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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廬隱的回憶


  本年5月16日,袁昌英女士在電話裡用感傷的音調報告我說廬隱死了。問她消息從何得來,則說得自《武漢日報》專電。死的原因是難產,詳細情形她也不能知道。我當時雖很為驚訝,但還不相信,因為數年前也曾一度謠傳冰心女士難產亡故,害得我的侄女大掉其淚;後來才知冰心雖然添了一個麒兒,自己依然健在,我們才把心放下,也許女人與生產原不能脫離關係,所以人們謠傳女作家的死,也喜歡用難產這類題目吧。不過謠言自謠言,事實自事實,廬隱的死究竟在幾天以後確實證明了。這幾年以來,新文學作家得了不幸遭遇的很有幾個,以我所認識的而論,則徐志摩死於飛機,朱湘死於江;聞名而尚未見面者而論,則丁玲失蹤,梁遇春、彭家煌病死。現在誰想到生龍活虎般的廬隱也捨棄我們而去呢?我與廬隱曾同事半年,同學二年,雖然沒有何等親切的友誼,卻很愛重她的為人。所以現在除了分擔文學界一份公共損失之外,私人情感上,我的淒涼惋惜的情緒,也不是一時所能消釋的。
  我與廬隱的認識遠在民國六七年間。那時候我正在母校服務,同事舒畹蓀女士(即《海濱故人》中之蘭馨)被委為安慶實驗小學校長,約我去她校教一兩點鐘的功課。她有一天介紹一個姓黃名英的體操教員與我相見,說是北京女子師範的舊同學,這就是後來蜚聲文壇的廬隱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樣動人,身材短小,臉孔瘦而且黃,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鬱無歡之色,與我們談話時態度也很拘束。我們鐘點不同,同事半年,相見不過兩三次,所以我們並不如何親熱。
  民國8年秋季,我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廬隱與我同為錯過考期的旁聽生,不過經過學期考試以後,我們便都升為正班生了。廬隱到了北京以後好像換了一個人,走路時跳跳蹦蹦永遠帶著孩子的高興。談笑時氣高聲朗,隔了幾間房子,還可以聽見。進出時身邊總圍繞著一群福建同鄉,咭咭呱呱,講著我所聽不懂的福建話。她對於同學常戲謔狎侮。於我們古書讀得略多的人更視為冬烘先生,不願親近。她同舒畹蓀一樣,說話時總要夾幾句罵人的話,「屁」字整天掛在口邊。這個極不雅馴的字由她說出來竟變得很有趣。五四運動後與社會運動關係最密切的男學校以北京大學為代表,女學校以女高師為代表。廬隱「騖外」的天性這時候好像得了正當的發展,每日看見她忙出忙進,預備什麼會的章程,什麼演講的草稿,坐下來用功的時候很少。說也奇怪,我平生最瞧不起鋒芒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於廬隱不僅不討厭,竟反十分歡喜。這中間有兩種原因:一則佩服她敏捷的天才。我本來有愛慕與自己性格相反的人的癖性,自己口才澀訥,便愛人家詞鋒的銳利,自己舉動沾滯,見了豪放灑脫的人物,愈覺其不可及。廬隱雖然不大用功,功課成績卻常列優等。她的坐位恰在我前面,每遇作文時,先生發下題目,我們咿唔苦吟,或終日不能成一字。廬隱坐椅子上低著頭,按著紙,筆不停揮地寫下去,頃刻一篇脫稿。她的筆記從不謄錄第二遍,反比我們的齊整完全。她又寫得一筆顏體大字,雖然無甚功夫,卻也勁拔可愛。她愛演說,每次登台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本來操得一口極其漂亮流利的京話,加之口才敏捷,若有開會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為主席或代表。二則廬隱外表雖然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驕傲得難以教人親近,其實是一個胸無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雖然有許多行動不檢點處,始終能得朋友們原諒與愛護,也無非為了這一點。她在同班中結識了三個人,號為「四公子」。一個是王世瑛,一個是陳定秀,一個是程俊英。她的《海濱故人》露沙系自指,雲青、玲玉、宗瑩似乎是分指他們三人。我當時曾有「戲贈本級諸同學」長歌一首,將同級30餘人,中國文學成績較為優異的十餘人寫入。說到她們四人時有這樣幾句話:子昂翩翩號才子,目光點漆容顏美,圓如明珠走玉盤,清似芙蓉出秋水(陳定秀)。亞洲俠少氣更雄,巨刃直欲摩蒼穹。夜雨春雷茁新筍,霜天秋准摶長風(黃英君自號亞洲俠少)。橫渠(張雪聰)肅靜伊川少(程俊英),晦庵(朱學靜)從容陽明峭(王世瑛),閩水湘煙聚一堂,怪底文章盡清妙。
  這首詩既是遊戲之作,所以每個人的好處都加了百倍的渲染,百倍的誇張。「夜雨」、「霜天」兩句形容廬隱文章也覺溢美,不過她那一股縱橫揮斥,一往無前的才氣如何使我傾心,也可以想見了。
  我們進女高師的時候正當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時勢所趨,我們都拋開了之乎也者,做起白話文來。廬隱與新文學發生關係比較我早。她先在《京報副刊》投稿,後來上海《小說月報》也有她的文字。「廬隱」的筆名便在這時候採用的。她做小說也像窗課一般從不起草,一支自來水筆在紙上颼颼寫去,兩小時內可以寫二三千字。但她的小說雖然氣機流暢,筆致爽利,而結構不甚曲折,意境也不甚深沉。我論文本有眼高手低之病,讀過她的小說,口裡雖不能說什麼,心裡總有些不大滿意。記得她第一篇小說《一個著作家》寫好後,她的朋友郭夢良邀集一班愛好文藝的朋友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討論的茶會,我也在被邀之列。我看過稿子後默默不作一語。郭君徵求我的意見,我只好說「游夏不能贊一辭!」座中王品青忍不住一笑,廬隱怫然變色,好像受了什麼打擊似的,這情景我記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現在我還很懊悔,覺得不應當拿這句輕薄話,傷了她的自尊心。10年春我和易家鉞、羅敦偉諸君打了一場很無聊的筆墨官司。羅、易原與郭夢良君相厚,廬隱也就左袒著他們,與我頗生了些意見。從此在班上不大說話。那年的秋天我跑到國外去,廬隱的大文雖然常在報紙雜誌露面,我已不大有機緣拜讀。回國以後,聽說廬隱小說已出了好幾本單行集,接著又聽說她愛人郭夢良已病死,她帶著一個女孩子到處漂流,身世很是悲慘。後來又讀到她編輯的《華嚴半月刊》,和小說集《歸雁》等,我才知道從前意氣凌雲的廬隱於今正在感傷頹廢的道路上徘徊。讀到她那些飲酒抽煙,高歌痛哭的記述,我心裡也很不好過。想寫封信去安慰她一下,只為了不知她確實通信地址沒有實行。前幾年聽見她和李唯建先生戀愛,同渡扶桑,不久有結婚之說。又聽說李君比她年輕,一時「廬隱的小情人」傳為佳話。民國19年我到安慶安徽大學教書,會見舒畹蓀女士和吳婉貞女士(《海濱故人》中之朱心悟),談到廬隱近況。二人異口同聲地批評她太浪漫,並說她從前與使君有婦的郭君結婚已是大錯特錯;現在又與年齡相差甚遠的李君戀愛,更不應該了。我也知道她兩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便是我也覺得廬隱這種行為太出奇。不過我當時竟替她著實辯護了一場。怪她們不應當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十年前廬隱給我的一點吸引力,好像這時候還沒有消失呢。
  21年暑假返上海,友人周蓮溪告訴我廬隱已與李君結婚,現與中華書局總編輯舒新城夫婦同住英租界愚園路某寓。我聽這話不勝快樂,便與周君同去拜訪。記得廬隱那一天穿一件淡綠色撒花印度綢旗袍,淡黃色高跟皮鞋,臉龐雖比十年前消瘦,還不如我想像中的老蒼,只覺得氣質比從前沉潛了些,談吐也不如從前的爽快罷了。李唯建先生那天也見著了,一個口角常含微笑的忠厚青年,廬隱飽經憂患的寂寞心靈,是應當有這樣個人給她以溫柔安慰的。我聽他們曾發表一本《雲鷗情書集》,想討取做紀念。廬隱隨手取了一本簽了幾個字贈送給我。那天我們在她們家吃了午飯。我們談了十年來別後一切,談到現代文壇的種種問題;又談到政治上見解,廬隱對於某種正為青年所歡迎,認為中國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張似乎不大贊成。我問她自己有什麼主張,她卻不肯說了。她那時正寫一本淞滬血戰故事,佈滿蠅頭細字的原稿,一張張擺在寫字檯上,為了匆忙未及細閱。後在武漢大學遇見她夫兄李唯果先生談到這本書,說擬譯為英文表揚中國民族的光榮,但不知為什麼緣故,至今尚未見出版。我辭別她夫婦回家時忘記攜帶《雲鷗情書集》,寫信去討,杳無復音,大約是我將她們門牌號數寫錯的緣故。假滿赴鄂,接到她一封信,要我替中華書局中學教科書撰一篇《雲》的教材。我既懶於做文章,也就懶於復她的信,本來打算今年暑假返滬時,再去拜訪她們夫婦,作整日之談,誰知她已辭別這污濁人寰,還歸清淨了。說起來我真抱憾無窮呵!
  關於廬隱的死,大家同聲歎息。有人說廬隱若不再嫁,何致有生產的事,沒有生產的事,何至於死亡。蕭伯納《人與超人》曾說男女戀愛是受「生命力」的壓迫,無論你什麼英雄豪傑逃不出這一關。我們在社會上本來可以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不過排斥不了生命力的牽掣,許多志大心雄的人物都化為碌碌庸夫了。像廬隱在文壇上已算有了相當地位,生活也可以自己維持,實在沒有再行結婚的必要,而她竟非結婚不可,豈非生命力的作祟麼?這話也未嘗說得不是。不過我們若瞭解廬隱的性格和平生便不忍如此說了,廬隱性格極其熱烈,而據她自傳,少時既失父母之愛,長大後又常受命運的播弄,一個熱情人處於這樣冷酷環境,好像一株玫瑰花種在冰天雪窖,叫它怎樣可以蓓蕾?她創痛的心靈要求愛情的慰藉,正等於花之需要陽光的溫煦呢。在廬隱一切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象牙戒指》主人公沁珠說:「在我心底有淒美靜穆的幻夢,這是由先天而帶來的根性。但同時我又聽見人群的呼喊,催促我走上時代的道路,絕大的眩惑,我將怎樣解決呢?」又說:「從前我是決意把自己變成一股靜波一直向死的淵裡流去。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太愚笨的勾當,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變活,興風作浪。」最後她說:「事實上我是生於矛盾,死於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生在20世紀寫實的時代卻憬憧於中世紀浪漫時代幻夢的美麗,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敗。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暴露出來,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偉大處。
  對於廬隱的創作小說,我還改不了那「眼高手低」的老毛病,不敢故作違心之論的誇獎。至於她的小品文則頗為我所愛讀。《地上的樂園》更可算一首哀感頑艷的散文詩,文筆進步之速,很值得教人驚異。我本來更愛童話和神話體的小說,這篇文字竟使我接連讀了三遍。她若能像她自傳裡所說再活二三十年,她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西洋哲學家說,自然的惰力是天才的阻礙,我們很有希望的女作家竟在這樣一個無端災禍裡夭折了。咳!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原載《文學》,1934年8月1日,第3卷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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