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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坐在一個鐵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電話不停的鬧,冷气不夠讓人凍清醒,頭頂上是一盞盞日光燈,一切如夢。 電話響了,有人在接,听見對方的名字,我將手伸過去,等著雙方講話告一段落時,便接過了話筒。 “是誰?”那邊問我。 今生沒有与他說過几句話,自是不識我的聲音。“小時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轉角,小學一年級的我,已經知道了你。”我說,那邊又要問,我仍霸住電話,慢慢的講下去:“有一回,你們的老家人,站在我們的竹篱笆外面,呆看著滿樹盛開的芙蓉花。后來,他隔著門,要求進來砍一些枝椏分去插技,說是老太爺喜歡這些花。 “后來,兩家的芙蓉都再開謝了好多年,我們仍不說話。“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當年我們生長的地方。在慘白的日光燈下,過去的洪荒,只不過化為一聲呼喚。 小時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個鄰居,他們家人多,進進出出,熱鬧非凡。而我,只覺得,我們的距离長到一個小孩子孱弱的腳步,走不到那扇門口。 十年過去了,我們慢慢的長大。當時建國北路,沒有拓寬,長春路的漫漫荒草,對一個自閉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遠便不能了。 就是那個年紀,我念到了《玉卿嫂》。 黃昏,是我今生里最愛的時刻,飯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見人跡,這使我的心,比較安然。 那時候,在這片衰草斜陽的寂靜里,總有另一個人,偶爾從遠遠的地方悠然的晃過來——那必是白先勇。又寫了《謫仙記》的他。 我怕他,怕一個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這人迎面來了,一轉身,跑几步,便藏進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腳便逃,繞了一個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愛的二堂哥懋良,他學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閒閒的走。堂哥和我,是誰也不約誰的,偶爾遇見了,就笑笑。 過不久,恩師顧福生將我的文章轉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的交給了他,說是:“有一個怪怪的學生,在跟我學畫,你看看她的文字。”這經過,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對我說的。 我的文章,上了《現代文學》。 對別人,這是一件小事,對當年的我,卻無意間种下了一生執著寫作的那顆种子。 刊了文章,并沒有去認白先勇,那時候,比鄰卻天涯,我不敢自動找他說話,告訴他,寫那篇《惑》的人,就是黃昏里的我。 恩師离開台灣的時候,我去送,因為情怯,去時顧福生老師已經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終于面對面的打了一個招呼。正是最艱難的那一剎,他來了。 再來就是跳舞了,《現代文學》的那批作家們說要開舞會,又加了一群畫家們。白先勇特別跑到我們家來叫我參加。又因心里實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進去的時候,已近曲終人散,不知有誰在嚷:“跳舞不好玩,我們來打橋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張,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們便圍起來各成几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過了一會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別,各自天涯,沒有再見面。這一別,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講完電話的第二天,終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張,恨不能從此不要見面,只在書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個這么內向的人,別人總當我是說說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憶起來,說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綠的衣裙,緞子的腰帶上,居然還別了一大朵絨做的蘭花。他穿的是什么,他沒有說。 那件衣服的顏色,正是一枚青澀的果子。而當年的白先勇,在我記憶中,卻是那么的鮮明。 那時候的我,愛的是《紅樓夢》里的黛玉,而今的我,愛看的卻是現實、明亮、潑辣,一個真真實實現世里的王熙鳳。 我也跟著白先勇的文章長大,愛他文字中每一個、每一种夢境下活生生的人物,愛那一場場繁華落盡之后的曲終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時空的极致的艷美。 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顧福生是一個轉折點,改變了我的少年時代。白先勇,又無意間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現在,對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記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時候,台北的劇場,正在熱鬧《游園》,而下面兩個字,請先勇留給我,海的那邊空了一年多的房子,開鎖進去的一剎那,是逃不掉的“惊夢”。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結緣,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滄海桑田都成了過去,回想起來,怎么就只那一樹盛開的芙蓉花,明亮亮的開在一個七歲小孩子的眼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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