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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拉美自由之未來

作者:略薩

秋風 譯


  Mario Vargas Llosa,是知名小說家,曾角逐秘魯總統競選。本文是他1999年11月10日在CATO研究所所作之演講。原文刊CATO Policy Report ,January/February,2000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醉心于文學,然而在拉丁美洲歷史上,作家們常常被迫站出來參与公共論辯,卷入社會政治爭端中。這在美國和其他民主程度較高的國家則很不常見,這些國家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并不非得關心政治或公共論辯,大部分情況下,可以專心做自己喜歡的事。而在拉美這卻不大可能。當然,這正是我的生活。
  1953年我進入San Marcos大學學習之時,跟別的拉美國家一樣,我國正處于軍事獨裁之中。我入學時,很多老師被流放或監禁,不能開展政治活動,所有政党都被查禁了。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下進行的審查壓制了一切批評。在那樣的環境下,你又正好是個年輕人,你如果不關心政治那才叫怪事。即使你希望成為作家,只想當個作家,政治也會找上門,在你的職業訓練過程中,你會遇到种种來自政治的麻煩、障礙和挑戰。
  這樣,我先是被卷入政治辯論中,然后就被卷入政治活動中。我從不認為我是政治家,即使我在專心從事政治活動、參加競選總統的三年中,我也始終自認為是位作家,而只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我從道德上不得不參与政治活動,非如此,不足以捍衛我們的社會賴以進步、發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觀念。
  大概10年前,我對拉美自由之前景尚為樂觀,這儿似乎已經建立起了兩項最根本的文明基礎: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場。軍人獨裁成為歷史,代之以半自由選舉產生的民選政府。這塊大陸頭一次產生了一种民主共識,意識到唯有民主才是消滅貧困、不發達及實現進步的基本制度框架。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衰落了,只在學術和知識分子的小圈子內尚有支持者。
  同樣是頭一遭,自由市場、企業家精神、對外開放以融入國際市場的觀念在這塊大陸上扎下根。經濟民族主義、進口替代等舊的破坏性的思想,則被認為是經濟失敗的主要原因,被看作是時代錯誤。 拉美似乎終于成為Stephan Zweig曾經預言過的屬于未來的大陸。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近十年之拉美,就會同意,這种預言未免言過其實了:民主迄未在拉美扎根。
  很不幸的是,民主首先在我的祖國秘魯失敗了。同以往一樣,它是敗于軍人之手,區別只在于,1992年民主是在一位民選總統的協助下失敗的。而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一政變卻倍受歡迎,這在秘魯歷史上的确有點不尋常。我們的歷史上有過多次軍事政變,但沒有一次得到如1992年這樣強有力的支持。究其原因,也許是恐怖活動,恐怖活動帶來的不安全感,或是前政府的民粹主義政策導致的經濟危机,或是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只有少數活躍的秘魯人起而抗議了我們社會應加以珍視的价值理想如民主制度、自由和法治之失敗。
  如你們所知,這一惡劣的先例在拉美到處被效仿。我极為震惊地發現,人們似乎又一次覺得需要一位強人來統治他們的國家。1992年以來,我訪問過不少拉美國家,到處都听人大講,“我們也需要一位藤森,我們需要一位有魄力的領袖,一位能鏟除腐敗,能踢走無能的政治家的人物。”危地馬拉曾翻演過秘魯政變,不過失敗了,因為那里的民主基礎比我國要強大,但這确實是一次嘗試。自此以后,民主被拋棄一旁的事在拉美時有發生,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能得到廣泛的支持,比如在危內瑞拉。不支持民主的政權卻受到歡迎。
  渴望“強人”有很多原因。腐敗很嚴重,人們看到政治成了個人發財致富的捷徑,當然對社會就喪失信任。民主政府浪費國民財富,導致過高的期望,喚起了期望卻又不能實現,導致人們對民主的幻想破滅,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整個拉美,那個詞不是自由,而是腐敗。腐敗已成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在有些國家,腐敗确實已減少到“正常”水平了,不過,在很多國家,腐敗迅速蔓延,并已嚴重地扭曲了社會和經濟改革。
  我想舉一個例子,阿根廷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它的總統的改革決心和能力無人會表示怀疑,然而他的很多經濟改革卻由于腐敗而大打折扣,受到破坏,而這正是大選中的重要話題。腐敗不只是破坏改革,從中長期看,它也將消蝕民主觀念,扭曲人們對民主的看法,這是未來發展面臨的一個很嚴重的負面因素。
  拉美确實已建立了政治民主,但很多國家的民主制度仍是脆弱的,或者根本就付之闕如,比如拉美各國的司法体系就是非民主的。只有那些有權有勢者才能得到司法保障,而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則既無政治權力,又無經濟實力,根本就得不到正義。沒有正義的司法制度和獨立的法庭,市場經濟就很難運轉,民主制度也難以所有公民生活得到改善。你有自由選舉權利,但如果在你的權利被侵犯時,你卻不能告上法庭,因為你知道法庭受政治權力的操縱,那么,你對民主党制度的信心就會大減,甚至消失殆盡。
  令人歎息的是,很多經濟改革也是不民主的。比如,私有化是增加私有財產所有者數量的非同尋常的手段。如果私有財產的所有權沒有普遍分散,私有財產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會的大多數則根本沒有財產,那么民主對這多數人而言又有何意義?因此,拉美國家數量巨大的公共部門的私有化,應該是使那些沒有財產的拉美人獲得財產權的千載難逢的机會,但卻只有少數國家在少數情況下如此實行私有化。
  智利是個例外。在這塊大陸大多數國家,私有化就是把國家壟斷變成私人壟斷,這一辦法可以讓國家發財,從而使它得以推行民粹主義項目,進行投資,當然,也是政治家們的朋友、伙伴發財的机會。在很多拉美國家,私有化總是伴隨普遍的腐敗和肮髒的內幕交易。
  為什么當你跟拉美人談論民主時他們會如此悲觀?對此我有体會,我進行競選的時候,曾深入貧窮的鄉村和城市貧民區。我跟那里的人談論民主。我試圖解釋世界上發達和富裕地方人們的民主觀念,但我從我的听眾眼里看到的是怀疑,他們看我的眼神,好象我來自外星球,他們一定在想,“你在瞎扯什么呀?你說的民主到底指什么?有個家伙偷走了我的牛,我告上法庭,但我沒錢賄賂法官,我知道我在法庭上必敗無疑,從我一出生就是如此,以后仍是如此:這就是你說的民主嗎?”我想,如果說有什么東西能夠切實改變人們,特別是在貧窮的拉美人,對于民主的悲觀觀望態度的話,那就是增進公正。一旦人們明白,民主制度可以在他們受到損害或權利被侵犯時得到補償,如果他們的境遇能得到改善,如果他們可以過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他們不僅在原則上擁護民主,也會用實際行動支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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