢西裝的男人曾和他漂亮的女伴握手,而她也許几乎沒感覺到被扎了一下,無論如何沒有痛到讓她尖叫的程度。還有,請注意,憑那混球和艾林頓的交情,他要拿到需要的毒藥非常方便,更不要說他朋友的名片了。我們無法知道到底几個月以前他就開始用心模仿法蘭克·艾林頓的穿著、胡髭修剪的式樣和一般外貌,他的改變可能非常緩慢,慢到連他自己的仆人都沒注意到。他挑了一個身高体格跟他一樣,頭發顏色也相同的人作為模仿的對象。”
  “可是他也冒了很大的風險,因為他可能被搭乘同一班地鐵的其他旅客認出來。”
  寶莉提出意見。
  “沒錯,的确有這樣的風險。可是他選擇了冒險,真是聰明。他想過,那個人,一個全神貫注在報紙上的生意人,要是真的再見到他,無論如何也是命案好几天以后的事了。犯罪成功的最大秘訣,就是熟讀人性。”角落里的老人又說,一邊開始找他的帽子和外套。“愛德華·賀索定非常清楚。”
  “可是那個戒指呢?”
  “他可能度蜜月的時候就買了,”他以一陣可厭的咯咯笑聲提示她:“這悲劇不是一個星期就計划出來的,可能花了好几年等時机成熟才動手。不過你得承認,這個可怕的坏蛋一直逍遙法外,我留給你的相片里,有他一年前照的,也有現在照的。你看得出來,他又把胡子剃掉了,髭也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現在是安得魯·侃博先生的朋友了。’”
  留下滿腹怀疑的寶莉·波頓,不知道該相信什么。
  這也就是為什么那天下午,她与《倫敦郵報》記者李察佛畢學先生相約去看莫德·愛倫的舞蹈,后來卻失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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