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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在困頓中的自我選擇
柳鳴九

　　文學的作用在于向別人展示作家自己所看待的世界。這部小說的一個人物曾經這樣認為：“為什么不動筆創作一部時間与地點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義的小說呢？敘述一個當今的故事，讀者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憂慮，發現自己的問題，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動什么，僅僅作為一個見證。”這個人物這樣思忖著。
　　看來，這就是這部小說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的文學創作思想，至少是她在《名士風流》這部小說中的創作思想，因而，她隨手拈來放在了小說的主人公之一、著名作家亨利的身上，而她自己在這部小說里，正是要敘述一個對她來說完全是屬于“當今”的故事，再現一幅“時間与地點明确”的當今世界的圖景，描寫一批在當今這個時代活動著的特定人群。小說發表于1954年，所寫的不過是剛剛過去的一個時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到結束后不久的那些歲月。具体來說，是從1944年巴黎解放，經1945年攻克柏林、原子彈毀滅了廣島直到馬歇爾計划在歐洲實行、冷戰日趨激烈這短短的三四年。活動于其中的那個特定的人群，則是巴黎的一批名士聞人、知識精英、聲名顯赫的思想家与社會活動家、廣為人知的小說家与劇作家、著名的記者、有影響的報刊主筆、在本專業中成績卓著的醫生，等等。這樣一類人物，本是作者本人与她的終身伴侶讓—保爾·薩特所熟悉的同類，是他們自己所屬于的那個社會圈子，有的人物甚至就有他們自身的某些成分。總而言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這部小說里是要展示自己的時代、自己的階層以及她与薩特的精神境界、精神歷程。
　　1944年的圣誕節，一批左派知識精英聚集在一起歡度抗敵胜利后的第一個節日，准備迎接世界的新時期与自己生活的新階段，對未來怀著殷切的希望。然而，他們卻馬上銳利地感受到了戰爭所造成的創傷是那樣沉重和難以愈合，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滿目凄涼的國度：戰爭的廢墟、死者的公墓、肮髒破爛的街道、物質生活貧困、冬天靠燒廢紙團取暖、沒有巧克力、沒有像樣的葡萄酒，巴黎這座“驕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經毀滅”，原來充滿自信的法國人這時發現，自己已淪為五等小國的“無足輕重的子民”。整個歐洲也是一片陰暗，在葡萄牙，還存在著戰前的獨裁政權，在西班牙，法西斯勢力几乎原封不動。到處是貧富對立，下層人民生活在牲畜般的狀態下。更為嚴峻的是，當世界還沒有從戰爭的黑暗中完全走出來的時候，新的矛盾、新的危机、新的陰影又迅速來到，籠罩在世界上空：美蘇的對抗与爭奪、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它像一朵巨大的陰云決定著歐洲与美洲的气候，在法國的現實生活里帶來了新的挑戰、新的摩擦、新的困扰。這不是人們所期待的充滿了希望的時期，“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希望，無論在法國還是其他地方”，正如一個人物所感歎的：“這戰后，實在是沒勁！”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風流》中所展示出來的就是這樣一幅戰后世界圖景。
　　在這樣一個灰暗凄涼的時期里，這批知識精英感受著、思考著、選擇著、行動著、奮斗著，但又無一不在現實生活面前感到困頓与迷茫。
　　迪布勒伊名聲響亮，早已是知名的作家与思想家，被視為一代人的精神領袖和引路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開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反抗納粹德國的斗爭，成為了一個社會活動家与政治家，但也是從那時起，他的作家生涯就告一段落。戰后，他將如何自我選擇？是重新作為一個作家獲得自己存在的意義，還是在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國內外政治大格局中去堅持自己的政治道路？他選擇了后者，致力于組織一個与法國共產党聯合但又要保持自己獨立性的左派，而當他犧牲了作家的生涯成功地組織起“革命解放聯合會”這樣一個獨立的左派組織時，他在那個無情的大政治格局中就受到了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沉重壓力，完全陷入不能自己、無能為力的尷尬局面，由此，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在迷茫困頓中得出了“無所作為”的結論。与此同時，他的家庭又面臨著支离破碎的局面：女儿的難以挽救的精神危机与年輕妻子在感情生活中的巨大危險。
　　亨利也是一個早已成名的作家，既是迪布勒伊的朋友，也是他在事業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在戰后現實面前的困惑感与迷茫感較迪布勒伊更為突出，不論是在他個人感情生活方面、在他的文學創作方面，還是在他的社會政治活動方面都是如此。与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波爾對他那种自作多情的愛，已使他深感膩煩与束縛，甚至一心要放棄舒适的家庭生活去換取單身漢清苦的自由，但這個簡單的愿望竟那樣難以實現。在創作上，他決心在原來成功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寫一部适于戰后時代的“歡快的小說”。然而，這樣一部小說他卻遲遲寫不出來。在社會活動与事業上所遇到的矛盾与壓力則更為嚴重，他多年來苦心經營的一家卓有聲譽的報紙，在迪布勒伊的堅持下，放棄了中間偏左的立場，進一步左傾，成為了“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机關報，由此，卻帶來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原來的讀者群的丟失、經費的困難、左右兩方面的壓力、資助者的要挾，在這种困窘的境況中，他疲于奔命。
　　安娜，迪布勒伊的妻子，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她似乎是一個持恒宁靜的化身，不論現實世界發生多大的變故，她仍然在職業与家庭的正常軌道上習慣地運行，是盡職的專家，是愛丈夫、操持家務的主婦，是關心女儿的慈母。然而，在戰后的這個時期里，她身上卻產生了与原來生活完全反向的自我個性覺醒，產生了作為一個長期与年長的丈夫缺少肉体之愛的成熟婦女的本能要求，因而有了兩次外遇，特別是第二次外遇，震撼了她整個的身心，几乎使她脫离自己長期以來的生活軌道与心理軌道，几乎摧毀了她往常生活的全部支撐點，最后，還几乎使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樊尚，報社里一個充滿了活力的編輯兼記者，左派知識界中的憤怒青年，他怀著戰爭時期積累難消的仇恨，像一頭盲目的憤怒的野獸一樣亂闖，對那些他認為在戰時有附敵行為的人進行恐怖的暗殺懲處活動，自以為是在主持正義，但同時老要提心吊膽地躲避法律的追究。
　　朗貝爾，報社里又一個青年編輯兼記者，他頗具才華，也有上進心与正義感，但他老一副“困惑的面孔”，對自己想做的一切都沒有把握，顧慮重重，猶疑不決，需要別人幫他作出決斷，在复雜的現實中，他終于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納迪娜，迪布勒伊与安娜的女儿，她曾經有過純真的少女時代，但戰爭在她心靈上造成的創傷使她變成了一個毫無生活目標的人。她像一只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蕩，從這個學科轉到另一种職業，從這一個男人的床上轉到另一個男人的床上；更令人憂慮的是她那看起來似乎已經無藥可救的精神危机：她玩世不恭，對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諷的態度，對任何有意義的事物都拒不承認。
　　這是戰后法國困頓迷茫的一代，他們几乎都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中無所适從，只不過有的人自覺意識到了這一點，有的人還沒有完全自覺意識到這一點而已。不論是哪一种情況，基本的事實是：在戰后這個時期里，“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點什么為好”，即使有人知道應該去干什么，但不是在干毫無意義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干的事有什么意義。而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困頓的時代与世界里，自己的境況与前景將會怎樣，個人的命運將怎樣，誰也不能預料。這一批在抗德時期曾風流一時的知識精英的迷茫感与迷茫狀態是如此深重，以致全書是以“誰知道呢”、“誰知道呢”這兩個迷茫色彩十足的疑問句作為結束。
　　他們的迷茫困頓，与其說來自戰后法國的衰頹与蕭條，不如說來自現實世界的复雜。這种复雜性既存在于國際形勢中，也存在于國內狀態里。在國際形勢方面，當他們在1944年歡慶即將完全實現的胜利時，曾熱情洋溢地歡呼過“美利堅万歲”，也真誠地舉杯“為蘇聯的健康干杯”，而今他們卻親眼看見了美國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在歐洲支持那些殘存的法西斯獨裁政權，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不得解放；親眼看見了美國如何成為歐洲的統治者，美國的勢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國的現實社會、甚至干預他們自己的事業領域，利用他們的困難，對他們苦心經營的報紙進行要挾。另一方面，被他們視為人類希望的蘇聯，卻又被揭露出存在著集中營与勞役制度，這也是他們作為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這兩大現實的真相，已經构成了他們認知能力上的巨大負擔，而這兩大力量的摩擦、對抗与斗爭及其對法國現實生活的直接影響，對他們來說更是巨大的尖銳的挑戰。在國內狀況方面，同樣也存在著兩大勢力，戴高樂派与法共的對立、《費加羅報》与《人道報》的對立，這种對立不時提出尖銳的問題，要求人們作出明确的回答，而這些問題又無一不是复雜的、多方面的，很難作出絕對的截然的答案。与此同時，他們深感過去在反抗德國占領的時期，人群中的敵与友、善与惡都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但在戰后的年代，這种簡單的截然的划分已經不适用了。現實生活中的人有了复雜的分化与變化，很多人似乎是處于一种臨界的、模棱兩可的狀態。塞澤納克這個抗戰時期英武的青年戰友因為吸毒而淪落成為了密探，他是否還曾有光榮的過去？是否本來就是一個惡棍？薩瑪澤爾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游擊英雄，而今身上發散出政客的气息，成為了左派的對手；特拉利奧是個實力雄厚的大資產者，但卻資助并參与了左派《希望報》的事業而又一直試圖改變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亞西納是他們熟稔的朋友，但他親美反蘇的言行又不時与他們發生沖突；拉舒姆与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他們有時像朋友有時又像仇敵；即使是朱利安与勒諾瓦這兩個早年從超現實主義到超人運動一直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并由此而反目成仇。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筆下的各种派別和各种傾向的名士雜然混跡、互相為鄰、互相制約、互相矛盾、互相撞擊的錯綜复雜的現實社會境況，這种境況是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的具体化。正是這种嚴峻的形勢使得一代知識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們在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會環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頓，卻又既不是由于他們落伍于時代、站在逆時代潮流的立場上、缺乏理想与激情，也不是由于他們行動上的消极与無力。恰巧相反，他們一直是滿怀著進步的理想与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奮斗著，不甘于碌碌無為，不甘于放棄自己的職責，甚至宁可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迪布勒伊為了組織一個獨立的左派与法共進行聯合行動，不惜放棄了寫作；為了使這個左派組織具有實際內容，又不惜使用了勸說、施壓等各种手段使自己的好友与跟隨者亨利就范，獻出了他心愛的《希望報》；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進行各种政治社會活動，制定綱領、參加集會、撰寫文章、進行磋商、接待追隨者，等等；在兩大勢力、兩大陣營對峙的复雜形勢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論行動都嚴格以不損害蘇聯与共產党為准則，為此，他又犧牲了与亨利的友誼；而后來，為了繼續為理想而奮斗、為了籌辦新的刊物，他又拋棄前嫌，主動与亨利修好；盡管讀者經常見他是在書房里伏案，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的方向、不斷行動的人物，用亨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永遠“朝自己的方向沖去”的人物，是一個“將不斷地超越自己、超越別人，直到生命終結”的人物。同樣，亨利也是一個既有進步理想又有積极行動的人物，他在社會政治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親密的追隨者和合作者，几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滿了朝气蓬勃的活力，在戰后复雜的境況里居然頗有所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与報刊主筆，他對葡萄牙獨裁政權、對馬達加斯加人權問題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為一個作家，他努力堅持自己的文學創作，在困頓的境況中也頗有成績，而他的那种顧全大局的革命感情，則從他克服了思想矛盾、把自己創辦的《希望報》獻給了“革命解放聯合會”一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与迪布勒伊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他沒有迪布勒伊那樣強烈的党派精神与自覺的陣營意識，因此，他在如何對待蘇聯存在集中營与勞役制度的問題上才与迪布勒伊分道揚鑣。
　　像這樣的知識精英似乎不該陷入困頓与失敗，但事實上，他們的困頓很嚴重，他們的失敗很徹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為之奮斗的獨立的左派組織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報》也被右派奪走了，他還由于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賽特這個妙齡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違反他一貫的誠實正直品德的錯事，為附敵分子提供了偽證，差一點身敗名裂。而迪布勒伊与亨利團結在他們自己身邊的一個有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兩次飛往美國与情夫歡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義，險些走上了自殺的絕路；朗貝爾在困頓中奔突了一陣子后，几經猶疑与矛盾，終于投向右翼，并公開撰文“反戈一擊”；塞澤納克可恥地死去；樊尚成為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恐怖分子；薩瑪澤爾也投靠了戴高樂派。經過這樣一個從奮斗、困頓到失敗的過程，迪布勒伊与亨利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艱苦努力完全無濟于事，自己想要有所作為而注定了將無所作為，“我們又回到了零點”。那么，“怎么會落到這一步呢？”他們的困頓与失敗究竟來自哪里？迪布勒伊自己寫書進行了總結，他終于認識到了，“法國已經淪為一個五等的小民族”，在戰后的世界上，“斗爭在蘇聯与美國之間展開，我們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他們這一批左派知識分子卻天真地“想要保持獨立”、“抵抗兩個陣營”，其結果必然“無能為力”，他們的“革命解放聯合會”也就“注定是要滅亡”的了。
　　通過迪布勒伊對失敗的總結，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小說里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政治斗爭中的道路与作用的問題。知識分子在階級、党派、陣營對峙的條件下能保持獨立与自由嗎？能作為超然的中間力量發揮作用嗎？能作為絕對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會現實認可嗎？能開辟出第三條道路通往理想社會嗎？這是一個實質性的問題、极富有意義的問題。西蒙娜·德·波伏娃讓她的一代精英怀著這樣一個善良愿望与天真幻想投入嚴峻的現實社會，讓他們碰壁，讓他們感到尷尬、陷入困頓，從而作出了否定的答案。這一批企圖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獨立路線的知識分子，無一不嘗到了這种獨立路線帶給他們的苦果。朗貝爾這樣抱怨說：“對于左派來說，我過分反共，對于右派來說，我過分親共。”“獨立左派”的領袖迪布勒伊雖然一再明确表明与法共的區別，但卻被右派當作“危險的共產党人”而加以中傷与攻擊，雖然他主觀上要与法共采取聯合行動并且決不作任何有損社會主義國家的事情，但卻受到來自左的方面的种种批判：“与共產党爭奪群眾，分化左派力量”、“把馬克思主義与資產階級陳舊的道德標准混為一談”、“是華爾街的走卒”，等等。亨利比迪布勒伊更強烈、更徹底地保持自己的獨立与自由，因而他所受到的事實的教訓也更為嚴酷。雖然他從來都有鮮明的社會主義傾向，雖然他主觀上要求自己在蘇聯集中營問題上從嚴格核實与調查事實出發，要求自己做到公正不偏，雖然他在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中力求帶有善意，力求分清主次，做到准确而有分寸，但文章一發表就得到了各式各樣的右派、反動派与保守資產者的喝彩，由此，他身不由己地被來自右翼的社會浪潮卷了過去，几乎成了這個他從不屑于為伍的右派社會中的一員，几乎整個沉淪下去。事實上，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也的确產生了他過去難以想象的污點，只是他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變化，迅速回頭轉向，才免于自己進一步的淪落。小說人物所有的這些狀態与變化，都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作為“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動什么”、“僅僅作為一個見證”而展示出來的，但實際上其中卻蘊含著一种真理，那就是社會階級斗爭中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存在一种歷史的必然性，在這种歷史必然性面前，這些左傾知識分子要求獨立自由的路線，只可能落得悲劇的下場。迪布勒伊与亨利正是“歷史必然性的無可指責的受害者”。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這部小說的主要內容，也是它的主要思想意義。
　　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讓她的左派知識分子承認了自己的失敗，承認了法國知識分子在現實世界里的無能為力、在社會斗爭中的無足輕重之后，又讓他們重新振作起來從零開始。他們又准備創辦一家周刊，發揮自己的作用；他們又握住了共產党伸過來的手，開始進行一次爭取民主的聯合行動。迪布勒伊為了爭取和平、反對戰爭，又滿怀熱情到外地去進行活動，發表演說；亨利也放棄了逃避法國現實到意大利去過隱逸生活的計划，又重新投入了工作；納迪娜終于從她的玩世不恭与虛無主義中解脫了出來；安娜也從絕望的道路上回過頭來，企圖到生活中去尋求新的意義。小說就這樣在積极的基調中結束了，這种積极的基調与光明的結尾，与其說是現實生活本身帶來的，不如說是人物的精神狀態所帶來的；与其說是人物精神狀態中對未來很有把握的信心所帶來的，不如說是人物精神上不計前景与成敗而堅定不移地自我選擇的意志所帶來的。雖然小說結束時的現實比小說開始時的現實顯然要更嚴峻、更充滿了新世界大戰將要爆發的可怕的陰影，它仍帶給人物以深重的迷茫感，但人物的精神卻經過了困頓的歷程，有了新的認識而決心開始第二回合的搏擊，進行了第二輪的自我選擇，一個新的層次的自我選擇，更有思想准備、更有經驗、更為堅韌的自我選擇。“自由選擇并不是絕對自由的，而要受客觀境況條件的限制”，我記得1981年我在巴黎訪問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時候，她對我講過這樣一個觀點。在這部小說里，我們就看到了這一觀點的形象表現，但与此同時，雖然境況是嚴峻的、令人困頓的，我們仍可以看到小說中人物行為的這一軌跡：困頓——自我選擇——困頓——再自我選擇。這种自我選擇的不息精神，正是薩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義哲學主張，是人的存在价值的体現，是真正英雄主義的源泉。在薩特著名的存在主義哲理劇《蒼蠅》里，俄瑞斯忒斯雖然眼見自己面前的道路是沒有盡頭的、看不見希望的，深知自己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將永遠有“蒼蠅”的追逐，但他毅然作出了選擇，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迪布勒伊与亨利無疑与《蒼蠅》中的英雄主人公有些相像，他們在嚴峻的現實世界中、在戰爭陰影的籠罩下，明知自己作為法國知識分子的無能為力、無足輕重，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存在价值觀，重視自己的職責，也毅然地選擇了一條見不到前途的道路，堅定地走下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堪稱20世紀的“俄瑞斯忒斯”，他們身上也有著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色彩。也正是出于對這個意義的理解，我建議這部小說的譯者將書名譯為《名士風流》。
　　小說中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人物的愛情故事，特別是安娜的婚外私情故事。除了政治社會活動与個人事業外，愛情就要算這一批知識精英生活中的主要樂趣了。亨利的生活中，像走馬燈似地走過好几個女性：波爾、納迪娜、若賽特，最后又是納迪娜；納迪娜的生活中更是充滿了男人，從美國軍官到亨利，到朗貝爾，等等；安娜則一再到美國去敘私情，小說后半部分几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寫她這一場婚外戀。應該說，小說中的這些人物都是性開放主義者，他們對性愛的那种無所謂的自由隨便的態度著實令人惊訝。亨利作為一個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在報社眾目睽睽下公開帶著納迪娜到葡萄牙去旅行，而且還得到了自己的“配偶”波爾的同意，他与若賽特的關系不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而且在大庭廣眾的社交場合也毫無避諱。納迪娜与每一個男人的關系也都是公開的，她自己、她的父母以及她的友人談到她与不同男人的性關系時，就像談普通家常一樣。而對安娜一再赴美國會情人，她的親友竟無一人有所在意。總之，在這部小說里，兩性關系成為了普通社會交往的一种形式，与异性做一次愛几乎像与朋友上酒吧喝一杯威士忌一樣普通，它不受社會規范、家庭關系的約束，既不存在當事人自己受貞操、節守、義務等觀念的煎熬，也沒有旁人以嫉妒來干扰。在兩性關系上，如果說性開放与傳統的性觀念的淡化是這些人物的第一种作風的話，那么他們的第二种作風則是經常以性欲之愛作為目的。在這里，几乎每個人物在考慮自己与异性的關系時，首先想到的、集中想到的往往是“做愛”、“上床”，亨利与納迪娜、若賽特自不待言，即使是安娜這一個正派的有身分的嚴肅的有夫之婦也是如此。盡管她与右翼作家斯克利亞西納在政治觀點与社會觀點上相左，有時還話不投机，但第一次与他在酒店會面時就發生了肉体關系。她在美國之行中，一直就怀著找一個情夫的意圖，為此，她主動地与菲利普、劉易斯兩個男子聯系，与菲利普聯系不成時，她竟感受到“肉体上的失望”，于是才轉向了劉易斯，并跑到芝加哥去會見他。早在与劉易斯成為互相熟悉的朋友之前，她就預想著“跟劉易斯睡覺”了，只是當她与劉易斯第一次發生了肉体關系、性感全面复蘇、“重新又擁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新又擁有了肉体”、“全然變成了另一個人”之后，她才在情愛上補了一課：感情上進入了充滿柔情、纏綿悱惻的真正戀愛。
　　《名士風流》中兩性關系的這种圖景与特色，固然是法國社會現實生活中自由放任的男女關系的寫照，但也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兩性關系上的思想体系有關。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是西方當代女權主義的先驅，早以其觀點新穎大膽的專著《第二性》（1949年）聞名于世。在這部著作中，她論述了“女人并非生來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動地變成女人”的這一中心思想，揭示了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中，男人是如何利用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优勢地位，制造出關于女人的种种神話，強制婦女接受下來而永遠處于從屬的“女人”的地位，書中宣揚了“男人們自己作主，女人們也自己作主”的平等理想。在性問題上則批判了“把理應建立在自發感情沖動基礎上的交流變成了權利与義務”的婚姻制度，認為“要求被社會与道德的實際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終生都能互相給予對方以肉体快樂是絕頂荒謬的”。《名士風流》出版于《第二性》五年之后，正是本著她在《第二性》中的思想觀點，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風流》中以贊許的態度描寫了亨利對自己的“家室”波爾的膩煩与他的性自由；帶著怜憫的感情描寫了波爾如何死抱住關于女人的神話不放，在女人的從屬地位上建立起對自己的虛幻理想，因而“誤入歧途”，最后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她還以平等的原則，對稱地安排了兩個与男人（亨利）一樣也享受著性自由的女人：安娜与納迪娜。安娜身上那种非從屬性的、非傳統規范的思想特點，從她在酒店里与斯克利亞西納的那一場對話就已經表露得很清楚，當這個俄裔美籍作家單刀直入問她是否會有外遇時，她宣告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也宣告自己的丈夫也是“完全自由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以她的《第二性》的觀點描寫著這些主人公的時候，還沒有忘記安排了他們周圍的人們与環境是如何認可与容忍了兩性關系中的這种獨立与自由。
　　何止是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政治態度、哲學思想与男女觀而已，《名士風流》實際上在相當的程度上帶有自傳的性質。早年，薩特曾在一家咖啡館里建議西蒙娜·德·波伏娃：“至少你應該把你自己融入你所寫的東西里去。”在《名士風流》中，西蒙娜·德·波伏娃按此辦理比在她任何其他作品里都更為明顯，因為她立意要寫的是法國戰后左派知識分子群的生活，而她与薩特正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群的中心。于是，在她這部小說里，薩特与她以及他們周圍的一些知識分子的影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時閃現，正如納迪娜對亨利所說的那樣：“你小說中足足有五十處与爸爸或你完全吻合。”在迪布勒伊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薩特的成分：薩特在戰后法國思想界的泰斗地位、他對青年一代的巨大影響、他身邊團結了一批思想左傾的知識分子，這几乎与小說中迪布勒伊的地位完全一樣；薩特50年代起從寫作生活較多地轉向社會政治活動，他1945年創辦《現代》雜志并吸收西蒙娜·德·波伏娃參加編輯工作，与迪布勒伊處理寫作与社會活動的關系，在親人的協助下辦《警覺》雜志的工作情況也很相像；薩特1948年創建中間偏左的“革命民主聯盟”以及聯盟在兩大陣營的對峙中難以立足、最后解体了的經歷，几乎是照搬到了迪布勒伊的身上；薩特從50年代初開始在政治上親近蘇聯、与法共關系密切、与加繆在蘇聯集中營問題上進行論戰時堅持党派精神与陣營意識，后又投入反對冷戰、爭取和平的斗爭，与迪布勒伊所走過的道路也基本吻合；甚至薩特1952年与加繆論戰后中斷了兩人的友誼一事，也變成了小說中迪布勒伊与亨利決裂的情節。在亨利的身上，則既有薩特的成分，也有加繆的影子，西蒙娜·德·波伏娃一方面把薩特內心中的矛盾，把他在政治上要堅持左傾而同時又要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复雜心情，把他顧全大局、服從整体的態度，把他在加入共產党問題上的思索以及他在与女性交往上獨立自由的作風，都放在了亨利的身上；另一方面，又把加繆在蘇聯集中營問題上所持的立場与所采取的行為，移植到亨利的經歷中去。至于安娜，則明顯地凝聚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心理感受，安娜与美國作家劉易斯的愛情故事，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從1947年到1950年与美國作家納爾遜·奧爾格倫之戀的藝術加工与藝術升華。
　　由此可見，小說的兩大部分——知識分子群体所生活的戰后法國社會現實的狀態与一個婦女所感受的愛情經歷——都具有作家本人深厚的生活基礎，這就保證了作品的丰富多彩的歷史內容与真切細膩的心理內容。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曾經提到要寫作出《戰爭与和平》与《克萊芙王妃》那樣的作品，看來，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以《戰爭与和平》為楷模來處理她小說的第一大內容，即描寫戰后的法國現實社會与知識階層的狀況，而以《克萊芙王妃》的方式來處理她小說的第二大內容，即刻畫安娜的愛情心理。我不敢說《名士風流》在文學史上將享有《戰爭与和平》或《克萊芙王妃》那樣的地位，但我可以說，《名士風流》的确實現了《戰爭与和平》与《克萊芙王妃》式的結合，僅就此而言，它出版的當年（1954年）就榮獲了龔古爾文學獎，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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