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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复辟謬說


  談到复辟,首先要介紹一下勞乃宣。勞乃宣其人是清朝遺老,庚子年鬧義和團時,他做吳橋縣縣令,上書請取締義和團;民國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續共和正解》,民國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這兩本“大作”合印成一本書,名為《正續共和解》,遍送京內外。
  勞乃宣的共和,是這樣解釋:周宣王時因天子太幼,不能執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謂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學無術”,亂加民主于共和,實在是不通。于是勞某乃力陳中國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于續編是自詡他早有先見之明,民主制對中國之不恰當。他自作聰明地認為袁世凱雖身為大總統,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張創行一种憲法,名為中華國共和憲法。以共和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華國而不名民國,即表示要行君主制;雖然是君主制,卻又不稱帝國,則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稱帝國,俄羅斯和德國雖行君主制,但卻不稱帝國,“中華國”亦然;至于為何不稱大清而稱中華?是因中華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勞乃宣的大作奇論。
  勞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當時的政壇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為袁自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后,一切表現都是复古,這便使人聯想到袁是有意恢复帝制的。勞除了刊印這本“大作”外,還寫了一封信給也是遺老,而由袁聘為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信上說:
  “總統之任必有滿期,退位后無异齊民。其時白龍魚服,無以自衛,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測之災,必難獲免。項城識略過人,必早慮及此。以管見推之,以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誠,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紛爭,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糾桓之驕气。然此時遽議歸政,沖主不能親裁,別求居攝,殊難其選,實仍無以逾于項城。故愚議議定十年還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無所損,所謂閉門天子,不如開門節度也。還政之后,錫以王爵,則以總統退位,复為齊民者不同。爵位之崇,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遠,護衛謹嚴,不致有意外之患。……且總統無傳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榮,如是則項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舉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陳,項城之見听也。……公謂成先朝之史,以報先朝之恩,竊謂此說得行,其所以報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勞為什么寫這封信給趙呢?原來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島碰見趙,趙剛由北京到青島,他們談話時,趙不經意地說了這么一句話:“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机會,想逢迎意旨,仰承顏色,以獵取功名富貴,所以當趙由青島回北京后,勞即寫了這封信給趙。
  勞乃宣除給趙爾巽寫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時還給袁的儿女親家,清朝時當過兩江總督的遺老周馥寫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儿子周學熙又做過袁的財政總長。勞給周的信中說:
  “趙次帥(趙爾巽字次珊)由京來島,謂項城自言,今日所為,皆所以調護皇室,初無忍負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內務總管世續),欲卸仔肩,而世相言無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韙。誠如此言,則項城之心亦良苦矣。當以拙作正續兩解質之次帥,問其可否代呈、項城、次帥曰可,因即請其攜之入都。……伏思我公歷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夢寐不忘,于項城有父執之誼,識拔之雅;近又締結絲蘿,親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將狂瞽之言,轉達聰听?倘荷采擇,見諸實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為項城者,亦不啻出諸九淵,升之九天也。”
  除了給趙爾巽和周馥外,勞還有第三封信是寫給又是遺老、又是國務卿的徐世昌,信上說: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項城至交,此策得行,兩無所負。……憶己、庚之際,拳匪初萌,弟在吳橋任內,考出義和拳為白蓮教支流,刊‘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分布各處,又通籌辦法,屢舉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釀成滔天之禍(是指直隸總督榮祿等沒有采納他的條陳)。時項城出任東撫,道經連鎮,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項城大為嘉納,到東后一切照行。聯軍到京,東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從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島,蒙賜手書,尚有:昔庚子之變,執事不憚苦心,標正論以拯危亡之禍之語,是項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猶未忘也。竊謂弟今日所言,尤關重大,若荷听從,其收效之宏,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勞的“大作”和給趙、周、徐三位遺老的信,當然都到了袁的手中。袁看后并沒有表示什么態度,只淡淡地向徐世昌說了一句:“把他請到北京來充參政吧!”袁既然不取締勞的謬論,反而要請勞為參政,這一來當然使人相信袁是同意,甚至鼓勵复辟的,于是,鼓吹复辟為登龍術之一,便成為當時北京官場投机取巧的一條捷徑,許多人都附和這個主張。
  勞乃宣接到徐世昌電報,請他赴京任參政,他馬上興致勃勃地由青島到了濟南,准備轉道進京,要為他倡導的复辟而大顯身手。可是在濟南卻听說北京正鬧著“檢舉复辟”的案子,被檢舉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勞的主張而請求“還政清室”。勞听到這個消息,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他不知袁的葫蘆里是賣的什么藥。因此,他考慮了一天,覺得宦途風險實在太大,還是返回青島觀望一個時候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認為主張复辟是升官捷徑,因此,复辟之說便越來越猖獗。劉廷琛有“复禮制館書”,宋育仁有還政清室的演說,宋還聯合了國史館一些守舊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還有一位也鬧得很凶,是遜清翰林,郵傳部參議章授。
  當复辟的謬說猖獗一時,肅政史夏壽康上了一個呈文給袁,義正辭嚴,力辟邪說。接著,參政院參政孫毓筠也提出了“查辦复辟謬論案”。他在參政院發言說:“复辟謬說是由几個遺老鼓動起來的,上年就有劉廷琛上書總統,提到這個問題。遺老們不懂得國家的性質,錯誤地認為沒有皇帝就不成其為國家,本席認為,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對這個謬說應當進行徹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舊?還是革新?求官的人們想望風承旨,不免表錯了情,隔靴搔痒。他們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為他贊成帝制。其實,他們卻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為,而非帝制人為。袁對复辟謬說并不想認真查究,因為袁自己還想稱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過嫁禍于國民党,認為這也是國民党的搗亂行為。
  由于全國反對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嚴禁紊亂國体之邪說的命令。宋育仁這時是國史館編修,列名“內務部查辦”的名單上。查辦本是官樣文章,不料宋的運气太坏,他得罪了一個四川同鄉,這位同鄉不念鄉土之情,竟向步軍統領江朝宗檢舉,這樣一來江不能不公事公辦,因此他派了一輛馬車去接宋,馬車夫對宋說:“統領大人請宋翰林到衙內走一趟。”宋怀著鬼胎見到了江統領,江堆著笑臉對這位編修說:“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請芸子(宋的別號)先生寫一篇答辯書,讓我好交代。”
  宋應命寫來:“勞乃宣著共和正續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論駁其未能盡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稱公之義,定名大總統獨稱公,則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統系。援春秋共獎王室之義,酌易‘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為‘上國共主’之禮,朝會有時。”這個答辯書顯示宋小有才,他的筆鋒輕輕一轉,就由复辟一變而為勸進,這樣一來,不但無過,而且有功!
  這以前,清朝遺老和复辟派都是當時最走紅運的人物,由于嚴禁复辟謠言和宋育仁被傳,因此情勢為之一變,這些“蒼髯老賊,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連累。這与二次革命失敗后,西裝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亂党”嫌疑一樣,實在是一個尖銳的對比。
  這時,袁的北洋系也搔不著袁的痒處,他們也赶忙通電反對复辟,其中反對得最厲害的,卻是留著辮子的張勳,他給袁的電報中這樣說:“國事非等奕棋,政体豈同儿戲!”
  北京內務部對袁的意圖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嚴行查辦,他們也就不得不查辦一下。宋育仁案查辦結果是:“議論荒謬,精神瞀亂,應遣回籍,發交地方官察看。”可是這個判決到袁手中時,袁卻改為“勸回原籍休養”,派人致送程儀3000元,同時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為宋的休養費。
  11月30日,步軍統領江朝宗派秘書奚以庄護送宋上車,宋的知友紛紛到火車站來送行,還有不少人請宋寫屏聯留作紀念。這樣的排場才不像是“遞解回籍”,簡直是“衣錦榮歸”。
  湖北將軍段芝貴接到徐相國密電,叫他對宋特別优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車到達漢口時,段派警察備有四人大轎到車站迎接,又備有專輪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時在清鄉公所特辟精室款待,然后段芝貴假口視察清鄉成績,到清鄉總公所与宋見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屬,共總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過湖北候補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來他回到四川,袁就撤銷了對他“發交地方官察看”的處分。
  前面提到勞乃宣曾寫過信給趙爾巽。趙爾巽也是一位大遺老,民國3年袁聘趙為清史館館長。趙原來是不肯出來做“兩朝元老”的,袁騙他說:“這是替大清朝歌功頌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國的事情。”因此趙提出一個條件,要替他的兄弟辯誣。原來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總督的趙爾丰,綽號是趙屠戶,辛亥革命時被革命党所殺,趙爾巽要袁替這位趙屠戶昭雪。袁乃于3年3月24日發布命令說:“据黑龍江護軍使朱慶瀾呈:前川督趙爾丰當武昌首義時,將政權交還士紳自治,商定條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職,初七懸挂國旗,公明退讓,贊成民國,乃無端因亂被戕,請予昭雪等情。查該故督洞明大局,贊成共和,有功民國,确有實證,著國務院從优議恤,并著內務部查明事實,宣付史館,以彰勞藎。”
  趙爾巽并不完全滿意于這個昭雪令,但勉強出山了。他就任清史館長后,自我解嘲說:“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飯。”這簡直是不倫不類的態度,但他卻怡然自樂,認為是義薄云天,忠貫日月,大有關云長“降漢不降曹”的气慨。趙爾巽雖然自認為對清廷很忠心了,可是另一個遺老梁鼎芬卻寫信罵他:“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
  提到梁鼎芬,這是個頑固得透頂的遺老。民國2年3月2日已退位的清隆裕后梓宮奉安典禮,靈車到了西陵,梁鼎芬、勞乃宣伏地痛哭,如喪考妣。這時慶親王奕劻的儿女親家孫寶琦則穿了一套西服在靈前行三鞠躬禮,梁鼎芬看見孫,眼珠里几乎要出火了,假裝不認識他,上前問道:“先生是哪一國人?”孫說:“節庵,你開什么玩笑?”梁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就大罵起來:“誰跟你開玩笑?你是什么東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該到這里來;你如果還記得做過大清朝的官,為什么不穿孝服?你帶信給你那個親家老鬼,叫他別活在世上吧,免得丟人!”一旁伏地叩頭的勞乃宣跳了起來,大呼“罵得痛快!”原來奕劻這時在天津租界作寓公,清室召他來料理喪事他卻置之不理,一般遺老都不恥其為人。
  宋育仁被遞解后,使國史館館長王闓運大受虛惊。王闓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所居名湘綺樓,所以人家又稱他王湘綺。他和趙爾巽同時被袁邀請,袁請他任國史館館長。他于民國3年4月5日應袁電召,由長沙啟程北上,攜帶他的周媽同行。路過湖北時,段芝貴設宴招待,他偕同周媽赴宴。到了北京,有人問他偌大年紀干嗎還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來做官?他嬉皮笑臉的說:“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紀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樣用嬉皮笑臉的態度對待袁,他替總統府戲擬了一塊橫匾,橫匾上“旁觀者清”四個字,兩邊的對聯則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而政事堂也應當有一橫匾是“清風徐來”。宋育仁案發后,他悶悶不樂,于是留了一封信給“慰亭老侄總統”,然后攜了周媽徑返湖南。袁乃派王的得意門生楊度代理國史館長。
  王闓運的棄印潛歸,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還有這樣一個插曲:當王抵京就任國史館長時,曾派湖南人譚啟瑞充任國史館辦事,怎知譚對王竟有不滿意處,于是上書當道,告王庇亂,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黃漢湘事為證。黃是另一案牽連被逮。譚的這份控狀,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听到了這個消息,為之大怒,立即上書總統,聲稱國史館內品類太复雜,要求整頓。袁派人去找王,問王如何整頓?王大發脾气,拍著桌子說:因為我沒法整頓,才上書求教總統,現在你們又來問我,真是官僚极了!前面已提到,他在离鄉赴京接任國史館時,有人曾問他,這大年紀干嗎還要做官?他調侃地說:因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紀大了,只好揀容易事去做。可是迨他接任國史館后,才知道做官甚難。第一難是難在經濟,國史館每月固定經費8000元,可是經常兩月不發經費,有一次王館長乃咨文教育部說:“此項經費有類索逋,殊傷雅道。本館長亦不愿累累索瀆,困難如此,不如取消。相應咨請貴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發,請即轉呈大總統,將國史館取消可也。”教育部認為此老詼諧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國銀行,先發國史館經費一月,余則稍緩辦理。王仍然捉襟見肘,深感作官還苦于錢字;第二難是難在應付,自“复辟潮”發生以來,老頭子人人都有复辟的嫌疑,何況像王腦后還垂著小辮子,而他的得意門生,竟是明目張膽的复辟派。宋育仁离京時,他不便親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夫人”周媽代表,結果又搞得滿城風雨。這位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他“做官易”的看法是錯了。于是他把印信先交給曾廣鈞,曾不敢接受,因為印信除了移交時是不能隨便接收的。曾不收,王又交他人,別人也不敢收,交了几個人都不收,最后只好交給他的四媳婦。提起這位四媳婦,也是頂頂大名的。她是楊度的妹妹楊庄,字少姬,是一代才女,嫁給王的四子文育,有一次小兩口吵架,楊度寫信給楊庄說:“夫婦之道同于君臣,合則留,不合則去。”楊庄听了哥哥的話,涕泣求去,急得王闓運頓足搔首說:“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須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婦,做我的女儿如何?”
  楊庄把公公的國史館大印交給他的哥哥楊度,楊才代王轉呈袁,請示辦法。袁派楊為國史館副館長,代理館務。王棄印潛歸,留書告別“慰亭老侄總統”后,便悄然攜了他那個年老貌丑的上炕老媽子回到湘潭。一個是白發垂辮的老頭,一個是小腳老丑的周媽,形影相隨,招搖過市,人人為之側目。王离京后,肅政廳提出彈劾案,責他擅离職守,袁以王年高德劭,不予深究。
  由于全國處處反對复辟,而袁的態度又顯得對复辟不支持,嚇得在故宮的遜清小朝廷有點慌了手腳,忙著在宮中廢除宣統年號,改稱民國3年,除去清朝服制,宮中人員一律剪掉辮子,并且電勸辮子軍大帥張勳,也剪掉了辮子,可是張勳卻沒有听。
  清宮內的負責人瑾太妃,派志錡向袁解釋清室和盛傳一時的复辟運動沒有關系,并且把勞乃宣的一封密奏繳出來以明心跡。同時,請袁派員駐守清宮,查驗出入門照,以免發生誤解。袁自己沒有接見志錡,派總統府的內史監阮忠樞代為接見。
  這是民國三四年之交,這年冬天北京天气酷寒,為三十年所未曾見,守夜的警察凍死了好多人。北京的政局,也如天气一樣低沉,除了复辟案成為政治上一大低气壓外,袁還厲行禁賭和娼禁,好像這兩事執行得很徹底。小醬坊胡同張寓,是梁士詒寓邸的后門口,原是張文達公伯熙故居,賭徒租了作為俱樂部,每禮拜六或禮拜日聚賭其間,達官顯要,富商巨賈,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終,往往雜以扑克和雀戰。突然由于查辦复辟和嚴禁娼賭,這個高級俱樂部也有顧忌。某晚晚宴有梁士詒,主人問梁飯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說:我有兩個月不動手了,為了一時余興,鬧出麻煩來,太犯不上。原來在一個月前,袁曾令內務總長孫寶琦傳諭文武官吏,嚴禁賭博,第一個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詒。孫傳袁的口諭,要大家謹慎些,倘如鬧出事來,是沒法可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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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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