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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托尼·墨拉


  約翰·埃德加·胡佛1不想讓特工從事隱蔽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作很肮髒,可能玷污特工的聲譽。時代不同了,如今隱蔽工作在執法部門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 約翰·埃德加·胡佛(J.Edsar Hoover 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1924年任調查局(即后來的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7個月后任局長。他建立了檢查和培訓工作人員的嚴格制度;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指紋檔案、科學偵察犯罪實驗室及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訓練全國各地优秀的執法官吏。他終身任局長,沒有一個總統有過撤換他的打算。

  知情者很有价值,但不可靠。他們是騙子,用情報來買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自由,靠謊言和夸大事實來換得較好的待遇。從事隱蔽工作的政府特工,得到津貼,立下誓言要捍衛法律,在法庭面前更加值得信賴,更加可靠。但從事這項工作很危險,可能受到玷污,可能受到殺害。
  并不是個個特工都能從事隱蔽工作。你要具各堅強的人品。“堅強”意思是紀律嚴明,有克制能力,富有信心,并不是要大聲疾呼,生硬粗暴,或者招人耳目。這意味著你的人品能夠抵擋得住工作中慣常的特殊挑戰和誘惑,你有堅強的自我,足以使你有內在的承受能力,因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還意味著你不要忘記你是什么人,一天也不能忘記,一刻也不能忘記:你是聯邦調查局的辦案特工。
  你要有顯著的獨立能力,一個人干工作毫不在乎。你非常孤單,比獨自一人還要孤單。你時時刻刻都在和党徒打交道,假裝也是他們的同伙,与他們建立友誼,笑他們所笑,還得有自己的感情、觀點和憂慮,正如同你的真正的自我。你整天都得這樣,天天這樣。當你有時和朋友或家里人談論從事隱蔽工作情況的時候,你頭腦里仍然不离開那种隱蔽生活。除了聯絡特工以外,你同任何人都不能談到你實際工作經歷。我和聯絡特工在電話里談上几分鐘,一周大概只有兩三次。我每個月和他見几面,領取開銷費用。
  你在假裝成另外一個人時,你總會在什么地方發現有同樣的個性沖突。有的人你喜歡,有的人你不喜歡;有的人喜歡你,有的人不喜歡你。你要繼續不停地設法搜索你的目標。在交際中,你要克服自己的自然傾向,和那些有利于辦案的人建立友誼。你不是懦夫,但是你要忍气吞聲,控制火气。
  你要靠自己,而且常常是在臨場的情況下,決定朝哪個方向走,走多遠,會有什么風險。作出這樣的決定很有困難,但你不得不作出決定。你要接受弄錯情況的尷尬局面和面臨犯錯誤所帶來的危險,因為大街上沒有任何人保護你,你隨時都受到上司的評頭論足。像我這個情況,那是指華盛頓的聯邦調查局的首腦們。
  對于城市的生活,你要有机靈的頭腦,有時候甚至趾高气揚。我熟悉的优秀隱蔽工作的特工,如同我一樣,個個都是在城市中長大的,是個优秀的街道特工,然后才成為隱蔽工作特工。在城市的街道生活中,你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及人与人的關系。你懂得判斷形勢,把握自己。你的能力不會白搭,而是得以顯示。
  在工作中,你嚴于律己,干事主動。執法部門的人基本上比較保守,雇佣人員循規蹈矩。在聯邦調查局里,沒有雇佣的特工從事隱蔽工作。你是正規的特工,上班堂堂正正,進出都要簽名。
  工作几年以后,把一名正規特工置身到隱蔽特工地位。突然間沒有人告訴他到哪儿上班,應該穿什么樣衣服。他的打扮像個坏蛋。或許他駕駛卡迪拉克牌轎車或梅塞迪斯轎車。無論他是否結婚,他都有机會有自己的寓所,行動自由,還有錢花。
  聯邦調查局提供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全是裝模作樣,弄虛作假。但是你周圍的党徒都有卡迪拉克車,小戒指,有美女和金錢,你很容易忘記你并不是他們的同伙。如果你沒有堅強的人品,沒有自我意識及對自己的自豪感,那你就會被這种生活方式所征服,逐漸淡化了你肩負的重任。執法人員從事隱蔽工作的特工最大的失敗就是中了美人計,而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在城市中長大,是個意大利人,了解什么是黑手党。10几歲的時候,我就玩牌,賭雙骰子,打落袋台球,做小買賣,逛各种交誼俱樂部。我清楚,有些賭牌場、雙骰子賭場是由党徒操縱的,有些交誼俱樂部就是党徒的社交場所。我認識一些人,他們本身就是党徒。我知道,有的賭注登記經紀人自己并不是入了盟的党徒,但是他們的老板是,是他在操縱整個行動。我知道他們當中有些人是殺手。甚至還在孩提時代我就知道有的人今天在這儿,明天在那儿,有的人永遠也見不到。我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老練党徒的行為,知道他們的心態。我知道該做的和不該做的事。有時候要守口如瓶。与你無關的事不要介入。与你無關的談話及場面應走得遠遠的,免得人家拉上了你。在這些場合下,你要正确把握自己,這樣你在街坊就贏得了信譽。他們心里會說:“嘿,這個家伙見過世面。”
  知道這些情況對我擔任隱蔽工作很有幫助。
  我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本來很可能走上党徒的道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這樣。可巧,我的父母都是正直的人,他們的人生价值伴隨著我的成長。我長大成人,要自食其力,贍養家庭,遵紀守法。有的人成了坏人。
  我并不要對此做一番說教。因為我有了這樣的成長環境,對于黑手党我并不感到太大的神秘。我干這樣的隱蔽工作并不是什么十字軍征服黑手党,我或許可以對自己這樣說:“這幫坏蛋,他們在殺人,我不喜歡他們。”不過,我無需克服影響我工作過程的倫理歧視。我不是社會工作者,我是聯邦調查局特工。作為特工,如果我?j的工作職責是在公民權利或反恐怖活動方面,我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任務——盡力把工作干好。
  如果你是個惡人,我的任務就是要把你送進牢房。事情就這么簡單。
  黑手党主要的還不是一個凶殺組織。首先,組織的成員是盜賊。他們既貪婪,又恐懼。我作為隱蔽工作者,逐步了解到:哪些人是多么頑固,哪些人并不真的頑固,他們當中最頑固的人是多么懼怕自己的上司。
  個人的頑固不是引起懼怕的原因,是組織結构可怕,是組織系統等級森嚴,其懲罰手段會使最老練的党徒不寒而栗。你的潛在實力更多的是你有實施紀律的能力。
  一切都是為了錢。如果你是掙錢能手,就是違反了一些規章也可以獲得諒解。凶殺是在其次,作為強化和威脅的工具。盡管你弱不經風,像老卡洛·甘比諾(是最后一個真正的教父,各家族中的鐵腕人物,死于1976年),可是你只是簡單說一聲“是”与“否”,搖一下頭或點一下頭,或彈一下手指,你就可以對組織里的任何人有生殺大權。大街上那些穿巴利鞋的暴徒,見了你無不感到渾身哆嗦。
  黑手党的5個主要家族,基地都在紐約。它們是:甘比諾家族、盧克徹斯家族、吉諾維斯家族、科隆坡家族以及布拿諾家族。喬·布拿諾在1931年接管了家族,6O年代中期被迫退位,現在病居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我在從事隱蔽工作期間,布拿諾家族的老板是卡明·甘蘭特。
  甘比諾家族由比格·保羅·卡斯特拉諾當家;盧克徹斯家族的首領是“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羅爾”1;吉諾維斯家族的首領是“安托尼·法特·托尼·薩萊諾”2;科隆坡家族由湯米·拉貝拉當家。每個家族的老板在自己的家族里有絕對的權威。
  
  1 托尼·答克斯(Tony Ducks):即托尼鴨,代號。
  2 法特·托尼(Fat Tony);即胖托尼,代號。

  居于各家族之上的黑手党委員會解決家族內部之間的糾紛;處理涉及到每個家族的利益問題;批准合作項目,比如控制紐約的某個具体的工業,或提取拉斯維加斯賭場的贓款。超越家族之上的問題可能是:對某個家族的老板要不要殺掉,委員會要通過執行殺掉老板的方案,這要么由家族內部的人自己動手,要么由別人執行。
  每個家族在老板的領導下,下面有指揮系列。每個同級的指揮人員對上一級要完全尊重。每個家族有個二老板(或稱副頭領),有個顧問。顧問調解糾紛,給老板提建議。家族還有一些副官,每個副官統領著兵丁。兵丁是入盟党徒的最低層。
  家族里還有許多“聯絡党徒”,他們和入盟党徒取得聯系,但自己不是入盟党徒。在任何一個家族里,都有比如200來個入盟党徒,而聯絡党徒就有2,000,達10倍之多。如果你是個聯絡党徒,和某個兵丁或副官有聯系關系,你就要像家族的任何成員一樣,遵守許多同樣的紀律規章。你要向他們表示尊重,分享你的所獲。但是他們的所獲不一定要和你分享。你也不能像入盟党徒一樣得到相同的尊重和保護。
  從我的成長過程以及我的調查研究,我對黑手党盡管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還在學習許多東西。親臨現場,成為他們的一部分,第一手的体驗,情況又不一樣了。作為執法部門的任何特工,你實際了解的情況比你在出庭作證要多得多。因此,我對于現場的第一手情報就尤為重視。
  我已經認識了科隆坡和布拿諾兩個家族的許多党徒,明确了這些家伙的等級。我了解一些常規搶劫,但對于“指令搶劫”我了解更多。任何時候你搶得的利,都要送一部分給指揮你的上一級負責人。你要把干的一切向副官或老板逐一報告。盡管有這些紀律規章,但是党徒一伙之間的爾虞我詐情況比我們想象的要多。
  除了嚴格的指揮系列以及下級對上級的尊重以外,還有嚴格的紀律准則。如果不按照利益分享的准則辦事,其后果不是開除出黑手党,而是要把他活活打死。
  我正在体驗,在這個系統管轄下的滋味,學著檢點自己的行為。我越來越被他們了解和信任,參与他們的計划和行動,開始按党徒的紀律行事。
  我竟然被他們所接受,這實在是一個奇跡。我周圍的那些人都是在這些里弄里長大的,人們一向熟悉他們的面孔,而我是陌生人。到目前為止,他們對我編的身世以及我的作風都能接受。我實在幸運。你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和盜賊、殺手在一起打交道,保證你生存和有成效工作的技巧是永無止境的,你還得要有所突破。
  我屬于底層。按照黑手党對人的估价,我只是比經常失業、沒有黑手党聯系的普通市民高一等。
  安托尼·墨拉是我在黑手党里遇到的最凶惡、最令人生畏的党徒。他身高6英尺2,体重210磅。他是撈錢的能手,殘酷無情的殺手。他喜怒無常,不可捉摸。你根本想不到他會突然要干什么。他一旦動怒,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來。
  墨拉殺人用匕首。在黑手党里,党徒用刀代替槍是正常的,因為他們常常受到警察搜查,不想讓他們從自己身上查出槍來。在紐約,如果查出你帶有未登記的槍支,那就意味著你要坐牢。他們帶著長刀片的折疊刀。我也帶著一把。但是墨拉用刀的方式同其他人完全不一樣。有人常常告訴我:“你要和他一旦發生了爭執,一定要和他保持有一胳膊的距离,因為他會捅你一刀。”就是在黑手党成員之間,墨拉用刀的方法也与眾不同。
  他總是惹是生非,要么触犯法律,要么与別的党徒沖突。他總是令人討厭,對任何人都侮辱。別人都厭惡他,但同樣也怕他。許多人對他离得遠遠的。
  勒菲蒂·魯吉埃諾對我說:“墨拉的問題是,他總是在毀謗別人。”
  但是對我來說,他是我從吉里那一伙人中向上跨出的重要一步。他接受了我。我開始和他混在一起,把我的時間分在他和布魯克林的吉里一伙人兩邊。我常常早上到小意大利區待几個小時,然后又回到布魯克林待一會儿,晚上又赶回去和墨拉一道亂闖,出現在像西西里、希波波特瑪斯或伊比斯這一類的迪斯科舞廳。
  墨拉從來不花自己的錢。什么都有“搭臂”,他從來都是免費的。剛開始和他接触時,有一次我們到了希波波特瑪斯迪斯科舞廳。在那里鬼混的許多党徒都走過來和他攀談。我們在酒吧里待到了半夜,什么錢也沒有付。
  動身走的時候,我給了酒吧25美元。
  “快把他媽的錢收回來,”墨拉深沉的音調對我吼道,“我到哪儿也不付錢。”
  “算了,托尼,就算是給酒吧招待的小費吧,”我說,“這事是我做的嘛。”
  他用手指直捅我的胸口。“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快把它拿上。”
  “好吧,托尼。”我說著就把錢裝進口袋里。我想避免把事鬧大以及可能出現的后果。不過,這也不容易,讓那种人就那种方式對你說話。
  墨拉對我說,希波波特瑪斯舞廳為阿尼艾羅·戴拉克羅斯擁有,他是甘比諾家族的二老板。墨拉把我介紹給了阿尼艾羅的儿子阿蒙德。他說是阿蒙德在經營這個舞廳。
  阿蒙德在西五十六街11號開了一爿非法的“業余”娛樂場,賭21點、擲骰子及輪盤賭1。我和墨拉到那里去過几次。那地方很舒服,舖著地毯,免費供應食物和酒。賭博時,有各种各樣的女郎招待。賭場從夜里兩三點開放,一直延續到早上大概八九點。
  
  1 這三种均是賭博:
  1.21點(Blackjack):最流行的坐庄紙牌游戲。玩者力爭取得21點的總牌點,或比發牌人更接近21點,但絕不能超過。一般使用52張一副的紙牌,由庄家宣布壓賭注的极限。
  2.擲骰子(dice):骰子是供賭博和游戲用的小立方体。標准骰子的每一面標上了從1-6這六個數的小點子,按常規是使兩個相對面的點數之和為7。這6個點數的出現和所用骰子個數的各种組合,決定數學上的概率。骰子從手里或骰子盒里隨机擲出,以停后正面上的點數或其組合定胜負。最初原始人用骰子占卜吉凶,以后才用于賭博。
  3.輪盤賭(roulette):輪盤賭是一种賭場賭博方式。有一庄主,所有賭注都壓給庄主或賭場主。賭博掌盤人或賭場主都可以獲得一定份額的酬金。

  阿尼艾羅·戴拉克羅斯于1985年死于癌症,當時以《敲詐腐敗組織法案》定的罪。他死后不久,阿蒙德對聯邦政府以敲詐勒索指控他表示服罪,但在判罪前他逃遁了,到筆者寫此書時他仍然是在逃犯。
  我們到了新澤西的福德·李的一個酒吧店。托尼在和他身那邊的一個党徒在談話,我在一旁听。我移動了一下胳膊肘,未想到打翻了我的飲料,濺到了我旁邊的一位党徒身上。“對不起,”我說。
  “一聲‘對不起’并不能把我衣服弄干淨,”那家伙說,“你這個狗娘養的怎么不滾回到紐約去,你是紐約那邊的。”
  “喂,我已經說對不起你了嘛,”我從酒吧招待那里弄了一塊布幫他擦。
  這個家伙弄到一瓶飲料,放到酒吧台上,然后扔到我身上,罵道:“去他媽的滾到河那邊去吧。”
  我怎么也安撫不了他。我看見托尼在一邊听著,瞪著一雙凶狠的眼睛,手放在上衣口袋里。
  我抱著這樣的信條:你不要陷入口角之中,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么后果——有的党徒動槍,或者跑出去帶回來一二十人。另外,墨拉极有可能掏出刀,捅這個家伙。我要盡快了卻這個局面。
  我說:“你可想到外面去?”
  “走,”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我乘机給他一頓揍,因為我并不打算出去。另一個党徒奔來,墨拉就接他。第一個党徒又向我襲來,我用瓶子擊他。
  我對墨拉說:“我們离開這鬼地方。”
  “好,我們走,”他說。
  我們還沒走開,警察就來了。
  “這幫同性戀的家伙你們為什么不揍他們?”托尼說,“我剛才在為你們教訓他們。”
  難為情嗎?的确,我是那种感覺。此刻我又成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了,一個38歲的男子漢,竟陷入到酒吧的毆斗中。我還真的同安托尼·墨拉搞在一起,真是万分不情愿。就因為我是特工,才可能發生像剛才那一類的事。事情一旦發生,你最好盡快處理,免得不可收拾。我不相信爭辯會爭出什么結果。
  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們常常到西西里迪斯科舞廳去。我听說過,這儿是墨拉采取強迫手段打進去的下流場所之一。店主每周要給他報酬,作為他對那里光顧的薪水。有時候他告訴我,叫我注意不要讓酒吧招待員和經理在里面玩弄欺騙手段。
  每逢周末,他如果拿不到5,000美元,他就要大發雷霆。有個星期五晚上,他突然作出決定:因為他沒有從店里得到足夠的錢,凡進門的每人懲罰5美元。我和經理設法勸阻,因為你不能對老顧客突然改變政策。可是,墨拉堅持要錢。
  “今天晚上每人交5塊錢進門費,”他說,“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他叫門口值班的小青年收錢,叫我到那里負責督促,确保每個人都要交錢。
  顧客在抱怨,但還是交了錢。這時有3個党徒帶著3個女人到了門口。其中一個人說:“我們不交錢。”說著就要從門衛身邊往里面擠。
  我認識那几個老練党徒,他們是墨拉的朋友。我一時勁頭十足,大踏步走到他們面前,對他們說:“今晚上進來的,每個人要交5塊錢。”
  “我們不交。”
  “那你們就別進來。”
  “滾你的,你是什么人?你搭的是什么人?”
  這話問的意思是我和什么樣的党徒混在一起。我沒理他,只是說:“我就是我。”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嗎?”
  “我不想知道。不過,你如果是個有臉面的人,就該為你們及你們的女朋友交30塊錢。”
  “我要見托尼·墨拉。”
  “你要見托尼,交5塊錢才能進去見他。”
  此時這几個党徒在几個女朋友面前弄得很難為情。他們開始大吵大鬧。墨拉過來了。
  我說:“托尼,這几個人不想交錢。”
  “這几個人他們不交,你他媽的真蠢,”他說。
  “托尼,我完全是照你的吩咐干事的。你沒說伙伴進來不交錢。”
  “這几個伙伴進來,不交錢。”
  “你們几位進來吧,”我對那一伙人說,而且還向他們嘻笑顏開。
  “你真是個混蛋。”墨拉在罵我。
  同墨技這樣的党徒在一起,有時候你還得自我解嘲,否則就會發瘋的。
  我待在西西里舞廳里,有個党徒是墨拉的朋友,我還不太熟悉,這時走到我后面,拍拍我的背,同我打招呼。他的手順著我背上往下摸。
  “你這混蛋要干什么?”我盡量克制著說得緩和一些。他呼了哼就走開了。我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在查我身上是否帶無線電裝置。我看到他在和墨拉談話。
  后來我上了男廁去洗洗手,回來時又碰到了那個家伙。他迅速用手在我上衣兩邊摸索。我把他推到一邊,對他說:“伙計,我看你是弄錯對象了吧。”說著我就走,讓他一個人站在那里。
  誰也無法同墨拉接近。他家里唯一同他能接近的是他的母親。你根本就無法同他作什么個人的交談。你今天可以問他:“托尼,你母親好嗎?”他會說:“還好。”明天你問他,他可能這么回答你:“你他媽的多管什么閒事?”
  他總是在搶女人。即使他喜歡的女人,他也不把她們當人看待。他從來不結婚,但女朋友一大堆,從蕩婦到電影明星應有盡有。他在不搶女人的時候就罵她們。他簡直令人深惡痛絕。有個女人在西西里店里抱怨,說她的傘放在更衣室里被偷走了,他對她說:“你以為我在乎你娘的什么傘嗎?你給我滾出去,別來了。”
  有一次,在南港街那里的基建恢复工程的工地上,那里有許多街道小販。其中有個大娘是賣珠寶的,在等墨拉占用的公用電話。党徒打電話總是沒命地長時間占用。墨拉占用了電話已有大約半個小時,一個接一個地打。這位大娘很客气地問他能不能給她用一下,因為那一帶小販能用的電話只有這么一部,打電話是為了營業上的事。墨拉說:“听著,你這個老王八,電話我在用。我高興什么時候結束就什么時候。閉上你的嘴,否則我就把它割掉。”
  他對一伙党徒談論他看到的一個大影星。他說著,我皺眉蹙額,膽戰心惊,因為他說了如下一段話:“啊,明星又怎么著?她吸毒過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哪里還有一點儿水果蛋糕的味道。”
  每年一度的圣·亞努阿里烏斯節日1是小意大利區規模最大的節日,9月份在桑樹街要進行為期兩周的慶祝活動。旅游者來自四面八方,聚集到這儿來。這是一种宗教性的節日,但卻全由党徒所控制,5個家族全都介入。每個家族的副官都分別占有一席之地,歸他所有,那里設有可能5到6個售貨棚。你要去教堂卻不能直接說到教堂去,而要說到某某地方的售貨棚。這是由党徒的副官所控制的地方。任何人要把售貨棚搭到你的地盤范圍要向你繳納酬金。勢力越大的副官,其地盤就越靠近節日活動的中心地帶。副官們控制著市場的銷售。這個副官可能對進入的香腸有控制權,那個副官可能就控制啤酒。換句話說,如果你有個售貨棚想銷售啤酒,你就要到控制啤酒的副官或他的代表那里,就說你的售貨棚想進啤酒。他就派人給你提供啤酒。因此,任何貨物的銷售他們都要得利。你還得付貨棚的地皮費,還要把你的所得總數交一部分出來作為夜班費。
  
  1 圣·亞努阿里烏斯(Saint Januarius,?-305?):意大利人,貝托文托主教、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据說在305年羅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時殉教。

  在圣·亞努阿里烏斯節日期間,所有的党徒都到大街上溜達、閒逛。這是最愉快的時光,嘗一嘗各种貨車上的食品。有些設貨車和貨棚的人本身就是流動的藝人,不過大多數是里弄居民,他們的貨棚已在那里經營多年。
  1977年節日開始的頭一天,墨拉碰到了設貨攤的一個女人。她的貨攤在南港街,靠近富爾頓的魚市。墨拉在搶她。
  “我給她在節日場上弄到一小塊地,”他對我說。“開車到那儿去。我對她說過要幫她,今天下午就把她的貨攤移過去,讓她在那儿設攤。”
  我開車送他到南港街。那姑娘楚楚動人,招人喜愛。可是她要遇到什么倒霉的事了。我們幫助她把貨攤收拾好,把她送到了桑樹大街。
  墨拉說:“今晚去看你,寶貝。”我們走了。
  我問:“托尼,你怎么認得這個姑娘?”
  “偶爾碰上的。今晚節日活動以后,我想就抓住她,過一個快樂的夜晚。”
  “有把握?”
  “媽的你在跟誰說話?”他說。
  那天稍晚一些時候,托尼就去找那個姑娘去了。我待在咖啡館里,忽見他咚咚地跨了進來。
  “你知道她是個娘的女同性戀!”他叫嚷嚷地在抱怨。“你這個狗雜种事先也不告訴我!混帳東西!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給她在節日地帶設了個貨棚。你猜我怎么對她說的?我說:‘明天你就別去那個娘的貨棚了!’”
  心理學家或許可以和墨拉痛痛快快地度過一天。可是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太危險了,也太受罪,但還不得不這么做。他還指責我不抓几個女人,也不帶女人在身邊。我只好對他說,我在新澤西有個女朋友,在加利弗尼亞也有一個。但是我和那一類的生活始終不沾邊。
  結了婚的党徒普遍有女朋友。他們對此毫無隱晦。要不然,追逐女人的事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他們身邊隨時都能找到女人,因為她們都在繞著他們轉。也許他們遲早會把她們套住的。但是,他們大多數晚上都想和別的党徒們在一起喝喝酒,聊一聊他們的行動計划。
  我的個人准則是: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同与党徒有關系的女人打交道。這一方面是倫理,另外,將來在法庭上作證時這种事會使你糾纏不清。我說我在某某地方有女朋友,火就惹不到我身上。在偶爾情況下,我似乎很正規,也帶某個人或我在里弄認識的某個女人去吃一頓飯,帶她看看党徒們度過的有趣的夜晚。然后,我就開車送她回家,也就如此而已。
  1977年一個節日,我們一伙人待在桑樹街的一家咖啡館里,時間已是夜里一點。勒菲蒂以及其他几個党徒和几個當地女人都在那儿。有個女人坐在我旁邊,突然伸手到桌下摸我的腿,說:“待會儿离開這里要到哪儿去?”
  “去看我女朋友,在新澤西。”
  “干嗎不留在市里過夜?”
  那女人是一個党徒的女儿,父親就在咖啡館里。我得當心別惹了她,因為她可能同她老頭子說是我摸了她的腿。那么一說我就成了傳聞——你不能那樣對待一個党徒的女儿。
  “我很忠實于我的女朋友,”我說,“我答應她要過去的,我不好對她扯謊。”
  “你怎么從來不帶她到這儿來?”
  “沒有什么理由。”
  “那好吧,你要是有意想出去,就給我打電話。”
  “好,我會的。有時候我不得不說點謊話,”我很局促地把她打發走了。
  墨拉的經營活動中,有一項是投幣啟動机買賣。他經營投幣式自動賭博机1、自動售貨机、游戲机以及彈球机2。他把這些机器放在商店里、餐館里、俱樂部及業余營業場所,遍及全市各地。由于投幣式自動賭博机是非法的,他就設在后室里。他從這些机器場收錢或有新的業務時,總要帶我到這些地方轉轉。
  
  1 投幣式自動賭博机(slot machine):俗稱吃角子老虎或獨臂匪徒.一种賭博用具。其主要部件是若干并列的滾輪,滾輪側面上每隔一段即繪有不同的符號。賭者將錢幣投入机上狹孔,各滾輪即開始轉動。待到轉動停止,看各輪顯示的符號數量和組合方式即可知道賭博机吐入彩金缽中的錢幣數。
  2 彈球机(pinball machine):投幣驅動的流行電動游藝机器。玩時,將一枚錢幣投入机內,啟動彈簧投彈器,將一顆鋼球彈出,使之從斜面一側的球道滾到頂部,然后滾下,穿過立門,繞開立柱和欄杆。

  他長驅直入取錢,用鑰匙把机器打開,數數錢,給店主人一份——25美元或是多少。剩下的他就放進紙袋里,我們就揚長而去。他一個星期的正常收入大概2,000美元。
  為了得到一個新主顧,墨拉要走到一個地方去,對店主說他叫托尼,該店需要買他一台机器。店主往往認識他或者知道墨拉這個名字,就回答類似這樣的話:“啊,對,托尼,我正想打電話告訴你,我這儿需要一台机器。”如果店主一開始覺得不想要,墨拉就會說:“在24小時內查一查,打听一下桑樹街的托尼。然后我再來,看看你有沒有改變你的主意。”
  等他再來時,店主都以不同的方式改變了態度。
  他想把自動投幣式賭博机銷售到大西洋城。他說,家中倉庫里有500台那樣的机器,正等著自己的律師來給他想想辦法,使這些机器有個銷售渠道。
  墨拉對我說:“開車到市中心去。”
  “什么事?”
  “要去找個人,他欠我錢。”
  他要去收殘酷的高利貸。
  我們到了第一大道的一家飯店,走進去,站在酒吧里。這個家伙立刻走了進來。他30歲左右,看樣子很強硬。他走到墨拉跟前,正要開口說話。
  “別說了,”墨拉說著就抓住他的手,“別提任何人的名字,否則我就當場宰掉你。”
  党徒之間有交往規矩:如果這家伙說,他同另外一個党徒談到了此事,提到了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那么墨拉就要先去找另外那個人談事情。因此,他不給這個家伙提別人名字的机會。
  墨拉說:“我問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他媽的那個錢在什么地方?”
  “咦,托尼,這就給你。眼下我很艱難,不過我就還你。你知道——”
  “几個星期前我就听到這种話了,”墨拉說,“今天不行了。我們出去走走。”
  現在我擔心了。如果墨拉帶他出去,這個家伙到了隔壁的巷子里就會沒命。墨拉要么揍他,要么用刀子捅他。在這种情況下,我要作為特工的身份來干預,同時又要保持我扮演的角色。
  我說:“嘿,托尼,把他交給我不就得了,何必要你親自麻煩。我帶他出去走一走。”
  他對我點點頭,叫那個家伙出去。
  我帶他出了門。我心想這樣至少可以爭取一點時間,讓托尼冷靜下來。我說:“你看,我完全是搭救你,不想看你白白送了命。不過,下一次可就沒這么便宜。等會儿進去,你就說,‘托尼,能不能明天見你,把錢送給你?’你最好明天給他錢,因為我明天可能來不了。你要裝得提心吊膽的樣子,好像我已經揍了你一頓,因為他本來就指望我那么干。如果你不听話,我就要親自捅你,因為我和他是一路的。”
  那個硬漢子實際上已經在舔我的手了,因為他對墨拉非常害怕。
  我們回到了酒吧,那家伙徑直走到墨拉跟前,說道:“托尼,明天我就把錢給你。你說在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行不行?行不行?”
  “那孩子服了你(墨拉有時候也稱呼我“孩子”)?明天。就在這個地方。”
  同墨拉在一起,我無時無刻不感到提心吊膽。他總是同人家發生口角。你根本想不到他要干什么,會突然變得殺气騰騰。他對任何人都談不上什么真誠。他總是要干些違法的事,在街坊鄰里中聲名狼藉。我不想同墨拉拴在一起,因為你永遠搞不清他什么時候又會進牢房。他已快年過半百,這一生中有過半時間都是在牢房里度過的。
  他也有价值,因為他將我向人們作了介紹,還把我介紹給他的首領米奇·扎法拉諾。扎法拉諾處理上演色情的劇院,為布拿諾家族向全國發行色情影片。在時報廣場和全區一帶,他擁有好几家色情影劇院。他的辦公室設在自己一家劇院的樓上,位于百老匯大街和時報廣場之間的第四十八街道,該劇院稱作“小貓咪”劇院。墨拉帶我到扎法拉諾辦公室去過几次;扎法拉諾也偶爾到瑪迪森街道上來。他生得高大、魁梧,還是一個很漂亮的漢子。
  扎法拉諾在聯邦調查局的螫刺行動中終于受到逮捕,那次行動稱為邁阿密外的“密-鮑恩”行動計划。特工進了他的辦公室逮捕他時,他從大廳里逃走,在逃跑的過程中死于心髒病發作。
  勒菲蒂·魯吉埃諾有個設在店舖面的交誼小俱樂部。和小意大利區其他的几十個小俱樂部很相似,供應咖啡、酒、牌桌,還可以看電視節目。樓下有另外一間房子,專為熱衷于玩牌的人所用。能來玩的只有家族成員、男性以及与勒菲蒂和布拿諾家族有關的人。這是個廝混的好地方。
  房間后面有電話和桌子,是打賭的地方。勒菲蒂是個賭注登記經紀人。有時候墨拉不在,我和他就吹牛聊天,議論各种運動項目以及打什么賭走紅。我開始在棒球和賽馬方面下了几次賭注;在職業運動員表演賽開始的時間,我在足球上也賭過,賭注是50-100美元之間,這么干完全是為了他們能接受我。我們之間的關系有了發展。勒菲蒂開始稱呼我多尼,而不叫多恩。因此,大家從那以后也都叫我多尼。
  在勒菲蒂那里和在布魯克林的吉里那里日常生活并沒有多大區別,只是勒菲蒂這儿是個真正的交誼俱樂部而不是商店。党徒們談論体育節目,彩票業務,誰欠了誰的什么,以及即將要干的搶劫活動。他們抱怨的是錢。誰弄多少錢、誰有多少錢都無關緊要,他們成天就是談錢,談的是怎么樣從別人身上榨出錢來。
  大約兩個星期以后,勒菲蒂問我怎么賺錢。那時候,我感覺還很自在,并不像是在急著要撈什么。因此我告訴他,我干的是偷珠寶和夜盜的事。
  “我女婿馬可也是那行當,”他說,“或許你們倆倒可以合伙干些活。”
  “我一般是一個人干活的,勒菲蒂,”我說,“但是如果有好去處我也喜歡合伙。机會總會有的。”
  一時間,仿佛是處在考驗階段。我在等待時机,不把自己的鼻子伸得老長去管別人的事。勒菲蒂開始敲我的竹杠,不時地向我借錢。他要買衣服、買家具或別的什么東西。我總得要借給他300或125美元,有時候他也還我一部分。我從來不覺得他缺錢,心里明白這是對我敲詐。不管對誰,你要詐到錢就詐。另外,我借給他錢這也表明我在撈錢,說明我在這方面并不是個懦夫。他找我借錢,我從來不按照他的數目辦。他要借500美元,我就給他200美元。
  “多尼,我和你談過,我缺那1,000塊錢。能不能借1,000塊給我?”
  “眼下叫我拿1,000塊,可難為我了,勒菲蒂。”
  “咳,可你看,我從那個伙計手里買的衣服价值17,000塊。我怎么辦呢,你借給我1,000塊吧。我先還你200塊吧,算抵消我欠你的350塊那一筆。”
  這种兜圈子的辦法人人都這么干。這不一定說明党徒手里沒有錢。只是說明誰都盡量不用自己的錢。
  那一段日子,我還在兩邊跑。早上大概10點鐘我就到勒菲蒂那里,在俱樂部里混一兩個小時,喝點咖啡,看看報紙,听他們在議論些什么,要么在后面的電話筒那儿听听打賭的一些消息。然后我就到布魯克林,在吉里店舖里混几個小時。晚上又要与墨拉搭鉤,也許在西西里舞廳和他相會,逛逛一些夜總會。
  勒菲蒂建議我在俱樂部待几個夜晚。那儿里弄里有雙骰子1賭博戲或三牌猜一牌2。其中有的賭注很大。桑樹街的肉食市場在佛雷塔店舖的樓上還有几間常規的賭場。要么他們就在各個不同的空閣樓房里調換賭場。每隔一兩周,他們就要換一個地方,這完全是為了安全。在那個里弄里,從避免警察的麻煩來看,他們無論怎么賭都很安全,但是他們不想惹人耳目。我主要是在一旁觀望。党徒的輸贏可達100,00美美元。我是靠聯邦調查局的經費預算來生活,那樣的賭注對我太遙遠了。
  
  1 雙骰子賭博戲(Crap·games):流行于美國賭場的一种擲骰游戲,玩的人數不限,各家輪流作“射家”,同時擲兩枚骰子,看兩枚骰子的點數總和定輸贏。
  2 三牌猜一牌(three-card monte games):俗稱“飛牌”點持牌者先將三張牌給眾人看,然后將牌而轉,打亂其位置,放在桌上,讓賭者猜其中一張牌的位置。

  勒菲蒂為布拿諾家族的二老板尼基·馬倫格羅管理賭賽馬的賭注登記業務。有一天,他要我開車送他到市中心,到第五大道的一個住處。他說:“我要看我一個最大的賭客,那家伙賭的是男式衣服,主要的是襯衫,就在四樓。這個周末,他下了175,000美元,我要去取。”
  我估計,像這樣的情況,勒菲蒂能取到的錢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間。他說:“這一周我和他有一場好戲。上次節日期間,有一周我下了16,000美元的賭注,同他賭足球。”他開始經常叫我駕車讓他取賭場營業的錢的收進和支付。有時候,他要到桑樹街的碧翁迪咖啡館取錢償還別的賭徒。在賭場業務中,他的收入非常廣泛。
  “几個星期前的那一周,我獲得13,000美元,”他說,“上一周,我登錄52,000美元的賭注,結果我失去了只有17,500美元。”
  有天下午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問我:“我出去后,你能不能為我管一下電話?”
  因此,我開始為勒菲蒂代守電話,管理賭注業務。
  勒菲蒂和墨拉完全不一樣。他話多,好激動。作為一名殺手,他名聲很大。但是在日常交往中,他并不那么干損害人的事。他們倆都是兵丁,但屬于不同的副官指揮。墨拉歸扎法拉諾(直到他死以前)領導,勒菲蒂听從邁克·沙貝拉指揮。
  沙貝拉在桑樹街上有一個大旅館,稱作“沙沙貝拉”旅館。我們有時候到那儿吃晚飯。勒菲蒂把我介紹給沙貝拉。那人生得矮小,大腹便便,一雙鼓泡泡的眼睛。勒菲蒂對他說:“邁克,這是多尼,我的朋友。”
  在圣·亞努阿里烏斯節日期間,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邁克·沙貝拉坐在沙沙貝拉旅館街對面的一家俱樂部里。在節日期間邁克關閉了旅館,因為他討厭旅客。
  那個意大利歌唱家吉米·羅塞里把他的車子停放在大街外面。他把車后行李箱打開,里面裝的是錄音帶。他想從箱子里面找出自己的錄音帶,就在節日里來銷售。
  邁克不是那么認為,就出去對羅塞里說:“把你媽的箱子快收拾起來,在這儿的大街上賣你娘的什么錄音帶,你這是在給我難堪。快滾!”
  羅塞里立即收拾了箱子。
  勒菲蒂說:“從此以后他就會變了樣子。”
  尼基·馬倫格羅,這個二老板經常停留在勒菲蒂的俱樂部里。叫他“眼鏡尼基”、“小尼基”或“雪茄尼基”都可以,馬倫格羅生得矮小,頭發向后梳得光光的,戴一副深度眼鏡,長著尖尖的鼻子。他從來不開笑臉。由于他戴著深度眼鏡,似乎一天到晚在凝視著什么。勒菲蒂對我介紹說:“尼基,這是多尼,我的朋友。”他們沒有要我和他們一起談話,我就走到了一邊讓他們談。
  馬倫格羅有自己的交誼俱樂部,叫做多依蘭俱樂部。還是墨拉第一次帶我去了那里。俱樂部在小意大利區及唐人街的郊外,赫斯特街的94號。多依蘭俱樂部和勒菲蒂的交誼俱樂部并不一樣。
  墨拉叫我第一次開車去那儿時,他對我說:“多依蘭俱樂部是尼基的辦公室。如果你沒有什么業務事,如果他不找你,你不要到他那里去。要么有像我或者勒菲蒂帶你一道才行。你不要在那里閒蕩。尼基從12點半到下午4點或5點左右一般都待在那里,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如此。有事找尼基可得當心一點,事情辦完就离開。”
  “多依蘭俱樂部”几個字漆在大門上,下面寫著“非會員免進”。里面的房間有几張牌桌,一個柜台,一個煮咖啡器。在里弄里,這儿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小型交誼俱樂部,供給党徒和聯絡党徒廝混。但這里并不是社交場所。党徒同尼基談話一次只能談一個人,其余的要在外面等。
  我正是在這個地方第一次听到“拉鏈”毒品走私的情況。墨拉把在多依蘭俱樂部里廝混的一些党徒說是“拉鏈”人。他說,拉鏈人是被帶到這一地區的西西里人,分送海洛因,為布拿諾家族的老板“卡明·里羅·甘蘭特”1搞接頭聯系。墨拉說,這一行動由甘蘭特嚴格控制。這种拉鏈行動非常有成效,因為他們那些人雖然都是一個家族,但在這一帶人們并不認識他們,警方也沒有他們的前科記錄。他們被安頓在皮雜餅店堂,接收并分發海洛因,非法處理錢財,然后等甘蘭特再分配任務。
  
  1 里羅(Lilo。,或lilo):是商標,意為“气墊”。

  墨拉說,從事拉鏈活動的都是家族里的人,行動很詭秘。行動主要由他們自己干,活動在布魯克林的尼克鮑克大街一帶。他們是什么手段都干得出來的殺手。拉鏈活動的人与美國的黑手党党徒還不一樣,他們連警察和法官也殺害。
  墨拉提到他們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薩爾瓦多·卡塔拉諾,生得小而敦實,一雙眯縫的眼睛;另一個是凱撒·幫万特,身材瘦削,風度翩翩。
  關于西西里人的情況,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過硬的情報。我們知道有西西里人到來,其中有一部分是合法到了這個地區,有些是通過加拿大非法潛入的。我們不知道幕后是誰在操縱,也不知道這些西西里人被打發來這儿是為了什么。
  這是一個實例,說明你盡管在當時并沒有辦什么具体的案子,但情報工作是多么重要。我當時的主要意圖是想打入布拿諾家族。墨拉和我說了拉鏈行動以后,我一時間不知道該干什么才好。我只好把情報搜集起來,向上匯報。几年以后,我搜集的關于西西里人的情況和其他情報并在一起,開始了全面的調查。結果在1986年查出了紐約的“意大利餡餅案”——到那時為止,這是一次最大的國際海洛因走私案。
  后來,勒菲蒂終于派我去多依蘭俱樂部,向馬倫格羅匯報每周的比賽賭注登記的情況。匯報時一句閒話也沒有。我要提交數字:到周末我們贏了多少,損失多少,總的“處理”了多少——總收入是多少。可能我還回答了几個問題。然后就离開。不過,我注意到了,馬倫格羅在仔細打量我。
  別的人也在注意我,不過當時我不知道是什么人。這期間,紐約警察局和聯邦調查局為了其他的調查工作,都各自對多依蘭俱樂部和沙沙貝拉旅館進行監視。在他們監視的人員中有我的照片。他們并不知道我的身份。紐約警察局以為我是多恩·布拉斯柯,和布拿諾組織的罪惡家庭有聯系。
  勒菲蒂和墨拉一度是伙伴,現在彼此有了忌恨。他們倆都以為我有本事賺錢,嫉妒心漸增。
  “你跟他媽的勒菲蒂那么友好干什么?”墨拉這么問我,“他幫不了你任何忙。”
  “墨拉那王八旦簡直是瘋子,”勒菲蒂會這么說,“他是專門惹是生非,你不要跟他混在一起。”
  夾在這么兩個党徒之間,實在是危險的交易。他們都在我面前責罵對方,都要我放棄別人而跟他,我夾在中間很不好受,也太惹人耳目。我最終要在他們之間作出選擇。
  墨拉比勒菲蒂更會搞錢。他對我說,他在最近出獄后的四個月里,已經弄到了200,00美美元。他三朋四友多,聯系廣泛。可是他瘋狂。在他周圍的人都像是朋友,因為他們怕他。其實,人人恨他。就連勒菲蒂的副官邁克·沙貝拉也恨墨拉。勒菲蒂不像墨拉那么反复無常,但對待朋友比墨拉要多一分誠意。勒菲蒂也交友廣泛。因為他對朋友多些誠意,再加上他并不總是惹是生非,他得到了別的党徒的尊敬。我以為,把精力放在勒菲蒂身上更有作用。
  后來表明,我沒有必要作出選擇。
  一天下午,我來到了俱樂部。勒菲蒂守在電話机旁,說;“喂,多尼,這儿有人找你。”
  我心里想,什么人會打電話來找我呢?原來是吉里。他說:“勒菲蒂向我問到了你,我說了好話。”
  電話說完以后,我問勒菲蒂是怎么回事。
  “吉里說,你絕不是膿包鬼。你活儿多,會搞錢。那邊的人誰都不如你。”
  “是嗎?”
  “我听了非常高興。”
  几天以后,他說:“多尼,我提出來把你要過來了。我向邁克和尼基公開表明了我的觀點。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伙伴。”
  “啊,勒菲蒂,太好了,”我說。
  “哎,多尼,這就意味著,你真要開始听我的話,守紀律。我對你負責,你對我負責。希望你要把你周圍的情況如實說。因為你要是胡說八道,我們倆都得完蛋。”
  一切都突然改變了。我不再有所顧忌,進進出出隨自己的心意,做出純洁無知的姿態。我沒有任何理由不歸屬某個人,不遵守紀律。
  勒菲蒂開始對我進行他稱之的“訓練”。訓練立即開始,永遠沒有完了的時候。
  勒菲蒂是個很講究的人。他要我剃掉胡子,理理發。他說:“真正老練党徒是不留胡子的,除非那老一輩的意大利党徒。你應該保持整洁,衣著要合体,這就是說晚上要穿便服和寬松套裝。”
  他告訴我,要尊重所有的家族成員。他說:“尊重,這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最糟糕的是你干出什么讓老練党徒感到難堪的事。如果你要讓一個副官或老板難堪,別提了,你就完了。”
  你和副官或老板在一起,如果沒有問到你,你別張口說話,他們說話你別插嘴。
  “假如一個老練党徒把你介紹給另一個老練党徒,他會說:‘多尼是我的朋友’。‘我的’就意味著多尼沒問題,如果你想和他談話就可以當面談。但是,你不是入盟党徒,因此有些事或家族里的事還不好當你面談。這就是我介紹你的方式,明白吧。如果一個老練党徒在介紹另一個入盟党徒,他會說:‘他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就意味著可以當他的面談行情,因為他是‘我們的事業’里的一個成員。”
  他對我說,我的活動情況要由他來批准。如果我想出城,他批准才行。我要隨時同他聯系。我所得到的任何收益,都得要分一份給他。
  “在打電話的時候,”他對我說,“你不能把所發生的情況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你要轉個彎子,兜個圈子——把你要講的內容只作一點暗示就行了,因為所有的電話上都有竊听裝置。”
  如同大多數党徒一樣,他也是疑神疑鬼。“特工遍及各個角落,”他說。有一次我們走在人行道上,他指著街道上一所學校,說道:“你看到那房頂上豎的是什么嗎?”那儿是電視天線,他說:“特工安裝的。如果他們要竊听,我們談話的每一個字他媽的他們都能听得到。”
  如果沒有絕對必要,你不要說出你姓什么。
  你別和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搞在一起。
  當一個老練党徒和一個不是老練党徒發生爭執時,你永遠要站在老練党徒這一邊,即使他是錯的。
  我現在是個聯絡党徒,但還不是老練党徒,我不能同老練党徒爭執或回嘴,也不能還手。勒菲蒂說:“由于你不是老練党徒,你總是錯的,老練党徒總是對的。這沒有什么可講,你可千万要記住,多尼,因為任何老練党徒都不會和你站在一邊去反對另一個老練党徒。”
  你要遵守家族的緘默幫規,你不得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家事。
  “你要少管閒事,別胡來,”他說,“要遵守紀律,多多掙錢,或許有一天你會升為家族成員。”
  有時候我仍然和托尼·墨拉混在一起。勒菲蒂對此有些嘀咕。但是我和墨拉在一起干任何事所得到的收益都分給他,也就沒事。墨拉簡直就是個夜貓子,勒菲蒂不是。因此我可以兩邊應付。如果沒有必要或非做不可,我還不想和墨拉完全脫鉤。
  我和墨拉以及几個党徒与他們的女朋友一起廝混。到了早上4點,大家一起吃早飯。墨拉突然對女招待員大發雷霆,抱怨雞蛋是冷的,服務態度不好。他火气越發越大,樣子越來越凶,大吵大鬧。
  到后來我輕聲地說:“哎,托尼,這也不是她的錯,她在盡心盡力地服務。”
  這一說,他更火了。他靠在桌子旁,身子向前傾,說:“你給我閉上臭嘴。我怎么說怎么干難道還要你在一邊囉嗦。”
  “我沒那個意思,托尼。我只是覺得,你或許可以對她稍微緩和一點。”
  這一下他對我說了一大堆指責的話,就當著眾人的面。“滾你的吧,你他媽的鄉巴佬。你曉得什么?你無權無勢,沒資格多嘴。你以為那個混帳勒菲蒂能保護你?這儿你是和我在一起。你要是還想用嘴呼气就給我住嘴。”
  我只好不說話,因為再說話只會使局面更糟,不可收拾,我只好說:“托尼,你對,我恐怕弄糊涂了。”
  可是我心里怒不可遏。這么一大早上4點鐘,我在干我的工作,盡力執行自己的任務,身子疲倦,拋開了家庭,在飯店里當著眾人的面還得受侮辱。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人像這么同我說話。
  回到寓所里,我的火气更大了。我了解規章紀律:如果你不是老練党徒,你就不要對老練党徒回嘴,別對他指手畫腳。但是這是他第一次當著眾人的面對我施侮,我不能因為他是安托尼·墨拉,就讓他對我繼續作威作福。
  我裝成了懦夫,因此而遭到風險。這家伙以為我是個糊涂蛋,就那么同我說話。無論你是什么人,在大庭廣眾之下你得要保持一定的尊嚴。
  不過我還得小心謹慎為好,因為我仍然處在与布拿諾家族打基礎的階段,任何失誤都會使我前几個月的努力前功盡棄。我要与墨拉把這件事講清楚,但這只能我和他兩人交談,不能有第三者在場。我總得要給他一些面子。
  我不得不和他相會,希望能使形勢有所控制。如果要打起來,無論怎么打我都是敗陣的。如果我打贏了他,我也是敗者,因為我日后免不了還要被他揍的;如果他打贏了我,或者用刀捅我,我在眾人面前也就給小看了。
  第二天,我在瑪迪森街道上的便餐館里找到了他。我說:“托尼,我們一道走一走。”
  我們在瑪迪森街道上漫步。表面上我顯得若無其事,其實心里激動得很厲害。大街上人來人往,但是形勢一旦變糟,不會有人幫我的。我想的是:他的脾气,他身上那把刀。
  我說:“托尼,我知道你是個老練党徒,而我不是。作為一個老練党徒,你應當受到一定的尊重。”
  “對,”他說。
  “不過,我現在要對你說一說,以后不要在眾人面前讓我難堪,因為我畢竟不是大街上的不三不四的下流痞子。如果你再繼續那么干,托尼,有那么一天,周圍沒有人的時候,我也要和你比個高低。”
  我等他的反應。我們繼續在漫步。
  “啊,你對我不錯,”他終于說,“我喜歡你。”
  “那你就別讓我難堪。就我來說,這事儿說了就拉倒。一切就像沒發生一樣。我們重新開始。”
  談話就到此結束。我們兜了一會又回到便餐館里。他對此事一點儿也沒再提。不過從此以后我們之間有了戒心。他絕不會忘記的。
  墨拉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想讓我管理吃角子老虎賭場上的日常工作,幫著收錢。他對我說:“我每個星期給你300美元的工資。”
  這事儿有點奇怪。我知道他佩服我的工作能力,但是我摸不清他在玩什么鬼點子。說什么我也不能干那份差事,因為我一旦接受了,我就被他束縛住,受他的擺布,成了個當差跑腿的——這正是大家都像這樣對墨拉的。我時刻都要提防。
  我說:“你看,托尼,我非常樂意不時地幫你干點活儿。不過我還有許多事要干。一個星期300美元,我就騰不出身子來,這太有點不划算。”
  “那好吧。”他說。
  關于這份工作的事,我告訴了勒菲蒂。他說:“多尼,你處理得很對。任何人同那個狗娘養的搞在一起,到收場不是挨他罵就是遭他打。”
  這以后不久,墨拉畏罪逃跑。他藏在一輛大眾牌汽車里逃出了城。紐約州的警察部門在逮捕他,因為他又犯了走私麻醉毒品罪。過了三個月以后,警方抓住了他。墨拉又回到了牢房。
  他被判了八年半的刑,關在紐約萊克島監獄。勒菲蒂說:“和那些黑鬼們關在一起,看他還有多強。”
  我和墨拉告一段落——暫時性的。
  除了賭注登記的營業以外,還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騙局和陰謀。這幫家伙每天能弄得大約100,000美元的贓款,停車以后連汽車停放計時器也搶。任何東西,那怕有一個子儿的价值他們也不放過。
  關鍵的是騙局的數量。騙一次200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騙上50次,每次200塊,你就有了一筆錢。我們有偽造的信用卡,還有偷來的信用卡。這些你總能用它一兩次才會失效。他們就用這些信用卡買許多可以倒賣的電器。
  有個叫尼克的党徒,是希腊人。他經常向勒菲蒂提供停泊在新澤西的貨船的清單。勒菲蒂就讓人訂購所偷的東西。他把清單拿給我看,讓我查查看能不能買些貨——收音机、行李物品以及衣服。他和他的同伙能提供各种各樣的假證件。他在机動車輛部門有個伙計,能向他提供空白駕駛執照,你只要把有關情況填到空白處就可以了。有個家伙給了他350美元,買了6份假的駕駛執照和6份假的社會保險卡。
  為了解決富爾頓魚市場上一家公司業主之間的爭執問題,勒菲蒂与兩個伙伴得到了所有權的20%,另外一個月還有5,000塊錢的薪水。在俱樂部里,他同別的物主見面以后對我說:“我得到那么一份真難堪,這跟我的身份不相稱啊。”老練党徒不愿意談收入,也不談有什么所有權。他們用的車登記總是用別人的名字。勒菲蒂不填寫繳稅申報單。
  一個典型的騙局就是如何在銀行本票上做假。勒菲蒂告訴我說:他可以從紐約州北部的一家銀行里拿到本票。“我們在那家銀行里有個副行長。如果有人打電話給他,他有權把支票兌換成現金。”他說。支票還可以用來“買”商品,然后倒賣。
  他給我介紹一個家伙叫拉里,此人過去在第七十一街道開了個酒吧。他就是這項交易的聯系人。拉里說:他已經和搞銀行業務的几個朋友商談好,想找到最好的辦法來實施這場騙局。
  他有印模机,在支票正面印出保證付款的字樣。我身邊有几個伙計幫他傳遞支票。他有8張支票,給我們提供了8個人的名單,分別用作支票上的名字。他還提供紐約州的駕駛執照和社會保險卡,分別作為8個人的證件。還給這些人辦理了銀行存款。可是假支票上的錢數超過了他們存款的數目。當店主打電話查實的時候,那位副行長就說支票沒問題。所有支票一定要在一周之內兌換成現金,以免被銀行識破而露了馬腳。如果這次騙局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實施,支票价值可達500,000美元。
  拉里有一份商店名單,我們可以用這些支票去那儿買東西。商店并不知道這里面的鬼,但是拉里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接收這些支票。我用“約翰·馬丁”作為我證件的姓名,在一家銷售商店公司工作。為了防止賣商可能核實是否有銷售商店公司,拉里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讓對方撥此號碼核實。到時就有人回話說:“我是銷售商店的樣品陳列室。”
  我就到一家商店挑選自己想買的商品,然后對賣商說,我要回去查一下現金支票的數字是否可行。接著我就撥了電話給一個叫尼克的家伙,把商品名稱和購貨所需錢數告訴了他。尼克就在支票上填好數字,蓋上“已核實”的字樣。
  傳遞支票的党徒遍及紐約——新澤西一帶。他們要我到紐約東南部的果園街一家店舖去,購買价值大約4,000美元的衣服。
  我去了這家店舖,挑選了价值2,660美元的男式服裝。我對售貨員說,我去核實一下支票,立刻就回來。我离開了店舖,給尼克撥了電話。
  尼克說在一小時之內到勒菲蒂俱樂部見他。他遞給了我支票,上面蓋了藍色“已核實”字樣。
  我們回到了店舖,買好了衣服,裝在他車上的貯藏箱子里。另外有一些党徒專門負責銷售各處党徒所“購買”的全部商品。
  一周以后,拉里在勒菲蒂的俱樂部里見到了我。他告訴我說,他銷售我買的那些衣服很是麻煩,好不容易出了手,得了1,100塊錢。除了各种消費以外還剩600塊。他說:“我還得給銀行人員一份,你看,還有另外兩個出力的伙計。他們還要我給他分多一些,你知道吧。”
  勒菲蒂已感到厭惡,說道:“少囉嗦吧。就把我們的一份給我們吧。以后別來了。”
  600美元,拉里得了一半,給了我3O0美元。我還是照慣例,分了一部分給勒菲蒂。
  這整個一筆大買賣中,結果我得到了150美元。這些錢我交給了聯絡特工。
  這次行動以后,聯邦調查局向店舖作了補償。
  勒菲蒂把我介紹給一個党徒,名叫“福特·李·吉米·卡巴梭”(因為他出生在新澤西的福特·李)。他是布拿諾家族的一個山頭大王,也是尼基·馬倫格羅的伙伴。有一天,我在多依蘭俱樂部前面一帶閒遛,忽見福特·李·吉米走過來說:“多尼,想跟你談談。”
  他五十四五歲的年紀,外表上始終像一個正正派派的人。
  他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多尼,你像個精明的漢子。我只想對你奉勸几句。人總是一晃就上了年紀,我們現在干的許多事,等歲數大了就干不了。你看到周圍許多伙計賺了許多錢,可是他們漸漸老了,到50歲或60歲,他們兩手空空,就因為他們沒有一點積蓄。現在他們再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了。所以,多尼,我想勸勸你,找個可以信賴的人。每次弄到一筆款子,就抽出一部分,交給你朋友,把這些錢存起來。你和那個朋友約法三章,他保存的錢平時不准你要,一直到你退休再給你。你不能三天兩天跑去找他要1,000、2,000美元,因為他不答應給你——你們事先要訂個規矩。這樣日積月累,到老時你出不了門,也不能天天偷到,你還存有一筆錢。這樣你就不會像現在的許多老家伙那樣,到老了發愁沒錢花。”
  他是要向我推荐建立加入黑手党的個人退休金帳戶。那是1977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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